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人质困境——一群囚徒的游戏（2）

其实，不管韩、魏两家是否帮智伯攻打赵家，他们都和赵家一样，是智伯控制下的“人质”。他们的选择应该是联合赵家，共同对付智伯。如果赵家灭亡，那智伯的势力更大，他接下来吞并的目标就是韩、魏两家。只可惜，韩、魏还在犹豫不决之中，不敢踏出反抗的一步，尽管赵家已经高举了反抗的旗帜，他们仍是没有胆量响应，却是相反地做了智伯的帮凶。

于是，智伯非常得意，得意得有点儿过了头，他带着韩康子和魏桓子一起视察水淹晋阳城的情况，发了句感慨：“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没想到一句话，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也提醒了暂时依附于他的韩康子和魏桓子二人。这两位互相推了推胳膊肘、踩了踩脚，立时会意。因为韩、魏两家的都城也在水边，今日智伯能水淹晋阳，明日也能用水淹自己。要说韩、魏两家真正有了反击智伯的想法，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他们依然没有主动联系赵襄子，而是等来了赵襄子的使臣。

晋阳危在旦夕之际，赵襄子的谋臣张孟谈悄悄出城，前来游说韩康子与魏桓子。张孟谈说：“唇亡齿寒。今智伯率韩、魏之师攻赵，赵灭亡后，下面就轮到你们了。”韩康子与魏桓子说：“我们也早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怕事未成就已败露，则大祸马上就临头了。”这又是典型的人质心理，既知道妥协要遭灭亡，又怕立马反抗就死于非命。张孟谈说：“此谋出自二位主上之后，而只入臣之耳，怎么会泄露呢？”意思是，我此来是为求精诚合作，只有我们三家知道，不会泄密。于是，韩、魏两家终于下决心背弃智伯，与赵襄子联合。

赵襄子派人悄悄杀了智伯的守堤之兵，反用水灌了智伯大营，韩、魏两家兵马，又从两翼攻打智伯军，智伯溃败，在逃跑中被三家兵马擒住。就这样，沉浸在吞并韩、赵、魏三家美梦中的智伯，被瞬间翻盘，做了刀下之鬼。赵襄子灭掉智氏一族，与韩、魏平分了智家的土地和人口，三家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称赵国、韩国、魏国。至此，三家分晋的故事圆满结束。

在这一场博弈中，我们看到，只要“人质”们勇敢联合，就能成功将结果转败为胜。而之所以“劫持者”长久地占据控制地位，就是“人质”缺乏勇气和彼此信息的沟通。在这一点上，韩、魏两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实，韩、魏与赵的联合稍显晚了一些，假如不是智伯过早暴露自己的野心，不是赵襄子主动派使臣出城游说（或者客观条件不允许其出城），那合作就无法达成，结果便是赵亡，其次为魏、韩。韩、赵、魏再无翻盘的机会，他们既不能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更不能实现作为“人质”团体的最大利益，成为彻彻底底的输家。

所以说，合作要趁早，更需要拿出一些勇气。归根结底，要从长远利益出发，谋长久的发展，而不能只顾眼前“保命”而已。当赵襄子掷地有声地向智伯发出“弗与”的时候，韩、魏两家就该马上响应，私下里秘密沟通，互明心志，精诚合作。三家及早共同反智，赵家既不用受亡族之困，韩、魏两家也不用受制于智伯，时刻被智家威胁。这对三家而言，都能保存和获得更大的利益，是更为合理的选择。而合作越晚，反败为胜的机会可能就越少，还有可能坐失良机，其风险系数并不低于早合作。所以，从获取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人质”都应该具有谋取合作的意识和行动，以促成合作的早日达成。

除了勇敢，合作还需要坚持。坚持到底，合作才有效，否则自相攻伐，那必给对手以可乘之机。

魏纪九

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记载：春，正月，文钦谓诸葛诞曰：“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怿又率众逆降，此敌无备之时也，可以战矣。”诞及唐咨等皆以为然，遂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伤蔽地，血流盈堑，复还城。城内食转竭，出降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钦子鸯、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赴之；众不为用，遂单走逾城出，自归于司马昭。军吏请诛之，昭曰：“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就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乃赦鸯、虎，使将数百骑巡城，呼曰：“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又表鸯、虎皆为将军，赐爵关内侯。城内皆喜，且日益饥困。司马昭身自临围，见城上持弓者不发，曰：“可攻矣！”乃四面进军，同时鼓噪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诞窘急，单马将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马胡奋部兵击斩之，夷其三族。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辄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吴将于诠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陈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吴兵万众，器仗山积。

这一段讲述的是司马昭执掌曹魏政权后，诸葛诞、文钦等联合吴国，共同反抗司马昭的历史。当时，曹魏政权名存实亡，蜀国也已被司马集团灭亡，只剩下南方的吴国岌岌可危。

魏国手握兵权的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等人不服司马氏掌政，先后起兵反叛。先是毋丘俭和文钦共同讨伐司马师（司马昭之兄），兵败后毋丘俭被杀，文钦投奔吴国，而司马师也病重身亡。

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也不服司马氏掌权，继毋丘俭和文钦之后，起兵反叛掌权的司马昭。从当时的情势分析，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包括南边的东吴政权实际都是司马氏集团掌控下的“质徒”，因为东吴迟早要被司马氏灭掉。他们联合起来共同作战，那是最佳策略选择。所以，文钦兵败后，带着儿子文鸳、文虎投靠了吴国，诸葛诞在起兵时，也把儿子送到吴国，请求吴国援助。诸葛诞投靠东吴，东吴人多了同盟，自然欢喜备至。吴主派将军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人带领三万人马，连同早先投降的文钦等共同援救诸葛诞，并封诸葛诞为大司徒、骠骑将军，执掌大军军权，一场“人质”联合，奋勇反扑的博弈就此展开。

要说这一次合作，算得上及时、迅速，几乎没有障碍。若是几股反司马势力一直能齐心协力，定能让司马昭头疼，司马昭要想平定叛乱，并进而攻灭吴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问题出在合作过程中，彼此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给敌人有力反击，导致内部自相诛杀。

在两军对峙过程中，司马昭督诸军二十六万围困寿春，将诸葛诞、文钦等人包围其中。吴将朱异所部兵马本为文钦的外援，但多次为司马军所败，后因解寿春之围不成，朱异竟被吴国当权者杀害，招致吴人不满。诸葛诞、文钦等都在寿春，等待吴军援救不至，军情告急。这个时候，矛盾就出现了。诸葛诞手下心腹蒋班、焦彝等主张集中兵力发动反攻，文钦却主张等候时机，不要得罪东吴。蒋班、焦彝一再主张诸葛诞出兵，惹怒了文钦。这时，诸葛诞为维护文钦的面子，也为保持合作的统一，表示要杀了蒋班、焦彝。蒋班、焦彝二人十分恐惧，竟偷偷出城投降了司马氏。而同时，寿春城内的全怿、全端兄弟因子侄在建业城内犯了事，中了司马昭的反间计，也出城投降，背叛了诸葛诞和东吴。至此，反叛未见成功，内部的合作力量却一再被削弱，露出失败之象。

到了第二年正月，文钦认为蒋班、焦彝出走，全怿、全端降敌，司马昭正得意无防备，可以进行反攻了。诸葛诞也同意了文钦的看法，于是组织力量突围，不料却又遭惨败，寿春城内缺粮，士兵们纷纷投降。这时，文钦为节省粮食，又提出放弃所有带来的北方士兵，与剩余的吴人坚守城池，此提议加深了他与诸葛诞的矛盾。诸葛诞怀疑文钦有反叛之心，索性杀了文钦。而文钦之子文鸳、文虎见父亲被杀，就出城归降司马昭。至此，诸葛诞只能孤军奋战，同盟军全部消散。不久，他也被司马昭灭了。

这本是一场“人质”反抗“劫持者”的博弈，虽然合作及时，但却因缺乏真诚与谋略而导致合作分崩离析，最终致博弈失败。反观司马氏一方，在文钦死后，司马昭积极拉拢文鸳、文虎兄弟，不追其责，给了其他想投降又不敢投降者以信心。虽然叛将诸葛诞联合了东吴，但司马氏集团也尽力争取一些可用的力量，同时瓦解敌方阵营，从而取得了博弈的胜利。

由此可见，要解除困境，合作不但要有远见，还要有魄力、有诚心。一旦选择合作，就应该想办法排除一切不信任的因素，尤其是在危急关头，更应团结一心，不可以动辄发生内讧或内斗。只有将合作坚持下去，才有可能突破困境，取得己方的最大利益。

养敌自保，与对手合作

在“人质困境”的模型中，由于人质是完全理性的，也是完全自利的，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常常导致合作不能出现。即使出现，也可能因“兄弟阋于墙”而随时会瓦解。

事实证明，只有当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达成一致时，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得到保证，合作才能持续发展和进行。如此，一个有力的协调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1987年，博弈论学者奥曼提出了“相关均衡”机制。所谓相关均衡，就是指通过某种客观的信息机制以及当事人对信息的反应，使原本各自为政的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共赢的结果。比如，在路口设置红绿灯，经济贸易中设置金融中介组织，各种社会媒体及中介组织，都是为了让各方在合作中走向共赢。也就是说，一个大家都能遵守的信号或者一个强有力的协调组织，可以让人们从“人质困境”中解脱出来。

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信号或组织是不存在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又该如何破解“困境”呢？一种有效的博弈策略，就是与对手进行沟通，双方联手达到利益最大化。换言之，就是在我们和对手陷入“人质困境”之前，及时悬崖勒马，从对抗转为合作。养敌以自保，避免“困境”的出现，也叫防患于未然。

历史上，那些功臣宿将为皇帝打下江山，而后陷入“人质困境”，被皇帝杀戮的事件不在少数。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建汉后，诛杀韩信、黥布等异姓王；明初朱元璋除掉胡惟庸、蓝玉等权臣宿将皆是如此。作为当权者下属的“走狗”要想不被烹杀，那就不要把“狡兔”赶尽杀绝。因为“狡兔”不死，“走狗”就有用途，主人自然不会把“走狗”除掉，这就是与对手联合，养敌以自保之计。

唐纪六十八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乾符三年（876）记载：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百官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安潜，慎由之弟也。又命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

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中书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执刺史王镣。镣，铎之从父兄弟也。东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仙芝陷阳武，攻郑州，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屯中牟，击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邓。

王仙芝攻郢、复二州，陷之。

……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淮南节度使刘邺奏求益兵，敕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助之。

郑畋以言计不行，称疾逊位，不许，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来，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崔安潜威望过人，张自勉骁雄良将，宫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孙，严而有勇。请以安潜为行营都统，瑑为招讨使代威，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上颇采其言。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乾符四年（877）记载：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三道兵与战，不利，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

唐朝末年，王仙芝、黄巢发动了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平卢节度使宋威向朝廷请求补给兵马，负责讨伐贼寇。唐朝马上同意了宋威的奏请，任命他为讨贼招讨使，并给他增派了人马。宋威是员老将，也曾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临告老之际，却遭王仙芝打劫地盘，他自然是非常不爽。宋威在沂州大败王仙芝，杀了不少人，的确给了王仙芝迎头痛击。但他高兴过了头，未确查王仙芝下落，就上报朝廷说王仙芝已死。朝廷上下举国欢庆，以为贼患已除，可仅高兴了三天。三天之后，王仙芝又在其他地方拉起杆子，挑起反唐大旗，力证自己未死。这下好了，宋威剿寇未捉敌首，还谎报军功，声名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士兵们刚接到解散归家的命令，现在又要被召集起来打仗，个个怨愤不已，士气低落。

自此，宋威恨上了朝廷，剿敌之心也锐减，他曾对手下人说：“历朝历代，朝廷常常辜负功臣，我们胜了，未必能得到什么好处，不如养敌以自保。”于是，宋威所率的唐军与叛军总是保持三十里的距离，若叛军靠近，宋威就出击；若撤走，他也不追赶，任由王仙芝、黄巢军在自己设置的安全距离外烧杀抢掠。在兵部侍郎郑畋给朝廷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宋威养敌自保的迹象，他说：“宋威年老多病，自从谎报军功以来，诸将领都对他不服。他现在率部滞留亳州，已毫无讨贼之心。”就是说，宋威拥兵自据，只求自保，而没有将贼寇荡平的尽忠之意。

第二年，宋威退居宋州，王仙芝又率叛军围困宋州。堂堂讨贼总司令被叛军围困不得出，幸亏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军前来救援，杀敌两千多人，宋州才得以解围。由此可见，宋威所部，战斗力极弱。后来，王仙芝率领的叛军到处烧杀抢夺，声势浩大，数次向唐王朝发出请降帖，希望朝廷招安。王仙芝是贩私盐出身，并没有抢夺天下的雄心，起义不过是想捞个官做做，光耀门楣，总不能一辈子都当草寇啊。这是王仙芝的政治理想，他四处攻城略地，不过是为自己捞取向唐王朝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

但不幸的是，他碰上了宋威，宋威不允许他投降。王仙芝七次发出投降帖，宋威都私自扣下了，根本没向朝廷上报。后郑畋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也说：“宋威欺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宋威之所以不允许王仙芝投降，一是恨王仙芝该死时未死，让他丢尽了脸面。假若王仙芝得到招安，成为他的同僚，他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二是有更深层的意思，王仙芝投降，朝廷贼患解除，他这位讨贼总司令就没得当了。而且他讨贼不利，除了谎报军功，闹了一次乌龙事件，也没取得其他战绩，搞不好朝廷会来个秋后算账，将他革职查办。所以，他要留着王仙芝和黄巢，让他们尽情地闹，尽情地攻伐。这样贼寇未除，朝廷就绝不会轻易诛杀讨贼将帅。

宋威的策略选择，就是养敌自保。他这种做法，导致黄巢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唐王朝几乎被这次起义灭亡。在史学家和许多忠义之士眼里，宋威的行径是可耻的，他当然是要遭到诟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