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术界

与狄龙镇相比，哈佛大学让我感觉更自在。在哈佛，最重要的是创意。电话簿大小的课程指导手册上列出了多种多样的课程，从梵语到生物化学，再到中世纪艺术，无所不包，我觉得简直难以置信。在第一学期，我选择了数学、物理学、创意写作、日本历史与文化，以及一本关于犹太史的研究生课程。我之所以选择日本历史与文化，是因为我对亚洲充满了好奇心，但知之甚少。之所以选择犹太史课程，是希望它为我提供一个看待犹太民族遗产的视角。

我在韦尔德宿舍楼的室友包括一位足球运动员、一位越战老兵和一位数学奇才。我们都有一点紧张，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学习成绩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未来的生活。我和几位新朋友喜欢在校园里面逛逛，希望能在新生里面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逐渐了解了坎布里奇这个地方。书店里面的书多得我无法想象，每次过去，都要在里面看上几个小时。我有时去咖啡馆，那里有一些民俗歌手的表演，有时去电影院看亨弗莱·鲍嘉和劳伦·白考尔主演的电影，有时也会打桥牌，一直打到很晚才作罢。

课程刚开始时，我很兴奋，但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基础有多差，尤其是与那些毕业于精英式私立高中（比如菲利普斯安多佛中学或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或顶级公立学校（如布朗士科学高中）的学生相比，更是相形见绌。我的背景知识，尤其是数学与物理方面的背景知识，与同学们相去甚远，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学。我第一次物理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时，无异于给我当头棒喝。我课堂上认真听讲，但下课后却没有下很大功夫。我心想，不会有问题的。考试上午9点钟开始，我早上起得早，大约7点半就起来了，这样在开始考试之前还能抱着书再突击式复习45分钟，这比我在高中时期的备考时间长多了。当然，我没及格。其他几门成绩好一些，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

哈佛大学的奇特校历救了我。秋季课程在圣诞节前结束，但是期末考试直到1月中旬才开始。假期和考试之间的几周，被称为“复习迎考期”。在此期间，学生将完成学期论文，并为期末考试做准备。当假期开始之际，我收拾好课本，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回狄龙镇。我的心情可谓是既担心，又沮丧。回到家之后，睡觉、吃饭和复习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再回到哈佛，也继续努力复习备考。最后，我在物理期末考试中拿到了B，与之前期中考试的成绩相比，提高了很多，我深受鼓舞。日本历史与文化的期末考试成绩也是B，其他课程都是A。我下定决心再接再厉。

当初竭力说服我上哈佛大学的肯·曼宁经常来看我，请我出去吃饭，询问我的近期状况。我读大一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了。他跟位于郊区地带的布鲁克莱恩镇上一个犹太家庭关系很近，曾经邀请我过去参加救赎日的活动，但我对那些活动的兴趣没有他强烈。我的民族遗产是值得骄傲的，但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教徒。

在我上大一那年，哈佛大学仍然是抗议越战的中心。1969年，也就是我到达哈佛的两年前，一个名为“民主社会学生会”的政治组织占领了“大学楼”（University Hall）。这是哈佛校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最后，拿着警棍和催泪瓦斯的警察结束了那次抗议。1971年，我到哈佛时，抗议还在继续。有一次，抗议者在哈佛园内连续数天24小时不间断地击鼓。当时，作为一个来自小镇的17岁青年，我的政治意识并不强烈，甚至有点幼稚。我用一种超脱的视角看待反战抗议，认为这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然而，到1972年2月，也就是我大一那个学年将要结束之际，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抽签的结果（第335号）表明我不大可能被征召入伍。事实上，抽签结果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1973年越南战争就结束了，抽签征兵模式也随之结束。

大一结束后的那个暑假里，我回到了狄龙镇的家里，到“边境之南”找了份服务员的兼职。“边境之南”最初只是一个啤酒摊的名字，这个啤酒摊是狄龙县一个名叫艾伦·谢弗的犹太人于1949年创建的。当时，与狄龙县毗邻的北卡罗来纳州颁布了禁酒令。他就是利用了这个事实才萌生了卖酒的想法。在数十年间，“边境之南”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商业服务区，面积达数平方英里，包括汽车旅馆、露营地、墨西哥阔边帽形状的饭店、游乐园、爬行动物室内展览区以及销售烟花、沙滩用品和纪念品的商店。它的广告牌，往北延伸到费城，往南延伸到佛罗里达州代托纳海滩，以吸引那些冬季迁徙到南方的候鸟族。

虽然“边境之南”这个景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南卡罗来纳州似乎与周围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但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数以百计的工作机会。很少有当地人会在那里吃饭，因为价格太贵了。在那里做服务员虽然比在工地上干活儿轻松多了，但也是个苦差事。由于有小费，我比之前在工地上挣的多了许多。这份兼职有利于改变我的害羞性格，因为如果你想多得小费，就不得不与人们多聊上几句。我发现较之于北方人（我们称之为“扬基人”），南方人显得更为友好，但北方人给小费比较多。我在那里总共工作了两个暑假，来回都是开我外祖父那辆1964款的“普利茅斯猛士”。工作时，我身上会披上一件具有墨西哥风情的披肩。我的同事们有学生，有利用暑假挣点外快的当地老师，也有一些“老兵”，这些人一般都是中年女性，成年累月地在那里做服务员。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狄龙镇的种族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但“边境之南”的餐馆一般不存在种族隔离现象，在很早之前，各个种族就能享受那里的服务。有一次，在将近10个小时的轮班快要结束时，在门外迎宾的女老板迎进了一对黑人夫妇，让他们坐在一个餐饮区里，但显然她没有意识到那个餐饮区的女服务员已经下班回家了。我本来应该为他们提供服务，但由于时间太晚了，我也想回家，便忽视了他们。他们在那里等了将近20分钟，最后那个黑人男性把菜单甩在了桌子上，他们便起身离去了。他们之前肯定也在其他地方受到过种族歧视，被拒绝提供服务，所以，他们那次肯定也会这么认为。其实，那一次没有得到服务与他们的种族并没有关系，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时至今日，我每次想起那件事就充满了很大的愧疚感，我希望能当面向他们道歉。

暑假结束后，我回到了学校，开始读大二，并搬到温思罗普宿舍楼，一直住到了大四结束。虽然我暑假挣了点钱，但手头仍然紧张。我和一位室友为了多挣点钱，就在宿舍楼下的地下室开了个小店，做汉堡和奶昔。店里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通常会播放棕熊队或凯尔特人队的比赛。当时的波士顿和现在一样，体育运动也很风靡。

鲍比·奥尔效力于棕熊队，戴维·考恩斯和约翰·哈夫利切克效力于凯尔特人队，卡尔·雅泽姆斯基效力于红袜队。我们尽可能经常地去看比赛。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是红袜队的铁杆粉丝。

我刚进入大学时，曾经想过主修数学，但很快便明白我既没有天赋，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难与哈佛大学数学方面最优秀的学生相匹敌。事实上，我的问题是我对一切都感兴趣。我记得，我曾经先后考虑过把数学、物理学和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而且我也很喜欢我在大一那年选择的创新写作课程以及大二那年选择的莎士比亚研究课程，所以，曾经考虑过做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但这种想法持续时间很短。

在大二那个学年的秋季，我最终决定主修经济学专业，选择了代码为“Ec 10”的“经济学导论”课程。授课教授为著名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费尔德斯坦授课的地点往往都是能够容纳数百名学生的大礼堂。事实上，很多教学工作是“小组制”的，每个小班都是由高年级的本科生、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担任“组长”。我的“组长”是李·琼斯。他现在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很感兴趣。他帮助我认识到了经济学是一个很挑战智力的学科，可能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我可以同时追求对数学和历史的兴趣。在大二学年的春季，我最终将经济学申报为了主修专业。

在哈佛大学的前两年内，我只修了“经济学导论”这一门与经济学相关的课程。于是，我决定奋起直追。在大三那年的秋季，我注册了四门经济学类课程。其中一门是“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分析”，是由资深教授戴尔·乔根森执教的。他后来成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很有智慧，性情沉稳，讲话语速快，但很清楚。他对我很好，大三和大四那两个暑假里，他雇我做他的研究助理。他还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职业发展建议。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用计算机程序与穿孔卡片建立经济数学模型。

当时，乔根森的工作重点是研究能源经济学。这是20世纪70年代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因为当时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造成了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与衰退。我在他指导下所做的研究工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奠定了基础。我那份论文探索的内容是政府的能源政策对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我以本科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与乔根森合作完成了我平生第一份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们分析了实施天然气价格上限政策的影响，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些政策抑制了新的供应，阻碍了天然气开发，以至于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乔根森被邀请向国会做证，他带着我一起去。

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哈佛大学1975年最优秀的经济学学士论文。虽然我大一那年过得马马虎虎，但毕业之际，却取得了经济学专业最优等的成绩，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的一员。我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学金，这意味着无论我去哪儿读研究生，国家科学基金会都将支付我研究生前三年的学费和费用。我的目光盯上了麻省理工学院，那里的经济学博士课程被普遍视为世界上最好的。但我担心如果我放弃哈佛大学，而选择麻省理工学院，乔根森可能会不高兴，但他说：“你需要去最好的地方。”

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的距离虽然只有一英里左右，也就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但这两所学校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我认为，哈佛大学陶醉在其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而麻省理工学院却没有这种情绪。那里的文化和课程以理科和工科为主，学生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修“软学科”。（后来，我作为一个研究生助教，辅导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本科生学习一门数学理论应用非常多的经济学课程。我问他们为什么选修这样一门课，他们告诉我说这门课符合麻省理工学院对于本科生人文素质的要求。）有一个笑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两所学校的差异：大概在这两所学校中间的位置有一个颇受欢迎的百货商店。店前的广告牌上写着“5罐汤1美元”。一个学生走了进来，问道：“10罐多少钱？”店员回答：“你是来自哈佛不会算账，还是来自麻省理工而读不懂？”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课程的授课地点在斯隆商学院，位于校园最东边，在肯德尔广场和查尔斯河之间。今天的肯德尔广场遍布科技公司、高档公寓和各种饭店，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低矮的仓库和其他没有任何特色可言的建筑物，唯一能引起食欲的地方就是饭店，但那里的晚饭总是给人一种油腻感。即便如此，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仍然蜂拥而至，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类研究生课程。

在一个以工科为主的大学里面却存在一个顶尖的经济学科，的确有点令人意外。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类学科的发展史上，1940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当时，年轻的保罗·萨缪尔森同意离开哈佛大学，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他后来荣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撰写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教材。他在研究生阶段，为了将复杂高端的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哈佛大学那些“保守派”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萨缪尔森的数学方法（反犹太主义思潮的残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在他之后，到了1949年，另外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来到了麻省理工。他就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者——罗伯特·索洛。那个时期，数学和统计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的应用，麻省理工学院就为这种量化分析方法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方完美的沃土。当我1975年到达那里的时候，数学分析法已经根深蒂固了，但在经济学领域却因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之间的论战而陷入了新一轮动荡。

萨缪尔森和索洛信奉凯恩斯学派。这一派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在探索如何“治愈”大萧条的过程中，对经济繁荣和萧条提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解释。他的作品在措辞上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以至于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到今天仍然在辩论“凯恩斯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至少根据那些最有影响力的追随者的解读，凯恩斯学派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工资和一些价格具有“黏性”，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确保充分就业和资本存量（工厂与设备等）的充分利用。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需求如果发生出人意料的减少，比如企业对新设备的投资减少或者政府支出减少，都会导致失业加剧，因为随着销售额的减少，企业会缩小生产规模，并解雇工人。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就像大萧条时期那样，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如果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则能够改善这种局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刺激（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和货币刺激（降低利率）有利于促进市场恢复对商品和服务的正常需求，因此，要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确保资本存量得到充分利用，就应该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应对经济衰退和失业。

在萨缪尔森、索洛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的积极倡导下，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50—60年代赢得了众多追随者。肯尼迪总统在提出一项重大减税方案时，就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后来，他提出的减税方案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1964年）通过。人们普遍认为，这项减税方案推动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1971年，尼克松总统公开表示：“我现在是一位凯恩斯经济学的支持者。”然而，当我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名声已经开始有些陨落了，至少在学术界一些人之间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的人气下降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表现不佳，尤其是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这可以归咎于过多的美国政府支出（目的是为了打越南战争和落实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太低，且维持时间过长）。许多经济学家也质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比如，为什么凯恩斯模型认为工资和物价是黏性的，而不是根据供求压力自发调整的？当时的凯恩斯模型没有给出什么好的解释。

为了应对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不满情绪，一群经济学家便开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他们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促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卢卡斯和他的同事们以现代化的、数学的形式再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无形的手”的古典视角。斯密认为，市场具有自发调节性，虽然每一位买家和卖家的行为纯粹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但市场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他们的行为，从而达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结果。他们摒弃了凯恩斯学派的黏性工资和黏性物价理论，而是假定市场总是自发地趋于供需均衡状态，只不过有可能在短期内偏离这种状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经济衰退并不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反映出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反，经济衰退时期表明人们自愿减少工作时间，或者表明经济生产力降低。

与凯恩斯主义相反，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政府没必要干预经济，而且对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如果工资和价格迅速调整，消除了市场失衡现象，那么货币政策最多只是对产出与就业产生短期影响。相应地，信奉新古典学派的人相信货币政策除了使通胀率降低并保持稳定之外，并不会系统性地改善经济运行状况。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具有重要影响，部分原因是它在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创新。我在研究生院期间，一些最有趣的研究就是以这些方法为基础的。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虽然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存在一些缺陷，却不乐意接受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结论，尤其是不乐意接受“货币政策只能对就业或产出产生短暂的影响”的结论。这种结论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更不可信。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把利率上调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以期给经济降温，从而降低通胀率。沃尔克的政策虽然征服了通货膨胀，却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衰退，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直接相悖，因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说法，这种现象是不应该发生的。

一些研究人员致力于结合新古典学派的见解以及较为先进的分析法，对古典的凯恩斯主义进行“现代化改造”。麻省理工学院就有这样一批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斯坦利·费希尔的年轻教授。他出生于北罗德西亚，也就是现在的赞比亚。费希尔等人融合了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思想之后，催生了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今天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至关重要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使用新的模型和分析法，重新论证了工资和物价具有黏性，并且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关系陷入长期的失衡状态，因此，他们又回到了凯恩斯主义学派原来提出的“经济衰退是一种浪费”的观点，并且认为财政与货币政策有助于保持经济接近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位研究生和初步了解这些论战的新人，我对凯恩斯主义的态度是既不热情地支持，也不坚决地反对。我想看看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会把我带向哪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相信融合了新古典学派以及其他经济学派之思想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为现实决策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第一学年快要结束之际，斯坦利·费希尔的建议对我未来的学习产生的影响最大。在第一年里，我跟着他学习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课程结束后，我找到他，和他探讨一下集中研究这些领域的可能性。他为我提出一些建议，告诉我要读哪些书，其中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在1963年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他告诉我，这本大部头的书要么让我激动不已，要么让我昏昏欲睡，根据自己读这本书的反应，就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喜欢研究什么。

我发现这本书引人入胜。我在研究生院的第一年主要学的是数学分析法，因此，弗里德曼和施瓦茨重点描述的历史分析法给我别开生面的感觉。他们回顾了美国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史，以便理解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他们提供的历史记录，美联储在三个历史时期采取的紧缩型货币政策（一次在1929年股灾前，其他两次在大萧条早期）加剧了大萧条的严重性。

然而，在研究生院期间，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反复波动不断地激发着我的研究兴趣。我的博士论文重点研究的对象就是不确定性及其对投资和就业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斯坦利·费希尔，论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是罗伯特·索洛。我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能源进口型经济体（类似于美国）在与能源卡特尔（类似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打交道期间可能遭遇的问题。我的结论表明，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比如关于石油价格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或关于决策者如何应对这些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或将对石油公司产生强大的阻碍作用，阻碍它们进行新的投资或增加工人数量。

那些年里，我的生活还发生了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变。1977年10月，也就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三年刚刚开始之际，我遇到了安娜·弗里德曼。她当时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在韦尔斯利学院主修化学，辅修西班牙语。韦尔斯利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西面，距离14英里。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位室友迈克·史密斯为我和安娜安排了初次约会。后来，迈克成了我的伴郎。迈克当时正和安娜的一位朋友妮科尔·阿罗尼约会，妮科尔让他撮合我与安娜。约会那天，妮科尔与安娜在韦尔斯利学院为我和迈克煮了意大利面作为晚餐，然后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安娜后来回忆道：“妮科尔觉得我很书生气，本也很书生气，所以她就觉得我们应该见个面。”事实上，安娜具有热情、外向的性格，我则腼腆内向，这有助于我们相处。

安娜和我拥有相似的家庭背景，都是东欧犹太人的后代，但成长环境差别非常大。她的父母奥托·弗里德曼和莲卡·弗里德曼是大屠杀的幸存者。1943年，结婚不久的他们生活在南斯拉夫一个名叫斯普利特的地方，即现在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地带。德国占领南斯拉夫后，建立了一个亲纳粹的傀儡政权，奥托的父母、弟弟、莲卡以及莲卡的母亲便一直计划着逃离出去。一天半夜时分，有人撞他们家的前门。那是德国人和他们的克罗地亚同伙在围捕犹太人。他们便从后门仓皇逃走，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在塞尔维亚游击队员的协助下，他们一路往北奔逃，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奥托的父母、弟弟和莲卡的母亲没有成功出逃，他们死于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政权设立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奥托和莲卡首先定居在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名叫巴里的海滨城市。1944年，安娜的哥哥维克多出生在那里。战争结束后，他们全家搬到了罗马郊外一个名叫格罗塔费拉塔的小镇。1956年，安娜出生在那里。后来意大利当局开始打击非法移民，他们便移民到了美国，当时，安娜还是个婴儿。他们一家在丹佛定居，因为他们有亲戚住在那里。

安娜的父母都没有读完高中。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重视教育。后来，维克多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了硕士学位，成为一名石油工程师。安娜以全额奖学金被录取到了韦尔斯利学院。她的哥哥一再向她父母保证虽然这所学校只招收女生，但它是一所顶尖的学校，之后，她父母才同意她上这所学校。她遵循父母的建议，主修化学专业，但她真正喜欢的是拉美文学。她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和安娜约会两个月后，我向她求婚。1978年5月29日，也就是安娜毕业三天之后，我们在波士顿的一个犹太教堂结婚了。我们把度蜜月的地点选在了意大利。我们去了一趟她家当年住过的格罗塔费拉塔小镇，见了见她父母和哥哥在那里居住期间认识的一些人。

我们两人的第一个家是一个小公寓，里面经常有蟑螂出没。公寓所在的大楼共有6层，外墙是棕褐色的砖墙，与哈佛广场有三个街区的距离。国家科学基金会给我的资助已经用完了，我们的收入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担任助教的津贴，另一部分是安娜在哈佛广场一位验光师的店里做接待员的收入。我们只能依靠这些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我们每周只拿出5美元用于娱乐，就是到公寓附近的一个地方去玩弹球游戏。

我在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期间，就四处申请教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几所学校向我发出了邀请，为我提供助理教授职位。与此同时，安娜也被几所学校的西班牙文学硕士项目录取。最后，经过商议，我们决定留在斯坦福大学。

我的工作和安娜的硕士项目开始之前的那个夏天，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周围与别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合租者是我在研究生院的朋友，名叫杰里米·布洛。为了分担房租，我们后来又邀请了马克·格特勒与我们一起合租。当时，马克已经在一年之前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正计划利用那个夏天做研究。我和马克即将开始我们的新事业，都激动不已。我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兴趣，每次聊天都会聊上几个小时。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建立了漫长而富有成果的合作与友谊。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挑战是教学。我的教职是在商学院，而不是经济学系。我当时只有25岁，很多工作几年后重返校园的学生都比我年龄大。他们觉得我太年轻，觉得我缺乏经验。他们这样想也不无道理。通常来讲，他们的一切费用都是自己承担的，既然付出了学费，必然想获得良好的回报。我之前接受的教育主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但我很快学会了如何让我的授课符合学生的需求，让学生从我的课程中获得他们想要的知识。比如，我让学生分析一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思考一下这些政策对于创业或投资的影响。这个做法帮助我以一种更实用的方法去理解经济学，而且我发现我善于解释事情。

与此同时，我还面临着“不出版，就出局”的问题。所有年轻的教师们都会面对这个压力。我之前之所以非常兴奋地加入斯坦福大学，部分原因是那里更适合我思考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对于市场结果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交易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掌握更多的信息。比如，二手车卖家比潜在买家更了解自己的车，就属于信息不对称的一种体现。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的市场运作方式非常不同于买卖双方掌握类似信息的市场，比如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标准化市场。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信息不对称对银行业和信贷市场运作过程的影响。银行有助于弥合储户（大部分银行信贷的来源）与潜在贷款者之间的信息差距，因为普通的储户不可能判断那些试图从银行贷款的人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但银行的贷款专员如果多用点心，就能了解潜在贷款者的信息。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处处弥漫着信息不对称研究的气息，因为这个领域内一些起到先驱作用的学者都集中在这里，包括肯尼思·阿罗、戴维·克雷普斯和鲍勃·威尔逊。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大萧条的兴趣越来越大。我和马克·格特勒多次料到银行和金融市场对经济扩张和收缩产生的影响。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深入阅读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著作之后，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萧条迷”，就像其他人成为“美国内战迷”一样。我不仅阅读与大萧条时期经济状况有关的著作，还广泛涉猎与大萧条时期相关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我称之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圣杯”）就是大萧条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那么持久和深刻。（这与儿童时期的我在夏洛特市对我祖母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之前，人们普遍受到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于1954年出版的《1929年大崩盘》一书的影响，以至于主流观点认为大萧条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过度投机行为以及随后的股市崩盘引发的。然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却表明，在大萧条的形成过程中，一个比股市崩盘更为重要的因素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货币供应量的骤减。货币供应量的大幅下滑诱发了一场严重的通货紧缩（工资与物价下降），从而损害了经济运行状况。1931年和1932年，美国的物价每年下降将近10%。这种剧烈的通货紧缩导致家庭和企业认为未来的物价肯定会更低，从而推迟了采购和资本投资计划，需求和产出便受到了抑制。此外，使得各国货币与黄金挂钩的国际金本位制导致美国的通缩与萧条蔓延到了其他国家。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视角令我大开眼界，但我想知道货币供应量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虽然它们本身很严重）是否足以解释大萧条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1929年股市崩盘前，美国的失业率还不到5%，但到1933年就飙升到了25%。尽管通货紧缩主要发生在1933年之前，但美国的失业率直到美国宣布参加“二战”的前夕才降到10%以下。在我看来，银行系统的崩溃导致的信贷不足对经济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毕竟，在1929—1933年，美国25 000家银行中有9 700多家倒闭了。

在短短5年之内，美国竟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了，这肯定会严重降低信贷流量，并破坏经济。今天人们可能觉得这种观点是再平常不过的，但我刚刚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这种观点之际，却在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上引来了大量质疑。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一个会计体系，只是记录着谁拥有什么，不会独立地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他们还认为，如果一家公司赖以获得贷款的银行倒闭了，那么这家公司将在其他地方找到融资。

但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要想寻找一个替代性的融资渠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一家银行崩溃之后，它积累的经验、信息和关系网络就会趋于崩溃，这可能会导致它服务的社区和企业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9 700多家银行纷纷倒闭，那将会产生多么大的破坏作用，你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信贷体系的崩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大萧条的严重性。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愿意发表我论文的期刊，最后，到1983年6月，终于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出来，而且被该期刊作为那一期的主要文章加以推荐。这本期刊是经济学领域名气最大的一本。

后来，我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从国际视角对大萧条进行了解读。我们审视了22个国家在大萧条期间的经历，结果发现，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第一个因素是该国坚持实施金本位的时间长短。（那些较早放弃金本位的国家能够及时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得以及早摆脱通货紧缩。）这一发现与弗里德曼、施瓦茨二人对货币供应量的强调具有一致性。第二个因素是该国银行业危机的严重程度。这与我之前一贯坚持的“信贷与货币十分重要”的理论具有一致性。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与格特勒为了分析金融体系的问题在加剧经济衰退（包括普通衰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后来，他的一个学生西蒙·吉尔克里斯特曾经加入我们，与我们一起做研究，现在，西蒙在波士顿大学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我们将其称为“金融加速器”现象。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衰退往往会吞噬信贷流量，反过来会导致经济衰退更加糟糕。

金融加速器的传导机制同时作用于银行和借款者。从贷方角度来看，银行在经济衰退期间会遭受更大的贷款损失，这导致他们在做出放贷决策时更加谨慎。从借方的角度来看，当家庭与企业的收入、财富减少之际，它们的信誉度就可能会降低。更加谨慎的银行和信誉度降低的借方意味着信贷流量更少，从而阻碍家庭的采购计划和企业的投资计划实施。这些领域支出的减少加剧了经济衰退。

在经济上行之际，金融加速器则以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改进，银行利润会增加，面临的贷款损失则会减少，放贷意愿趋于增强。借方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变得更有信誉。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推动信贷流量增加，为经济复苏增添动力。

金融加速器表明，正是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所以，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会更严重，而经济扩张一旦发生，则表现得更强劲。

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凸显了一个更加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道理，即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如果家庭和企业的债务水平较高，那么经济衰退就会更严重，因为收入和盈利下降就会使得借方更加难以偿还现有债务或者更难获得更多信贷。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在经济衰退刚刚开始之际就陷入了非常糟糕的状况，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必然会因为信贷不足而严重加剧。在类似于大萧条的极端情况下，银行业的崩溃必然催生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

金融加速器理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通货紧缩除了导致家庭和公司倾向于推迟采购计划，还会产生如此有害的后果。如果工资和物价下降，或者不下降，而是增长速度出人意料地缓慢，那么借款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不会快到足以让他们及时偿还贷款的地步。借款者的还贷压力自然会降低其他类型的支出，他们较为薄弱的财务状况将使他们更难获得额外的信用。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紧缩导致大范围的破产和违约现象，导致本已糟糕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研究，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教训，中央银行的银行家和其他决策者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些教训。首先，在经济衰退时期、通货紧缩时期或者二者并存时期，应该采取强劲有力的货币政策，以期推动就业水平朝着充分就业的方向发展，并推动货币流通量恢复到正常水平。其次，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保持金融稳定和正常的信贷流量。

大萧条更一般的教训是，面对特殊情况，政策制定者必须准备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如果必要，还应该大胆地挑战处于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思想。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明显的经济衰退，敢于实验，突破固有理论的桎梏，大刀阔斧地开展改革。虽然他的一些实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比如1933年为了遏制物价下跌、削弱行业竞争而颁布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案》就是如此），但事实证明，其他一些实验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罗斯福大胆地挑战了当时的一些正统经济思想。比如，他在1933年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摒弃了金本位制，货币供应量不再受制于政府持有的黄金数量。当时，罗斯福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之后，货币紧缩几乎立刻就停止了。罗斯福为了平息肆虐的金融危机，在就职后的第三天，即1933年3月6日，宣布全国银行“休假”，这是他所采取的重建银行和经济结构的第一步。之后，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令》，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13日至15日，全国绝大多数银行经过财政部审核，在政府监督下，分批陆续恢复营业。6月16日，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建立了由联邦承担责任的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机制。传统经济学家和保守的商业领袖对这些措施提出了猛烈抨击，但这些实验的确奏效了，银行信用很快得以恢复。

当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六个年头到来之际，我开始思考我的职业选择。青年教师在一所大学待到6年之后，要么被授予终身教职，要么就会选择离开。斯坦福大学的管理者之前已经向我透露过口风，说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后来，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经济学家乌戈·索南夏因在访问斯坦福大学期间，敦促我考虑加入他们。普林斯顿大学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也给我打来电话相邀。在斯坦福大学，我在1983年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当时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而此刻，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都为31岁的我提供了正教授的教职。

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两个地方我都喜欢，但安娜更喜欢普林斯顿。6年前，我们都渴望改变，于是我们离开了坎布里奇镇和韦尔斯利学院，来到了加州生活。1982年12月，我们的儿子乔尔就出生在加州。安娜认为普林斯顿那种绿树成荫的环境更有利于家庭生活。我觉得这个选择也不错。

因此，在1985年，我们横跨美国大陆，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罗基希尔。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子，人口约700人，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相距4英里。我们买了一栋两层高的、具有殖民地风格的房子，而且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栽着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无花果树，封闭式门廊外面还栽着一株大大的杜鹃花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感觉怡然自得。那个村子里的家庭似乎都有孩子。他们在一个个院子之间来回散步。1986年6月，我们的女儿阿莉莎出生在那里。戴维·罗默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刚刚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住的地方与我们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当时克里斯蒂娜正怀着宝宝。

在洛基希尔居住了6年之后，我们搬到了蒙哥马利镇一栋更大的房子里面。那儿距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大约有8英里。我们并不孤单。很多有孩子的家庭都纷纷涌向那个镇子。那个镇子原本是一片农场，但变化非常迅速，很快成了纽约的远郊，聚集了很多富人家庭。随着报名入学的孩子越来越多，这个镇子的学校（也服务于洛基希尔的孩子们）很快就难以承受了。我和安娜都属于教育工作者（当时她在普林斯顿走读学校教西班牙语），我们都坚定地认为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得到高质量的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安娜跟当地的家长们接触得比较多，她说服我竞选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她后来对别人说是她让我参选的。

我当选了，而且当选了两次，连续服务了6年。在当地，像我们这样新搬来的居民总是想要更多更好的学校，而那些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居民则不这么想，他们担心教育成本会上涨。这两类群体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这也令我那6年备感煎熬。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这两类人最关心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孩子的福利，一件是能否减少纳税。但这两种想法是冲突的。2000年，也就是我在当地教育委员会的最后一年，我投出了打破平局的一票，希望选民们批准学区发行债券，并增加不动产税，以便筹措兴建新学校所需的费用。5年后，一所新学校终于投入了运营，但那时，我和安娜已经搬到了华盛顿，乔尔和阿莉莎都已经在上大学了。

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在新同事和新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我的研究兴趣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演变。我开始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如何评估货币政策是紧缩还是宽松，以及如何评估货币政策变动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得益于这些研究，我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担任顾问和访问学者，先后多次拜访这些机构。我还利用休假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了一年，在纽约大学访问了一个学期。时常与我合作写文章、写书的马克·格特勒现在就在纽约大学教学。

我对世界各国央行采用的知识架构特别感兴趣。它们利用这些知识架构制定货币政策，并向市场和公众传达自己的决策与意图。1992年，我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共同完成了针对六国央行政策框架的案例研究，为我研究央行的知识架构奠定了基础。我和米什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院读博士期间，曾经有过合作经历，发现我们拥有相似的兴趣，比如，我们都对研究金融危机和大萧条非常感兴趣。米什金性格有些傲慢，经常十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离谱得可笑。相比之下，马克·格特勒则比较冷静和低调。

1992年，我与米什金合写论文的时候，“通胀目标制”这个前景十分光明的货币政策架构还是一个新理念。简单地讲，“通胀目标制”是指中央银行直接对外宣布将在未来某个时间范围之内（比如一年或两年内）实现某个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2%），然后，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货膨胀的实际值和预测目标相吻合。

当然，央行不可能仅仅通过“对外宣布”就能将通胀率维持在稳定的低位。它必须拿出切实行动，即在必要的情况下调整货币政策（通常是提升或降低基准利率），以便在其宣称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对外宣称的通胀目标。如果央行做不到它对外宣称的事情，那么宣布一个官方目标也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宣布一个通胀目标会给政策制定者们“灌输”纪律和责任，因为这会迫使他们实现预定目标，或者如果预定目标没有实现，也会迫使他们对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实现。对于大多数央行而言，通胀目标制的一个关键元素就是频繁地与公众沟通。这些沟通既可以是前瞻性的，告诉公众央行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计划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目标，同时也可以是回顾性的，告诉公众央行过去的表现如何。这样，通过与公众的沟通，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众评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新西兰央行就是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先驱——早在1990年就开始实施了。加拿大央行在1991年开始实施。之后，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智利、以色列等国家的央行纷纷开始效仿。最终，几十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后来，在1997年完成的一篇论文中，我和米什金回顾了较早采取通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也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受益呢？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因为美联储一直非常珍视其灵活应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自由裁量权”，不愿受制于一个事先宣布的目标。正如这种方法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在艾伦·格林斯潘和保罗·沃尔克这两位主席的任期内，美联储充分发挥了自由裁量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将通胀率从1980年13.5%的峰值降低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2%。

然而，我与米什金仍然认为通胀目标制将能够改善美国的货币政策。首先，设定一个永久的通胀目标有利于从制度上确保美联储继续沿用沃尔克和格林斯潘在20世纪80—90年代降低和稳定通胀率，并催生经济扩张的政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伴随着通胀目标制，政策透明度将有所提高，塑造市场对于利率的预期，帮助美联储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相比之下，不透明的政策将促使市场不停地做出不必要的猜测。

在其他论文中，我指出，通胀目标制既可以帮助那些通胀率居高不下的国家，也可以帮助那些存在相反情形的国家，即那些存在通缩问题的国家，比如日本。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失去的10年”，最终，事实表明日本其实经历了两个“失去的10年”，经济增速长期低位徘徊，经济全面衰退。这个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包括劳动力老龄化、低生育率、限制移民、农业和服务业低效、银行深陷困境而难以自拔。日本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现在却变成了世界上最低迷的发达经济体之一。在我看来，一个主要原因肯定是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以及接踵而至的通缩。

在1999年的一篇论文中，我就提出通胀目标制有助于促使日本银行（即日本的中央银行）更加迅速地对持续下降的通胀率做出反应，从而防止日本陷入通缩的泥潭，即便日本已经陷入了通缩的泥潭，通胀目标制也是它走出这个泥潭的一剂良方。当时，日本央行已经将短期利率降到了零，并承诺在“通货紧缩的忧虑消退”之前，将一直保持零利率的政策。

然而，由于当时日本的物价水平在不停地下跌，日本迫切需要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其决策者却一再宣称，因为利率不能低于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建议日本央行不要继续含糊不清地承诺消除人们对通缩的忧虑，而是应该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从而扭转公众的通胀预期。其次，我注意到，即使在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日本也可以运用其他工具来刺激经济，比如购买大量的金融资产，这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建议。

我想我对日本经济形势的“诊断”是正确的。日本经济的发展态势果真与我之前设想的情形是一致的。事实上，大概14年后，日本银行采纳了我的建议。然而，我讲话的语气有时比较严厉。2000年1月，在波士顿的一次会议上，我质问日本官员们是否罹患了“自我瘫痪”，指责他们为了逃避采取行动而把微小的制度障碍和技术障碍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批评他们以“困惑的或缺乏一致性的”态度对待像我这样的学者提出的有用建议，最后指责他们不愿意大胆尝试。我有些武断地高声说道：“或许日本是时候拿出一些罗斯福式的决心了。”之后几年里，我自己也经历了政客、社论，甚至经济学界同行提出的猛烈批评，之后我发现，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希望能够收回当时对日本官员发表的那些尖刻言论。2011年，在回答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我坦白地说道：“我现在比10年前更加同情日本央行官员。”

1996年，我受邀出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被普遍认为拥有全美最好的经济学系，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则紧随其后。我想让普林斯顿大学更上一层楼。雇用最优秀教员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我们成功地从其他学校挖到了两个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个是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保罗·克鲁格曼，另一个是当时在耶鲁大学工作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我担任经济系主任后不久负责的一个项目是为建设普林斯顿大学本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Bendheim Center for Finance）筹措资金。这是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与专注于统计数据和金融数学的工程学院联合举办的一个项目，以便用量化和数学方式开展金融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常春藤盟校的学生都渴望到华尔街工作。但是，与其他许多存在竞争关系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不同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自己的商学院。我们只是通过本德海姆金融研究中心提供金融方面的本科毕业证书，以及人数较少但技术含量较高的金融学硕士学位。事实证明，我们提供的证书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还逐步加强了金融相关领域内的教师实力。

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系主任，虽然会带来一些名誉，也能主导本系工作日程的设置，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实权。重要的事情都是取决于全系教师的共识，学校领导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我后来开玩笑说，我负责的重大抉择就是在咖啡时间提供甜甜圈还是百吉饼。教师招聘和任期是争议最激烈的领域。教授们总是倾向于推荐与自己具有类似观点的同事或者能够帮助自己加强学科建设的同事。我很快发现，对于一群主见非常强、自我意识非常高的大学教师而言，通过行政指令化解争端很难奏效。我不得不跟他们一遍遍地商量，一遍遍地倾听和再倾听，通常，如果人们有机会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即便最终结果对他们不利，他们依然会产生满足感。

当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的任期将要结束之际，我期待着摆脱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的专业兴趣，并写点东西。当时，我刚刚获得了两个新的职位，这两个职位使我能够对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向施加更大的影响力。2000年，我被任命为国家经济研究局货币经济学项目主任（一个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一年后，我被《美国经济评论》聘为主编。我已经开始写一本关于大萧条的书，我希望它能吸引广大读者。我当时已经写了120页，暂定的标题是“时代的错觉：政客和中央银行家如何制造了大萧条”。

2002年初的一天，我经济系办公室外面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者是曾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格伦·哈伯德，他当时正担任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位行政助理问我：“您能接一下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