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前的忏悔

——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灵堂，恩师安详地睡在松柏花丛之中。

被泪水模糊了的眼睛，凝视着我永难忘怀的面孔。沉痛的人流不允许我再停留片刻，然而就在那极短暂的一瞬，我真想匍匐在他的躯体前，向我的恩师作最后一次的忏悔。

我像很多南开人一样，承受过李师的恩泽，或者在一些人眼中我还曾是他众多的宠儿之一。可是再没有比我自己更清楚，我恰恰是先生的不肖弟子，也再没有此时此刻我感受着的那种撕心的愧疚和负罪感。

往事如烟。但是刻在心灵上的往事却永不会淡忘。

1954年我刚刚毕业留系工作，就碰上了全国性的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当时系里教师还不多，开会总是把各组合在一起。李先生经常既主持会议又第一个重点发言。那天的会是第一次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先生开宗明义地说：“胡适有功也有过，今天主要是批判他的过，但也不能就说他在‘五四’时期什么贡献也没有，比如他提倡白话文，比如他承认文学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当时，凭着我四年大学政治运动中培养的嗅觉，我立即觉察出先生的发言“不对味”，觉得必须反驳。我抓住李师肯定胡适“文学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我凭着自己那点可怜而又浅薄的文学理论知识唱起了“反映论”的高调，论证起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用以批驳文学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错误”说法。一场争论就由我挑起了。先生凭着他的认真、执着的态度，我则依赖着少年气盛，争得两个人都面红耳赤，而且各不相让，弄得在座的教师都很紧张，几乎没有一位老师发言。整整一个下午的会就被我这个混小子冲散了。事有凑巧，当晚我因急性扁桃体炎而发起了高烧，第二天的会我没有参加。黄昏时过，何林师推门而入，从兜中掏出一支体温计而且摸了摸我的头，给我试起了体温，嘱咐我好好休息两天。他走后不久，二先生（我们都亲切地称李先生的胞弟为二先生）提着饭盒给我送来了热乎乎的白米稀饭和小菜（当时我们住的集体宿舍离李先生家约有四五十米），并说李先生的意思是这两天先不要到职工食堂吃饭，每天会给我送稀饭来的。听到这话，看到那盛得满满的白米稀饭，我的眼睛湿润了。由衷的悔愧使我在二先生刚刚走后就爬起来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检讨了自己不应自以为是，在会上大吵大闹，惹先生生气，并表示愿意在一定场合向先生公开道歉。第二天清晨二先生来送早点，我把信恭恭敬敬地交给了二先生，求他转呈李师。刚到中午，二先生又来送饭并带着先生的一纸手书。信上说他根本没有为会上的争论而生气，争论是正常的事，无须向他道歉。信的最后有一句最使我震惊的话：“我从你身上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先生的博大、磊落的胸怀，他的心真如大海！他并不以我在众多教师面前给他难堪而介意，而且以理解年轻人的态度看待我的缺点。他的温和的批评又带着某种自谦，他没有以一系之长的姿态来压制我那幼稚的积极性，他是用真正平等的态度来看待我的，而且是那么亲切。我油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就是我寻找的父亲般的导师！1983年鲁迅博物馆为先生八十大寿举行庆祝会时，我代表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在会上作了发言。我脸朝先生，重提此事，先生面带笑容，点了点头，似还记得这件在他看来只是有趣的小事，然而对于我，这却是一件大事。从这件事开始我才逐渐学会怎样对待我的学生。

批胡适与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同步进行的。一次文科几个系在图书馆开批判会，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第一个发言的是郑天挺先生，他拿着卡片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学术性发言。紧接着，我不知道自己是出于历史使命感还是想出出风头，竟然面对一百多位文科教师，作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大文章”。开始自我感觉颇好，但很快发现与会者似乎都已陷入茫然的境地。发言结束，我确实有点尴尬。在场的李先生好像发现了什么，在我刚发完言后就说：“刚才小宁的发言的中心意思就是《红楼梦》的作者的世界观是矛盾的，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他的创作也是矛盾的。”不仅几句话就把我要说的意思交代清楚了，而且给了我一个台阶，没让我在大批教师面前过分出丑。当时我就感到了这是老师对自己的学生的另一种爱。

后来市里准备召开一次批俞大会，点名让俞先生的得意弟子华粹深先生参加。华先生显得有些紧张，先是找我谈，问怎么“批”法。我当时顺口说了一句：“让您参加市里的这个会，就是让您和俞先生划清界限。言下之意是希望华师顺应一下‘潮流’。”华先生当时面有难色。我出主意说到李先生家问问。当华先生请李先生“定调”时，李先生头一扬，不加犹豫地说了几句：“批俞先生是批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又不是让你交代和俞平伯的师生关系。”第二天我同华师到市里开会，华师果然是按李先生的意思发了言。一位市领导在总结时不指名地批评了华先生，意思是华师没能从思想感情上和俞先生划清界限。然而事实证明，当时我以我所领会的领导精神，给华师出的是个馊主意，而李先生却出于中正，保护了华先生的一颗忠诚的心和高贵的学术品格。

过分的认真，在先生的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中正、磊落，而因此带来的缺点则是执拗。在为鲁迅小说《药》的结尾的寓意的争论上和众多学术问题上，多少体现了他的这个特点。然而学术可以如此，政治却是无情的。你要公正吗？那你迟早就要受到惩罚。反胡风运动开始时，我们几个小青年觉得大有用武之地了，写批判文章，作巡回辅导，还有各种大会的发言，当时风头出尽，颇为得意了一番。一天中文系散会后，有先生、有华师和许政扬师，我们一路往家走。先生突然带点激动的口气说：“胡风和周扬积怨太深，周扬的宗派情绪一直很强，鲁迅如在世，日子怕也不好过。”我听了真是陡然一惊，先生，这不是您在《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中阐发的观点吗？可是今天的气候，您怎么也给抖了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们几个人的态度只是沉默，谁也没说什么。然而我心里却隐隐感到李师的这些话是不是在有意提醒我一些什么。

此后，1957年“反右”，李先生公开称所谓的“右派”先生是同志；1958年“拔白旗”运动，他又公开称两面“白旗”的政扬先生和汉麟先生为“两匹好马”，这一切都构成了李师的罪状，终于在“文革”浩劫时得到了一次总清算。然而历史又一次证明先生才是正确的。

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我因为带头向党“交心”，谈了自己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后来又因告密者揭发我的一些私下言论，教师团支部整整批了我半年。“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恋爱观”，一大串问题，再加上反“三面红旗”，我被贬黜了：撤掉团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秘书职务，1960年不予晋升讲师等等。似乎一夜之间我从党的助手、积极分子、“左派”，一变而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且当时动辄得咎，大批朋友开始疏远我。当时我痛苦到了极点，什么都想过。就在这时，华先生捎来了李先生的口信：“告诉小宁，碰点钉子不是坏事。”正处于拂逆困境的我，这话确实使我悟到了点什么。

然而历史总是捉弄人，甚至叫你哭笑不得。李先生为了“一个小问题”招来了大麻烦，全国展开了批李运动，中文系首当其冲。真不知当时系里的某些领导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找我谈话，命我执笔写批判李先生“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我“受宠若惊”“废寝忘食”，整整干了两天两夜，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炮制出来了——《批判李何林同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章写就，我却有点良心发现，我自问：“我是在干什么啊！我现在要点名批自己的老师？”一点点可怜的良知驱使我在晚上带着文稿悄悄地到李师家，我请他过目这篇“奇文”。有趣的是，先生仍像修改自己学生的作业那样严肃认真地看了一个多小时，沉思半晌才对我说：“文章写得太长，句子仍然是那么欧化，有的地方批我批的不是地方，有些地方你根本没理解我的意思。”这真是一出含泪的闹剧。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要找我“批判”的对象去看批他的稿子，我更不理解李师又为什么能用他那凝重、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看他的一个“背叛者”写的稿子。后来批判文章以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为署名在《河北日报》上用两天两版的篇幅发表了，而且《文艺哨兵》杂志当期加以全文转载。我记不起我当时是什么滋味，我只知道，未动笔而署名者觉得算是认真地参加了这场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纯洁性的斗争。事情过后我曾暗自高兴，当时幸亏没署执笔者的名字，不然我将无地自容。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残酷：白纸黑字是抹不掉的。这篇混帐文章毕竟是出于我之手啊！这良心的谴责，这沉重的包袱，这欠下的债，何时才能从我的心灵上抹掉呵！我负恩师！

对我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1963年又搞了一次晋升。当时的系领导并未因我写过“批修”的文章而否定我是“小修”，问题既然如此多，当然不予考虑晋升讲师。事后我听知情者说，在校务委员会上（当时晋升讲师也是要经过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李先生拍案而起，明确地说：“只讲过两节课的人都升讲师了，宁宗一讲了整整九年的课，学生都一大帮了，还不是讲师，说得过去吗？”由于李先生的力争，由于李霁野先生和许多爱护青年人的师长的支持，我才结束了九年的助教生涯。不过后来一位总支副书记通知我：“你这次只升官不加钱。”我知道他在利用他的权力捣鬼，而我对先生的知遇之恩却倍加强烈地感愧了。

1985年3月，完全出于性格的原因，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我做了一件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后，听我的一位朋友说，先生在听到我的这件事时只是沉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从不提起我，即使在我卧床养病时期的1985年和1986年，他几次来南开开会讲学，我则因无脸见他，他也从来没看过我一眼。我知道，我在他老人家的记忆中已经消失。我算是伤透了他的心。

1987年李师卧病在301医院。第一次是黄克同志陪我去看他老人家的。我因心情沉重，再加上那抹不掉的羞耻之心，所以表情尴尬。而先生当时精神尚好，对我似不生任何芥蒂，问了我很多事。我告诉他，我已经调离中文系到东方艺术系工作了。临别时我握住先生的手，他也用力地握了我的手。我觉得先生的宽容，又使我回到了他的身边。但是还不到两个月，我突然收到黄克和本相捎来的信，他们告知我：他们在看望先生时，提到了“宁宗一还要来看您”，先生听后感情激动，全身颤抖，似有许多话要说！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约上我同班挚友潘克明一道到北京看望先生。当时胡昭衡同志在场，他走后，我们围坐在先生的身边，先生不停地流泪，我们却无言劝慰，只能用眼泪来诉说心中的悲痛。第三次探望先生时，先生两眼只能呆呆地望着我了。我朦胧地感到先生的时日不多了，我忍不住地脱口而出：“李先生我真对不住您，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我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伏在先生瘦弱的身上大哭了。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我更感到悔愧的滋味是多么让人难以承受的了。第四次看望先生时，我和家鸣同志都觉得和先生失去了感情交流的渠道了，他身体侧卧，双眼紧闭，只是透过那微弱的呼吸声，我们才感觉到他似乎知道我们又去看望他老人家了。而对于我来说，我充分觉察到我再不可能让他亲耳听到我要向他忏悔的一切。

李先生给予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以致于一种奇异的现象摆在我的面前：和他相处的时间越长，就会觉得有愧于他的东西越多；和他打交道的事情越多，就会觉得欠他的账越多。而正是这一点，我总觉得有负于先生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

先生自解放后就与南开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离开了他执教三十多年的南开中文系，而我也在这时调离中文系到东方艺术系工作了。李先生以八十五岁的高龄离开了这喧嚣的尘世，而我却碌碌无为地走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开始步入老年的行列。然而时至今日，在我眼前不时地出现先生坚强的项背，他仿佛始终在我前面走着、引领着。而他留给我的珍贵记忆，我已经意识到，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以致我时时感到不安。但我却实心实意愿意永远背着它，让我在今后人生的艰阻的道路上时刻不忘记所应吸取的一切教训。

先生，在您灵前的真诚忏悔，是我在梦醒后对道路的寻找，是您最终让我认识到对自我人格的确定是我们知识分子也是我个人自省的表现过程和奔赴的目标。您的人格和文格表现了一个大写的人的良心和良知。在您的灵魂的光照下，但愿我们和像我们一样的知识分子也像您那样活得无愧于心，也无愧于人。

何林师不朽！

1989年3月26日谨蘸泪成文，

以献于何林师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