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特稿(1)

回忆我的童年

吕翼仁

吕翼仁（1914-1994），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之女，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外文学会会员和翻译家学会会员。晚年为乃父整理出版遗著，备极艰辛，深受学术界赞许。《回忆我的童年》系作者未完成的遗稿。——编者

常州十子街

我家世居常州十子街。现在常州已经改为江苏省辖市了，市区面积有九十四平方公里。可是我生长在那里的年代，常州这个地名是沿袭着明清以来旧称，仅不过是指当时武进县的城区。虽是旧的府城，而并不算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只有三华里，这就是当时所谓“穿城三里”，城墙城门也都保存着，走上城墙，还可看到乱草丛生残留的雉堞。城门也还有实际的用处，记得江浙战争时，有时怕败兵抢掠，就临时闭城。后来城墙破坏，城砖陆续被人偷走，城墙也就逐渐废弃了。

从前常州手工业最发达的梳篦，远销南洋。我小时候最有名的梳篦铺子是王大昌，然而王大昌不止一家，有真正王大昌，有老王大昌，后来又有石库门王大昌。不过据老辈说，早前最有名的，还不是王大昌，而是西门外一家叫陆什么的。当时几家梳篦铺争吵，大家赌气把梳篦抛到河里，隔了一个时候打捞出来，只有那家叫陆什么的店铺的篦子，入水不散，一时名气大响。这传说究竟有几分可靠性，我也说不上来，姑妄听之罢了。

作者晚年在家中的书房里。

常州食品中，出名的是小笼包子和大麻糕。小笼包子有虾仁的，有蟹粉的；大麻糕有甜有咸，还可定做。我小时候常州还是个小城市，甚至居民家里装电灯的还不多，请客酬应，一般都是吃早点。早点除包子麻糕外，还有各种花色面，也好点菜喝酒，但夜市远不如今天热闹。食品中有一种叫口香饼，现在已没有了。口香饼小如目前五分的辅币，两面松脆，中间是糖馅，吃时略有香味，价格十分便宜，我小时候常吃。后来卖口香饼的店铺少了，再后来只有一家经营了，最后，干脆买不到了。估计是手工制作麻烦，盈利又薄，所以这种食品就被淘汰了。工业品中也有一种被淘汰的，就是罗筛绢，前面两个字很可能写错，这是家庭工业品，门面很狭，只有一两种颜色，质地也不柔软，有类生丝，由于用度不广，后来也没有了。

十子街在常州城的东北部，是条又狭又短的横街，东通婆罗巷，西通化龙巷。街中心是石皮铺的，两旁砌着砖石。由于街面狭，日照少，东西街梢又各有一口公井，家里没有井的居民，都到公井上淘米洗菜和拎水，不下雨的日子，街上也总是湿漉漉的，下雨之后，自然更没有干的时候。特别是下雪，雪被行人踩坚，成了冻雪，真是走一步滑一滑。甚至街中心的雪融化之后，两旁一堆堆污泥冻雪，还要维持好些日子。

十子街尽管有这些缺点，却也有其独特之处。在以“多福多寿多男子”为颂祷的年代，十子意味着多生贵子。所以在嫁娶吉日，我们那时叫做周堂，花轿哪怕绕道，也要经过十子街，花轿一肩接着一肩，整天锣鼓声不绝于耳。吉日前一天是铺新，我们叫做铺行架，箱笼也要经过十子街。这时候，街道两边家家户户门口都站着几个大娘大姐。铺新的日子看嫁妆，吉日良辰看新娘。实际上新娘坐在花轿里是看不到的，但是送亲的姑娘奶奶们坐的小轿，个个浓装艳抹，珠光宝气。后来送亲的人索性不坐轿，改坐人力车了，看的人自然格外便于观赏。

现在回想起来，使我惊异的，倒不是人们爱看花轿，而是人们何以百看不厌。十天里，少说也有两三天是吉日，而那种场面其实是差不多的，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人们呢？我们家乡有句俗语，“镗锣响，脚底痒”，就是形容这件事的。

我家既然住在十子街，自然多少要受到影响。街上镗锣一响，我家女佣立刻把我抱起来，往肩膀上一放，嘴里说：我家宝宝看花轿去，就飞快地往门外走。然而两三岁的“宝宝”，对绣花枕头、丝绸被面和花轿，有什么兴趣呢？一到门外就嚷着要回去，女佣始而装聋作哑不睬我，我就大嚷之外，再加乱踢，这一来女佣只好带我回去了。后来母亲轧出苗头，逢到这等时候，就对女佣说：“你们自己去看吧，别带孩子了，孩子小，懂什么呢？”

我尽管不爱看花轿，可大门外边也有很多吸引我的事务：春天早晨叫“马兰头枸杞头”的声音，初秋傍晚，叫“卖野菱”的调儿，都抑扬有致，十分动听。卖线粉馄饨的，卖潮糕的，卖桂花糖芋奶的，卖糖粥的，笃笃地敲着竹板。捏面人的，吹泡糖人的，卖兰花豆油豆瓣的，卖山东大包的，卖小磨麻油的，卖糖炒栗子的，虽不曼声叫卖，但经过十子街，经过我家门口，总有一定的时间，而且非常准时，有时竟可代时钟。我常听到佣人说：“今天时间还早，卖麻油的还没有来呢。”或者说：“快4点了，可以去买兰花豆了。”家家户户只要牢牢掌握这些小贩经过本街的时刻，包管能买到想买的东西。而最最富有诗意的，却是一深黄昏，油灯如豆，街上传来“香又香，糯又糯，香炒热白果”的叫卖声，惜乎我那时是幼孩，今天也远不是诗人，描绘不出当时的情景。

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女佣就带领我们（我和我的弟弟）到门口去玩。她一只眼睛照看我们，一边同左邻右舍聊天，我们则想等小商贩经过时，买点什么吃吃。这种时候，我们和女佣也会发生矛盾。说实在话，我们孩子买点零碎吃，带领我们的人至少要吃一半，所以在买什么的问题上，她也要发言，由于爱好不同，常常争执。例如女佣总爱吃油豆瓣兰花豆，我和弟弟都要买捏面人和吹泡糖人，而这些小贩，偏偏在差不多的时候过我家门口，于是争执范围就扩大了：卖油豆瓣的自然站在女佣一边，捏面的和吹糖的则对女佣狠狠地瞪眼。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转糖”。转糖摊子上有个圆盘，上面划成许多格，多数是“空门”，但有几格转到时可以得彩。彩是糖小人，糖阿富，糖鱼。平心说，糖的质地很纯，没有什么添加剂，味道也不坏。一个铜子转两次，自然转到空门的次数多。孩子做这类事情，目的并不在于利得，所以，中固欣然，不中也不懊恼。但父亲总不让我转糖，说这是一种赌博，若爱吃这种糖，他宁可出钱买。我自然不违背他，但总觉得买来的糖远不如转来的糖好吃，不知是不是赌博心理在作祟。

我的家庭

在谈我的家庭之前，先要讲一下余之三叔一房和我们一房的关系。

余之三叔和我父亲同出高祖翼士公之后，从世系的关系上看，已经是五服的边缘，该说是很疏了。余之叔父的父亲朗山公在江西做官，死在任上，身后一无所有，却留下董夫人、侧室包夫人和一子四女七口，我祖父就迎接他们到常州来住在一起。当时我祖父的负担本来已经不轻，除妻子儿女外，还要负担他的继母华夫人和他的两个姊姊，即是我的继曾祖母和我的祖姑母的生活。

我祖父只做过几年（1892-1897）江浦县的县学教谕，以后就以坐馆为生。据说当时修敬每月只有二十元，要维持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自然极其为难。父亲小时候本来是请了先生来家教读的，可是十二岁以后，家里就请不起先生，由我祖父母和我的姑母教他了。然而仅仅节流还是敷衍不过去，我祖父就将两所市房卖掉一所。卖掉的市房坐落在哪里，我当然不清楚，就是我父亲也未必很清楚的，但另一所市房，我还记得有点影踪，是在常州南大街，可是在我有点懂事的时候已经不能说是一所，恐怕只能是几间。由于街道放宽，服务面积就相应缩小，仿佛还经过一次火灾，到抗日战争时候，就完全烧光了。

余之叔父是肖狗的，比我父亲小两岁，小时候和父亲一块读书。四个从堂姑母，大姑名馨，嫁于同邑史家，二姑名端，嫁与同邑林家，都是伯祖母董夫人生的，三姑名勤，肖鼠，嫁与同邑管雪忱先生。当时，雪忱先生在武汉艺专里教图画，他是余之夫人即我的婶母的从堂兄弟。我婶母名馥如，肖羊。四姑字瑞之，肖龙。三姑四姑和余之三叔都是庶伯祖母包夫人所生。大姑后来是我的寄母，我的小名荣，也是她取的，据说我五行缺火，她就给我取了个荣字。二姑三姑很早就去世，我所以记得三姑肖鼠，因为我小时候庶伯祖母跟我开玩笑，指着三姑说，她肖老鼠，叫她老鼠叔叔。我家传统，侄儿侄女都称姑母为伯叔，称伯叔为寄爹，孩子懂得什么呢？我就一直称她老鼠叔叔，直到她去世。

四姑瑞之是旧历壬辰（即1892年）生的，比父亲小八岁，她到学龄的时候，我家已经请不起先生，由我的祖母亲自教她读书了，所以她也通文墨。她嫁与常州盛绶臣，婚后夫妇不睦，一直住在家里，后来我弟弟出世，就由她抚育，所以我们和她感情特别好。

话再说回来，祖父负担我从堂叔父一房的确不容易，单看上边所说就能理解了。一帮子学龄儿童，个个要读书受教育，而且我家传统是男孩子女孩子同样受教育的；接下去男婚女嫁，还有两个老人，生养死葬。我祖父是个极其宽厚而又极其端方的人，1904年我父母结婚，1905年他就病了，病了一年，1906年去世。这就是说，我母亲婚后才一年多，祖父就去世了，然而母亲谈到祖父，总十分感动。她常常讲起两件事：一是祖父病时不肯服药，祖母常叫母亲端着药去给他喝，祖父为了对新媳妇的礼貌，总是勉强喝了。另外一件事是祖父病危时，曾关照我祖母，说虞家小姐（指我母亲）很忠厚，要照顾她。母亲讲到后面一件事的时候，有时还流泪。

现在谈我的祖母。祖母当年作为家庭主妇是极不容易的，家里人口多，经济条件差，上面还有婆婆，即我的继曾祖母华夫人。继曾祖母是老实人，不善应变，家中开支，等等，都墨守陈规，亲戚来借贷的，也不问真伪，有求必应，这种借贷，自然是有去无回的了。这就增加了家庭的困难。旁人了解情况的，总劝祖母要撙节开支，祖母怕婆婆不高兴，却总是顺着她。这局面，直到曾祖母去世后才逐渐扭转。

祖母有过人的才智。她生在太平天国时代，兵荒马乱，连《孟子》也没有读完，可到后来，能诗能文，也通晓经史，尤其难能的，是她督教子女极其严格。祖父母只有我姑母颂宜和我父亲一儿一女，姑母又长我父亲九岁，祖母爱我父亲自不用说了，瑞之姑母告诉我，父亲结婚之后，祖母还总称他“宝宝”。可是我父亲交待功课时，若有半点含糊，书就从他头上飞过去了。父亲非常欢喜下棋，象棋围棋都下得不差，他说十二岁时看到我祖父跟人下围棋，心里就很喜欢，但那时我祖母教他读书，估计决不会允许他下棋。瑞之姑母还告诉我，祖母的外号叫老虎，她的甥儿有时叫她老虎舅舅，我姑母颂宜干脆不叫她母亲而叫她老虎，大约也是小时候叫着玩，习惯以后就改不了口，正像我叫三姑母老鼠叔叔一样。

父亲六岁时从薛念辛先生读书，姑母也从过薛先生。姑母非常聪慧，而且性格开朗，弟妹都极喜欢她。她出嫁之后，还天天盼望她回娘家，都说大姊姊一到，仿佛吹来了一阵春风，尤其是父亲，只要有一点小病，就嚷着要姊姊，祖母只得派人去接她回来。

姑丈丁蒲臣（讳守铭）是祖父的学生，和父亲一同从祖父读《尔雅》。当时读书要背，可是我父亲却不愿意背《尔雅》。他看到祖父读书极其专心，而且一段书没有看完的时候，决不放下书来做旁的事，就钻这个空子。每到祖父聚精会神看书的时候，父亲就把《尔雅》塞过去，说要背书，接着就背起来。等祖父看完一段书，开始听父亲背书，父亲已背到最后几句了。但我姑丈背《尔雅》十分认真，祖父赏识他，就把姑母许配他了。姑丈是驼子，文学上的造诣也不如我姑母，姑母遗下的几首词中，有一首就是代姑丈捉刀的。我小时候听到这些事，很代姑母叫屈，认为她做了《尔雅》的牺牲品。其实他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最近我在父亲遗稿内，看到姑丈的词作，也很不错，才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很幼稚的。

我父母结婚时（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姑母已经去世了。她去世亦在甲辰，不过在我父母成婚以前。嫁给史家的大姑是否已经出嫁，我一时查考不出。但母亲做新娘时，家里至少还有三个小姑。祖母不独督责子女读书严，家里规矩也很多。母亲说，那时如果祖母不叫她坐，她这个做媳妇的，就只能侍立。我舅家家规也很严，但严的只有我外祖父，我外祖母却是开朗随和的人。加以做媳妇和做女儿不同，祖母尽管严，姑母却敢叫她老虎，而且“老虎”也答应她，从此这个称呼就公开地确定下来。母亲尽管心里叫她老虎，哪能出口呢？所以母亲刚结婚时，也很不习惯夫家的生活。母亲最怕二姑，因为二姑每天给祖母梳头，一边梳头，一边就讲新娘子怎么样怎么样。她并不一定讲母亲的坏话，目的也不一定是“进谗”，只是手里有事，嘴巴闲着，讲讲罢了，但多言极易失口，甚至说好话，有时都会起反作用，何况姑媳间的鸿沟，已不是一家一户一代的事，而是家庭制度的副产品呢？三姑还小，而且性格开朗，成天嘻嘻哈哈。只有四姑，当时才十二岁，因为新房里好玩，成天钻在母亲房里。十二岁，还是个孩子，母亲那时二十岁，也还是青年，这样，一个孩子，一个青年，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母亲一生辛劳，四姑母成了她很好的帮手，四姑母一生多苦多难，母亲是她有力的支柱。

外祖父家

母亲姓虞名菱，字兰。外曾祖父讳映溪，做过浙江衢州府知府，外祖父纫荃公讳树荪，是前清贡生。母亲有一姊一弟，姊适同邑巢兆觉先生，生下一个女儿（巢心北）后，没有几个月就去世了。我的舅父讳祖同，号勤谷，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生，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编辑，舅母同邑华瑞英女士。我没有见到姨母，她在我出生之前七年就去世了，外祖母在我出生后去世，可是那么爱我的外祖母，我竟会没有一点印象。舅舅我还记得，他因为读书工作都在上海，难得回来，有时来看母亲，也总是谈正经事情，不大跟我们孩子搭讪。可是他有一个特长，却吸引着我。他随手画人物狗马，无不维妙维肖。有时母亲归宁，我们也跟着她住在外公家里，晚饭之前，舅舅常拿一支粉笔在饭桌的漆面上，画出各种动物，可是我们看得出神时，佣人已端来饭菜碗碟，这些艺术创作，就给抹布擦掉了。舅舅画画从不保留，即使画在纸上，画完了也随手将纸抟了，或是撕掉。他还送过我一匣英文方块字，也在抗战中毁了。

舅舅是外祖父母的老来子，比我母亲小得多，身体瘦弱，高额头，模样很聪俊，可惜1923年（民国十二年）就去世了，甚至患的什么病都没有弄清楚。他从上海回到家里时，腹部肿胀，骨瘦如柴，父疑心他患的是虫病，但也只是疑心，未经证实。舅舅去世之后，舅家悲惨的情形，简直没法形容。入殓那天，母亲不让我和弟弟去，所以我们直到“头七”才去行礼。怕那种悲惨号恸的局面，把我们吓坏；叔婶姑母等去送入殓的，我家佣人去帮忙的，没有人吃得进晚饭的。

舅母华瑞英女士是很能干的，气量也很大，可惜没有参加工作。她能画工笔仕女，我还保存着她赠送我的一把纨扇。今年（1986年）她已八十六岁，头脑还很清楚。她青年守寡，尽管舅家家境不坏，但毕竟是不幸的，可是在那个时代，不幸的妇女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