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若想成就人生，必须注重自我修养（4）
但德高望重的文学大师首先是一个凡人，人类心中的所有情感他也都具备。有一次，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刚刚出版，巴尔扎克也买了一本仔细阅读。当他读到小说的最后一章，那段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时，心中不禁泛起了一阵妒意。因为在他的小说《军人生活》中，也曾描写过类似的战争场面。但是当他看过司汤达的描写后，巴尔扎克心中不禁五味杂陈，他感到高兴、难过、迷茫和绝望。他高兴的是，这正是梦寐以求的战争场面，写得那样真实、精妙。而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这样美妙的文字并非出自自己的手笔，当时一阵强烈的忌妒令他难以自控。
这种心情困扰了巴尔扎克好几天，但是理智的他并没有让心中的妒火越烧越旺，他及时调整了心态，使自己从这种痛苦的情绪中及时摆脱了出来。一年之后，巴尔扎克抽时间将司汤达的全部作品全都拜读了一遍，之后还写了一本《司汤达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对司汤达精妙的文才大加赞叹，并向读者极力推荐。当时有很多人都很奇怪巴尔扎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一些小人甚至怀疑他收受了司汤达的贿赂。面对种种质疑，巴尔扎克只是淡然地说道：“我写这些，全部出自至诚之心，绝无半句虚言。”
《司汤达研究》这本书的封面是巴尔扎克亲自设计的。封面上是一把咖啡壶，旁边还印了一行字：“这把咖啡壶支撑着我每天写作十六个小时，至少也得写十二个小时。”很明显，巴尔扎克的这句话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不会忌妒司汤达的文章，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不断进步，更加成功。
大师就是大师，巴尔扎克深深懂得，进步是由努力带来的，而不是忌妒带来的。相反，忌妒心往往只能令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却将精力放到如何给别人下绊子上。忌妒心虽然是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一种情绪，但如巴尔扎克这样的智者却知道如何及时将心中的不良情绪打消，使自己重回正轨。这正是孔子所谓“约之以礼”的重要所在。然而大多数人在忌妒的时候往往会放纵自己，不知道这种情绪的危害是主要原因，也正是巴尔扎克的博学多闻才使他能够懂得这样的道理，这也是孔子所说的“博学于文”的重要所在。
礼的作用
儒家最讲礼，用于修身，礼能使人不入邪途；用于治世，礼能使社会和谐，民风淳厚。自古以来人性到底是善是恶也一直争论不休，然而在孔子看来，人性很难分清善恶，也不必分出善恶，人性就是天性，即使再好的天性如果不用礼来节制，也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对于礼在人际间的作用，孔子则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求别人守礼的人首先自己必须做到，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就像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所说的那样：“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恭、慎、勇、直都是美德，这些品质对有的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即使是拥有这样好的资质的人，如果不用礼来节制自己的行为，恭敬的人往往就会忧劳，谨慎的人往往会胆小怕事，勇敢的人往往会犯上作乱，直爽的人又会显得急躁多刺。所以在孔子看来，人性完全在于管理，只要用心，任何人都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在人际间，特别是对统治者或管理者来说，礼的运用主要是严格要求自己，至于他人，人都是容易感化的，只要自己做到了，被管理者当然也会有样学样。这段话中的“偷”并不是偷东西的意思，“偷”同“媮”，意为轻薄。此段话大意是说：“统治者厚待自己的亲人，仁爱的风气便会在民众中兴起；统治者若不抛弃故旧，民风就能归于淳厚。”人们常说的“未正人，先正己”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军队产生了好几位五星上将。后来在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当中有一个人当上了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他就是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外表敦厚淳朴，笑容可掬，但脾气暴躁，常常满口粗话。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战区盟军的最高统帅，作为盟军的协调人，他常常周旋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之间，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将很容易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的两国联军糅合成整齐划一、无坚不摧的强大军团，最终在欧洲西线战场上彻底将法西斯德国军队打败，取得了二战的伟大胜利。
艾森豪威尔早年带兵时，他的部队便以作战勇猛、纪律严明、士气旺盛著称于美军。在二战进入到尾声阶段时，德军殊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联军伤亡无数。由于伤员太多，野战医院储存的血液很快告罄，军医只好通过宣传部门鼓动士兵们都来献血。当时艾森豪威尔正好到前线部队视察，当他听到医院的宣传后，立即带着随从来到医院响应号召。医生很快便给艾森豪威尔抽了血，当他放下袖子正要离开的时候，一名也来献血的士兵认出了他，士兵马上向艾森豪威尔立正行礼，并大声地说道：“希望您献的血将来能用到我的身上，将军！”艾森豪威尔一边回礼一边说道：“希望你输了我的血以后不要染上我的坏脾气，中士。”艾森豪威尔的幽默让野战医院里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事后，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亲自来献血的事在军营中不胫而走，士兵们深受鼓舞，也纷纷到野战医院来献血，医院的用血紧张问题迎刃而解。
后来在一次谈到统帅问题的时候，别人问艾森豪威尔为什么带兵会那样卓有成效，他拿出来一根绳子放在桌子上。他先是用手推绳子的一端，绳子只是弯曲了一下；随后他又拉动绳子的一端，这时整条绳子都被他拉动了。艾森豪威尔随即笑道：“看到了吧，作为统帅，决不能推，只有身先士卒，才能带动士兵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艾森豪威尔的生动比喻，说明了正己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礼作为一种秩序，能应用于各种场合，而军礼正是军队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大军事家、儒帅吴起正是出身儒门，他带兵的原则与艾森豪威尔不谋而合，那就是爱兵如子，以身作则。而孔子的爱徒子贡，更是将礼运用到商业活动中，成就非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儒商。
智慧点睛
礼是儒家最重视的社会秩序和行为法则。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几千年来，礼的观念也几乎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礼的意义能使社会和谐，民风淳朴，能使人免于误入歧途，但礼又是充满时代特征的，中国各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礼仪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的，这说明礼的制定，最终还是得符合“人和”这一最终目的，而不是为礼而礼。而对于礼的实践，重要的是以身作则。
诚实守信，和谐的桥梁
儒学大家孔子是最讲究践行的。对个人来说，践行的前提是谨言。谨言慎行其实就是“信”的一种表现，即说到做到。说到做到不只是秀给别人看的，也是修身的重要一环。在人际关系上，守信的重要性更大。所谓“人心隔肚皮”，建立人际间的信任是一件长期而艰难的事情，然而破坏这种信任却往往很容易。儒家所追求的“人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人际间的信任来实现的，因此诚实守信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基础。然而人际间的问题往往比面对自己时要复杂得多，所以儒家认为诚信在人际间的作用属于“义”的范畴，并非必须遵守的教条，守信与否也是有条件的。
诚实守信为立身之本
人生在世，贵在有理想、有追求，也贵在日有所得、日有所进的努力践行。万丈高楼平地起，有所得必须在之前的基础上再有所得，这样才能在不断的进步中最终实现理想和追求。进步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而“信”则是完成这个过程的关键。“信”就是一定要实现诺言的决心和态度，人如果没有“信”，就会背叛理想，什么事都做不好。就像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的那样：“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的比喻非常恰当，这段话中的大车指的是有两条车辕的牛车，小车指的是有一条车辕的马车，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车辕一端都会有一条横木用来拴住牲畜。而大车的“”和小车的“”都是连接车辕与横木的一个关键零件。孔子正是用车上的这个关键零件来比喻“信”在人的品质中的重要性。这个零件虽然不大，但是如果没有它，不论车上装载了多少东西，车子也将寸步难行。对一个人来说，不论有多么远大的理想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如果没有实现它，一切也将成为空谈。所以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我真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
西汉时期，匈奴不断侵犯边境，汉帝国不堪其扰。为了彻底消除这个心腹大患，汉武帝决定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匈奴是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与这样来去无踪的民族作战，谈何容易？汉武帝听说匈奴曾经消灭了大月氏，迫使他们举国西迁。当时中原与西域从未沟通过，谁也不知道大月氏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了找到大月氏，与他们结成抗击匈奴的军事同盟，汉武帝出榜招贤，寻求愿意出使西域的使者。
当时朝廷中有一个名叫张骞的年轻人，心中满怀报国理想，见到求贤诏书后，挺身应募，毅然挑起了这个民族重任，勇敢地踏上了征途。
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100多人的使团从陇西出发，向西寻找大月氏的下落。当他们途经河西走廊的时候，不幸被那里的匈奴骑兵捉住，并将他们押往大漠深处囚禁起来。张骞被困在匈奴长达十年之久。
这期间，匈奴单于为了拉拢张骞，使尽了各种办法，不仅为他娶了一位匈奴妻子，还生下了后代。但是不管怎样，张骞一直将代表汉使身份的使节留在身边，因为他从未忘记国家赋予自己的使命，也从未动摇过找到大月氏的决心。
公元前129年，趁守卫松弛，张骞毅然抛弃妻儿，带着随从逃出了匈奴的控制，继续踏上寻找大月氏的征途。由于十年的匈奴生活，无论在语言和气质上，张骞都可以轻易地装扮成一个十足的匈奴人，因此他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匈奴控制的地区，到达了西域。
张骞在西域各国一路打听大月氏的下落，终于在大宛国得到了大月氏的消息。他们在大宛国王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了遥远的大月氏。但此时的大月氏因为重新定居在肥沃富庶的新国土上，早就不想报仇了。张骞在大月氏待了一年多，不得要领，只好动身回国。
不料在回国的途中，张骞一行人再次被匈奴捉住，又被扣留了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张骞再次成功脱逃，终于成功归国。他这一去，历时13年，出发时100多人的使团，回来时仅剩两个人。他们虽然没有结成与大月氏的军事同盟，但张骞艰难凿通西域之路的创举则意义非凡。后人正是踏着张骞的足迹开创了丝绸之路，张骞也凭借对完成使命的坚定信念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最终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永载史册。
张骞的故事真挚感人，一帆风顺往往只存在于人们的美好祝愿之中，实际上，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是做人、做事过程中的常态。因此“信”，对做任何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人的立身之本。
诚信是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
儒家的理想社会并非空洞的幻想，而是像儒家修身一样，一步一步实现的，由和谐而至小康再至大同。它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梦寐以求并为之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实现大同世界的根本在于人际间的和谐，也就是人们互相友爱、关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理很简单，但由于人性的差异，要做到人和，其实并不容易，人际间的信任便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儒家处事的原则，一贯是从我做起。这里讲的从我做起，是严格要求自己，以诚信为待人的原则，使自己得到别人的信任。但这并不是说建立人际间的信任一定要先信任别人，相反，在对别人的认识上，儒家有另一套智慧法则，绝不轻信。
在《论语·泰伯》中有这样一段话：“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不知道曾子的这番话是有感于什么而发的，但是这段话说明了信任在人际间的重要性。如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有一些面子上的作用，那么受人临终之托，才能真正考验一个人的诚信。是啊，可以将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将百里的家业托付给他，就算面临生死大节也不能使他动摇，这样的人算是君子吗？这样的人当然是君子。如果在这样的君子感召下，人人以诚信为本，不论事情大小，都能诚实守信，那么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
英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诗人司各特非常清贫，经常衣食不周，但他有很多的朋友。司各特的朋友们为了让他摆脱贫困，专心写作，便四处筹措资金，帮他开了一家出版印刷公司。但是由于不善经营，而且当时的出版业不景气，司各特的出版公司很快便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司各特也因此背上了6万美元的债务。在那个年代，6万美元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没想到，朋友出于好心的帮助，结果不仅没使他摆脱贫困，反倒又给他增加了6万美元的负担。司各特的朋友们于心不安，其中有几个有钱的朋友提出大家凑出这6万美元，帮司各特一次性清偿掉这笔债务。但是这个提议被司各特坚决拒绝了，他对朋友们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一定能用我的双手偿还掉这笔债务，我可以失去任何东西，但绝不能失去信用。”
为了清还债务，司各特寻找一切可以做的工作，他差不多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同时他尽量节省生活开支，一心只想早日清偿债务。司各特的遭遇也被媒体注意到了，各个报纸纷纷报道他的事迹，报纸在对他守信的行为大加赞叹之余也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每当司各特读到这些报道时，都会把报纸扔进火炉。他对自己说：“我沃尔特·司各特不需要怜悯，我是一个强者，我会打败任何挫折。”
在还债期间，司各特学会很多以前根本不会的技能。他一天要到好几个地方工作，由于省吃俭用又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司各特又黑又瘦，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样子。
司各特的事甚至还打动了他的一个债主，有一天，这位债主专门跑过来对司各特说：“司各特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但我也认为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觉得你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写作上。所以，我决定，你欠我的那一部分债务，一笔勾销，不用还了。”
债主的话令司各特感到十分高兴，他高兴的是债主认可了他的诚信，他从心里感到特别的光荣。司各特是那样看中自己的信誉，就算为此穷困至死，他也会认为自己死得很光荣。因此他又婉言拒绝了债主的好意，表示一定会清偿所有债务。
就是这种荣誉感一直支撑着司各特，两年后，他居然靠着自己的力量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司各特在困难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愿意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的品格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朋友们对他充满了信任。司各特并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当朋友们为他集资办公司的时候，他就没有拒绝，但就是因为他无比看中自己的信誉，他才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朋友们替他还债的好意。信，不仅是对别人的承诺，更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真正的信士不仅会在窘困之时不忘承诺，即使大势已去，即使面临生死抉择，信仍然是心中最后决不可逾越的底线，就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因为信的背后是一个大大的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