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特稿(2)

大量中共党人被捕，在叫骂声中被拖过使馆区的街道，进入中国辖区。其中有两名被捕者是模样标致的年轻女子。所有人都被长期监禁，受尽酷刑的折磨，想迫使他们招出同伙。最后，他们全被绞死。

此事当然成了全球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但对于北京《英文导报》来说，却造成了特殊难题。因为在当局查获的文件中，赫然发现了克拉克给冯玉祥的多封信件。那时冯玉祥仍驻扎在张家口，以亲苏著称。其中的一封信是克拉克催促冯氏支付“协议规定的一万五千美元预付款”。此外，当局还查获了克拉克签署的许多收据，显示苏联人代表冯玉祥每月向克拉克支付补贴。

要知道，北京《英文导报》是美国公司的资产，部分股东还是中国人。它的出版虽受治外法权保护，报社地址却在北京城里，受张作霖管辖。过去一年里，张作霖的部队一直与冯部断续交战，而这份报纸居然每月在接受冯玉祥的补贴。另外，此事一出，那些攻击克拉克是“粉色”，甚至说他是货真价实的“赤色分子”的人，不免又要得到新的口实。

于是，我立即电话约见司徒雷登、德怀特·爱德华兹及彼得斯博士。中午刚过，他们便率其他董事一起跟我碰头。我告诉他们，查获这些文件的新闻，次日将出现在《英文导报》的头版。他们听了，震惊不已，咸表反对。但我指出，同样的新闻，必将出现在天津、上海、香港和马尼拉的所有英文报的头版。如果《英文导报》不依据新闻本身的价值，重点报道此事的话，便等于是默认有罪。

当时，克拉克正在从芝加哥去温哥华的路上，准备在那里坐船回中国。我要求董事会立即电告他详情，巨细不遗。更重要者，让他回电，就被查获的文件一事，做出解释或辩解。

董事们都犹豫不决。他们不想浪费钱，也不想给克拉克造成“不必要的担忧”。他们以为，克拉克返京后，应可以对情况做出更有力的应对。

我再一次指出，对如此严重事情，等四个星期后再发表辩解，决计抵不过原来的新闻造成的影响。我希望董事们能明白，如果克拉克对那些看似可疑的交易自有其说法，则他的说法必须在消息出现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发表，最多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但他们置之不理。

此事发生后，《英文导报》的生意即刻一落千丈。广告预约被收回，订户都赌气取消订阅，外接的印刷业务则跑到了别人家。对于北京另一家英文晨报《北京标准报》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喜事。《标准报》公开承认为日本人拥有，资金来自庚子赔款中的对日赔款部分，并说办报是为“促进中日文化关系”。其实，《标准报》是名副其实的日本宣传喉舌，对加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不遗余力。

克拉克于初夏回到北京。他抵京八天后，我们双方商定，同意我脱离北京《英文导报》。他的秘密交易因苏联使馆事件而泄露后，惹起了众怒，许多美英人士在街上遇到他，都拒绝搭理。我对克拉克一家被社会隔绝，深表同情，便在他们抵达后的数日，邀请他们参加了在卧车旅馆举行的一个小型晚餐会。但在餐厅里，所有旧友都对他们一家不理不睬，让我也为之蒙羞。

初夏，我搬出了克拉克家的大四合院，住进了北方旅馆的一个套间，开始重新找工作。九个月的北京生活，使我愈发坚定了决心，要留守中国，有始有终地把一出戏看完。

就任《纽约时报》驻北平记者

我初抵中国时，美国驻华公使是约翰·马慕瑞。1929年秋，他辞去外交官职务返美，使我黯然神伤。于公，我对他心怀崇敬，于私，我视他如亲密朋友。我感到他的离去，使美国失去了一个异常杰出的外交代表。

后来，马慕瑞终于重返外交舞台，先在几个波罗的海国家任公使，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成绩彪炳。

我到北京加入《英文导报》时，头一回去使馆区拜访他。他见又有美国报人来华工作，极感欣慰，并认为确实需要采取措施，让美国国内的公众对远东事务产生出兴趣来。

他说：“我担心的是，还没等我国人民对世界这个角落的重要性有任何认识，这里的局势就已经失控了。那时，就怕我们的见解还不够内行，没法制定合理的政策。”

说着，他突然转了话题。

“顺便问问，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

“噢，”我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十八个月，也许是两年。不管怎么说，我会呆到局势平静下来，有始有终吧”。

而有始有终毕竟很难。1927年夏天，有段时间，我觉得恐怕连冬天都撑不到，更不用说坚持到远东的局势恢复平静，等它由大乱复归大治了。我找不到一份有薪的工作。费城的《公共记录报》报业集团突告清盘，他们曾付我每月七十五美元的薪水。而我卖稿的对象——北美报业联盟属下的各家报纸，则对远东的新闻兴趣日减。

为糊口，我曾当了六个星期的京戏公关人员，将梅兰芳即将访美的消息发给美国各报。梅兰芳是中国的京剧名旦，后来他去了美国，在那儿作巡回演出，场场爆满。但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梅兰芳觉得美式宣传实在太贵，难以为继。我也就手停口停了。

接下来，老帅张作霖想请我当公关经理兼外事顾问，这听上去倒是浪漫而有趣的。

说起这位东北军阀，个子虽小，却权倾一时，无疑想在故宫里自立为皇帝，建立一个千秋不倒的王朝。他成立了一个典礼处，负责拟定朝廷礼仪，又聘请工匠设计皇家专用瓷器，恢复了前朝祭拜北京孔庙的故态。他一旦出行，士兵便要沿途戒严，喝令商店打烊，还在一路上洒满“金沙”。

他想当皇帝的消息一传开，中国北方的反动分子和极端保守派顿时蠢蠢欲动了。三百名没死的太监们，原来住在城外的一个旧庙里，日子困顿不堪，闻讯之后，也开始盼着时光倒流，想象着重返内宫，再过一把敲诈勒索、玩弄权术和施展阴谋的好日子。

我找到马慕瑞，和他商量张大帅的邀请。

“我不会表示反对，”他说，“既然这个外国政府与我国和平相处，既然该政府提供的这份工作是公开的和公认有效的，那么我们便没有理由反对任何美国人接受这份工作。不过，假使你真的接受了这份工作，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你要坚持，让他们将至少半年的薪水预先存入一家美国银行，万一他们的政权垮台，或万一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另一个中国政权，这笔钱便得归你。”

说到这儿，公使顿了顿，手里把玩着一只用作镇纸的白玉猫，若有所思道：

“你在做出决定前，要多看多想。眼前是场东方式的狗咬狗的斗争。而有些外国记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收了其中一方的钱，为其张目。你可以去看看这些人的地位怎样。”

我看了，也想了。然后去函张作霖，对无法接受他的邀请，表示至为遗憾。

到是年8月时，我不得不承认，要在中国找到一份既让我喜欢又来钱的工作，是肯定无望了。我给美国的许多报纸和通讯社去电去函，想谋一份驻远东的工作，都劳而无功。于是，我决定先回国，直接去说服某家报纸或新闻机构派我回来。但一想起不得不离开这里，便极不情愿。再说，对回国的前景，我是悲观的，总觉得一去就会陷在国内的某家报纸里，脱身不得。

没想，8月13日下午，有人叫我去听电话。记得那是酷热难当的一天。

“我是弗里德理克·摩尔，从北京饭店打来的。你忙吗？”

“忙？当然不啦，难道收拾行李也算忙吗。”

“我的意思是，你眼下有工作吗？有没有就业？”

“我？天啊，当然没工作。我是彻底没辙了。所以我要回国了，至少得先回一段时间。”

“你愿不愿意留在这儿，给《纽约时报》干？”

“摩尔！什么叫我愿不愿意？别拿严肃的事情开玩笑好不好。”

摩尔大笑起来：“那么，能过来一趟，跟我谈谈这事吗？”

“当然了。十分钟到。”

我准时到了摩尔处。

我一出现，摩尔就解释说，他能提供的，“只是一份兼职工作”。这却丝毫无损我的兴奋之情。

他说：“我只能付你每周五十美元，而且，也没法保证这份工作能持续多久。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也取决于本地事件的走势和重要性。”

弗里德理克·摩尔于1927年初受《纽约时报》派遣，来到上海。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大军压境，而上海租界兵力薄弱，缔约列强忙着大量增兵助防。这种背景下，《时报》是希望他永久留驻中国的。但是，据他解释，虽然他对中国的事态也兴趣强烈，但孩子们都已届学龄，需要上美国学校，而他与太太又不愿一家人天各一方。只有选择回去。

由于他一再坚持回美，《时报》便来电报指示，让他先替报纸遴选两名驻华记者，其中一人驻上海，负责采访华南及华中事务，另一名驻北京，负责采访华北及东北事务。他已先期请好了驻上海记者亨利·F.密索委支，然后才专程赴京寻找驻京记者。

摩尔与我谈了约一个小时。当晚，他给纽约去了电报，汇报此事。15日上午，他和我分别收到了纽约来的电报，准我为《纽约时报》的华北及满洲事务记者。成为《纽约时报》的驻外记者，实为我最向往的工作之一，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与《时报》的愉快合作就此启动了，并一直延续到1941年8月。对于双方来说，这都算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因为对《纽约时报》而言，除了摩尔的电文外，他们对我应该是一无所知的，除非他们专门去《洛杉矶时报》或北美报业联盟核查我的背景。对我而言，我一生中从未踏足纽约半步，在《时报》中也没有一个熟人，自离开美国后，我几乎没有看过这份报纸。

时任《纽约时报》代理总编的，是能力非凡的弗里德理克·T.伯切尔。他给我的指示简明扼要：尽一切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即使是美国有错，也要揭露事实；避免对事实作评论，因为“这是社论版的工作”；若认为故事内容合众社可能已发过通稿，就不必再花钱去复述；若对某事存疑，宁可不写，除非存疑的原因本身是新闻；还有，“宁可不发消息，也不要发了错误消息后，再去更正”。

《时报》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少，真是找不到比这更理想的报纸了。在为《时报》工作的这些年里，总部从未否决过我发出的新闻。当我受到持续的个人攻击或正式攻击时，报纸总予我以有力支持。每当我看出某件事的端倪，认为需要出差采访时，我总有权自行决断。只有一次是例外，而那次惨痛的例外，将在下文详述。

摩尔是中国事务的老手，自一次大战起，就担任了合众社驻北京记者。1915年，他独家报道了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合众社却将消息扔进了废纸篓，并对他作出训诫，因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出面否认有此事。不过，这段故事出自摩尔的口，我并未求证。总之，他给了我许多谆谆教诲，然后就登船回家了，留下我一人自生自灭。

调查山东大饥荒

确立自己在报社的地位，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开头几个月，纽约方面对我既无批评，又无褒扬，让我忧心忡忡。每过十天，我会收到一个美国来的邮包，里头是一叠《纽约时报》，都是三到五周前的。我差不多一字不漏地看完了每份报纸，就差没看招聘广告了。头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时，真是兴奋莫名。

那只是一篇简短的轶事，内容是北京的秋季赛马会，只能算是一篇花絮。因为并不重要，所以没用电报发，而是邮寄回去的。北京的赛马场在西山脚下，介乎城墙外与颐和园之间。赛马会举行时，中国的军阀们正在十五英里外开战，远处传来隆隆炮声，空气在颤动。而中国官员、外国的外交官、军官及中国的富人却都镇定自若地在看赛马，吃户外午餐，喝鸡尾酒。我受到极大触动，便写了一篇。

随后，我去了一趟满洲的大连、牡丹江和日控南满铁路，又经俄控中东铁路到达松花江南岸的哈尔滨。

从满洲一归来，便接到纽约来电报，让我调查山东省的大饥荒。据报，那里有五百万中国人正濒临饿死的边缘。《时报》被要求出面资助一项运动，在美国募集巨额赈灾款。

按说，京浦铁路应该一路通行至长江北岸的浦口，那里正好与南京隔江相望。但事发时，京浦铁路的南段大部分已为国民党人控制。张作霖控制的是京津段，大约八十八英里；而天津至山东南界这一段，则由张宗昌的部队控制。他是山东的军阀，手里捏着三千万人的生死。

从北京至山东省省会济南的铁路行程是三百英里出头。有人警告，必须自备大量食品，我倒是照办了，却未能听进另一警告，没能自备毯子和睡袍，因为自忖买了豪华卧铺车厢，应该是样样齐备的。

我下午两点离京。上车后，才发现我包间的窗户是破裂的，通往走廊的移门也卡住了，关不紧。靠我这头的车厢门铰链被拧坏了，门就半开着。正是隆冬季节，大地积雪覆盖，中亚来的凌厉寒风就这么不停地往里钻。

根据时间表，我们应该晚上11点抵达济南。实际上，列车停靠站台时，已是次日凌晨5点20分了。狂风如鞭，吹搅着大雪，横扫过站台。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能天亮。

那时候，济南市还没有出租车，车站里只有一辆人力车在候客。我将行李堆放到车上，选择随车步行，想借机暖暖身子。我已事先学会了旅馆的中文发音，便告诉了拉车的苦力。那是济南唯一的西式旅馆，若将名字翻成英文的话，意思是“生牛肉旅馆”，因为旅馆的中国业主还在同一幢楼的拐角开了一家肉铺。

我随着人力车夫，在济南的狭窄街巷里穿行。黎明未至，四周一片沉沉黑暗，心里的恐惧不禁一阵阵袭来。越走下去，这种恐惧便越深，总觉得马上会遭到伏击或抢劫，甚至被人乱刀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