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美酒与毒药
在俄罗斯诸种能源品种中，石油占据着特别的优势地位，这是由其开发的简易程度和运输的便捷程度决定的……对石油的开发正开始取代煤炭开发的地位，许多经济学家确信，达成电气时代之前的过渡时期将是一个石油时代。
黑色的石油对俄罗斯来说如同美酒，然而，酒喝多了人是会醉的……
始于诺贝尔家族的俄国石油工业
俄罗斯石油工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最早在俄国建立石油工业的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发明炸药的诺贝尔兄弟。诺贝尔兄弟的父亲叫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一个生活不怎么富裕但却有一肚子发明的瑞典人。
1837年，伊曼纽尔来到俄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当时沙皇为了应对英国的威胁，正在积极扩军备战。伊曼纽尔发明了一种新型水雷，并设法把它推荐给了沙皇。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沙俄军队正是通过伊曼纽尔发明的水雷，把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挡在了克列斯塔要塞之外。为此，伊曼纽尔得到了沙皇颁发的金制帝国勋章，诺贝尔家族从此算是彻底翻了身。
凭借皇室的赏识，伊曼纽尔在俄国的上层社会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脉。诺贝尔家族开始设立工厂，主要业务是船舶动力和机器制造。最后，步入晚年的伊曼纽尔选择了落叶归根——回到了瑞典。
老伊曼纽尔共有四个儿子，小儿子早夭并没有太多记载，剩下的三个儿子分别是老大罗伯特（Robert）、老二路德维格（Ludwig）和老三艾尔弗雷德（Alfred）。他们兄弟三人从小跟着父亲在俄国长大，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在老伊曼纽尔返回瑞典后，大儿子罗伯特在芬兰的赫尔辛基经营煤化油工厂，老二路德维格在芬兰搞军工厂，而小儿子艾尔弗雷德，则正是黄色炸药的发明者。
19世纪后期，诺贝尔三兄弟已经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混得风生水起，但这还只是开始，不久之后，这个家族将因为一块俄国的土地，最终成为可以左右整个欧洲局势的豪族。这块土地就是位于现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巴库。
在历史上巴库是波斯拜火教的圣地，因为这里的地下会冒出“天火”——其实就是地下天然气散发出来后出现了自燃。在公元9世纪，人们就在巴库发现了石油，由于埋藏得非常浅，靠手工就可以挖到。当时人们主要是用石油来点灯，此外还有人认为把石油敷在身上可以治病。到16世纪的时候，巴库的石油买卖有了一定的规模，人们把石油挖出来后装入皮囊，用驴子运到中东卖给阿拉伯人。
1723年，围绕着阿塞拜疆的归属，沙俄和当时的波斯帝国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争夺战。1813年，在打了整整90年之后，阿塞拜疆最终归属了沙俄。
沙俄得到阿塞拜疆的时候，石油对人类的价值还不明显。俄国政府以四年为一期把巴库的产油区分片承包给各国来的商人，以此赚些算不上很可观的租金。
而到了1873年，沙俄政府的策略完全改变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急需大量的资金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所以就模仿当时美国的机制，对当地的资源开采权进行拍卖，拍得者将获得当地资源的勘探、开采权，有效期长达数十年。
当时巴库已经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此时，随着燃油发动机的出现，人们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石油的巨大价值——这东西不仅能拿来点灯，而且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种新型燃料。[1]
也正是在1873年，路德维格的军工厂接到俄国政府的一笔大订单——45万支步枪。那个时候生产步枪需要用到大量的胡桃木，于是路德维格就请哥哥罗伯特到俄国的高加索地区去采购所需的这批木材。罗伯特到高加索搜罗了半天，还是没有凑到足够的木头，却发现很多商人都在往阿塞拜疆的巴库跑——大伙都在竞拍当地的油田。罗伯特来不及和弟弟商量，果断用身上带的原本用于买木材的25000卢布，在巴库购买了一座位于布莱克汤的炼油厂。一切办妥后，罗伯特才回去说服了两个兄弟。
1879年，诺贝尔三兄弟在俄罗斯注册成立了第一家石油公司——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为了便于运输，诺贝尔兄弟在俄国修建了第一条输油管道。此外，1878年诺贝尔公司在瑞典定制了世界上第一条散装油轮——索罗阿斯特号，用于里海的石油运输。
到了20世纪初期，油将代替煤成为新主要燃料，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背景下，1906年，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家族在石油领域实现了联手，这两大家族又一道与英国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结成了欧洲石油同盟。对比跨越大西洋从美国或者墨西哥购买石油，从俄国进口石油的运输距离显然要短得多，而且巴库地区开采的石油品质更好。这样一来，原本由美国资本垄断的欧洲石油市场，开始面临欧洲石油资本强有力的挑战。[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一度想收购诺贝尔公司，但马上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标准的东家洛克菲勒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企图以低价倾销的方式冲垮欧洲石油集团，这场美欧之间的石油价格战最终以两败俱伤的局面宣告收场。最终，在1910年美欧两方达成了市场分割协议，标准石油公司占有欧洲75%的市场份额，欧洲集团占20%，其余5%留给其他的公司。这样一来，诺贝尔家族在欧洲石油产业的地位算是完全稳固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石油大王。
可是好景不长，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将把帝国主义在俄国境内的资产全部收归国有。诺贝尔家族的成员因此全都跑到了英国，在那里坐等局势逆转——由于企业主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在当时的欧洲，工人起义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这些起义最终无一不是在资本家的武力镇压下以失败告终，沙俄就是因为在欧洲地区四处镇压工人起义，一度获得了“欧洲宪兵”的头衔。因此，欧洲的资本集团在当时普遍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又一个“小插曲”而已。
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外的干涉军很快就如期而至。[3]在这段时期，巴库一度被英、法、土耳其的干涉军占领。出乎欧洲上流社会的预料，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列强的联合干涉下最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1920年4月，红军重新解放了巴库，并且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将当地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由于诺贝尔公司的上层战争期间同外国干涉军里应外合，很多高管在战后以间谍罪被俄国政府逮捕[4]。
这时候诺贝尔家族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在俄国这么多年的经营很可能全部赔掉，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找人接盘。虽然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但当时欧、美的政界和商界依旧普遍认为，俄国的红色政权是无法长期存在的，等到苏维埃政府倒台，当初他们被没收的资产照样会被收回来——这种认识之下，工人运动在当时的欧洲此起彼伏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快，诺贝尔兄弟找到了以前的老冤家，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此之前，标准石油遭到了拆分，新泽西标准石油是拆分的产物之一），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新泽西标准石油以140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诺贝尔公司一半的股份，成为控股方。这就意味着，假如苏维埃政权垮掉，美国人就将控制俄罗斯1/3的石油生产、40%的炼油能力和60%的国内石油市场，在工业时代，这就等于是控制了俄国的命脉——战略产业假手于人就是这个下场，只要价格合适，对方随时可以把你的命脉当商品卖掉。
当然，出乎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强敌环视的情况下，列宁带着布尔什维克竟然挺过来了。这样一来，美国人不但什么都没有得到，还白白的替诺贝尔家族分担了至少一半的损失。到此还不算完，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建立之后，诺贝尔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又拉着皇家荷兰壳牌集团一道，组成联合阵线，先后拉了十几家国际资本集团近来，要求苏联政府对他们进行“赔偿”。这一次攻势很轻易地被苏联外交部门化解，诺贝尔家族又碰了一鼻子灰。
能源危机背后的机会
十月革命后，摆在列宁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燃料短缺。在1917～1922年时，新生的红色政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派人四处收集一切可以作为燃料的东西——石油、煤炭、页岩油、泥炭甚至是木材——恐怕谁也想不到一个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木材在整个国家的燃料体系当中还是占有很大的比重。
和其他的工业国家一样，俄国最初也是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十月革命前，俄国在顿涅茨克、莫斯科州、乌拉尔地区和远东地区已经开发了很多大型煤矿。在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这些煤矿的地面设施被白军在败退前彻底炸毁，许多矿井还被注了水，而且由于战乱，很多矿井因长时间无人维护发生了坍塌。1913年沙俄一年的煤炭开采量是2920万吨，到1922年战争基本结束，这一数字已经锐减至1120万吨——只有战前的1/3强。
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说白了都是能量的转化，这其中必然要选一种能源作为基础。在农耕时代，一切生产都是建立在人的体力加上少量水力、风力的基础之上；而所谓的工业时代，从这个角度说最大的进步就是把基础能源变成了矿物燃料。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能源对现代工业意味着什么——没有能源，我们周围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将停滞。
1917年后的俄国，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老电影《列宁在1918》里讲的主要问题就是战争时期的饥荒，当时百废待兴的俄国工业面临着崩溃的境地，苏维埃政府在各个农业地区强行从富农的手中征粮，但这还远远不够，你还得把粮食运到各大城市去，在电影里有这么一句台词“运粮食的火车就要来了”——在当时，由于缺乏燃料，俄国常常连让火车开起来的煤都凑不够，粮食运输因此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列宁在各种会议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务必能让所有的火车都开得动。
除了煤炭产业外，当时俄国的石油工业也受到了极大破坏。前文提及了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英、法、土干涉军曾经一度占领了阿塞拜疆的巴库，在这段时期油田设施因为无人维护加之故意破坏，也已经损失殆尽。更麻烦的是人力资源的缺乏，战争期间一部分石油工人被征召上了战场，此外在被土耳其占领期间，大批亚美尼亚工人被迫逃离了巴库，因为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民族仇恨由来已久，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土耳其统治者就曾对亚美尼亚人展开过大屠杀。1913年巴库共有石油工人3万多，石油开采量可以达到1030万吨，到1920年巴库被重新解放时，只剩下1万多石油工人，石油开采量已经跌至不足390万吨。
由战乱导致的能源不足成了俄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但也给它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战后重建的时机来改变能源结构。
在20世纪初期，特别是“一战”结束后，人们对现代工业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石油将取代煤炭成为新的核心能源。对比煤炭，石油的优势非常明显：液态的燃料使得机械的设计变得大大简化。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仅仅以煤炭为燃料，那么你该如何设计飞机和汽车呢？（1885年德国工程师戈利伯·戴姆勒发明了第一台燃油发动机。）
在19世纪末，英国海军的一组统计数据更能说明石油对比煤炭的优势：烧煤的蒸汽机要达到最大转速需要4～9个小时，而以汽油做燃料的内燃机只需要5分钟；同样吨位的船，装满燃料煤需要500人工作5天时间，可是要加满油，只需要12人工作12个小时；要得到相同的动力，操作一台燃油发动机的工作量只有燃煤发动机的1/3，而且以重量来计算，燃油的消耗量只有煤炭的1/4。综合计算之后，一支船队如果以油为动力，一次补给之后的活动半径是以煤为动力的船队的4倍。
所以，“一战”结束后各国开始了一场以石油为核心的军事革命。当时，英国海军40%的舰艇已经用油作燃料，此外英军在战争期间共计装备了10.5万辆卡车和4千架飞机；法军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只有卡车110辆、牵引车60辆、飞机132架，到1918年猛增至卡车7万辆、飞机1.2万架；在战争后期，美、英、法在西线战场平均每天消耗石油12000桶。法国将军福熙在1917年12月曾对总理克莱蒙梭说：“如果不能及时供给石油，我们的军队立即就会瘫痪，这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对协约国不利的条件下媾和。”
对石油而言，“一战”就像一支助推火箭，把它直接推到了能源的王座之上。“一战”结束后，石油成了决定军队技术水平的根本要素，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军工的发展，又进一步让石油成了这个工业体系的王者。
战争是工业体系的破坏者，但如果发生在“恰当”的时候，也会是产业升级的最佳“协调者”。和平时代，技术更新换代往往面临旧产业已成型、尾大不掉的问题，而战争恰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手段。对于当时的苏联而言，这一条同样适用。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国内战乱平息之后，俄国从1921年开始推进国家的战后重建，即《全俄电气化方案》，当时列宁反复强调石油在新工业体系下的重要性，他在联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到：
“在俄罗斯诸种能源品种中，石油占据着特别的优势地位，这是由其开发的简易程度和运输的便捷程度决定的……对石油的开发正开始取代煤炭开发的地位，许多经济学家确信，我们达成电气时代之前的过渡时期将是一个石油时代。”
“煤、油”之争背后的隐患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国政府制定的《全俄电气化计划》的能源开采规划部分，石油只占到10%～11%的比例，远远低于煤炭——这份计划事实上就是未来俄国工业体系的远景规划，石油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和列宁此前的重视程度显然不成比例，而且在以油代煤成为大趋势的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发展规划早已严重脱离了时代。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不可思议的局面，究其根源，其实完全是“人”的问题。
前苏联的经济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不同，但究其根源，内核都是一样，即以国家行政力量来直接主导经济的运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市场调节，说白了就是一种“撞了南墙才回头”的模式，这其中必然会造成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而在当时，苏联模式恰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在分配领域，苏联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基层劳动者的权益，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共运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对西方国家处于攻势；而在发展规划上，苏联模式更适于建立长远规划，因为主导经济运行的是行政指令，而不是短期账面收益，很多潜力巨大但短期见不到的投资，都需要依靠这种模式来推动。
苏联这套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它的优势一样，同样表现得异常明显：在这套体制中，由官僚组成的行政力量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如基督教的上帝一样——可以主宰一切。而对于“上帝”的错误，苏式体制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也可以这么说，苏联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不在体制本身，而在于“人”。人有信仰，有道德，但同样有利益、有私欲……
苏共是一支非常纯粹的工人政党，而在俄国的工人构成中，权重排第一位的是钢铁工人，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煤炭工人——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煤和铁，自然这两个领域的从业者数量是最多的。
当“权利”和“权力”纠缠在一起后，很多事情就不再是应该不应该那么简单了。苏共高层在当时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发展石油产业必然会压缩煤炭产业，这会影响到煤炭行业从业者的利益——1923年苏维埃政权最动荡的时候，各行各业中罢工次数最多的就是煤炭工人，当年一年罢工达155次，共计77189人次参加。有句话叫“爱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
此外，很多苏共官员也都是来自革命时期的煤炭工人领袖——既然煤炭工人数量第二，按比例算出身于此的官员数量自然也不会少，领袖都出身于煤炭行业，其地位也就排在了石油前面；当时如果煤炭行业的权重下降，就意味着会有一批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亲信的实际权力可能因此削弱。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高层最终选择了把出身于煤炭行业的斯达汉诺夫树立为当时工业建设的偶像；而同样的道理，中国在工业大发展时期，树立的典范则是石油铁人王进喜。
与煤炭行业相比，当时苏联的石油产业工人数量要少得多，除规模不对等的问题外，石油开采原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在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通常只有煤炭的1/4，而且他们工作的油田都分布在远离莫斯科的高加索地区，因此对苏共高层的影响力显然要小得多。在这种局面下，即便是列宁和斯大林，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通常人们对于政治会有一个错觉，那就是认为政治强人是无所不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能掌握更多的主导权，但绝非全部。
在这种重煤轻油的政治利益格局下，苏联政府曾做出了一些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决策：1930年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曾经做出一个决策，要大力发展煤化油产业，最终的目标是50%的液态燃料从煤炭中获得——煤化油技术来自19世纪初的德国，由于德国本土没有石油分布，所以以此来作为替代手段。对于蕴藏有大量石油的苏联而言，这显然是多此一举。更荒唐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德国本土生产煤化油的成本是从墨西哥购买石油的45倍。除非是在战时物资极端匮乏的环境下，否则这个技术很难在生产领域大规模推广。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新的发展规划被制定了出来。和列宁一样，斯大林对未来的能源格局有着清醒的认识。1927年苏共十五会议期间，虽然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要进行农业集体化，但斯大林在会议中还是特别强调：“谁在石油工业中拥有优势，谁就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主动。”但是，以油代煤依旧进展缓慢——即便是斯大林，也无法杜绝苏共干部的官僚主义。[5]
逆向行驶的苏联工业
一方面，苏联的石油工业一如既往地受到煤炭业在政治上的挤压；另一方面，石油工业自身也同样存在“人”的问题。
在当时，各个行业普遍存在浮夸的现象，因为一组好看的纸面数字，对主管官员而言意味着更多的政治资本以及更好的升职前景；而对部门来讲，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倾斜。这些虚夸的指标最后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时他们通常的应对方式是在部门里找一个大伙都看着不顺眼被排挤的人，把他定性为“破坏分子”，把所有责任都归结到这个人身上。于是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一批“破坏分子”。在大清洗时期，这些人面临的将是被流放，甚至是被处决。在这股风潮中，石油工业领域同样不能免俗，这使得苏联的石油工业在这段时期损失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这些人在政治上往往没有太多话语权。
“人”的问题对石油工业的冲击远不止于此。当时苏联真正成熟的采油区主要是巴库和格鲁兹尼两个油田。官员们为了把自己虚报上去的数字尽可能填充起来，对这两处油田进行掠夺式的开采——在最短的时间内，只开采最容易开采的油层，一旦采完，就不再对油井进行后续的深度开发，而是马上换地方进行下一轮的开采。
通过石油出口换来的资金会很快被用于其他领域——当时苏联正处于工业大跃进时期，什么地方都缺钱。这样一来，石油工业创造的利润很少能反哺到本行业上来，对油井的维护和深度开发于是进一步被荒废。这种掠夺式开采导致很多油井只能开采短短数年，1937年年初，即苏联“二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按照往年的估算，预计当年石油产量是1.38亿吨，可是到年底只有4680吨——这就是竭泽而渔的后果。
最终，在整个“二五计划”期间，苏联的石油开采仅仅增长了32.4%。虽然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对“以油代煤”寄予厚望，但最终也只能面对现实的无奈。至1937年，苏联的能源构成中，煤炭依然占47.5%，石油只占16.1%，剩下则是泥炭和木头。
这种局面最终激怒了斯大林，石油产业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被一锅端——全部被逮捕了。但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二五计划”的总结性文件如此说道：“石油该让出自己的地位了，它已经不是苏联主要的能源品种。在总的能源需求中，石油需求也将降低。”
在此之后，煤炭在苏联能源构成的比例当中不降反升，全苏能源消耗的一半几乎都是由煤炭完成的，此时其他主要工业国都在大力推进自己的石油工业，并且在石油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新的工业体系。即便是像英国和德国这样本身不产石油的国家（英国北海油田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产油），也不惜提高自己的国防安全成本，不遗余力地推进“以油代煤”。此时，苏联的整个工业体系都处于“逆向行驶”当中。
“二战”成就了苏联的石油工业
真正让斯大林在能源问题上摆脱困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虽然在“二五计划”后苏联的煤炭集团在“煤油之争”中大获全胜，但斯大林并没有由此放弃既定方针。在斯大林大力推动之下，石油勘探部门一直在苏联腹地寻找新的油田，希望借此增加石油产量，促成苏联能源结构的改变。当时勘探队把勘探区域放在了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流域。在苏共十八大上，最终通过了“在伏尔加和乌拉尔之间建立新石油基地——第二巴库”的决议。
当时虽然有利益集团的阻挠和不配合，但对新油田的勘探和开采依然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为了表现对新油田寄予的厚望，当时苏共高层把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新油田称为第二巴库——这里最终勘探出的产油区面积达70万平方公里。
当然，前景是一回事，现实则是另一回事。直到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前一年），第二巴库仅发现十几个小油田，产量也仅为180万吨，占全苏的5.8%，苏联71.4%的石油依旧是由巴库提供的。一方面伏尔加—乌拉尔产油区此时尚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这里的石油蕴藏量虽然非常大——1937年发现了储量达3.2亿吨的杜马兹大油田，但这里的主力油层都埋藏在更深的泥盆纪地层——巴库油田的油层主要分布在更浅的石炭纪地层，而且这里的油品质量密度大，黏稠度和含硫量高，单从经济成本考虑，短期效益并不显著，因此在当时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优先开发第二巴库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最终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则是希特勒。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随着德军的一路南下，阿塞拜疆于1942年一度被德国占领，苏联因此不得不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把人员和重要的仪器设备全部转移到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并在撤离之前把巴库油区的设施全部炸毁，以防德国人利用这里的石油资源（当时希特勒曾下令德军组建一支15000人的“石油旅”，用以接管苏联的石油工业设施。而苏联人的破坏措施非常有效，以至于德军明明在产油区，却一直面临燃料匮乏的问题）。而这一举动正好大大强化了第二巴库的力量。在战时各类资源最匮乏的时期，苏联的工程人员依然在这里进行勘探开采作业（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到最惨烈的阶段时，那里的坦克修理厂也依然在工作）。1944年，在第二巴库又发现了木哈诺夫油田，储量达2.2亿吨，新油区截至1945年，产量比1942年增长了52%。
阿塞拜疆被重新收复后，原本疏散到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人员和设备又重新撤回到了巴库产油区，虽然有点釜底抽薪的意思（毕竟当时巴库地区依旧是最大的油田，恢复这里的石油生产对苏联来说才是重点），但第二巴库的基础在战争时期依旧夯实。此外，战争还一举解决了前面反复在说的苏联“煤油之争”。从物质角度来说，苏联能够赢得卫国战争，除了广袤的国土所提供的战略纵深之外，靠的就是在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上对德国人的压倒性优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二战”期间，德国共制造虎式坦克1354辆，而苏联在同一时期共生产T-34型坦克超过5万辆——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德国所有型号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总和，虽然虎式坦克的火力和精密程度超过了T-34，但面对如此悬殊的数量差距，这点质量优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并不是因为德国人真的就是一根筋，只会走精品路线，而是因为德国当时只能从罗马尼亚得到有限的石油供应，即便他们降低性能要求、简化工艺能造出5万甚至10万辆坦克出来，但他们也找不到足够的油让这么多坦克开起来。而苏联人则完全不用担忧这个问题。
就这样，战争彻底地调整了苏联的能源产业结构，石油工业在苏联开始真正地崛起。[6]
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裂缝”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成为了继任者。经过三年的政治斗争，最终赫鲁晓夫坐稳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在大会上做了旨在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7]。
为了迅速巩固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在当政之后随即放弃了斯大林时期的铁腕作风，转而向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官僚集团放权，希望通过权力让渡换得中高层官员对他的支持。各个部委和地区经济计划委员会因此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多到超出了苏联体制的承受能力。这种明显带有短期目的色彩的权力让渡，使得苏联的政治生态在横向和纵向都出现了“分裂”的趋势。各部委手中更多的权力不但增加了他们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也让他们在处理利益平衡的时候可以有机会把局部利益摆在首位——前面说到过，苏联的经济体制对于领导层的问题“容错率”非常低。
相比而言，面向地方政府的权力让渡所产生的隐患更为深远。赫鲁晓夫似乎忽略了一个俄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千百年来俄国同样浸淫在“城邦文化”之中——简单地讲，在欧洲人们认同感最强的是自己所处的城邦，而不是国家。因此在各个欧洲国家，地方政权对于中央政府的忠诚度都始终是个大问题，说的再直白点，只要是欧洲国家，理论上就存在分裂的隐患，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英国的爱尔兰和苏格兰、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等。早在伊凡雷帝时代，俄国政府就制定了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1550号法令》，但即便是伊凡雷帝，面对地方势力和官僚集团时最终也不得不选择妥协——自立国以来，“反分裂”其实就是沙俄帝国政治生态中一个长期的主题。
更要命的是，苏联之所以能称之为“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于除了俄罗斯之外，在她的西部和南部还存在着14个加盟共和国，而这14个加盟共和国在行政上并入俄国疆域不过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有的甚至不超过百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面临的地方忠诚度的隐患可能比西欧国家还要明显。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就已经开始丧失对俄国基层的实际控制力，从那时开始，皇权陨落就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样，在我看来苏联解体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俄国历史巨大的惯性在其中依旧起着极大的作用。
斯大林凭借个人权威，以铁腕集权的方式不断地加固着这个国家的“统一骨架”，这在俄国的历史上其实是常态，但凡是强势的沙皇，都会如此操作。
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他对这个国家的“加固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凝固”，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改弦更张又使得一切回到了原点。大面积放权导致各个地区政府变得如同中国周朝时的封国，地方利益被放到了首位。
苏联的石油工业自然也受到了波及：高层的权力斗争，使得管理趋于混乱，新领导为了树立威信会成立新的部门，而一旦个人失势，其部门也会跟着被边缘化乃至直接被撤掉，而刚刚制定好的计划，也会因此推倒重来。苏联高层对基层的利益让渡同样产生了出人意料的问题。当时，一线部门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并且可以分得比例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缺乏监督，一线生产始终处于一种急功近利的状态，在石油开采中他们往往倾向于弃难从易，因为深层油田的投入大产出小，虽然长期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却不符合一线的短期利益。
虽然如此，但终归要承认一点：在斯大林之后，苏联的国势在巨大的惯性之下依旧在往上走，“数量”只要庞大到一定程度，“质量”上的问题就会被稀释掉。在这段时期，苏联的石油产量始终在稳步增加，从远东地区到莫斯科等工业城市，苏联的燃油管道新增加了2万公里。第二巴库在赫鲁晓夫时代也从纸面规划变成了现实。在这段时期，人们还发现天然气的价值。在最初的时候，天然气一直被视为石油开采中的副产品，在开采中被白白的烧掉。在苏联的“七七计划”期间[8]，天然气成为继石油之后苏联又一大能源产品。
农业——苏联的阿喀琉斯之踵
很多观点都认为，苏联的解体从经济上讲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大跌，由此导致苏联在经济上的崩溃、政权解体。但我们把整个历史铺展开来会发现，与其说苏联是死在石油上，不如说它死在了农业上。
很难想象，这个领土世界第一、拥有最强大的核武库和仅次于美国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人口不到3亿，它的粮食供给却一直是个大问题。
在斯大林时代，1951～1953年粮食年均产量是8400万吨，人均则是每年450公斤粮，这个标准甚至不及俄国1913年时候的水平（当年粮食产量为8600万吨，人均540公斤）。很多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斯大林强行搞集体农庄，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然而事情恐怕并不是如此简单。
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工业化的冲刺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工业发展的初期，必然会出现工农之间的剪刀差，必然会在资源集中的情况下损害到农民的利益，这并不是苏联的个案。在英国、美国和日本，他们在高速工业化时期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英国是通过海外殖民消化掉了这个问题，美国是通过屠杀印第安人。苏联的情况则与日本类似，由于缺乏外部空间释放，只能由本国的农民硬抗下来。
看待这段历史时，我们必须得考虑当时的大背景：苏联从建国的那一天开始就处于一种被列强环视的局面，周边的各个国家，包括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的中国，都曾对苏开战过（1918年北洋政府曾派兵参与美、日、英、法等国所组成的干涉军，出兵西伯利亚，站在中国的角度说，这其实是北洋政府试图收复清代丢失国土的一次努力。在同一时期，北洋政府同时还曾出兵外蒙。然而由于莫斯科很快稳定了局势，以及北伐战争的客观影响，这次收复失地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在这种强敌环视的局面下，你要想让国家和民族生存下来，必要有足够的钢铁、炸药和内燃机，所有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工业化才能得到，而恶劣的周边环境又不容许你慢慢来……仅仅从纸面数字来看，斯大林时代的农业的确没有开好头，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此其实也不该过多苛责。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平心而论，相对于政治和工业领域，赫鲁晓夫最初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当时苏联已经有了比较厚实的工业基础，政府开始减小工农业的“剪刀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把计划和管理方面的权力更多地下放给集体农庄和农场，并且取消了粮食义务缴售（就是强行收购），免除了之前集体农庄对于国家积欠的欠款。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刺激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当时赫鲁晓夫还号召农民进行大面积的开荒，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当时开垦的这些荒地，后来成为了苏联以及俄罗斯主要的产粮区。
但遗憾的是这种状态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58年，为了应对来自苏共高层的权力挑战，赫鲁晓夫急于确立自己的权威。因此高层给农业部门下达了更高的生产指标。
在高指标的压力下，政府把刚刚给予农场和农庄的自主权又重新收了回去，很多小规模的农庄被强行合并、改造成了国营农场。除此之外，在对土地的利用方面，当时苏联开始采取了寅吃卯粮的耕作方式：最初，苏联农业采取的是田草轮作的耕作方式，一块田耕种一年，再修养一年，恢复土地的肥力，1958年之后这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被彻底放弃。在当时，苏联的农业用地曾一度按照中央的要求，统一种植玉米，结果导致当年农作物大量减产，由于日照不足，很多指令范围内的土地其实是不适合种玉米的。
1964年，赫鲁晓夫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宣告失败，勃列日涅夫成了新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之前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到此才算画上句号。但从最终的数据来看，苏联的农业依然是很不乐观的。1976～1980年，苏联谷物年平均产量是2.05亿吨，比赫鲁晓夫时代增长了57.3%，这样算下来的话，人均可获得的粮食到1980年为785公斤，看上去非常不错，但其实也不乐观。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粮食产量一直处于剧烈波动的状态，比如在1978年，粮食产量达2.37亿吨，可到了1979年又跌到1.79亿吨，中间相差5800万吨，这么大的差距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整体国力世界第二的苏联，把农业搞成这个样子，细分析起来有下面几个原因：
长期以来苏联工农业发展都是不平衡的。从外部来讲，1917年十月革命后要应对外国武装干涉；之后由于欧洲局势越来越糟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是时间问题，所以斯大林时期必须搞工业化大跃进；“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又开始了，苏联以及她的同盟国面对的西方阵营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业能力，在这种以少对多的情况下，还是不能放松对工业的要求。可以说从建国的那一天算起，苏联的经济体系始终没有一天是真正轻松过的。由于投入不足导致农业设备不足，每年因此要少收粮食4000万吨。
从内部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的军工部门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国家生产任务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问题，在它的背后，哪个权力集团拿到的生产任务大、获得的资金更多，它在整个权力架构当中的权重也就更大。冷战让苏联的军工集团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而反过来，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国家安全，国家的各项资源只能一如既往地向军事重工业不断倾斜，这就必然影响到农业发展。
其次，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在苏联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小农意识。苏联政府为了鼓励农业生产，曾制定过“固定收购，奖励超售”的激励政策。即国家对定额之内的粮食以标准价格收购，超出定额部分的粮食加价收购。苏联政府以这种方式来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各个农庄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上报的时候往往是尽可能压低预计产量，这样一来定额就不可能制定得太高，如此一来，通过这种“取巧”的方式，在付出更少劳动的同时，收入反倒会增加不少，人们反倒不愿意多干活了。
此外，农民们对于农庄的资产和设施普遍缺乏责任心。当时苏联曾经透露过这么一组数据：农庄由于谷仓不够或者谷仓设备不足，每年损失的粮食占总产量的5%，打出来的粮食在储存、烘干、加工过程当中，由于工作人员的不注意，其中的损失又要占到国家总收购量的6%～8%，之后在运输过程当中，还要损失掉一部分。
在苏联十五计划时期，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生产了大量的农机设备，可这些设备在配发到集体农庄之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结果经常用不了几天就出现故障，接着就丢在仓库里直到报废。以苏联如此庞大的生产工业，农村地区在这五年时间里拖拉机总数最终仅仅增长了266000台，载重汽车仅仅增加172000辆，联合收割机更少，只有26000台。在1965～1977年，苏联还曾前前后后新开辟了844万公顷的农田灌溉设施，同样是由于缺乏责任心，这些设施在工程全部完工时就已经有四分之一报废。
还有一个问题，苏联的自然条件对于发展农业而言也确实不算理想。苏联的大部分国土处于高纬地区，虽然这里有大量的肥沃黑土地，但自然降水一直偏少，这个国家四分之三的谷物生产集中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流域，还有北高加索，再加上哈萨克斯坦，这几个地方普遍都是降水量少的干旱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无论是在沙俄时代还是在苏联时代，都没有像我国建国初期那样大修农田水利设施——先是国内革命战争，接着工业化大跃进，等到“二战”结束后又开始搞冷战的战备，而且前苏联也拿不出那么多人力资源。截至1979年，全苏联有灌溉设施的土地1600多万公顷，这个数字只占耕地总面积的7.1%，其中用于种植谷物耕地的灌溉设施只覆盖了300多万公顷，仅占谷物种植总面积的2.3%。
如此一来，苏联农业就成了靠天吃饭。按照之前的气象历史统计，1936～1970年，34年里16年是旱灾，1971～1980年，10年里5年是旱灾，平均每隔一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有时候还是连年干旱，只要一逢旱季，粮食产量就要大幅下降。其中，70年代旱情最严重的1975和1979年，粮食产量都比前一年减少了5000万吨以上。
除此以外，农业投资虽然从总数上来讲不少，但利用却非常不合理。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对农业的投入都优先放到了畜牧业上，譬如培养优良的畜种，修建牛羊的棚舍，而最需要投入的农田水利，在历年的投资中只占15.6%。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畜牧业的最终产品是奶和肉，相对于粮食，副食品更容易让老百姓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度也会因此提高。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导致苏联农业计划缺乏培本固元的考虑。
而从人口来看，农业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偏偏对于苏联来讲，人口一直是不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一共损失了2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男性，随着战后工业产能逐步恢复、扩大，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已经凸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长满足不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于是只能从农村大量招收青年，导致苏联农业人口从50年代开始一直在流失，平均每年至少有160万人要进入城市。
以数字来看，1971～1974年苏联的农业技术学校培养了220万农技人员，实际留在农场的只有22万；1976～1979年培养了540万人，留下来的只有52万。因为极度缺乏熟练的可以操作机器的技术人员，导致很多复杂的机器设备只能单单地摆在那里用不上，由此进一步恶化了苏联的农业形势。
在后面我们会发现，粮食问题将最终引爆了这颗名叫“苏联解体”的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