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风物(4)

老屋建于我出生以前的1964年。在此之前，那个不包括我的我们家，曾有过长达五年多的寄人篱下的生涯。我的父母是在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下放回家的，他们无家可归，就暂时寄居在我姥姥家。在我幼年的时候，有一次，母亲抱我到后街的姥姥家玩，就在即将走出大门的时候，母亲指着过道墙壁说：在有你之前，我和你爸你哥你姐就住在这里。我很奇怪，问道：你们怎么会住在墙壁里呢？母亲就解释说：这里原来有个门，走进去，有一个小房间。现在这个门堵死了，那个房间呢，就到你二舅家里去了。二舅家就在大门外，出了大门，再拐一个弯儿就到，这个我知道，但我不明白一个房间怎么会从这里消失，而又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母亲就又说：你二舅结婚时，房子不够住的，他们就在那边开了个门。我仍旧是糊涂着，但终于也烦了，不想知道了。而且此后，我似乎再也没有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只知道，我是在我们家的瓦房里出生的，而那幢瓦房，虽然比邻居家的草房要低矮一些，却是我们村第一幢瓦房。这是我从父亲口中得知的。

作为我们村第一幢瓦房的拥有者，父亲在说这话时，也许包含了某种程度的自鸣得意。但这种情绪似乎是奢侈的，所以刚一露头，就遭到母亲猛烈的抨击。于是我从他们的争吵，准确地说，是从母亲悲愤的陈述中，了解到：父母是在经历了长期的憋屈和痛心的丧失之后，才有了如此这般的立锥之地。这房子，是不能不盖的，因为在姥姥的那间“门屋子”（这是我长大以后才获知的名称）里居住的滋味，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那时候我的姥爷已经去世了，姥姥把持家里的大小事情。母亲的姊妹兄弟好几个，长年累月的借住令姥姥怨愤不已，彼此间的摩擦日益升级。母亲于是就咬牙做出决定，说什么也要搬出去，说什么也要拥有自己的哪怕是一铺炕大的屋子。房子盖起了，一共四间，瓦房。为盖房子，我的父母不仅花光了政府救济给的五百元安家费，还变卖了两人的手表和一辆自行车——而这些亮闪闪的家当，乃是当时小村人谁都不曾拥有甚至很少见过的奢侈物品。不仅如此，我们家还背上了一笔二百多元的债务，整整还了三年。为盖房子，我们家从此堕入了贫困的境地，用母亲的话说是——“谁家也比咱过得好，因为咱们没有一点家底儿，你爸那是赤手空拳下放到林泉的。”

“林泉”一词，《辞海》和《辞源》上还有一个解释是“退隐之地”，用在父亲身上似乎很合适。但父亲的“退隐”是多么可悲啊！那是一场不容辩白的贬损，一场噩梦一般的剥夺。父亲，一个有家不能归的人，一个流落异乡的人，他心里的苦水从来就没有向谁倾倒过，因为亲人也都不肯给予他太多的同情。所有的屈辱和辛酸，父亲都用他那坚硬整齐的牙齿嚼碎并吞咽了下去。这个叫做“林泉”的小村，是母亲的故乡，而父亲是外来户，是被人称为“西莱子”的，在小村里，父亲也逃脱不了被另眼相看的命运。父亲的老家在一千多里地以外的本省西部，那里据说是平原。平原人，在母亲和村里人固有的认识中，是比我们这里的人要懒惰的；父亲这个念了半辈子书的大学生，这个一度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儿”，更是懒上加懒，百无一用。当年在姥姥的屋檐下受气，母亲尚可抱怨什么，父亲却只能忍气吞声。房子建成之前和之后，母亲有火都朝父亲发，因为没有房子得怪父亲，穷困也只能怪父亲，而母亲她由一个人民教师落魄为一个贫病交加的家庭主妇，也是父亲的罪过：如果不是父亲的下放，她则可以继续干着那份体面而尊严的工作，家境决不会如此凄惨，日子决不至于这般丢盔卸甲。所以，母亲有充足的理由讨伐父亲。贫贱夫妻百事哀，每当心情不快或出现摩擦，颇有辩才的母亲对父亲的批判便不可避免。在母亲义正词严的声讨之下，父亲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懒汉懦夫世界观”，等等，往往被揭批得体无完肤，让当时的我觉得痛快淋漓，非常过瘾。

我记得母亲经常唠叨的，还关涉房子的高度问题。母亲说当年罗锅子上山——前（钱）头紧，所以，砖不够了，我父亲也没有再买，凑合着就把房子给盖了起来，致使现在我们家的房子，檐头要比西邻家的矮一截。又因为人家是草房，顶上厚墩墩的，看起来就比我们要高许多。以后，东边又来了新邻居，和我们家接山盖房，但人家依照的却是我们西邻家房子的高度，这样，夹在中间的我们家，比左邻右舍都矮一头，看起来非常窝囊，想起来也特别犯忌。母亲说这话时，恨恨不已，并说当时要是她主持建设，决不会干这等糊涂事，落这么大的遗憾。母亲还认为我们家的穷困和背运，可能与这房子有关；这房子，说不定还妨碍孩子的前程。我和哥哥姐姐听母亲这么说，也都对父亲起了埋怨之心。在街上走时，瞅一眼自家的房子，心里就免不了嘀咕：真是的！

房子的建设是简单的，下部砌的是石头，上面垛的是青砖，顶上盖的是灰瓦。说起来，就是这么一个空壳；里面没有任何修饰，连白粉墙都没有，所有的墙面都是土抹的。土的颜色经过多年的烟熏火燎，差不多变成了黑色的——这样的情况在灶间尤为明显。小时候曾见许多人家墙上都糊着报纸，很是羡慕，因为那样的话，家里看起来要温暖许多，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墙面都会成为我的读物。盼着自己家也有那样的墙面，但这一愿望其实是奢侈的，我们家每分钱都必须掰成两瓣花，买报纸装饰墙面这样的事，不在母亲的考虑之内，所以也就从来没有列入财政支出计划。屋内所有房间都没有门，起间隔作用的只是一道布帘。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除了我姥爷在世时给我母亲的一件桌不桌柜不柜的名叫“被阁子”的玩意儿，还有一口粮食柜，再就是一只不大的皮箱和两只藤箱了。穷则思变，父亲在并无良策改变现状的情况下，竟然挖空心思地用土坯立了个大衣柜。那个大衣柜以帘当门，看起来朴拙憨厚，但却是经久耐用的，它在我们家的里屋呆立了十多年，直到我长大以后才被拆除。

我出生在老屋建成后的第二年。记事以来很多年，老屋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从里到外没有多大变化。蜘蛛在梁上结网，燕子在檐下筑巢；青砖和灰瓦的颜色越来越淡，但依旧是青的和灰的；瓦楞间冒出了细弱的小草，却并不妨碍猫在上面从容地踱步。有变化的，往往多是小院的景致。父亲下放前从事林业工作，职业的眷恋，促使他把一个院落分成了两部分：靠近房屋的部分是空地，是真正的院子，而临近大街的地方，则让它变成了一片小树林。树林虽小，但树种却很丰富，有点植物园的意思。除了占主要成分的榆树和柳树，还有桃树、梨树、葡萄等果木。一些并不常见的植物，如花椒、水杉，也曾在我们院子里安家落户。花椒属于灌木，但经过父亲剪刀的修理，也具备了树的模样。我记得经常有村人来到我们家，向父亲索要花椒枝，为的是治疗腿脚和手臂关节的扭伤。父亲便得意地拿出那把村里人不容易见到的林工剪刀，咔嚓咔嚓剪上几剪子，一些细小的花椒枝便落了地。父亲把它们一一拣起，递给来人，叮嘱说：得长时间煮，把里面的药力全煮出来；烫的时间嘛，也要长一些。花椒枝有此奇效，使我颇感骄傲，我曾经以为这株花椒是我们家的一个宝贝。还有一种叫做木槿的乔木，也是必须一提的，父母把木槿栽种在小院的边缘，使之成为了一圈篱笆墙。这样就把我们家和大街隔开了，外人的视线难以进来。春夏秋三个季节，大朵大朵的木槿花开遍篱笆墙，装饰着我们贫穷的日子，也给我寂寞的童年岁月平添了一种难以忘怀的妩媚的情调。因此，多年以后，我让木槿花成了诗歌中的一个意象——它是我童年的记号，也象征着远逝的家庭的温暖和母爱和柔情。

我的幼年和童年就在这片小树林里摇摇晃晃，走来走去。春天和妈妈一起采摘榆钱，夏天听知了在树上长鸣，秋天看螳螂树干上产卵，冬天看鸟雀枝头间追逐。我知道蝉在钻出洞穴爬到树梢的过程中，会脱掉一件又干又硬的衣服，而百刺毛会在萧瑟秋风中造一个小罐一般的房子幸福地住进去。猫妈妈教小猫上树的节目给了我很多欢乐，而突然出现在湿地上的青蛇或者癞蛤蟆，则会吓得我飞跑回家。大风天树杪间的风声让我豪情万丈，激动难抑，午后篱笆间隙的阳光令我遐思翩飞，惆怅莫名。林子虽小却也是个林子，对于孩子我来说，当夜色降临之时，它甚至不乏探险的条件。

童年，对于许多农村孩子来说，往往都是贫困和寂寞的，但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深处，被永远怀念着。即使漫长的岁月使之蒙尘，它们也会像保存完好的瓷器一样，会在某一天，凭借某种契机被擦拭得闪闪发亮。我的童年也给我留下了许多值得怀念的记忆，但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忧伤的情绪，让我叹息。我无法在这里历数记忆，那会是很琐碎又很冗长的一些东西。我既找不到一条有机的线索把它们串联起来，又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更无法判断它们的价值。贫穷窘迫的日子，一直多病和抱怨的母亲，永远尴尬和无奈的父亲……所有的记忆只是沉淀在我心底，作为一种经历，也作为一种性格和命运的缘起，被我收藏着，掩埋着。而老屋和小院，无疑是一个仓库，我童年的一切故事都封存在这里。

老屋是我人生的出发地，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我的命运与它无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读高中是在三十多里以外的一个小镇，那三年的住宿生活似乎是一个过渡，一个训练，自那以后，我就像一个学会飞行的鸟儿一样，不再视原来的窝巢为唯一的宿营地。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十五岁那年，被病魔折磨了许多年的母亲终于从老屋的土炕上消失了。老屋里从此没有了怨毒的责骂，没有了令人心悸的呻吟，没有了让听者也觉得艰难、憋闷的喘息和吐痰的声音。这让少年的我觉得老屋一下子清静了许多，空旷了许多，寒冷了许多。那时的我忧郁而伤感，整天沉默寡言，而我的心底，其实埋藏了多么深、多么强烈的对母爱和温情的渴望啊。不久，哥哥结婚了，住进了后街上一幢新盖的房子，老屋里的人逐渐减少了。

80年代中期，因为日子逐渐好转，父亲动议在院子里小树林的位置加盖一座平房。这一打算很快就变成了现实：那些树木都伐掉了，短短十几天时间，一座水泥建筑拔地而起，与四间老屋相对。人们管这样的房子叫“倒厅”。倒厅是平顶的，用来晾晒粮食很是方便，里面既可以储藏粮草杂物，也可以勉强住人。我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工作需要，长期住在镇上。家里，日益年迈的父亲住老屋，大龄未婚的姐姐则搬到倒厅的一个隔间里住。虽说倒厅里冬冷夏热，不太适合住人，但姐姐觉得它新，有着干净的白粉墙和水泥地，所以爱住这里。她的小屋里放了一张大床，还有一个写字台，上面放着她的录音机。我偶尔回家，总要到她的小屋看看，觉得很亮堂，很干净，很清爽，比老屋好多了。

老屋已经不是原来的老屋了，曾经并不多么温暖的家，由于母亲的缺席而变得更加冷清，失去了家所应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为哥哥姐姐都在本村，心里有所依赖，以后的我很少回家。再后来，姐姐和我都结婚了，老屋就只有父亲一人守着。

我住到城里以后，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偶尔回家探望父亲，也大多是来去匆匆，并不过多流连。但每次回家，我都要踩着石头台阶登上平房，站在房顶上环顾一下我们的小村，我们小村四周的景色。村子里的树木是越来越少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视线。举目所见，只是一片暗淡的红色或灰色的屋顶。这样的景象，使我觉得整个村庄都在老去，失去了原有的生机与活力。远远望去，村子的四围都是平坦的田畴，而遥远处，则是迷蒙的黛蓝的山影。心情不禁寥落和苍茫起来。再瞅瞅青砖灰瓦的老屋，觉得它是日益颓败了。屋顶有些不平，但看起来仍旧是结实的，不是那么容易塌陷的。老屋、小院、街道、村庄，虽然并没有变化得面目全非，但记忆中童年的那种景象，却是不复存在了。父亲呢，也和老屋一样，日渐衰老和佝偻了，神情也显得很是落寞孤独。他一个人住这四间老屋，我们能想象到他的凄凉，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我和姐姐都先后对父亲说过，让他锁上老屋的门，到我们的家里去住。但父亲并不照办。问起来，他就说，你们住得也不宽敞，算了吧；又说他有地，庄稼离不开他，并且，院子里还有好几窝长毛兔呢。

父亲就这样陪伴着老屋过，一年又一年。终于有一天，他突然中风了，这样以来，才不得不开始在儿女家里轮流住了起来。这时的父亲已经是风烛残年，轮住不到三年，就去世了。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决定把父亲送回去，让他最后看老屋一眼。那是一个早春，当我在相隔不到一年之后踏进老屋的小院时，我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院子里遍地都是枯干的蒿草，比人都高。几盆野蔷薇更是肆意疯长，藤蔓窜得到处都是。姐姐打开锈锁走进老屋，惊叫了一声。她说地面怎么软绵绵的，像是踩在面团上，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自来水管在冬天曾经冻裂过，水把老屋的地面泡软了……

父亲去世以后，老屋闲置了起来。我住在城里，整日为生计所困，无暇去想老屋的事情，一晃，许多的日子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偶然的，听老家来的消息说，哥哥姐姐打算把老屋卖掉。心里不禁一震，遂打电话予以阻止，结果呢，倒弄得各各不快。为什么要把老屋卖掉呢？老屋可是收藏着我们的童年记忆啊。可是哥哥和姐姐说：正因如此，才想卖掉它！

我默然，沉思良久，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说服他们。然而无论如何，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卖老屋。老屋卖不了几个钱，还是留着更有价值。卖掉老屋，将意味着一种无形的东西的永久失去，其损失将无法弥补。那是比老屋本身更重要的东西。老屋现在有些破败，这不要紧，我们可以联手把它修缮好，这样，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回到老屋，聚一聚，聊一聊，偶尔小住几日，找回一点流逝的东西。这个村子，是被我们称为故乡热土的村子，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是我们熟悉的，每一个人与我们都有着故人的情谊。有我们的老屋在，我们的生命之根便有了一块赖以存在的土壤，我们的回忆与情感便有了栖息之所。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