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们”到底是谁

欧文和格洛丽亚已经为他们的“美国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们都是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孩子。尽管出身卑微，但是他们一路奋斗，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了大西洋城广受赞誉的成功人士。两人在十几岁时相遇，安安稳稳地度过了高中生涯。随后，欧文被杜克大学录取，但是不久后他便入伍为国效力，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他动身前往训练营时，格洛丽亚也一同前往，并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战争一结束他们就结婚了，接着很快生下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他们长大后都成了非常成功的律师。欧文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他和格洛丽亚居住的房子。当欧文进入房地产业，格洛丽亚也与他携手创业。他们善于经营，头脑敏捷，投资购买了好几个停车场，后来，赌场业在大西洋城兴起，这些停车场便成了人人都想得到的宝贵资产。欧文和格洛丽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两人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休假。

然而，在欧文67岁那年被确诊患了前列腺癌，而且已经发展到了晚期。不久之后，欧文不幸去世。欧文的死对格洛丽亚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人们在面对突然而至的巨大不幸时，可能会伤心欲绝，但是只要他们能够挺过去，通常都能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格洛丽亚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在她之后的人生，格洛丽亚一直沉浸在失去老伴的痛苦中无法自拔，而且她的心智和记忆力也在慢慢地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以前，她是一个魅力四射、机敏睿智的能干女子——虽然有时也会有点杞人忧天。但是自从欧文去世后，她就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他人感受，甚至有些刻薄的人。

格洛丽亚的朋友们无法忍受她的这种转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她，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她到底怎么了？她的家人则不得不勉强容忍她的坏脾气和无理行为。人们对她的心智和行为变化的解释大多集中在神经生物学方面。或许格洛丽亚患了某种老年痴呆症？但是除了记忆力不断消退这一点之外，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可以证明。还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她长期服用的用来抵御悲痛的药物损害了她的神经？然而格洛丽亚本人并不这么想，她知道问题所在，是欧文的离去让她觉得日子简直生不如死。我之所以这么清楚，是因为她一有机会就会告诉我她这个想法——她就是我的祖母。她认为自己的心早就彻底碎了。多年以后，我问父亲，到底是什么导致她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回答道：“在你祖父去世的那一刻，她也死了，在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亲眼目睹过我祖父母的生活，他们堪称所有成年人的典范。他们的婚姻生活稳固而健康，是彼此的终身伴侣。年少时，我在爷爷欧文亲手建造的那幢房子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我注意到，他们相处时，彼此之间是那么的体贴、那么的相亲相爱。我还注意到，他们是如何融洽地与周围每一个人相处的。如今，就像当年的欧文和格洛丽亚一样，我和妻子也从事着同样的行当，我们的办公室只相隔不到10米。我从爷爷奶奶那里得知，这就是幸福。为什么只需要保持稳定的关系，就能够让人感到幸福？为什么当这种关系消逝时，或者深爱的人离开人世后，会让人感到生活毫无意义，甚至于生不如死呢？当失去所爱之人时，我们的大脑会让我们感受到巨大的痛苦，它为什么要如此建构呢？对痛苦的这种强烈感知会不会是我们的神经结构中的一个“设计缺陷”呢？

我和妻子在过去10年里所做的研究表明，大脑这种反应机制根本不是一种“缺陷”，恰恰相反，它对我们的生存意义重大。当我们的社会连接（social connection）受到威胁时，经过进化的大脑马上就能以体验身体疼痛的方式体验这些威胁。通过激活特定的神经回路，大脑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肉体上的疼痛，而社会痛苦（social pain）激活的也是同样的神经回路。人类体验和感知社会痛苦的能力是我们的孩子得以生存下去的保证，它会促使孩子们更接近自己的父母。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之间的神经连接，也让始终与社会维持联系成为人的毕生需求，就像对食物和温暖的需求一样。考虑到大脑应对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时的反应十分相似，整个社会在对待正在经历着社会痛苦的个体时，是不是应该采取某种与现有做法有所不同的举措呢？我们通常不会要求某个断了一条腿的不幸之人“直接把这件事忘记就行了”。然而就社交方面的损失给一个人带来的痛苦而言，这类反应却是再常见不过的了。

我与其他一些学者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完成的研究表明，我们实际经历社会痛苦的方式与我们自己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直观地认为，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但我们的大脑处理这两种痛苦的方式却很相似。

本书将集中探讨人类大脑的三种主要的适应，它们促使我们与社交圈联系得更加紧密，并且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连接去建立更具凝聚力的团体和组织。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背后的神经机制的重叠就是这三种适应中的第一种，它确保我们的一生都将受社会连接这种动机的驱动。

怎样选出一个总统

1984年10月21日，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他的竞选对手、曾经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性的总统竞选电视辩论。里根总统一直很受欢迎，但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在意他的年龄，对他的支持也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坚定了。他在三个星期之前那次辩论中的拙劣表现，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心智健康问题的担忧。如果里根总统成功连任，那么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在位总统（在参加这场总统辩论的时候，他已经73岁高龄了）。但是这种担忧似乎是多余的，里根在最后一场辩论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人们普遍认为这场辩论是这次总统大选的转折点，辩论结束后，更多的选民决定支持他，而且他们的支持态度也变得更加坚定了。最终，里根总统在这次选举中以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大获全胜。

里根是怎样在辩论中向选民们证明他仍然能够随心所欲、如臂使指般地运用自己的各种才能的？在阐述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时，他有没有试图有意展示自己的博学多才？有没有通过在外交政策或税收制度等敏感问题上大力攻击蒙代尔来展示自己的优势？没有。是里根的幽默感使他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是他在辩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机智以及脱口而出的妙语连珠使得他再次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人气不断攀升。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有力反驳是，里根被主持人问到年龄会不会成为选举中的一大问题时，当时里根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不会在这次竞选中拿年龄问题来做文章，因为我不会利用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蒙代尔当时已经56岁了，他当然绝不可能真的年少无知。蒙代尔后来评论道，就在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

那天晚上，将近7000万美国人观看了这场辩论，之后人们确信“吉佩尔”（Gipper，里根总统的昵称）仍然拥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任何一个担心里根总统心智健康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那个晚上我们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说真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里根总统自己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现场的几百名观众让我们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更具体地说，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传送出来的这群观众的笑声改变了我们对里根的看法。

社交天性实验室

社会心理学家史蒂夫·费恩（Steve Fein）抓住了这个时机，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在这场辩论结束后，他请一些没有观看过现场直播的人来观看里根总统在辩论时的录像剪辑，其中一部分人观看的录像剪辑是未经处理的，他们可以看到、听到现场观众的反应，就像在看直播一样；而另一部分人观看的录像剪辑是经过消音处理的，他们听不到现场观众的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人听到的总统的辩词全都一样。那些在观看录像剪辑时能够听到笑声的人们认为里根强于蒙代尔。然而，那些观看了没有笑声的录像剪辑的人的反应却截然相反，这些观众认为前副总统蒙代尔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认为里根风趣幽默，并不是因为里根在辩论中表现出了幽默风趣的一面，而是因为那一小群在现场的“陌生人”都认为里根幽默风趣。我们其实是被一些容易忽略的社会暗示所影响了。

现在不妨想象一下，假设你正在观看这场辩论（或许你已经看过了），你认为现场观众的笑声会影响到你对总统候选人的评价吗？在今天的总统大选辩论直播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CNN）每时每刻都会在屏幕画面的下方显示出一小群人对总统候选人的看法，你会受到显示在屏幕下方的这些数据的影响吗？它们会影响你的投票决定吗？我猜大多数人都会说不会。在决定谁才能担任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时，少数现场观众的反应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这种猜测似乎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人性理论”以及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为是一个思想完全独立、不可能会受到这种影响的人。然而，我们很可能错了。每天、每时、每刻，别人都在通过无数种我们无法识别或者感知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影响呢？

我们脑中的这些灰质为什么会如此急于通过观众的反应去理解里根的意思？或者说，我们的大脑为什么会如此容易“轻信”他人？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之前，先让我们花点时间来体会一下“读懂”别人的想法、从别人的言谈举止中辨别出他们的性格有多么困难。思想、情感和性格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能靠推测，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到。对他人的思想状态做出判断可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在的里根还是几年前的里根吗？他的心智能力会不会已经开始退化了？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神经生物学上的检查，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现在这个里根与几年前的里根的差异呢？每个人每天都会像这样猜测别人的心思。这个任务是如此具有挑战性，以至于人类进化出了专门应对这项任务的神经回路。

尽管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智人（homo sapiens）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抽象推理能力，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的优势或许应该归因于我们可以进行“社会的”思考。伟大的思想几乎总是需要人们发挥团体合作精神才能付诸实施、开花结果。而团体、组织要想发展壮大，则需要以一定的社会连接和基础设施为基础。拥有了社会推理（social reasoning）能力，我们就可以建立和维护社会连接和基础设施。人类的大脑中有一个专门负责这种心智解读（mindreading）的神经网络，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大脑三大适应中的第二种适应。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社会推理与其他类型的推理似乎并无差异，但是负责社会推理和非社会推理的神经系统却明显可以被区分开来，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部分时间内这两个神经系统的运行几乎毫无一致性可言。在一般情况下，你的神经网络对非社会推理越开放，对社会推理也就越封闭。社会思考（social thinking）与非社会思考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越专注于某个问题，他（或她）就越有可能会疏远或者忽视就在自己身边、能够帮助他（或她）解决问题的人。也就是说，非社会性的问题解决过程虽然可能很有效，但同时也可能会干扰以群体需求为指向的社会思考的神经回路。

然而，尽管大脑中存在着一个专门负责社会推理的系统这个事实很重要，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观看总统辩论时会如此轻易地受到现场观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推理系统似乎也失效了，使得我们对辩论的认知遭到了扭曲。我们头脑中的某个部分似乎错误地把观众的笑声，当作了里根的心智能力和精神活力的有效指标。为什么我们要用别人的判断来代替自己的判断呢？这并非是我们的一时糊涂。世界上充满着这种笑声，还充斥着其他类似的语境线索，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进化造就的大脑确保我们能够获取、接受我们周围的信念和价值观。

在东方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敏锐地感觉到别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能成功地与别人协调一致；当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会远远超越个人单打独斗所能取得的成绩总和。我们可能会认为信念和价值观是我们身份的核心部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我将会在下文表明的，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时候就已经偷偷地潜进了我们的大脑里。

我在研究中发现，个人信念的神经基础（或者说，负责自我信念的脑区），明显与主要负责允许他人的信念影响自己的信念的某些脑区相互重叠。对社会影响来说，自我更像是一条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而不是我们曾经认为的坚不可摧的“私人堡垒”。我们拥有的这个被社会塑造的自我意识常常会导致我们去帮助他人（甚至可能多于帮助我们自己），这就是我将要讨论的第三种主要的适应。

大脑中的“社交网络”

大多数有关人性的解释完全忽略了人的社交天性。当问人们到底是什么使得我们人类变得如此独一无二的时候，他们脱口而出的通常是一些经得起检验且相当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语言”“理性”“对生拇指”。然而，人类社交天性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至少2.5亿年的哺乳类动物身上，当时恐龙刚刚开始悠然漫步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的社交天性被一次又一次地融入了自然女神投下的一系列“赌注”当中，这个过程贯穿了整个哺乳类动物的进化历史。这些赌注通常都以适应（adaptation）的形式出现，它们之所以能够被自然选中，是因为它们促进了哺乳类动物的生存和繁殖。

就我们人类而言，这些适应加强了我们与周围人的情感连接，增强了我们预知他人心思的能力，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与他人进行协调合作。我们会因遭受社会损失而深感痛苦，会因现场观众的笑声而深受影响，这些并非偶然。我们经常把进化过程描述为设计人类所拥有的这个现代大脑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深入他人心灵、与他人进行互动而设计的。这些都是设计特点（design features），而不是设计缺陷（design flaws）。在人类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的过程中，这些社会适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些社会适应也让我们觉得有些神秘。对于每个人自己的社会连接，我们在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盲点。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用来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理论，然而这个理论却是错误的。本书的目的是阐明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我们”到底是谁，并且告诉读者怎样才能更精确地理解人的社交天性，以便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的进步。

对人类社交天性的真正洞见在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快速发展，这是现在大多数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效率都十分低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任何一个社会机构都或明或暗地与某种世界观，即“人类社会到底是怎样运行的”有关。归根结底，世界观就是一些关于人类天性中的各种“齿轮和杠杆”的理论，任何一个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机构的运行都要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当我们的学校、企业、运动队、军队、政府和卫生保健机构以一些错误的理论为指导时，它们就不可能发挥出所有的潜能。这些理论错就错在未能正确地描述我们的社交天性。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某个组织内部的团队。团队领导人应该如何去思考其团队成员的社会福祉呢？如果团队成员彼此之间有了紧密的社会连接，会不会导致他们更热衷于社交活动，因而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或者会不会恰恰相反，当团队成员之间有了紧密的社会连接之后，大家也许会觉得应该为自己团队的成功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呢？对于上面这些说法中的哪些可能是真的，任何一个团队领导人都必须心中有数。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影响团队领导人管理团队的方式。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忽略团队成员的社会福祉很可能会影响团队的整体绩效（甚至有可能会危及个人健康），至于个中的具体原因，我们往往无法事先猜到。

现在，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社交网络，比如Facebook和Twitter，它们各有优势。与互联网一样，人的大脑内部也存在着多个“社交网络”，它们都由一系列脑区构成，共同促进我们的社会福祉。这些神经网络都有它们自己的强项。从脊椎动物到哺乳类动物，再到灵长类动物，最后到智人的这段漫长的进化历史上，这些神经网络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相继出现的。而且，在我们从婴儿成长为少年的过程中，上述各个进化阶段也会按照原来的次序全部重演一遍（见图1-1）。本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将分别讨论这些社会适应。

连接。在拥有大脑新皮层的灵长类动物出现之前，哺乳类动物与其他脊椎动物分离开来，并且进化出了感知社会痛苦和社会愉悦的能力，从而使我们的幸福与社会连接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就人类而言，这种适应在一个人的婴儿时期就体现了出来，婴儿迫切需要保持各种各样的社会连接（特别是与父母，尤其是与母亲的亲密关系）。而且，终我们一生，我们都需要社会连接。（这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详见第3章和第4章。）

心智解读。灵长类动物已经进化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能够理解他（它）们周围同类的思想和行为，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保持社会连接、进行策略性互动的能力。就人类而言，在蹒跚学步的幼儿时期，一个人的社会思考能力就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且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物种的成年个体。有了这种能力，人类就能够创建各种各样的群体和组织，它几乎可以让我们的任何一个想法都能得以实施，也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周围人的需要和愿望，从而保证整个群体顺利地前进。（这是本书第三部分的内容，详见第5～7章。）

协调（harmonizing）。自我意识是人类最近才收到的“进化礼物”。虽然从表面上看，自我似乎是一种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且有可能会增强个体自私自利倾向的机制。但实际上，自我却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凝聚的强大力量而发挥着作用。在进入青春期前的一段时间和整个青春期里，青少年们会非常关注他们的自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接受周围事物的影响，逐渐成长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因此，连接主要与我们渴望成为一名社会人的欲望有关，而协调则指一系列神经层面的适应，它们允许群体的信念和价值观影响其中的个体。（这是本书第四部分的内容，详见第8章和第9章。）

在下文中，我将分别阐述上述各个网络是如何塑造人的社会心理的，然后再讨论一些对任何一个科学发现都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怎样通过有效的途径，运用我们了解到的东西去改善这个世界？怎样以社会适应为指导，去组织群体生活以增进个体的幸福感，把人们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我将会就上述三个人生阶段来回答“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我会在第10章分析怎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连接，并以此来提升个体的幸福感。第11章将探索如何才能使工作场所更加适应我们的社会连接，领导者怎样才能把已知的有关社会脑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以提升员工的士气、改善工作环境、提高生产效率。在第12章中，我将会探讨一系列改善教育的方法，尤其是初中教育，因为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都在急剧下降。虽然人类天生具备高度社会化的能力，但是我们所在的组织却不会主动来适应我们。我们本来是一枚方形（具备社交天性）的钉子，却身不由己地被固定在一个圆形（非社交性的环境）的孔中。各种社会机构注重的通常是人的智商和收入，而不太在意驱动我们的社会因素。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我将提出一些适当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幸福、更富有成效。社会脑能够教会我们很多东西。

令人望而生畏的脑科学

我刚开始涉足大脑领域的研究时，完全是一个门外汉。最初，我对哲学最有兴趣，后来却获得了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我之所以要在本书的开头部分就提到自己这段经历，是想让读者明白，虽然我很高兴自己最终对大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脑科学确实是一门令人望而生畏的学科，下定决心从事脑科学研究并坚持到底并不容易。

大脑决定了我们到底是什么，它非常令人着迷；理解了大脑，也就掌握了解开许多未解谜团的钥匙。人类大脑是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系统。人类大脑由数以亿计的神经元组成，每个神经元都与其他神经元相连接，创建了一个我们无法估量的纷繁复杂的神经“交通网络”。更加糟糕的是，大脑的每个部分都是以可恶的拉丁文来命名的。（然而更让人抓狂的是，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居然可以有好多个拉丁文名称！）在花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神经科学后，我才不再对大脑感到完全不知所措。

在本书中，我自始至终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每章都只涉及一个脑区或大脑系统；我将会告诉你，你对这个脑区或者大脑系统需要知道些什么。但是我的焦点会始终集中在如下这一点上：围绕这些脑区展开的研究在我们的思想、心智、社交天性和“我们是谁”这些方面，可以告诉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