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求知的人
现代的不宽容，就像古代高卢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第一种也许最为普遍。它存在于每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在小村子和古镇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
我们家的老马，前二十五年在考利镇温暖的马厩里过着安定的生活，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西港同样温暖的谷仓去，理由是它一直住在考利镇，熟悉这里的一木一石，因此知道每天在康涅狄格州的舒适土地上漫步时不会被陌生景物吓到。
我们的科学界迄今为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波利尼西亚群岛早已不复存在的方言，却令人遗憾地忽视了对狗、猫、马和猴子的语言的研究。不过，假如我们懂得一匹名叫“杜德”的马与从前考利镇的邻居说过些什么，就能听到一场空前激烈的关于不宽容的大爆发。杜德已经不是小马驹了，它有自己的主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所以它觉得考利镇的礼节、习惯和风俗都是合适的，而西港的礼节、习惯和风俗则完全不对，到死它都这样认为。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让人们无主见地、荒唐地向往“过去的好日子”，让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了不舒服的衣服，让这个世界充斥着废话，也让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
不过即使这样，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还是无害的。
我们大家或早或晚都会因为这种不宽容而遭罪。在过去的几代人中，这种不宽容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如今它又是使渺无人烟的地方出现永久定居点的主要原因，不然，那些地方到现在还会是一片荒芜。
第二种不宽容更为严重。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他对事物的一无所知而变得极其危险。
但是，他如果为自己的智力欠缺寻找借口，那就更为可怕。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要塞，自我标榜一贯正确，他站在险峻的要塞顶端，向所有的敌人（也就是不同意他偏见的人）挑战，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有这种苦恼的人既无情又卑鄙。他们常年生活在担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酷暴虐，喜欢折磨他们憎恨的人。正是从这伙人当中首先冒出了“上帝选民”的念头。况且，有这种幻觉的受害者总是想象他们与无形的上帝有某种关系，并以此来壮胆，为自己的不宽容辩护助威。
比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因为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因为我们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不！他们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他们凑到一起召开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周，详细研究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当最后的判决宣布时，丹尼这个也许只搞了些小偷小摸的可怜虫俨然成为犯下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因为他胆敢违反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予上帝的特选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这种意志）。对他执行判决成了神圣的职责，法官也因为有勇气审判撒旦的同伙而无比荣耀。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个极为致命的幻觉所蛊惑，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这种例子并不鲜见。
一群又一群的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上千名可怜的牺牲者受难，他们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还觉得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件光彩的事。
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还会反对，因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沦丧。也许他们自己本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以此为豪。丹尼·迪弗尔站在潮湿寒冷的晨光里，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魔鬼的裤子，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定地走向执行绞刑的市场。公开处决一结束，围观的人们便回到舒适的家里，饱餐了一顿熏肉和豆角。
这难道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所想所行是正确的吗？
不然他们怎么能是观众呢？怎么不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
我承认这个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但却很常见，也很难反驳，人们确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不会明白自己可能会犯错。
剩下的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它是一种嫉妒的表现，就像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后教导人们，靠屠杀十几只牛羊是不会赢得全能上帝垂青的，于是所有靠寺庙祭祀谋生的人都诽谤他是危险的革命者。耶稣还没有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就找理由将其处死了。
几年后，圣保罗来到艾菲西斯，宣扬一种会威胁到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当时珠宝商通过制作和出售当地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发财，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儿要用私刑教训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谋生，而另一些人却要把人们从一座寺庙引到他们支持的另一座寺庙，他们之间一直都存在着公开的冲突。
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必须要记住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会遇到三种不同形式的不宽容中的一种。而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三种情况常常同时存在。
一个组织如果掌握了雄厚的财富，控制了方圆数千英里的土地和成千上万农奴，就会把全部怒气发泄到要重建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民身上，这很自然。
这样一来，消灭异端邪说就变成了经济上的需要，它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不过，还有一种人也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为了了解教会当局对哪些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采取了错误态度，我们必须回到若干个世纪之前，看看最初的一世纪至六世纪的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
野蛮人的入侵像无情的洪水席卷了欧洲大陆，在混浊的污水中还杂乱无章地矗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但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瓦解，书籍被浪潮卷去，艺术也在新的无知泥潭中被遗忘。收藏品、博物馆、图书馆和慢慢积累起来的大量科学资料全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来点燃篝火。
我们有公元十世纪图书馆的一些书目。至于古希腊图书（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它被视为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就像如今的墨尔本那样遥远）的拥有者，在西方也非常稀少。这样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书的确是没有了。学者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煞费苦心，但找到的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中极少章节的译文（译文也很拙劣）。想要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找不到老师教授，只剩下几个希腊修道士，他们在拜占庭的神学争吵中被迫出走，逃到法国或意大利避难。
拉丁文的图书倒是不少，不过大部分是四世纪和五世纪成书的。所剩无几的古人手稿被无数次抄写复制，如果不耗费毕生心血，研究根本无法看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欧几里得一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幸免外，其他的书在任何图书馆中都找不到，更可悲的是，人们再也不需要这些书了。
那时统治世界的人用敌视的眼光看待科学，根本不鼓励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独立探索，更不用提医学和天文学，它们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丝毫没有实用价值。
现代人要理解这种情况实在太困难。
二十世纪的人都信仰进步的思想，并不在乎其是对是错。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能让世界变得更完美，但都觉得应该尽力一试，因为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是的，进步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有时，这个信念似乎会成为国家的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不会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希腊曾经幻想创造一个充满乐趣的美好世界，但是这个美梦仅仅是可怜的昙花一现！动荡的政治无情地摧残了它，席卷了这个不幸的国家。以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凝视着曾经一度是乐土的废墟，凄惨地认为人间的任何努力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空。
另一方面，罗马的作家从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得出了结论，他们从人类的发展史中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趋势。罗马的哲学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壁鸠鲁，他们兴致勃勃地教育年轻的一代，是为了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
之后基督教来了。
人们关心的重点从这个世界移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立即坠入黑暗的深渊中，毫无希望地忍受着一切。
当时的人被说成是邪恶的，天性和癖好都是邪恶的。他们沉沦于原罪之中，在原罪中出生，在原罪中生活，最后在对原罪的悔恨中死去。
但是，旧的绝望与新的绝望之间存在着差异。
希腊人坚信（或许是这样）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有教养，还为那些不幸的野蛮人悲伤。但是他们从不认为因为自己是宙斯的选民，就与其他民族有所区别。
相反，基督教从未脱离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旧约》当作自己信仰的圣书之后，便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的衣钵，认为他们的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种官方教义的人才有被拯救的希望，而其他人注定要沉沦。
有些人缺乏精神上的谦卑，相信自己是成千上万同类中最受上天宠爱之辈，上面所说的思想当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代，这种思想使基督徒成为联系紧密、自成一体的小社团，他们在异教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漂荡着。
对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和其他致力于把基督教教义写成典籍的早期作家来说，这片水域所连接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最后的希望是要到达安全的彼岸，在那儿建立上帝之城。至于其他地方的人希望完成或要达到的事情则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关于人的起源以及时空界限的全新概念。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掘的秘密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坚信，随着基督的诞生，一切古老又有价值的东西都已土崩瓦解。
比如关于我们地球的问题。
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从根本上反对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他们赖以生存的小圆盘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专门创造的临时栖身之所。它的产生过程很简单，在《创世记》第一章中记载得一清二楚。
到了需要确定上帝偏爱的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大型古物、被掩埋的城市、灭绝的怪物和已经变成化石的植物遍布各地，不胜枚举。但这些东西可以被驳倒，可以被视而不见，可以被否认或直接说不存在。这一切做完后，再决定创世的具体日期就很容易了。
在这样的宇宙里，万物都处于静止状态，它从某年某月某时开始，又到某年某月某时结束。地球的目的独一无二，对于只关心一般规律、时间空间的永恒和无限问题的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而言，没有他们探索求知的任何余地。
的确，许多科学家争辩说，他们在内心里是上帝虔诚的儿子。不过真正的基督徒都更加明确地认为，如果真心诚意地主张要热爱和忠诚于信仰，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籍。
有一本书就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逗号、每一个冒号和每一个感叹号都是由受到神的启示的人记录下来的。
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要是知道世上存在着这样一本圣书，里面包括各种晦涩难懂的民族史、令人怀疑的爱情诗、半疯半痴的先知描绘的虚无缥缈的梦幻，以及对出于某种原因而惹恼了亚洲许多部落神灵的人连篇累牍的恶意痛斥，那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三世纪的野蛮人却对“文字”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连续几届教会会议当成无懈可击的经典推荐给他们时，他们便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把它看作是人类已经知道或希望能够知道的一切，谁敢在摩西和以赛亚规定的界限之外去探索，否认存在天国，谁就会遭到他们的谴责和迫害。
甘愿为原则献身的人毕竟有限。
然而，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望是无法抑制的，积蓄已久的精力必须有发泄的地方。结果，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培育了另一株弱小的知识幼苗，后来它被人们称为“经院学派”。
这要回溯到八世纪末。法兰克国王丕平的妻子伯莎生下了一个儿子，他比好人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称作是法国民族的守护圣人。路易王之所以被称为好人是因为老百姓为了解救路易王不得不交付了约八十万土耳其金币。为了感谢百姓的忠诚，路易王曾恩准他们建立自己的法庭。
这个孩子受洗时被命名为卡罗鲁斯，在许多古代宪章的结尾处都能看到他的签字。他的字显得有些笨拙，对于拼写他一向都马马虎虎。他幼年时曾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但他的手指在跟俄国人和摩尔人作战时患了风湿病，所以很不灵便，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写字的念头，请来当时最好的书法家当秘书，替他签字。
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在整整五十年里只穿过两次“市民服装”（罗马贵族穿的宽大外袍），但他引以为豪。不过他真正了解到了学习的价值，把他的王宫变成了私人大学，教授他的孩子和其他官员的子女。
这个西方的新皇帝周围汇聚了许多名人，他自己也很喜欢跟众人一同消遣。他非常尊重学术民主，甚至放弃了礼节，还像大卫兄弟那样积极参加各种讨论，允许地位低下的学者与他辩论。
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讨论的问题时，自然会联想到田纳西州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所选的题目。
至少可以说这些人是天真的。公元800年的情况的确如此，公元1400年的情况也差不多。这并不是中世纪学者的错，应该说他们的头脑和二十世纪的人一样好。他们的处境与现代化学家和医生相同。尽管他们享有调查研究的充分自由，所做所说却依然受限于1768年出版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原因是当时的化学还是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科目，外科也经常被人拿去和屠宰相提并论。
结果（我有些混淆了自己的比喻），中世纪的科学家尽管有巨大的智力潜力，但试验的范围却很狭窄，就像在一辆旧汽车的底盘上安装一台罗尔斯·罗伊斯[4]的先进引擎，一踩油门就会出现一连串的故障。等他能按交通规则安全驾驶这台古怪的东西时，事情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了，即使耗费巨大的精力，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当然，出类拔萃的人对不得不遵循的客观速度是非常着急的。
他们千方百计要摆脱教会鹰犬的不断监视。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著作，证明他们坚持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的反面也是存在的，为的是让内心深处的思想能流露出来。
他们做出各种掩人耳目的伪装。身穿奇装异服，屋顶上挂满了被掏空内脏后塞满防腐材料的鳄鱼标本，架子上摆满了装有怪物的瓶子，在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以便把左邻右舍从前门吓跑，这样他们便得到一种名声，说他们是人畜无害的精神病人，可以信口雌黄而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的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伪装，即使在今天，我们也难以判断他们的真正意图。
若干个世纪以后，新教徒也和中世纪教会一样，对科学和文学毫不宽容，这里就不赘述了。
大宗教改革家们可以痛快地疾呼咒骂，却从没能把恫吓转化为反抗的具体行动。
罗马教会却不然，它不仅有镇压异教的实力，而且时机成熟时便会付诸实施。
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和不宽容理论价值的人，上面所说的差别并不重要。
然而，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受鞭刑，这对于那些不得不选择的可怜虫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时他们没有勇气表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启示录》中野兽名称的纵横填字谜上，我们也不必对他们太过苛求。
我敢肯定地说，如果在六百年前，我绝对不敢写现在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