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德国作曲家帕黑尔贝尔（Pachelbel）的卡农被用在一种织物柔顺剂的广告中，时光荏苒有年岁了；这曲子再次响起，在我听起来却纯净、甜美而哀伤。选它当哀乐很合适，这曲子既经典又有效果。随着音乐响起，聚在一起的这些男男女女（在此时此地）都变得沉默而凝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鲜花和蜡烛之间，却缺少供人瞻仰遗体的棺材。这不合常情，但颇有道理，因为20来具尸体早被整整齐齐地切割成块——切为两半的骨盆和头，鼻腔里的那些秘密的曲曲折折，显得像是蚁穴里的隧道。这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2004级的整体解剖室里为无名的尸体做的悼念活动。对今天到场的客人们而言，敞着口的棺材并不特别可怕，因为他们不仅见过那些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死者，而且动手切割的就是他们，其实这也是死者遭到肢解的原因。他们是解剖室的学生。

这不是什么走过场的仪式。活动是真心实意的，来的人都是自愿的，延续了将近3个钟头，13个学生表演了节目，其中有人翻唱了绿日乐队的《你生命的时光》，有人读了一个没有特色的悲情故事，故事内容是英国图画作家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讲一只垂死的獾。还有一首民谣，讲一个名叫雏菊的女人，转世投生为医学院的学生；这个学生在整体解剖遇到的尸体却是前世的她自己，也就是雏菊。一个女孩朗诵了一首颂诗，描绘如何解开尸体手上的纱布，却突然看到那尸体的指甲染成了粉红。“解剖图集里的图片不曾显示指甲油，”她写道，“那是你挑的颜色吗？……你想到我会看到吗？……你手内部是什么样子，我想告诉……我想让你知道，在我看病人的时候，也总会看到你。我触摸病人的肚子，想的却是你的器官。我听病人的心跳，我会记起我捧过你的心脏。”这是我听过的最感人的作品。别人的感触也一定是这样；屋子里没有一个泪腺是缺水的。

最近10年，医学院走出老路子，培养学生对整体解剖室尸体产生敬意。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是为捐献尸体举行悼念活动的众多医学院之一。有些医学院还邀请尸体的家人到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整体解剖学的学生必须参加由前一年的学生主持的课前讨论会，老学生讲述与死者一起工作是什么情形以及他们的感受。尊敬与感念之意就传承了下去。从我听到的而言，出席一次这种讨论会，然后把香烟插在你的尸体的嘴里，或者用他的肠子跳绳，摸着良心而言，是相当不容易的。

休·帕特森，这所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和捐献尸体项目主任，请我在他们的整体解剖室度过一个下午。此时此地，我可以告诉你，学生们不曾为我的到来做过特别的排练，他们仅仅是按照程序进行。不需要我提示，学生们就表达了感激之意和一贯的庄重，表达了对尸体的关切之情，表达了他们不得不对尸体所做的事情的坏心情。“我记得我的一个团队伙伴就那么把他劈开，从里面掏些东西出来，”一个女孩告诉我，“我发现我拍着尸体的胳膊说，‘没事儿，没事儿。’”我问一个名叫马修的学生，在课程结束之际，他想不想他的尸体；他回答说，“仅仅是他的一部分离开了”，那其实也是令人感伤的。（在课程中途，两条腿移除并火化了，以减少学生对化学防腐剂的接触。）

许多学生为他们的尸体起了名字。“不是像‘牛肉干’这种名字，是真正的名字，”一个学生说。他把我引荐给一个名叫本的尸体。尽管这具尸体当时只剩下头、肺和胳膊，却仍然保有一种坚毅和端庄的神态。在一个学生移动本的胳膊的时候，胳膊是托起来的，不是抓起来的，然后轻轻放下，好像本仅仅是睡着了。马修甚至写信给捐助尸体办公室，要得到他的尸体的生平信息。“我想把它作为一个人来对待。”他告诉我。

我在的那个下午，没有人开玩笑，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是拿尸体开玩笑。一个女子坦言她的小组曾经就他们那个尸体“极大的生殖器”说三道四。（她大概是不知道防腐液打进静脉，会扩展尸体的勃起组织，结果解剖室尸体的男性特征在死时比在生时更值得炫耀。）即便在这样的时候，议论也带着敬意，而非奚落。

一位以前的解剖学教师对我说：“再也没有人把头装在水桶里提回家了。”

现代解剖室处处都对死者鞠躬如也，理解这种现象有助于理解解剖学史上一直极端缺乏这种尊敬的原因。很少有哪门科学像解剖学这样植根于耻辱、丑行和讥评。麻烦始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埃及，大约公元前300年，国王托勒密一世开风气之先，批准剖开死者的那类医学研究，以便琢磨人体如何运作。此事部分地与埃及制作木乃伊的悠久历史有关。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尸体被剖开，脏器被移除，因此政府和百姓对此类事情并无芥蒂。此事还与托勒密业余对解剖感兴趣有关。这位国王不仅敕令鼓励医生解剖处死的罪犯，而且他是在解剖室里去世的，当时他穿着罩衣手持刀子，和专业医生一起且割且探。

麻烦的名字叫希罗菲勒斯（Herophilus）。人称“解剖学之父”，他是第一位切割人体的医生。尽管希罗菲勒斯的确是一位尽心尽力、不知疲倦的科学家，但他似乎走火入魔了。痴迷压倒了同情和良知，此公竟然切割活着的罪犯。按照他的指控者之一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说法，希罗菲勒斯活体解剖了600名囚犯。公正而言，没有什么目击证词或者莎草纸的日记存世至今，你会思忖莫不是同行是冤家这种怪病诽谤他。毕竟，没有谁把德尔图良称为“解剖学之父”。

用被处决的罪犯来做解剖，这个传统持续不断，一直持续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当时为医学院的学生开办的私立解剖学校开始兴盛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城市。尽管学校数目在增加，尸体数目大致不变，解剖学家就总是缺乏材料。回顾当年，没有人把遗体献给科学。信教的人们果真相信尸体会从坟墓中站起来，而解剖被认为和断了你的复活之路一样可恶：五脏六腑挂在外头，汤汤水水污损地毯，有谁会去为这种呆瓜打开天堂之门呢？从16世纪一直到1836年通过了《解剖学法案》，在英国为解剖学而合法取得的尸体都来自那些被处决的杀人犯。

由于这层缘由，在公众的心目中，解剖学家和刽子手被归为一类货色，甚至还不如刽子手呢，因为切割人体确实被视为比死刑还不堪。可不是嘛，与解剖学家的支持者和赞助人无关，任由罪犯的尸体给拿去解剖，主要是政府的意图。很多人只犯小过，却课以死刑；法律机构认为，为儆重罪，在死刑之上再加上一层恐怖，来得必要。如果你偷了一头猪，你被吊死。如果你杀了一个人，你被吊死，然后大卸八块。（在乳臭未干的美国，可以用解剖来惩罚的罪犯包括决斗者，死刑显然不曾对那些同意以互相开枪来解决纷争的伙计们形成很大威慑。）

双重判刑不是个新点子，毋宁说那是在最近把这个老调子翻了新花样。在此之前，杀人犯可能被吊死，然后用马拖，一裂四块：马匹扯着他的胳膊腿，然后向东西南北哗啦一拽，结果就是“四块”，钉在桩子头上示众，作为一种色彩丰富的警示，告诉公民犯罪有多么不明智。解剖作为处罚凶犯的可选方式，在1752年的英国，被批准可以代替吊尸。吊尸——尽管这个词儿听上去像是兴高采烈的游戏场上的措辞，或者充其量，那听起来好像是鹰隼乌鸦之类的打扫卫生——其实却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动词。吊尸是把一具死尸在沥青里蘸过，然后把它搁在一个铁架子上，当着乡里乡亲们平淡无趣的目光，任其腐烂，任其被乌鸦啄得东一块西一块。当年要在宽敞地角溜达溜达，那想必是完全不同的一番光景。

为了解决为解剖而合法取得尸体的短缺问题，英国和早期美国的解剖学校的指导教师们，把自己折腾进了某种声名狼藉的角落。大家开始知道有一种家伙，你可以把你儿子截下来的腿卖给他们，能换个啤酒钱（说得准确一点，价钱是37.5美分；此事发生在1831年的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但是，学生出学费，不光为学习胳膊腿的解剖结构。学校不得不搜寻囫囵尸体，否则就有失去生源的危险，学生会跑到巴黎的解剖学校就读。在巴黎，死在市立医院的穷人的尸体，无人认领，可作解剖之用。

极端举措出笼了。一个解剖学家把刚刚死去的家人搬到解剖室，用一个上午，然后把它丢在教堂墓地里，此事也并非不曾耳闻。17世纪的外科医生兼解剖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以发现了人类的循环系统而名声大噪，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由于全心全意为其使命服务而背负恶名的人，他竟然能够解剖他亲爹和亲姊妹。

哈维为其所为，是因为他只有两条道可走：要么偷别家亲人的尸体，要么就放弃他的研究——这个他接受不了。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那些现代医学院的学生，面临相似的困境，也时不时地做了同样的选择。关于对人类遗体的尊重，根据对《古兰经》法典的一种严格解释，塔利班的神职人员禁止医学教师为教授解剖学而解剖尸体，禁止使用骨架——连非穆斯林的遗体也不可以（在其他伊斯兰国家这倒是可以）。2002年1月，《纽约时报》记者诺瑞米祖·奥尼什（Norimitsu Onishi）采访了坎大哈医学院的一个学生，这学生做了一个痛苦的抉择，把他心爱的奶奶的尸骨挖出来，与同学们一同研究。另一个学生把他以前邻居的遗体挖掘了出来。“是的，他是个好人，”这个学生告诉奥尼什，“当然，拿走了他的尸骨，我感到难过。……我认为，如果20个人能够由此受益，那就好。”

在英国解剖学校最兴盛的时期，这种合乎情理却又有感于痛苦的做法，很不常见。更普遍的做法是潜入墓地，把别家的亲人挖出来做研究。这种行为，即大家所知的盗尸。这是一种新罪行，与盗墓大不相同。盗墓牵扯偷窃埋在殷实人家的坟墓或者墓穴里的金银财宝和传家的玩意儿。被人逮住，身上却藏着尸体的袖扣，是一桩罪；被人逮住，却扛着尸体本身，不受罚。在解剖学校兴隆起来之前，关于挪用最近死去的人身，根本没有什么律条。干吗有这种律条？在那之前，偷尸这号事儿，简直没法理解，恋尸癖另当别论。

有些解剖学教室利用大学生喜欢在深夜恶作剧的那种自古以来就有的癖好，怂恿他们劫掠墓园，为上课提供尸体。在苏格兰的一些学校，在18世纪，这种做法更正式：儒斯·理查森写道，可以用尸体交学费，现金就免了。

另外的教师亲自出马，把这桩不堪的活儿揽在自己身上。这些人不是走江湖的郎中。他们是可敬的专业医生。殖民地的医生托马斯·瑟韦尔（Thomas Sewell），成了3位美国总统的私人医生，创立了如今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在1818年被判犯有为解剖目的而从事盗尸的罪行。被盗尸体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年轻的伊普斯威奇人。

然后，有解剖学家出钱给别人，让他们去挖。到1828年，伦敦解剖学校对尸体的需求量太大，10名专职盗尸贼和200来名业余盗尸贼，在解剖“旺季”忙得不亦乐乎。（解剖课只在10月到次年5月开课，以免尸体散发的恶臭和炎炎盛夏尸体腐烂太快。）按照下议院在那年的证词，六七个人的一个盗尸团伙（常常是这个叫法），挖掘了312具尸体。算出来的报酬大约是一年1000美元——大概是一般非技术劳动者收入的5～10倍——夏天还不干活儿。

这个活儿不道德，也确实恶劣；但是，它多半不像听起来那么令人不快。解剖学家要的是新鲜的死尸，因此气味真不算回事儿。盗尸贼不必把整座坟墓都掘开，只把坟头掘开就成。一根铁撬伸到棺材盖下，朝上一扳，再把盖子向上撬一英尺（1英尺=0.3048米）左右。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或者勒在腋下，一具尸体顺顺利利地就给拖了出来。泥土呢，本来就堆在一方油布上，再掀回去。整个事儿，花费不足一小时。

许多盗尸贼本来的职务是掘墓人，或者是解剖室的助手。助手在这里和盗尸团伙及其所作所为有了接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况且花费工夫也不大，他们就扛起了铲子和麻袋，把合法职务辞了。关于我们在此讨论的那些人，有几则日记——是从匿名的《盗尸贼日记》（Diary of a Resurrectionist）上抄来的——透露了些许隐情：

星期二，3日（1811年11月）。出去踩点，从巴瑟娄把沙维尔弄来了。巴特勒和我大醉而归。

星期二，10日。一天醉酒：入夜外出，在斑山娄得了5具，杰克差点给活埋了。

星期五，27日。到哈帕斯，得1具大的，搬到杰克家里。杰克、比尔和汤姆没跟我们一起去，都醉了。

我们不禁相信，日记作者不曾对尸体指名道姓，是为掩盖他对这种勾当有些不自在。他没有花费笔墨写尸体的模样，或者挖苦他们倒霉的命运。除了身材和性别，他没有胆子提到死者任何事情。仅仅偶尔给那些尸体一个名词。（最经常的是“东西”，如“糟糕的东西”，意思是“腐败的尸体”。）但是，最可能的，是那个人不很情愿地坐下来，写了三言两语。后来的日记表明，他甚至不愿意写出“犬齿”这两个字，却仅仅写了“尖”。（在“东西糟糕”的时候，“尖”和其他牙齿被拔下来，卖给牙医，用来造假牙，免得白干一场毫无赚头。）

盗尸贼是些一般的恶棍；他们的动机，仅仅是贪钱。但是，解剖学家又是些什么东西呢？社会上的这些正直人物，教唆人做贼，半公开地毁损某人死去的奶奶，都是些什么人呢？伦敦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兼解剖学家是阿斯特里·库珀爵士。在场面上，库珀谴责盗尸贼，但他不仅去找他们，给他们活儿干，还鼓励受雇于他的人去干这件事。事情真是令人不齿啊。

库珀直言不讳地为人类解剖辩护。“如果他不曾在死人身上操作，他就必定糟蹋活人”是他的名言。他的观点很被人采信，但医学院的困境却不易于对付，他们或许还有一点良心。库珀是这么一种人，对切割陌生人的家人一事，他不仅不曾稍示悔意，而且还对他以前的病人动刀子。他为之做过手术的那些人，他一直与他们的家庭医生保持联系，听到他们去世了，就责成他的盗尸贼去把他们挖出来，如此他就可以看看他的手艺维持得如何。他同事的病人，凡是患有令人感兴趣的疾病的，或者在解剖学上有怪异之处的，他就出钱起获他们的尸体。他这个人，对生物健康的激情，似乎转化为可怕的怪癖。休伯特·科尔（Hubert Cole）的《外科医生记事》（Things of the Surgeon）记叙盗尸之事，在这本书里，阿斯特里爵士据说把几个同事的名字写在碎骨头上，然后让实验室的狗吃下去；因此，在解剖那条狗的时候，骨头就被取出来了，刻在骨头上的同事的名字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字周围的骨头已经被狗的胃酸消化了。这些骨块给传了出来，当做颇具幽默感的礼物。科尔不曾提到同事们对这种别具一格的名片有什么反应。我斗胆做一个猜测：这些人费事玩味这个玩笑，还咋咋呼呼地展览这种东西，起码在阿斯特里爵士光临的时候展览。阿斯特里爵士这种人，你可不想把他的恶意带到坟墓里。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谁的尸体我都能搞到。”

和盗尸贼一样，解剖学家显然很善于把死人的遗体视为物件，起码在他们自己心里是这样想的。他们不仅把对未经同意而被挖出来的尸体进行把解剖和解剖学研究认为理所当然，而且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要把挖掘出来的死者视为值得尊重的实体来对待。尸体来到他们的门前，用儒斯·理查森（Ruth Richardson）的话说，他们并不恼怒于把尸体“装在箱子里，用锯末当衬垫，塞在麻袋里，像火腿那样滚来滚去”。他们对待尸体的方式，与对待寻常商品别无二致，时不时地那些箱子会混在其他货物中。詹姆斯·莫尔斯·鲍尔（James Moores Ball），《打包的人》（The Sack-Em-Up Men）的作者，讲到一个大惑不解的解剖学家的故事：一个柳条箱投递到他的解剖室，这人把箱子打开，指望里头是一具尸体，却发现了“一根上好的火腿、一大块奶酪、一篮子鸡蛋，外加一大团纱线”。你只能想像，期望收到上好的火腿、奶酪、鸡蛋或者一大团纱线的那个主儿，有多么惊讶并且特别地失望吧，他发现的是一个包装整齐但死去多时的英国人。

实际解剖活动，对死者不敬，也一样过分。操作过程的气氛，完全类似于街头杂耍或者屠宰场。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和威廉·荷加兹（William Hogarth）关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解剖室的版画，显示尸体的肠子挂着，像游行的飘带，被风刮离了台面，头颅在沸腾的锅里载浮载沉，五脏六腑丢在地板上，狗正在吃。在背景上，大群的人傻呆呆地看。尽管画家显然把解剖实践演绎了一番，文字资料却表明绘画作品与实情相去不远。还有作曲家赫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22年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里写了一条，他为什么决定从事音乐而放弃学医，其理由一清二楚了：

罗伯特……带我第一次到解剖室。……一看到那个可怕的停尸间——残肢断臂，咧着嘴的人头，张着口的骷髅，脚下血迹斑斑的泥地，以及令人作呕的气味，成群的麻雀抢夺碎成小块的肺，老鼠在墙角嚼带血的脊椎骨——我被这样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缠绕着，从解剖室的窗户跳出去，逃回家去，好像死神和他全部的鬼怪都粘在我的脚跟上。

我愿意用一根上好的火腿和一大团纱线打赌，那个时代没有哪个解剖学家为剩下来的尸体碎块举行悼念活动。残余的尸块埋起来了，不是出于尊敬，而是没有其他处理方法。埋也埋得马虎，总是在夜里，通常是埋在房后。

埋得太浅，总会有味儿，为了免于那种成问题的气味，解剖学家寻思出了一些别出心裁的解决办法，来处理丢弃人肉的问题。一个流传久远的说法，是他们与伦敦的野生动物园的管理员狼狈为奸。另外的说法，是说他们养了一些秃鹫来干这个活儿；如果柏辽兹的话可信，当时的麻雀也很称职。理查森读到一个东西，提到解剖学家把人骨和脂肪煮成“类似于鲸脂的一种东西”，他们用这东西制造蜡烛和肥皂。这些产品是在解剖学家自己家里用呢，还是作为礼物送与他人，资料没说清楚；但是，在这些东西和胃酸蚀刻的名片之间，保险的说法是你在一个解剖学家的圣诞节送礼单上，不要看到你自己的名字。

事情就是这样。将近一个世纪，可以解剖的合法尸体短缺，这使得解剖学家成了公民个人的敌人。大体而言，穷人所失最多。过了些时候，制造家搞出了各种防盗尸的产品和服务，只有上层阶级出得起钱。名曰“保体笼”的铁笼子，可安置在坟墓上方的混凝土里，或者埋在地下，把棺材围起来。苏格兰的教堂在墓地建造“死人房”，是上了锁的建筑，把尸体放在里面任其腐烂，直到结构和器官分解到对解剖学家无用的地步。你可以买专利产品弹簧锁棺材，这是一种装了生铁护尸扣的棺材，有2层甚至3层厚。不出所料，解剖学家们在这些产品的最佳顾客之列。理查森说，阿斯特里·库珀爵士不仅选择3层的棺材，他还荒唐地将一个中式的盒子状东西安在了一个庞大笨重的石棺里。

爱丁堡的一个名叫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的解剖学家，为解剖学惹出了致命的公关大祸：暗地里允许为医学而谋杀。1828年，诺克斯的一个助手前去应门，但见得院子里站着两个陌生人，他们脚下躺着一具尸体。这是当年为解剖学家做的一桩寻常的买卖，诺克斯就请这两个男子进了门。他或许为他们沏了一杯茶，谁知道呢。和阿斯特里一样，诺克斯出身于上流社会。尽管这两个人，威廉·博克（William Burke）和威廉·黑尔（William Hare），是陌生人，他也高兴地买下了那具尸体，并且听信他们的故事，说这尸体的亲人交给他们卖了——尽管这听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公众对解剖很反感。

原来，这具尸体是黑尔和他妻子开的一家寄宿馆的房客。寄宿馆位于爱丁堡的一个名叫皮匠巷的贫民窟。那个男人死在黑尔寄宿馆的床上；既然死了嘛，那就无法交他欠的几个晚上的房钱。黑尔可不是盏省油的灯，因此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他和博克把这具尸体拖到一个解剖学家那里去。他们在外科医生广场那儿听说过这个解剖学家。他们把尸体卖给他，好心好意地给那个房客（死了）一个机会，可以偿还他那笔在活着的时候忘记交的房费。

博克和黑尔弄明白死尸价钱之后，他们就着手去搞一些归他们自己所有的尸体。几个星期之后，一个穷困潦倒的醉汉，躺在黑尔廉价房里生病发烧。琢磨着这个人无论如何是离死不远了，这两个人就决定快点弄死他。黑尔把一个枕头捂在那醉汉的脸上，博克用他那笨重的身体压在他身上。诺克斯啥也没问，怂恿他们过几天再来。他们也真来了，来了大约15次。这俩家伙可能太不懂行情，不明白通过挖掘坟墓也能得到同样数目的钱，或者也可能是懒得出那份力吧。

仅仅10年前，发生了一系列现代的博克与黑尔类型的谋杀案，发生在哥伦比亚的巴兰基利亚。案子围绕着一个名叫奥斯卡·拉斐尔·赫尔南德兹（Oscar Rafael Hernandez）的人，一个捡破烂的。1992年3月，他逃过了一次对他的谋杀企图，杀他是为了把他的尸体卖给当地医学院，在解剖室里当标本。和哥伦比亚大部分地区一样，巴兰基利亚这个城市也没有回收利用废物的措施，城里好几百赤贫的人，靠在垃圾堆里捡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过日子。遭到蔑视的这些人——连同妓女和街童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被叫做“可有可无之人”。他们常常被右翼的“社会净化队”谋杀。故事是这么说的：自由大学的保安问过赫尔南德兹想不想到校园来收拾垃圾；等到他来了，就在他头上来了一闷棍。《洛杉矶时报》关于这个案子的一篇报道说，赫尔南德兹在一个盛着甲醛的大盆子里醒来，身边有30具尸体。这个纵然可疑但颇为出彩的细节，关于这案子的其他报道都省略了。无论如何，赫尔南德兹捡了条命，逃出来讲述了他的故事。

活动家胡安·帕布鲁·奥顿尼兹（Juan Pablo Ordonez）调查了这个案子，声称赫尔南德兹是至少14个为医学研究而遭谋杀的巴兰基利亚穷人之一——尽管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尸体捐献项目。按照奥顿尼兹的报告，国家的警察已经从他们内部的“社会净化”活动中收集尸体了，然后以每具150美元的价钱卖给大学。大学的保卫部门风闻此事，决定采取行动。在调查开始的时候，大约50具来路不明的尸体和尸块发现于解剖学阶梯教室中。到目前为止，大学里和警察中没有一个人被捕。

上文说的爱尔兰人威廉·博克，罪有应得，最终被绳之以法。25000多人观看他被吊死。黑尔被判无罪，绞刑架周围的人群对此愤愤不平，高喊口号“博克黑尔！”——这意思是“憋死黑尔”。结果在当地的土话里，“博克”成了“憋死”的同义词。就把人憋死而言，黑尔和博克干得都不少；但是，黑尔不该死，博克该死，而在技术细节上也没有人追究。

在一场可爱而诗意的正义行动中，博克的尸体，按照当时的法律，被解剖了。因为课程与人类大脑有关，博克的体腔似乎不大可能被打开；但是，课程内容做了调整，在大脑解剖之后，也要解剖其他部分，以便娱乐观众吧。第二天，解剖室对公众开放，大约3万得到批准的人，抻着脖子蜂拥而至。解剖之后的这具尸体，按照法官的命令，被运到爱丁堡皇家外科医生学院，把他的骨骼制成骨架。这骨架存世至今，连同用博克胳膊上的皮制作的几个钱包中的一个。

尽管诺克斯不曾由于他在这些谋杀案中扮演的角色而受指控，公众感觉他罪不可赦。尸体是新鲜的，头足砍掉、血从鼻子或耳朵汩汩而出——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使心知肚明的诺克斯感到奇怪吧。这位解剖学家显然是不在乎。诺克斯还进一步污损了他的名声，他保存了博克和黑尔弄来的那些比较好看的尸体中的一具，那是妓女玛丽·帕特森（Mary Paterson），放在他解剖室的一个干干净净的大玻璃缸里，泡在酒精里。

一个平民委员会，调查诺克斯在案件中的作用，但不曾对这位医生提起正式的指控。第二天，一群人聚集一处，抬着诺克斯的模拟像。（这玩意儿不怎么像真人，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在它的背后贴上一个好大的标签，以做说明：“诺克斯，臭名昭著的黑尔的帮凶。”）他们抬着因陋就简的诺克斯像在大街上游行，一直走到真诺克斯的家门前。他们把这个东西吊在树上，然后把它砍成碎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到了这么个时候，议会承认：解剖的问题是有点失控了，于是召集一个委员会，出谋划策，解决问题。讨论主要集中于另外设立尸体来源——显然，还是医院、监狱和囚犯工厂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却有一些医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可作争论的题目：人体解剖真的必要吗？解剖学不可以用模型、绘画和保存起来的标本来了解吗？

在历史上，在有些时代、有些地方，每当有了这个问题，“人体解剖必要吗？”答案就是清楚明白的“必要”。如果你想琢磨出人体是怎么运作的，而不真的剖开一个看看，那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里有几个例子。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说认为解剖人体是亵渎，禁止此事。这为中医的奠基人提出了问题，这在下面这段引自《黄帝内经》的片段中显而易见。该书写于大约10世纪。黄帝很显然地在妄自布置：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传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者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政府对人体解剖不赞同，那对医学有什么影响，罗马帝国给了我们另一个很好的例子。盖伦（Galen），历史上最受尊崇的解剖学家之一，他写的东西几个世纪无人挑战，不曾一次解剖过尸体。在他身为角斗士的外科医生时，他常有并非琐屑的机会，通过划开的剑伤和狮子撕裂的口子，一窥人体内部。他也解剖了大量动物，最好的是猿类；他相信猿类在解剖学上与人类等同，他主张，特别是在猿类的脸是圆的时候，更是如此。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后来指出，单是在骨骼结构方面，猿类和人类之间就有200个不同之处。（作为一名比较解剖学家，盖伦无论有什么短处，都仍然以其匠心独运而受尊敬，在古罗马弄到猿类想必不容易。）盖伦得到了不少正确的东西，正如他也得到了不少错误的东西。他的素描画表明肝有五叶，心有三室。

说到人体解剖学，古希腊人也一样随心所欲。和盖伦一样，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不曾解剖人类尸体——他说切割尸体“令人不快，即便不能说是残忍”。按照《早期人体解剖史》（Early History of Human Anatomy）的说法，希波克拉底把筋腱说成“神经”，认为人类大脑是分泌黏液的腺体。尽管我觉得这种说法令人吃惊，此人却是我们讨论的“医学之父”，对此我不怀疑。一个作者，名字出现在文章标题页上，接着是一串头衔，“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科学博士，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皇家医生学院讲师，美国妇产科医生大会会员”，你怀疑不得。谁知道呢，历史或许错误地把“医学之父”的美名送给了希波克拉底。

对人体解剖学贡献最大的那个人，比利时人安德里亚斯·维萨里，是“自力更生”的热心支持者，是“把你那装模作样的文艺复兴的长袍子弄脏的”解剖学的热心支持者，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解剖学课堂上，尽管人体解剖是大家接受的事情，但是大多数教授自己却怵于动手，宁肯坐在高台上的椅子上上课，离那具死尸远远的，拿着一根木棍指指点点，操刀的却是雇来的人。维萨里不同意这种做法，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可耻。在奥马利为他写的传记里，维萨里如此形容那些讲师：“栖居在高背椅子上的乌鸦们，自命不凡得令人生厌，对他们不曾研究的东西聒噪不已，只会死记硬背别人书里的东西。因此，每件事都教错了，日子浪费在荒诞不经的问题上。”

维萨里是前无古人的解剖学家。他鼓励学生“在吃任何动物肉的时候，观察筋腱”。在比利时研究医学期间，他不仅解剖死刑犯的尸体，还亲身到绞刑架那里抢尸体：

维萨里出版了一系列细节翔实的解剖学版画和课本，名叫《人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此乃有史以来最受尊崇的解剖学书。问题于是变成这样：在维萨里这样的人琢磨出了大量基本东西之后，每个研究解剖学的学生还有必要身体力行，再去翻腾一遍吗？为什么不可以用模型和保存好的解剖学样本来教解剖学？整体解剖室要另起炉灶吗？在诺克斯的年代，鉴于尸体来路不正，这样的问题特别切中肯綮；但是，今天仍然有必要讨论这样的问题。

我为此问过休·帕特森，了解到：实际上，在一些医学院里，整体尸体解剖正在取消。确实，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参观过的那次整体解剖课是最后一次，学生将最后一次解剖整尸。从下学期开始，他们将研究解剖标本——做过防腐处理的人体切块，用来展示重要的解剖学特征和系统。在科罗拉多大学，“人体模拟中心”正在率先冲刺数字化解剖学教学。1993年，他们把一具尸体冰冻了，然后横着切片，一次切一毫米，切一次照一幅照片——总共1871幅照片——以便在屏幕上制造易于操作的三维人体和人体部分的演示。这是为学习解剖学和外科手术的学生制作的某种“飞行模拟器”。

解剖学教学领域中的这种变化，与尸体短缺没有关系，与公众对解剖的看法没有关系，只与时代有关系。尽管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医学取得了无可估量的进步，但相同的学习时间必须涵盖全部的资料。完全可以说，如今用来学习解剖学的时间，比阿斯特里·库珀时代少得多了。

我问过帕特森整体解剖室里的学生，如果没有机会解剖一具尸体，他们感觉如何。尽管有些人会觉得受了骗——整体解剖尸体，这种经历是一个医生的成年礼——但许多人表示认可。“前些日子，”一个学生说，“动刀子剪子，我明白了我得到了从书上得不到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些日子，很多时候，到这儿来花费两小时，我也觉得浪费了好多时间。”

但是，整体解剖室不仅仅和学习解剖学有关。它跟面对死亡有关。整体解剖常常为医学院的学生提供第一次面对尸体的机会；因此，人们一直认为这对一个医生的教育是一个重要而必要的环节。但是，学到的东西，在不久之前，不是敬意和敏感，而是相反的东西。传统的整体解剖室，关于面对死亡一事，提供的是某种“要么溺水要么游泳”式的心态。为了做到老师要求他们做到的事情，医学学生必须千方百计把自己搞得没有感情。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把尸体视为物件，把死者看成结构和组织，不是以前那个活人。幽默感——拿着尸体开玩笑——是允许的，是可以原谅的。“不久之前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医学解剖项目主任阿特·达利（Art Dalley）说，“教师告诉学生不要那么敏感，以此作为一种应对死亡的办法。”

为了应对死亡，现代的教育者感觉有更好、更直接的办法，而不必递给学生一把手术刀，然后分一具尸体给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帕特森的解剖学课上，其他许多大学也是一样，取消了整体解剖，省下的一些时间，被用于一个特别的单元，讲死亡和死亡过程。如果你让圈外人来教学生关于死的事情，那么一个住院病人或者一位心理指导师，确实比一个死人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将发现医学将有两个世纪之前想也想不到的事情：尸体过剩了。关于尸体解剖和尸体捐献，令人瞩目的是公众的看法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我问阿特·达利说，怎么解释这种变化。他列举了几个因素。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第一次心脏移植，以及通过了《统一解剖学捐赠法案》，这两件事都强化了这么一个意识：器官移植与遗体捐献必须是自愿的。大约在相同的时候，达利说，丧葬费显著增加。此后出版了《美国的死法》（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的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辛辣地揭发丧葬业的丑闻——以及火葬突然大受欢迎的原因。把遗体捐献给科学，开始被视为另外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这种方式还是利他主义的——可以代替丧葬。

在这些因素之外，我愿意加上科学的普及。一般人对生物学的理解，我是这么想像的，发挥了作用，瓦解了与死亡和葬礼有关的浪漫幻想——在来世的境界，那里有缎子一般的光辉，有赞美诗的音乐，遗体是某种天使一般安详的东西，干净整洁，几乎是人类，仅仅是像睡得太多了而已，睡在地下，穿戴整齐。19世纪的人似乎觉得葬礼是命运的极致，不像解剖那么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事情难得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