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认识自我——人生最难得的是认识自我
【五明，是我们做人毕生的追求，但须知这追求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达到的。五明的根本是明身，而明身的根本是认识自己，可就是这基础的基础，却也是最不容易实现的。所谓『知人易，知己难』。】
第一节由《论语》谈自知之明
第二节《道德经》中认识自我
第三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第四节禅宗的自观自静
第五节知人易，知己难
第六节《谏太宗十思疏》的警醒味道
第一节由《论语》谈自知之明
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梁漱溟
民国时，北京大学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导师，其国学造诣精深，被称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先生是国学大家，对国学各门类，尤其是儒学有着精深的见解。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五明国学，梁漱溟先生是我们不能绕过的一个人，而讲到梁漱溟先生对儒学的见解，则首推《论语》。
梁漱溟先生在讲论语的时候，他着重讲了如何看待自己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了解自己、认知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梁漱溟先生曾经如是说。而在《论语》当中，我们也随处可以看到能够印证梁先生这句话的词句。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些词句都向我们昭示着孔夫子对于自知的重视。《论语》里面还有这样一段：
孔子问子贡说：“你和颜回哪一个的学识更强呢？”子贡回答道：“老师，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啊？他能够以一知十；我听到一件事，只能知道两件事而已。”孔子听完微笑着对子贡说：“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啊！”
人贵有自知之明。不错，一个人有多大的才能不重要，关键是要选择能够和自己才能匹配的工作，而这就需要对自己的才能有充分的认识。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才是一个本事最踏实的人。
上学的时候学古文，学过一篇名为《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文章。这篇出自《战国策》中的文章就很好地为我们说明了什么叫作自知。在文章中，有这一段描写非常引人注意。
邹忌与住在同城的徐公都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一天清晨，邹忌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大步走到镜子面前仔细端详自己。他觉得自己长得的确与众不同，于是随口问妻子：“你看，我跟城北的徐公比起来，谁更漂亮？”他的妻子回答说：“您长得多漂亮啊，那徐先生怎么能跟您比呢？”
邹忌有点不相信，城北的徐公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自己恐怕还比不上他。所以他又问他的妾：“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呢？”他的妾连忙说：“大人您比徐先生漂亮多了，他哪能和大人相比呢？”
第二天，有位客人来访，就顺便又问客人说：“您看我和城北徐公相比，谁漂亮？”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先生比不上您，您比他漂亮多了。”
邹忌如此做了三次调查，大家一致认为他比徐公漂亮。可是邹忌是个有头脑的人，并没有就此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真的比徐公漂亮。
过了一天，城北徐公到邹忌家拜访。邹忌第一眼就被徐公那气宇轩昂、光彩照人的形象怔住了。他偷偷从镜子里面看看自己，再调过头来瞧瞧徐公，更觉得自己长得比徐公差。到了晚上，邹忌躺在床上，心里反复地思考这件事。既然自己长得不如徐公，为什么妻、妾和那个客人却都说自己比徐公漂亮呢？想到最后，他总算找到了问题的结论：“原来这些人都是在恭维我啊！妻子说我美，是因为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怕我；客人说我美，是因为有求于我。看起来，我是受了身边人的恭维赞扬而认不清真正的自我了。”
人是社会动物，因此只要是人就难免会有一点功利心，会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由于种种原因，别人所提出的看法却未必都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总是用别人的坐标系来确定自己的位置，那么就会因此迷失了方向。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而是在征求别人对自己评价之前，他先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进而以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作补充，查漏补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够保证一路沿着自己的人生之路顺利地前行。
梁漱溟先生以国学之道教导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论语》以圣人之言为我们记录下来自知的重要，而在生活中，作为明身的基础的自知之明，则需要我们各自去实现。
第二节
《道德经》中认识自我
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季羡林
北大著名学者，已经故去的季羡林老先生，是一位让人尊敬且怀念的人。季先生一生为学谨慎，为人却颇具侠义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季先生有这样一句话：“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季羡林先生的谦虚是人所共知的，但对于自知这个品质，他为何反而不但却之不恭，还要自我标榜呢？道理很简单，季先生这是在拔高自知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以便让我们后人认清自知之明的重要性。
其实不仅仅是季羡林先生，对于自知的重视，我们中国古今历来一贯。前面章节我们讲述了儒家和孔夫子对于自知之明的重要，而在孔夫子之前，崇尚自由无为的道家，也同样表示了他们对于自知之明的重视。
《道德经》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一点翻译就是：知道了解别人的人有智慧，明白了解自己的人有明见。战胜别人的人有力量，战胜自己的人有强志。知道满足的人会富足，顽强坚持力行者有志气。不失根本的人才能长久，身死而道存才是永生。
老子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既要求我们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又要求我们要有知己知彼的智慧。老子认为，如果一个人有智慧却不能自知，那么他的心中就会滋生出奸恶的妄念来。世界上有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能自知，而逞智慧，妄图以己之智去控制指挥别人，却不知道一定会被别人嘲笑。
在这段话之前，老子还有一段是“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这句话是告诉我们，有些人自以为聪明的，以为自己了解别人，便使尽心机，谋取私欲满足私欲，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不知适度，自然早死了。
所以，“自知”在道家的理念中，表现出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知足。知道自己人生的维度，知道自己生命的分量，进而学会满足。
古人说，“知足者常乐”。一个不懂知足的人，他永远也不知足，多了还要更多，欲望不断产生新的欲望，最终成了欲望的奴隶。像这样的人，哪有真正享受自己人生的机会呢？
在先秦时期，有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堪称不世出的天才，聪明绝顶，果敢坚毅，对天下大事了若指掌，对身边左右一目透之，在外出征对敌人战无不胜，对内理政足以驾驭群臣。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可以成为智人的人却不自知，他对自己的性情没有把握，对自己的欲望没有把握，最终成了欲望的奴隶，从而葬送了他的王朝。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纣王子受。
相传，纣王刚刚即位不久，有一次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他的大臣同时也是他叔父的箕子听到这件事之后，进谏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纣王听了箕子的话不以为然，箕子见劝谏无效，就带着族人奔辽东去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真如箕子所料。纣王荒淫无度，造肉林酒池、鹿台炮烙，终于激起国人的怒火，最后死于不义。
《道德经》上说：“知足之足，常足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存在太多能够诱惑我们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会激发我们的欲望。所以，我们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认清自己，当发觉欲望在不断膨胀的时候，应该及时收敛，将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知足者身贫而心富，贪得者身富而心贫。知足常乐，乐什么呢？就是乐我们的心富，虽没有多少财产，收入也没有在职的高，但我们心无牵挂。可是今天有些人，明明过着很好的日子，却总是不知道知足，瞧着别人的好就厌弃自己的差。这样的人，即使事事都如他心意，他也总是能够找到不快乐的理由来。
第三节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据说每个人需要一面镜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不过，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镜子；不自知的东西，照了镜子也没有用。
——钱锺书
如果论做人的智慧，当代国学大家钱锺书无疑是令人称道的一位。钱先生的智慧体现在他的学识上，体现在他的处世上，更体现在他对自身的认识上。
自知之明，这是钱先生非常看重的一个品质。在钱先生看来，自知就如同人内心里有一面镜子，随时可以照出真我。其实不仅仅是钱先生，我们古代的先贤先哲也是一贯追求自知的。
这一点在我们很多国学的典籍中都有体现。《荀子》中说：“自知者不怨天。”《淮南子》上说：“所谓达者，非谓知彼也，自知而已。”这都是在提倡认识自己。
今天，我们讲五明国学，这五明里面，明身是第一位的，而在明身里面，认识自己又是第一位的。认识自己的人，才可以称之为明，对自己了如指掌了，知道自己的斤两了，这样的人，才不至于把自己引入歧途当中。
我们发现有些人，他们做事似乎从未错过，那么处世似乎从未出现过纰漏。他们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让我们认为他们没有缺点。但，他们真的没有缺点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缺点，进而不去做那些可能不好的事情罢了。
钱锺书教授学富五车，享誉海内外。如此难得的学者，也有其敬佩的人，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是一位。陈寅恪先生学术修养极高，尤其国学知识更是渊博，被称为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大学问家。对于这样一个国学大师，钱先生是推崇备至的。
然而，当陈寅恪先生的后人找到钱锺书先生，请求他为已经故去的陈寅恪先生刻写墓碑时，钱先生却婉言拒绝了。原因何在？钱先生不攻书法。
钱先生虽然是国学大家，写得一手好字，但终究不是专攻书法的大家，尤其是不善于写大字。而墓碑上的字又非常考验书法功底，如果写得不好，倒不如不写。因此，即便他心中想为自己崇敬的陈寅恪先生做一些事情，但此事却只能不恭敬地推却了。
其实，这不是钱先生第一次拒绝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钱先生的一生中，他只专注地做学问、写文章，其他方面很少涉足。这大概是因为钱先生明白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又有哪些，有些事情虽然做一做也无妨，但终究是没有把握，所以不做也罢。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钱先生却之不恭地为陈寅恪先生题写了墓碑，虽然不至于写差，但比之书法大家肯定是有很大差距的，那么人们在凭吊陈先生的时候，不免就会为钱先生的字惋惜，不免有“钱先生学问虽然高明，但字却不怎么高明”的想法。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其短处和缺陷，短处和缺陷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拿着短处当长处，拿着缺陷当完美。
有些人整天以为自己英明，但其实未必是真的聪明，而总是觉得自己愚笨的人，也未必真的愚笨。前者往往是自作聪明，后者则往往是大智若愚。大智若愚的人，慢慢地会发觉自己的聪明，而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则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愚蠢。
因此，但凡是要成就一番事业，自知之人总是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会选择自己擅长的事情去做，而把不擅长做的事留给别人。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是刘邦的一句名言，从话里话外，我们能看出刘邦对自己的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
大凡做大事的人，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这就更要求他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一个不能清醒认识自己的人，必定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这样的人做事向来死板固执、难以变通，不懂得清醒判断，不懂得审时度势，因此也就不能很好应付可能遇到的问题。
再者，一个不能清醒认识自己的人，也不会是一个能够使用好人才的人。因为在遇到问题是他们总会在心里先拿定一个主意，然而他的主意又未必是正确的。当他的主意与具体办事者发生冲突之时，他就会刚愎自用地觉得自己是对的，这无形之中就给人才戴上了枷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再专业的人才，也是没有办法把工作做好的。
因此，我们的读者，无论是做领导的、开公司的、搞学问的，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都要明白自知这个道理。要学习钱锺书先生对于对自己不擅长的事情退让的做法，因为一个人只有真正地认清了自己，看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擅长的事情专攻，不擅长的事情不做，如此才会避免类似拿着缺点当优点的笑话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第四节
禅宗的自观自静
所用的培养方法应该能够引起内在快乐的活动；不是因为能够得外来奖励而快乐，而是因为它本身有益健康。
——梁宗岱
我们这一章主要在讲认识自我，在儒家的思想中表现更多的是对于自身的了解，在道家思想中表现更多的则是对欲望的控制，而作为另一个重要的国学门类，释家禅宗的认识自我，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发现自我、寻觅平静人生的态度。
禅宗讲修行，把修行看作一种顺应佛法的生活，而在修行的过程中，人又能领略到佛法，从而获得大彻大悟。那么，禅宗要彻悟什么呢？是生死？是得失？抑或是成败？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讲，这些选项或许并不重要。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通过修禅，获得一种心灵的解脱，告别尘世的烦恼，让自己的人生变得轻松而快乐起来。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佛法告诉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寻觅。人生种种烦恼苦痛，根源在于人的内心，因而解决方法便是去彻底地认识自己的内心，掌握自己的内心。禅宗有个著名的词汇叫作“自观自静”，说的就是这种修行法则。
传说在唐朝时，西域的崛多三藏法师曾经到过中原地区，还曾与六祖慧能有过交往。有一年，崛多三藏法师北上远游到达了五台山，看到一个僧人正在结庵静坐。
崛多三藏法师上前问道：“你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干什么？”
“观静。”那僧人回答。
崛多三藏法师又问道：“观者何人，静者何物？”
那僧人匆忙行礼，请教法师说：“这话该作怎么讲？”
法师说：“你何不自观自静？”
听了法师的话，那僧人茫然不解，愣在了当场。
“何不自观自静？”这便是得道高僧与普通僧人的差距。精神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够从外处得到，那么也一定能够从内心得到，但有些人却偏偏忘记了内心的重要，去外界观静以获得宁静，那何不去内心探寻呢？这样的安静似乎还更容易得到一些。
自观自静，对于这个问题，曾任教于北大的当代著名诗人梁宗岱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所用的培养方法应该能够引起内在快乐的活动；不是因为能够得外来奖励而快乐，而是因为它本身有益健康。”一个人，若能寻觅内心的安宁，那何处不能静呢？做出一副观静的模样，这又是做给谁看呢？
史书记载，唐朝有些读书人很喜欢去终南山隐居。你也去我也去，把好好的终南山搞得乌烟瘴气的，那里仿佛成了一个文人聚居的集市，丝毫没有与世隔绝的味道。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去终南山归隐呢？道理很简单，终南山离长安比较近，能够随时掌握朝廷的动向，也可以将自己的名声传播到朝廷当中去。这样一来，朝廷无论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读书人都能够知晓，方便他们下山再谋取功名。
在山上做修行状，其实不过是为了博得一个隐士的名声，其内心其实是没有脱离名利的。这些人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观静给别人看。
自静需要归隐吗？在很多人看来是需要的，这也就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梭罗的《瓦尔登湖》能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作品。因为人人都期望能够从梭罗归隐的经历中找寻一些启示，让自己也能够得到心灵的升华，得到自静。
然而，佛却告诉我们，自静并非是这么难以做到的。自观自静，自己了解自己的内心，遣散自己心中的物欲，那么自静也就实现了。
《处处经》上说人生的善恶殃福，如大海之沙不可复计。既然不能够计算，那就干脆不要计算好了。我们生活中的喧嚣不能一一摆脱，那就干脆不要试着去摆脱不就好了。只要内心保持一份宁静，那人自然也就宁静下来了。
五代时有名的布袋和尚有首佛偈说：“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其中深意就是让人学会解脱，而解脱的方法是什么呢？自观！束缚自己身体的，是你自己的心灵，那么想要获得人生的轻松与宁静，那就首先要掌握自己的内心。解铃还需系铃人，自静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第五节
知人易，知己难
我决不反对一个人对自己本能的爱。应该把这种爱引向正确的方向。如果把它引向自命不凡，引向“天才”，引向傲慢，则会损己而不利人。
——季羡林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两种人，这两种人都很聪明，但结局也都很悲惨，至少也得遭遇一个惨淡的人生。
这两种人的前一种是这样的：深谋远虑、算无遗策，对世事人情看得都非常通透，做什么事都能表现出成熟的手腕，是天生的智者。然而，他们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犹豫，在需要决断的大事面前，他们过于谨慎，从而坐视机会溜走。譬如：三国时的蜀国丞相诸葛亮，明朝时的辽东督师孙承宗，都是此类智者的典型代表。
对于这前一种人，我们表现得更多是一种同情和惋惜。当然，还会一些深深的敬意，毕竟他们确实是不世出的智者。
而后一种人则不然，他们同样具有过人的智慧，也同样有着成熟的做事手腕。但，不同于前者的谨慎，后一种人则是过于“大胆”，更深层次的表现就是太相信自己，相信得有点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对于这后一种人，我们表现出惋惜的同时，也不免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活该如此”的恶念来。
北大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我决不反对一个人对自己本能的爱。应该把这种爱引向正确的方向。如果把它引向自命不凡，引向‘天才’，引向傲慢，则会损己而不利人。”季羡林先生的话，就很好地为我们指明了这后一种人身上的毛病。
曾经任职于北大，在文学方面有突出造诣的，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周作人就属于后一种人。
周作人早年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其文学及翻译造诣之高，一时为人称道。但与高才气相“匹配”的是，周的身上也有着很多非常大的缺点。周的学问很杂，但除了翻译一门并无精通，但他却自认为自己是个通才，事件万象无所不知。尤其对政治，他有着浓厚的兴趣。
周作人这种自以为是的毛病如果放在太平盛世倒也无伤大雅，但是放在民国，尤其是中日战争时期，那可就显得非常突出了。终于，在自以为懂得几番政治道理和亲日情结的作用下，一代文学大师走上了汉奸的不归路，永远地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对于周作人这种自以为是的毛病，很多同事、朋友都看在眼里，也给他提过醒。周作人却认为是别人糊涂，拒绝承认自己的缺点。这就难怪老友张中行用“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这句话来评价他了，胞兄鲁迅先生也痛斥他这个“不争气”的弟弟：“昏！真昏！”
周作人是昏的，他被人唾弃也是罪有应得的。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周作人的昏和诸葛亮的谨慎，其实是同一种缺点，那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同的是，周作人的不能认识自己是看大自己、自命不凡，而诸葛亮的谨慎则是看小自己。
看大自己或看小自己，这是很多聪明人都容易犯的毛病，而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毛病存在，才使得这些聪明人的人生中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瑕疵。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帮他们看清敌人、看透世事、看懂学问，但唯独无法帮助他们看懂自己。
五明，是我们做人毕生的追求，但须知这追求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达到的。五明的根本是明身，而明身的根本是认识自己，可就是这基础的基础，却也是最不容易实现的。
所谓“知人易，知己难”。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知人已经不算是很容易了，它需要人拥有过人的智慧，但要知道，即便有如此的才智，也没有达到明身的最高境界。因为在知人的后面，知己还需要更高的才智。
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应该是站在客观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够真正认清楚自己。可是就像季羡林先生说的那样，人都是有“对自己本能的爱”的，在这种本能的爱的引导下，人不免会在心里为自己粉饰一番，多打几个分数，而这样一来，自己的形象也就被扭曲了。
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看自己，就像是在山中看山一样，看不清容易，看得清难。但也正是因为难，才更使得我们应该那样去做。须知当你把自知做到如知人一样客观的时候，那你便成了真正有智慧的人。
第六节
《谏太宗十思疏》的警醒味道
几上微尘拂不尽，天边霁月浩无边。
——任继愈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明君，他的“明”字体现在其文治武功上，更体现在他的谦虚纳谏上。
魏征是太宗贞观时期最能够规谏他的铮臣。贞观十一年，魏征上书太宗，规谏太宗要做好十个重要的方面自我检查，这封上书就是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
在这篇闻名于世的奏疏中，魏征写道：“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我们可以看一下，魏征这所谓“十思”，其实就是一个全面的自我检查。
唐太宗究竟做到了魏征所要求的没有呢？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太宗做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只做到了一部分的太宗就已经堪称明君了，由此可见，魏征的要求不免有些苛责。
然而，在评论其苛责之余，笔者又换了一个角度思考了一下。我们，尤其是做领导的，做人行事时，身上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而这些毛病我们能够发现，有些则不容易发现。对于不容易发现的毛病，我们该怎么做呢？
魏征的这个“十思”，看起来是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人，但想一想，不正是因为有这样圣人的标准，才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身上的缺点、毛病吗？
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去体检，全部流程走完，他必然会拿到一张写满数值的体检报告。这些数值反映出什么呢？这个人是有病还是没病呢？那就必须找一个详细的健康标准表来比照。虽然，完全健康的人可能并不存在，但用这个详细的健康标准表来帮助人比照自己，从而发现健康问题早做防范，这不是很正常的做法吗？
据说，“北大三老”之一的任继愈先生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几上微尘拂不尽，天边霁月浩无边。”任先生已经作古，他写这两句诗的本意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但是，笔者不揣冒昧地试着用自己的思想解析一下，这或许就有着一种自己警醒、自我鞭策之意。桌子上的微尘，任你如何拂拭，也没有绝对干净的时候，但你看那天边的皓月不用擦拭，却永远洁白无瑕，照彻天地。人对于自身也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自己身上永远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更要“法古今之完人”，在一个完美的标准面前发现自身的不足，进而改正掉。
任继愈先生在国内学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和声望。但，这样一个学界泰斗，却为自己刻了一枚篆有“不敢从心所欲”六个字的印章。任先生刻此章有什么深意呢？
原来，《论语》上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意思是，人到了七十岁，经历的事情多了，成长也足够了，因而可以实现“即便是从心所欲，也不会逾越规矩”的状态了。
然而，任先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即便到了七十岁，也仍然有很多毛病和不足，仍然要警醒自己、完善自己。因而，他的印章上刻“不敢从心所欲”。
任继愈先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人非圣贤，没有人身上没有毛病，有的时候旧的毛病改掉了，新的毛病却又生出来了。面对这样的人生，我们是不能够麻痹大意的，要时刻警醒自己，要经常参照古今的完人检查自己，要时时刻刻对自己有全面的了解，如此才会避免因小毛病而让人生扭曲。
魏征用一篇《谏太宗十思疏》帮唐太宗成为有道明君，我们没有唐太宗的地位，身边也不可能出现魏征这样的诤臣、诤友，因此我们就得学会自己检查、自我警醒。为自己拟定一个完美的做人标准，然后照着标准去要求自己。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自我苛责、自我砥砺、自我警醒，这似乎已经成了我们中国古人的惯例。我们学习国学，就是为了从古人的身上找到现实意义。所以，无论我们有多高的地位，有多大的成就，都不要自命不凡、自认完美，须知只有时时谨记警醒自我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最接近完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