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人物(3)
当时老人虽列身政府,仍保持平民作风。穿着虽换了人民装,但依然布履。七尺场钱宅,锡人可以直接去造访,他广泛倾听来访者意见,转达有关部门后,往往追问不舍,务必取得结果。锡人口碑相传,感念不已。
老人性格依旧,从不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土改中,根据苏南的土地占有情况,他认为江南没有纯粹的地主,地主大都兼营工商业,要政府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宜一刀切。在当时这可是惊人之论,自然遭来反对,几临群起而攻的场面,他侃侃置辩,决不阿意曲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提出应严格掌握政策界限,要防止滥捕滥杀。幸而当时政情宽松,尚能听进不同意见,老人不仅顺利过关,更有荣衔降身。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当选为民建中央委员。
“性格即命运”。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1957年,钱孙老终于没能迈过这个槛儿,侃侃而谈的结果,换来了一顶“右派”帽子,本兼各职一概撤去,所幸的是免却了皮肉改造,从此闲居在家。
然而噩运并不就此为止,到了“文革”,这样一位有忠胆义肝,并把自己儿子献给革命(四子锺仪,1942年在浙江瑞安被国民党枪杀)的老人,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5年12月31日含冤去世。终年八十八岁。
七
建国后,我原服务的《人报》,开始时有复刊之说,我被留下,但最终还是没有复刊。既不从事新闻工作,便不再有亲承钱孙老謦欬的机会,却意外地得以过从钱孙老次子锺汉先生。
大概是1951年,吾师冯晓钟先生与锺汉先生在无锡创办《新经济》周刊,我的文章多次被刊用,更得总编辑锺汉先生奖勉,因而聘为特约撰稿,常聆锺汉先生教言。此后我离开无锡,又是运动频仍,求生不遑,也怕惹出事来,所有师友均不敢主动联系,因而只偶尔在报纸上看到无锡师友们的消息。钱孙老遭噩运就是在《新华日报》上看到的,当时再也不信钱孙老会是“右派”会是“反革命”,如果是,那他在解放前的种种表现又如何解释,然而这想法只能深埋,哪敢表露。后来老人含冤去世,风闻之下,只有暗地洒泪,心香遥祭。
已记不清哪年,我因公有无锡之行,去圆通路谒冯师晓钟,锺汉先生风闻后,翌日设宴于当时锡地最高档的一家饭店(店名再也无法忆起),暌违已久,畅谈甚洽,不知怎样说到钱孙老庭训之严。锺汉先生已是无锡市副市长,公余自不免有应酬,或在晚间有活动。钱孙老自己一生操守清白,任何场合从不越轨。某次儿子回府已是深夜,刚敲大门,门就开了。开门者竟是严父。原来钱孙老对儿子夜深归来不满,深怕儿子入官场后有所逾矩,亲自持凳坐于门内等之。如此身教,虽老人未发一言,锺汉先生从此谢绝一切夜间活动。一滴水里看太阳,即此一事就足以说明钱孙老的为人。
钱孙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这本是应得之义,不过迟了时日。老人暝目与否,无从得知。
又过去了多少年,而老人当年拍案而起,慷慨陈词的形象至今仍常在我脑际浮现。
郑孝胥与严复交往始末
潘静超
郑孝胥,字苏戡,一字太夷,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一直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历任驻神户大阪领事、张之洞幕僚、广西边防事务大臣、预备立宪公会会长等职,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寓公,不再出任任何职务。但在晚年时,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结果招致骂声遍野。严复,字幼陵,翻译家、教育家、海军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北洋水师学堂、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职,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此外,翻译了许多西学名著,成为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辛亥革命后,因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所诟病。
郑孝胥和严复同为侯官(今福州)人,共同经历清季民初的几场变革——变法维新、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洪宪闹剧、张勋复辟……二人从相识到深交再到最终关系的淡漠,反映了清季民初动荡激变下保守派文化精英的不同走向。
一、1885~1894年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十五岁的郑孝胥投直隶总督李鸿章幕下。6月22日到津,两天后与严复相遇。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十二日,雨。晤严幼陵。”时严复三十二岁,他留学英国二年毕业回国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被李鸿章从马尾调至天津,在新创设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而郑孝胥则在水师营务处做事。
自从郑孝胥同严复在天津会面后,两人交往甚多,互吐心曲。在郑孝胥日记中有多处与严复交往的记录:“日来但与稷臣、幼陵纵谈。”“幼陵归,剧谈半日。”“晚,严幼陵请至天端轩饮……二鼓始归。”“旋至义和成饭庄,幼陵亦至。”“幼陵来谈,索余遗诗。”……
在日记中,郑氏记述了对严复的印象:“观幼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从一开始,郑孝胥就对严复赞赏有加,认为他天资绝高,只是文采修饰略逊一点。“阅稷臣文一首。其人好深思,可与诣古,视严幼陵气不如而思路过之。”
六月初一日(7月12日),“作诗赠幼陵。诗曰:慷慨怀不志,平生行自哀。嗟君有奇骨,况复负通才。时事多荆棘,吾侪今草莱。天津桥上见,为我惜风裁”。“严得之大悦。”从郑的日记中可看出严复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但未得到李鸿章的重用,任职五年职务未升,这对于严复实在是大材小用。郑孝胥甚为之感惜。在写给严复的诗句之中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之情,因此严复得之大悦,深引其为知己。三天后(初四日),“幼陵酬诗二首”。
初七日(7月18日),“严幼陵如辞行。幼陵奉母归,且应乡闱……幼陵以其儿璋未得代师,嘱余为之暂督,诺之”。第二天,“幼陵行,送之岸侧”。隔天,就开始“入斋,督幼陵儿读。儿十二岁,名璋”。由此可知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二人相识至今只有二十多天,严复便把儿子托付郑孝胥帮忙督促,可见对其是很信任的,对其才华学识也是极其赞赏认同的,不然不会把长子的学业交代给他。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啊!这从郑孝胥五十岁生日时,严复写来的贺诗也可以看出来:“早岁天津桥,长揖识公始。与公俱少年,双眸对秋水。清言多摆落,高论颇历诋……”
同年十月初二,郑孝胥到水师营务处,“见颂岩、仲容等,幼陵已醉卧”。这时,严复刚刚经历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的失败。此后二人多次往返交谈,直到十一月初郑孝胥去了北京城。分别后,二人开始书信往来,十一月廿六日,“得严幼陵信”;十二月初四日,复幼陵信。四月,郑孝胥南归路过天津,与严复有短暂的会晤,之后,一南一北,间有书信往来。
1891年5月至1894年9月郑孝胥出使日本,这段时间,天各一方,二人暂时断了消息。
在郑孝胥的日记里,录下了自己写给严复的完整的一封信件,可以说明这段时期二人的交往。1890年7月5日,《与严幼陵书》:
幼陵仁兄大人足下:
去冬过津,惊闻足下丁内艰归……昨奉手书,承转寄眼镜,即已收到……然足下、弦龛之于我,相得之意,非泛然交游之列,相重之雅,又非山川之所能疏也。纵暌违老大,阻隔泥云,宁改故时之尔我哉!倘能不惮作字,常惠楮墨,则足下、弦龛之踪迹,吾可咨而得之也。至于学术之进,识力之增,旁人所不能道者,吾奚从而闻之?岂虑其阙于报命耶。祗候素履,惟起居慎卫,晤弦龛,幸以示祗,致念无。
严复寄信件和眼镜给郑孝胥,这在二人的日记和文集中都不见有记载,说明了两人留下来的资料都没有能够详备记录二人的交往,二人之间的交往只有比郑孝胥的日记记的更多,这在后来严复的日记和郑孝胥的日记比较后可以得到印证(如1909年)。严复写信给郑孝胥,还在遗憾两人阔别太久了(“详味语气,若憾契阔之太久者”),郑在回信中亦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思念之情,同时认定他们之间的交往,“相得之意,非泛然交游之列,相重之雅,又非山川之所能疏也。纵暌违老大,阻隔泥云,宁改故时之尔我哉”!
此段时期,二人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慨(尽管郑孝胥初出茅庐就得到重视,但他的抱负极大,所以也是很不满足的),惺惺相惜,但又忙于各自公务,很难有交错的时间。
二、1895~1911年
回国后,郑孝胥入张之洞幕,很受张的赏识,被时人称为张之洞的“郑总文案”,甚至有“当代范增”之誉,他参与策划了张之洞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严复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但受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从1895年开始,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对西洋的精深认识,介绍了许多西学理论。同时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翻译了一系列作品。1898年6月,《天演论》正式出版发行。严复迅速成为思想界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1897年,严复对“保教”的公开冷漠招致了张之洞的反感,据《侯官严先生年谱》载:4月12日(三月十一日),《时务报》转载先生《辟韩》一文,张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屠仁守“作《〈辟韩〉驳议》”,先生“且罹不测,嗣有向张督解围者,其事始寝”。有人说若非郑孝胥为严复解围,张甚至一度还想加害于严复。我想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郑是张的红人,而且和严复的关系又很好,不能排除他会出来替严复说情。但严复没有提及,郑的日记也没有提及,因此不能确定究竟是谁替严复解的围。
1.戊戌变法时期
观1897年郑孝胥的日记,和变法名将谭嗣同来往甚密,而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亦前往拜会郑孝胥,可知他对变法是支持的。洋务维新是他的一贯主张,他在张之洞幕府里所从事的也都是洋务维新的活动,因此,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廿九日(1897年8月26日)《荐举人才折》中极力推荐郑孝胥:“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该员学识清超,志趣坚定,曾充任出洋随员,讲究洋务,骇通透彻,能见本源,于商务尤为考求详实。臣前在江南,备知其才,委充商务局委员,其时初拟筹办商务,尚无端绪,尚未能尽展其才。今日时艰方亟,讲求富强要政,如该员之才,实不易,可否恳恩敕令送部引见,以备录用。”(《张之洞全集·荐举人才折并清单》第二册,第1256页)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年8月2日),郑孝胥得鄂督署来电,督办亦送来电稿,云:“盛京堂,郑苏龛:总署来电,‘奉旨:张之洞奏览悉。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著该督即饬该二员来京预备召见。钦此。寒。’等因,特奉达。何日启程北上?即候电复。洞。咸。”因此,郑孝胥得到了入京接受皇帝召见的机会。
到京后,郑发现严复也得到保荐来到北京,“阅昨日《京报》,陈宝箴保举陈伯潜,王锡蕃保举沈翊清、严复、林旭,皆饬预备召见”。二人又一次得以会面了。
七月廿三日(9月8日),“归寓,严又陵到馆,林季鸿同来。夜,与又陵谈,观所为《上皇帝书》,文词深隽,诚雅才也”。以前郑认为严复之文“粗服未饰”,现在则是“雅才”,说明对严复更加欣赏了。之后二人又有几次会晤,9月18日,郑专程“诣通艺学堂听严又陵演说西学门径,听者约四十人”。想过去二人所谈,无非变法维新大事。
但是,维新变法只进行短短的百日就结束了,对于郑孝胥和严复来说,亲身经历的就更短了,因为他们两人受到召见的时间都比较晚(郑孝胥是9月5日受召见,严复是9月14日受召见,离9月21日的戊戌政变都不远了),还没来得及参与到变法中。9月22日,严复就黯然回天津去了。过了一个多月(10月29日),郑孝胥也离开了北京。
对于变法,郑孝胥一直都是担忧的。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改革的大环境。在入京前,郑孝胥特意拐去见了张之洞,谈及自己的见解:“余极论宜及时破蠲积习以作天下之志气,因言:‘举世方共保护积弊,非变法之世也。今京师元黄颠沛,是非溷淆,观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两湖,天下之中,亟当养士、劝商、兴工、励吏,以待北方之变。’”他认为当时当政者“皆不足有成”,而且朝廷吏治混乱,是非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怎能成功(“非变法之世也”)。而且,通过以前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交往,对于他们的激进态度郑孝胥也是极不赞成的,他的观点是“养士、劝商、兴工、励吏”等先来,一步一步地渐进地进行改革维新,等时机成熟了再行变法,如果仓促进行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严复也倾向于曲线救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刊行。他宣传西学,认为只有效法西洋,才能使中国富强,在京演说西学门径。在整个维新运动时期,严复在理论上对维新运动做了这么几方面的贡献:(1)、透视西洋世界;(2)、研判中国时局;(3)、提出应变方略;(4)、介绍西学理论。同时,严复也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中,他协助成立了通艺学堂,创办了《国闻报》,等等。严复对维新运动不仅是支持的,而且还积极参与,不像有些人说的:被康有为等排斥压抑的心态导致严复对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