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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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我要上学(1)

在延川“顶门”

郭家沟村位于延川县文安驿川距县城十华里的小山沟,它与阳面的刘家圪村隔河相望,村口面对文安驿川。它与刘家圪、马家店等自然村,共同组成了刘家圪大队。

文安驿川沟深大约七八十华里,背靠延安县与延长县,呈典型的织布梭子型,两头尖细,中间宽展;其流域的山体平缓,川面平整,土地肥沃,是延川县著名的“米粮川”。这条川丰富的毛细血管里容纳了近百个小山村,这些村庄构成了禹居乡与文安驿乡的全部,以及城关乡的大半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插了七年队的梁家河村,也在文安驿川的一个毛细血管里,该村距郭家沟村约有十五六华里的样子。郭家沟村属于城关乡的地盘,它藏在文安驿川靠近县城的山旮旯里,既不显山露水,也方便出行。

1957年深秋,经过快二十年的奋斗的王玉德,终于在郭家沟村扎下深根。他家已经从移民初来时借居的后郭家沟村搬出,在前郭家沟村箍起了一孔新石窑。王玉德的庭院端坐在郭家沟村口的阳坡上,坡底是一股细细的溪水,丁东北流,汇入文安驿河。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庭院的出路很好,它距文安驿川的垂直距离不到三百米,下得坡来,出了沟口,蹚过文安驿河,就能上了走南闯北的大路。应该说,当时王玉德家的院子,在这个共有十来户人家、六七十口人的小山村里还是较为显眼的风景。

王玉宽和儿子卫儿一身疲惫地来到大哥家时,已经是上灯时分。卫儿见到了亲他、疼他的奶奶,也见到了大伯和大妈。吃过晚饭,他和奶奶、大伯、大妈以及父亲挤在一盘炕上早早地睡了。在清涧老家,他和大弟弟“刘”一起睡“沙毡”[14],盖一床补了又补的破被子。而在大伯家,他能单独盖一床新棉被,铺一条新褥子了,这是他有生以来享受到的最好条件。

王玉宽继续认真地做着“走亲戚”的游戏。他在大哥家无所事事地歇了两天脚后,终于在第三天早晨告诉卫儿,他要到延川县城赶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再领卫儿一起回清涧。其实,九岁的卫儿心知肚明,父亲是在撒谎,要悄悄溜走,把自己“卖”给大伯为儿。这本来是个撕心裂肺的情景,懂事的卫儿却装着答应了父亲的“谎话”,把眼泪咽到肚子里。

很多年后,路遥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时,第一次披露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情。

我知道,父亲是要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趁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七岁(指七周岁——笔者注),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15]

《尚书·君陈》言:“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现代心理学认为,五至七岁是人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心理积淀将形成一种定势,成为影响个体性格和行为特征的重要因素。幼年时期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留在延川上学,就要在心理上接受和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陕北有“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说法。王家堡村和郭家沟村相差一百多里路,王家堡村属于无定河流域,郭家沟村属于秀延河流域,这两地人们的生活习性与语言习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就这点而言,卫儿的感觉非常敏锐,郭家沟村的大小孩子们也非常敏锐。村里的孩子们把这个操着清涧口音的男孩,叫“外路脑子”[16],甚至公开挑战与示威。对此,开始试图融入郭家沟村的卫儿,也尽量采取一种克制与容忍的态度,保持适当的距离。但他毕竟是个孩子,又忍不住孩子们各种乡间游戏的诱惑,迫不及待地参与其中。矛盾终于在一次“打瓦片”游戏中爆发。本来,卫儿赢了游戏。但村里大男孩骂他,“私孩”[17]“为儿货”等各种恶毒的乡间污言涌出来。卫儿这时再也控制不住情感,和这个男孩摔到一起,并把这个男孩的头打破,直到大人们走过时,才把他们拉开。这次打架,给郭家沟村的孩子们上了一课,这个“外路脑子”心“残火”[18]着哩。这次打架,也让卫儿打出名声,村里小孩再也不敢公开欺负他了。

当然,“私孩”与“为儿货”的恶毒词语不得不令卫儿警惕。这也说明他到郭家沟村来的目的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只不过大人们心照不宣,而小孩们却有口无心地说出来了。事实上,除了白天与村里小孩的玩耍外,卫儿更要直接面对大伯与大妈。大伯是善良与厚道的“受苦人”,“外来户”的身份,早已经让他养成了小心处事、谦让待人的性格。村里不管有什么红白事情,他总是乐意忙前忙后。在郭家沟村经营了十几年,他已经有了不错的人缘,也有自己的“拜识”[19]。没有儿女,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俗话说“养儿防老”,弟弟玉宽送来的卫儿,就是自己今后的儿子,自己死后继承香火的儿子。大妈李桂英因没有养活自己的亲生儿女,本来就心虚理短,她也十分卖力地讨好卫儿。事实上,卫儿已经拥有初步判断力,与大伯、大妈保持着小心翼翼的平衡关系。大伯、大妈千方百计地把卫儿的心拴住,绝口不提“顶门”为儿的事情;卫儿也善于察言观色,十分“有眼睛”,从不在大伯、大妈面前提出过分要求。

在卫儿初到郭家沟村的适应期里,奶奶起了很好的亲情黏合作用。卫儿自幼就跟奶奶生活,是奶奶抚养他到四五岁。后来,奶奶到大伯家了,他才重新“归队”,睡回到父母的窑里。现在来到完全陌生的郭家沟村,最亲的亲人自然是奶奶了。他甚至是每天晚上睡觉时,搂着奶奶才能入睡。

曾任《陕西日报》记者的路遥兄弟王天乐生前接受采访时,证实了奶奶当时在路遥初来郭家沟村时的重要性:“尽管养母非常喜欢这个侄儿,时不时给卫儿用仅有的粮食做点可口的饭菜,但他还是感到有些孤寂,好在奶奶也住在伯父家里,使他的心里感到一丝慰藉,每天晚上,他总是搂着奶奶睡觉。在养母的眼里小路遥又懂事又听话。”[20]

在陕北农村,成年人“顶门”为儿、继承香火是件天大的事情,往往要有家族的长辈主持仪式来确认。顶门为儿之人要叩头行礼,改口称呼所顶门户的父母,全心全意承担养子的责任与义务;而被顶门的父母,要在此后视养子为己出,绝不能偏心偏眼,对养子不好。不然,村里人会骂,这家人对养子都不好,会绝户哩。当然,养子与养父母要解除关系,也必须在一定的场合有个说法。不然,村里人也会骂这个养子是个“白眼狼”,连畜生都不如。倘若顶门人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双方大人要以一定的契约形式确定关系,抱养孩子的一方,要给被抱养孩子的一方经济补偿。然而,卫儿过继给郭家沟村的大伯,却没有这里面的任何形式。相反,卫儿还是以“大爹”[21]与“大妈”的称谓叫着自己的大伯、大妈。大妈有一次小心翼翼地试探卫儿:“从今后你就叫我妈,郭家沟就是你的新家。”不料,警惕的卫儿却说:“我妈说我只能叫你大妈,让你们供念书才到你家。”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出卖了王家堡村那里亲妈的如意打算。大妈听到此话打了个冷怔,心里自然不舒服。她也给丈夫偷偷地诉说,结果遭到丈夫的谴责。王玉德心如明镜,顶门为儿是个难肠事。卫儿已经九岁了,要让他改口也难。叫什么倒不重要,关键是自己和婆姨死后,能有个后人挖个坑埋了,不至于让野狗啃了骨头。在王玉德的包容下,卫儿一直没有改口,直到长大成名后,他仍然叫自己的养父母为“大爹”与“大妈”。

1958年的新学期开学,王玉德领着卫儿到村小学报名。郭家沟是刘家圪大队的一个自然村,全刘家圪大队只有一个设在马家店自然村的马家店小学。马家店小学坐落在散漫的刘家圪大队各个自然村中间,是用一座废弃的庙宇改建的。学校共有三孔窑洞,教师办公室占一孔,其余两孔则挤了四个年级——一二年级复式班占一孔,三四年级复式班占一孔,学校的院子很小,只好长期“借用”河滩当操场了。

当时,马家店小学只有一位叫刘正安的男老师。王玉德告诉他,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侄儿,要在村里上学。刘老师考了卫儿几个笔画稠的字。因为有在清涧上了几天学的底子,卫儿会认,也能写正确,老师同意作为“插班生”,跟着上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那时,全国农村小学是秋季入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正好在春夏学期。学籍注册时,老师说“王卫儿”是个小名,也太土,得起个官名。王玉德说:“我们不识字,先生你给起一个吧。”刘老师顺口说:“把卫字带上,填上个国字,王卫国。将来念成书,长大了参军,保家卫国,说不定还能当个大官、军长!”老师这一说,王玉德自然高兴。卫儿心里也热乎乎的,老师说当军长,首先是个大官,就像电影上那样腔子[22]上挂了个望远镜,手一挥,千军万马,冲啊!……他下定决心,要好好用功,把书念成,长大当个“军长”!

从此,卫儿正式改名叫“王卫国”,成为延川县马家店小学的一年级学生。这个叫王卫国的男孩,既聪明也用功,学习上如鱼得水,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前几名。当时,马家店小学只能采取复式班教学方式——即高低年级混搭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先上高年级的课,再上低年级的课,低年级的辅导由高年级学生来完成,这是教学资源紧缺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法。王卫国同学在一年级时,已经有精力听老师讲二年级的课了,三年级时已经能听懂四年级的课了。等到学期结束,总能拿回奖状。

这时的王卫国,已经完全融入新的环境。上学时他和村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下课了,他与同学们一起嬉戏、打闹;放学了,他也与小伙伴一起打猪草、砍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而王玉德两口子也竭尽全力来供小卫国念书。那时,社会上今天搞“大跃进”,明天搞“反右倾”,农村人的光景过得紧紧巴巴。好在他们家四口人中只有一个小孩,想想办法日子总能凑合着过。小卫国在郭家沟找到了幸福生活,他也不怎么想念老家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他在郭家沟村待了一年多时,头一回坐一辆大卡车回了一趟王家堡村,再后来就很少回去了。王玉宽两口子也因家庭拖累大,很少去郭家沟看望儿子,小卫国对父亲的印象十分淡漠。

当然,这个既理性又敏感的男孩,也有跟养父母闹别扭的时候。路遥病逝后,大妈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一个事情:卫儿十二虚岁那年,因一件小事,与大妈闹起了别扭。大妈骂了他几句,他一赌气跑了,并扬言要回清涧家去。天黑了,大妈仍不见他回家,赶紧去找,出了村子不远,发现他独自坐在村口的石碾盘上,往小河里一块块地扔小石头。大妈问他:“你不是要回清涧去吗,怎么坐在这里?”小卫国噘起嘴,半嗔半恼地说:“我从来就没有那种坏毛病!”[23]

路遥病逝后,他的同村同学、作家刘凤梅回忆道:“童年的路遥是淘气的和富有个性的。那一次,他与一个大他三岁的孩子打架,尽管是两人联手,还是被打败了。他俩不服输去找那个孩子的家长算账,却没能如愿,就双双趴在人家的门框上呜呜地哭。这是受了委屈的宣泄,也是不甘罢休的挑战。因为他们不像一般孩子那样受了欺负,要不害怕了,从此躲着对方;要不告诉家长,让家长替自己‘报仇’。永不认输,这就是童年路遥留给我的印象。”[24]这就是小卫国的性格。他既拥有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强大自控能力,又永不服输,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这种性格与其年龄不相匹配,它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与特定家庭相互挤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性格。而这种特殊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与人生走向。

“半灶生”王卫国

在马家店小学上了几年学后,王卫国于1961年夏考入延川县城城关小学高小部。1960年代初,延川县的小学设置是:各个大队有自己的初级小学,学生要上五六年级,只能通过统考到公社办的高级小学里上。刘家圪大队属于城关乡,王卫国通过统考考到城关小学高小部。

城关小学在延川县城的“堂坡”上面,是在古代“文庙”旧址上建起来的,它是全延川县最早兴办的国民小学,也是延川县教育资源配置最好的小学,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贵族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90年代,这所小学一直以招收县城学龄儿童为主。当然,该校在“文革”前专设的“高小部”也招收过从城关乡各个大队小学考入的“高小生”,王卫国就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