前言

“文化”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术语，其来源可追溯至哲学、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本书中的文化主要指文学，尤其是纯文学。20世纪30年代，英国利维斯主义的代表性观点便把文学看作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载体，视文学为优秀文化的传承。除了文学在文化范畴中的代表性和优秀性外，文学还是音乐、影视、游戏和网游等文化艺术的基础，且文学生产者在文化生产中的自我意识更强。1995年，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一书中指出“媒介文化”一词既意味着文化产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式（即文化），也表明了它们的制作和发行的模式（即媒体技术和企业）。它避免了像“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这样的意识形态术语，同时让人们关注到了媒体文化得以制作、流布和消费的生产、发行以及被接受的循环系统。此用语也打破了介于文化、媒体和传播等研究领域间的人为界限，使人们注意到了在媒体文化体制中的文化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消解了“文化”和“传播”之间的具体界限。实则媒介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媒介呈现方式，以及媒介形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即伊尼斯所言“不同的传播媒介导致社会文明在其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偏向”。

新世纪媒介文化已走过第一个十年，在纷杂的现状中梳理它的发展状况，“媒介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媒介场”对新世纪媒介文化而言，绝不仅仅是发表、宣传的工具，而是深入文化生产机制内部，左右新世纪媒介文化书写和影响新世纪媒介文化样貌、成规与未来走向的动态场域。“媒介场”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借鉴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场域理论。对于何谓“场”，布尔迪厄曾在著作和访谈中都做出过解释。他指出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另外，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之间的客观关系。资本生产了权力来控制场，也生成了一种权力来控制那些界定场的普通功能的规律性和规则，并且因此控制了在场中产生的利润。也就是说，场是多种权力力量或资本力量博弈的场所，而场的特性则是由这些相互作用的力量的此起彼伏的状态所决定的。从布尔迪厄的解释中可以看出：首先，场不只是一个活动的场域，还是各种力量不停地相互作用的场所，而场在不同阶段的特质和状态则取决于其中相互作用的量在不同阶段的斗争结果；其次，场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都拥有一定的权力，权力的拥有又让他们占有了相应的资本；再次，资本可以生产权力，从而控制场。由此，可以界定“媒介场”是不同媒介及其操纵者、参与者依凭他们占据的位置所拥有的权力，一定程度地实现对资本的占有，或者通过占有的资本获得一定的权力，操控影响媒介的性能，并获得一定的资本。总之，任何场都无法离开权力和资本的力量。进入新世纪，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和网络多种媒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明显，并借助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延展媒介的权力，从而实现对文化生产的干预和资本的获得，通过资本的获得进一步延展媒介权力，进一步干预文化生产。新世纪媒介文化的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媒介场实践运作的十年。

目前，学界对新世纪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其特质的发掘上，且大多单向度地关注文本的书写。之前关于媒介与文化的研究要么只专注研究传统传播媒介的变化，如期刊改版潮，出版市场化；要么只关注新媒介，如影视文化，网络文化，但并未关注传统与新兴媒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合力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学界对新世纪文化的关注，最早始于新世纪文化产业研究（金元浦， 2000；花建、叶中强等，2001；王云珠，2001）。随后出现了新世纪文化形态的研究，如新世纪文化与公民身份，新世纪文化表征（张颐武，2003），新世纪文化的缺陷（李普涛，2005）等相关研究。后来，出现了新世纪文化与国家安全，新世纪文化与国家形象（王岳川，2007）等跨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新世纪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的确立提供了依据。但新世纪文化的研究者多是文化产业、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尚无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介入。整体而言，鲜有文章关注媒介场如何借政治场、经济场的权力操控新世纪文化；而关注各种传统与新兴媒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合力对文化生产影响的文章则更少。这些相互交结场域的异质互动，正是改写新世纪媒介文化的真正内因。

新世纪文化刚走过它的第一个十年，纷杂的现状还来不及沉淀，而作为一个媒介文化批评的初入门者想对其发言，必将面临诸多困惑。但从媒介场的领域对当下文化现状进行探索，从而把握新世纪整个文化生产机制的改变，进而了解文化书写的改变，探析现象背后的根源，这一本源性的问题值得挑战。

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文化史意义。新世纪文化具有不同于20世纪文化的异质特征，对新世纪文化的研究既可保持文化研究与文化现状的同步进行，实现对当下文化现实的干预，又可备后人爬梳存照。

2000年，继韩寒的《三重门》热销之后，“新概念作文大赛”又一手打造了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胡坚、小饭、孙睿、蒋峰、恭小兵、周嘉宁等众多“80后”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曾带来过文坛的繁荣，共同构建了2004年的“青春文学年”。他们走进公众视野依靠的不再是传统的文学期刊，而是文学大赛。李寻欢、宁财神、邢育森、安妮宝贝、王小山、南琛、小 e、今何在、萧鼎、天下霸唱、南派三叔、沧月、曹三公子等写手则是通过网络成名的，他们都曾创作了红极一时的畅销书，有些现已成为文学界的中坚力量。文学大赛和网络平台的出现，加速了文化市场的成熟和稿酬制度的变革；文学出版的把关人由编辑变成了策划人甚至书探；创作者由知名作家变成了普通写手，甚至很多畅销书作家从未透露过真实姓名；小说呈现明显的影视化书写倾向，强调对话、动作、场景描写，注重冲突的设置和故事的情节性；青春文学作品出现大量动漫元素；网络写作的集团化倾向；类型文学的繁荣；等等。新世纪文化这些新的异质特征是20世纪不曾出现的，或者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但兴盛于新世纪，如影像化写作。由此看来，对新世纪文化特质的梳理，可保持文化研究与文化现状梳理的同步进行。

第二，新世纪文化生产机制的揭示。本课题通过对媒介场这一视域的关注，可以展现新世纪文化生产过程中，整个文化生产机制的动态运作。

本课题主要分析了新世纪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和网络四大媒介对文化生产的影响。媒介对读者市场的预测，文学期刊的选稿原则，文学出版的把关原则，影视制作、发行原则，网络签约原则，这些都影响了新世纪文化呈现的样貌。读者市场的反馈，图书销售榜，作家财富榜，影视收视率，网络点击率，各种月票榜、更新榜、回帖榜的出现，又直接影响到作者的创作和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文化及网络文化的把关标准。而这四大媒介又相互影响，期刊和出版的影像化选稿倾向，影视对畅销书和网络高点击率作品的改编，网络作品对传统出版与影视改编的渴望，网络作品影像化、动漫化、网游化的创作倾向，等等，这四种媒介早已纠结在一起，并相互借势延展自己的权力。因此，对这四种媒介的整体把握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可展现新世纪媒介文化生产机制动态运作的过程，了解新世纪媒介文化样貌的成因。

第三，多学科动态展现。综合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以整体的、动态的、历史化的方式来展现媒介场作为联结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场域的纽带如何内爆自己的权力，影响媒介文化生产及其发展走向。

媒介场作为一个集合权力与经济利益的文化生产的中间场域，它既影响上游的文化生产，又影响下游的文化传播、文化反馈，进而再次影响文化生产。也就是媒介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干预、影响了文化的整个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主要借助资本的力量扩展媒介权力，进而获得更多的资本利益。而在资本的投入与获得间，媒介借资本与权力实现了对文化的影响。如畅销书生产过程中，书探的出现，书探对读者市场的预测，书探对图书市场出版产品的决策与影响。这些都以利益为源头，又以利益为成败标准，但无论成与败都会影响到文化的书写。成功会招来更多的效仿者，失败将丧失更多的尝试者。春风文艺出版社借畅销书品牌“布老虎系列”与“红月亮系列”的市场地位与影响力，获得了《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的出版权，实现了由市场到权威选本的扩张，清晰地展示了资本如何运作为权力，再转化为更多资本的过程。另有，影像化书写的兴盛，类型文学的繁荣，仍然始于利，终于利。因此，通过探析新世纪媒介场如何系连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场域，进而内爆自己的权力，可预测文化产业化与集团化的进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及规避的可能，实现对文化发展现实与未来走向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