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第二期大陆政策

背着债务剑指北京

如果我们细细探究明治时代日本的社会面貌，将会发现无数令如今的“日本通”们吃惊到合不拢嘴的现象。例如，当时日本向中国出口之大宗商品包括最简单的手工业品——火柴，原因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为“血汗工厂”带来了取之不尽的极廉劳动力，所生产的火柴尽管质量糟糕，但价格极便宜。为尽可能增加出口创汇，大量日本女性在国内外沦为风尘女子这类事就不多说了，当时日本还拼命向欧美出口大米。以日本耕地之缺乏、人口之稠密，出口国产大米当然会带来米价攀升，于是乎就需要采取各种手段从朝鲜进口更廉价的大米补充国内。

强行打开朝鲜国门之后，日本对这个国家的掠夺就从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大米开始，自然又激起朝鲜民众普遍愤怒。日本海陆军（特别是海军军费翻倍增长）由1883年开始大举扩军导致政府债台高筑眼见将升入云霄了！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对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当然更准确来说前面需要加个引号——“天皇制”）诞生、帝国议会开幕（拥有地产或满足缴税额规定的男子才有选举权、第一次大选的选民只占总人口的1.24%）庆贺之声未绝，1890年明治日本便陷入首次严重经济危机，全国到处爆发“米骚动”，山县内阁（他是作为因修改不平等条约失败、此时难以上台的伊藤之替身而于1889年年末登上首相宝座的）则以制定《治安警察法》等镇压措施予以回应，全力维护藩阀统治。

《帝国宪法》公布的仪式上，总理大臣黑田清隆和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均发表演说，强调要继续坚持推行“国是”即开国进取、富国强兵政策，但第一届议会强调要“修养民力”，于是削减1891年政府财政预算（由8300万削减至6500万）。第二届议会又削减军舰、钢铁厂建造费，于是1892年7月由于陆军部、海军部拒绝提出继任部长，导致松方正义内阁总辞职，首开军部利用此恶劣手段阻扰政治运转之先例。伊藤临危受命、出马组阁，山县、黑田、井上馨、大山岩等元老都入阁，以应对“东方大局”变动下“我国命运之危殆”，而实质上萨、长藩阀专制正是此时达到极致。

1893年2月，伊藤及内阁成员联名请求天皇在赦令议会与政府妥协、或解散议会这两个选项间进行裁决——“正是为了军国主义至上的课题，而使出了家传宝刀。”（《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天皇一书诏赦之下，至今某些人艳羡不已的所谓“日本宪政议会民主”便于轰响的战争鼓声中沉默，第四届议会（1892年11月-1893年2月）迅速通过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象征性地砍去272万日元，其代价是议员们自身要在未来6年中“捐献”俸禄十分之一纳入造舰费用），并承认了所有追加预算，且无一名议员提出异议！战争已经不是要不要发动的问题了，而是必须赶快发动起来并打败中国，否则仅仅高额巨债的利息重负便会将日本压垮！议会休会后不久，即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只能由陆海军军人组成，文官不得参与作战指导，这就是为开战而做指挥体系准备了。但首先，让我们看看陆军在最后阶段的作战准备工作。

尽管经历了惨烈的西南战争并获胜，但实行征兵制十余年的日本陆军仍然苦于本就负担沉重的民众逃避兵役，山县于1883年后转去研究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其实质目的便是通过此制度彻底加强基层户籍管理完善征兵制。1883年开始的大规模扩军，虽然海军获益远比陆军多，但陆军也要求将步兵编制扩充至28个联队、野战炮兵扩充至7个联队，骑兵、工兵和辎重兵都扩充至7个大队，至1888年基本完成。

以时任受位陆军省次官的桂太郎为中心，凭借陆军大臣大山岩、元老山县公（1889-1891年第一次组阁担任首相）的支持以及川上操六（出身旧萨摩藩）、儿玉源太郎两位少将协助（川上、儿玉两人当年在陆大时，被德国教官梅克尔特别称赞为优秀学生），称“相比法国，德国之制度才完全符合日本之国民性，因此是以日本之国民性考虑来建立陆军制度”。（《桂太郎与军政之整备》）决心将建立德式陆军的最后步骤付诸实施。

1888年5月镇台制正式改为师团制，近卫军与六支镇台兵各自改为近卫师团与第一至第六师团（驻扎本营分别位于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1890年又补充了沿海要塞炮兵，陆军基本以此阵容迎来甲午开战。陆军大部分士兵手中握有国产步枪：村田枪，但并不怎么先进，火炮也仍然是青铜制。日本陆军将用以击溃清军的真正“武器”，是多年模仿德国军事战略思想而成的“攻势防御”、“各个击破”。

1888年7月，山县提出的《军事意见书》对于陆军作战战略是如此描述的：“即使敌人是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国家，由其海上输送能力而言，一次性登陆（日本）的兵力最多只有两个师团。因此，日本的各军管区内有一个师团事前部署阻止敌军推进，再利用铁路将1至3个师团集中起来发动攻势，则大有可能将敌击溃。此作战战略即为‘攻势防御’，敌人每一次登陆，都被顺次击溃，这一点便是‘各个击破’。”以防守日本漫长的海岸线角度而言，此战略非常正当、毫无侵略性之意味，而实质当然并非如此。

需知明治日本的铁路、航运事业是在国家全力扶持之下膨胀式发展的（农商务省对铁道、海运会社的扶持力度最大）。一旦大陆上发生战事，日军可通过铁路迅速前往西部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是广岛湾宇品港），搭乘轮船实施登陆（当然这是在海军夺取制海权的前提下），则山县的陆军作战战略可立即演变为在敌国领土上出其不意地集结兵力、主动采取攻势各个击破敌军部队。

怎样为在敌国领土上集结部队、实施攻势作战提供国家战略上的依据呢？1890年3月，时任总理大臣的山县向天皇提交《外交政略论》，终于炮制出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原则”，即“日本国防之方策有两项。其一，以领土领海为线，称为主权线，侵犯此线之外敌需予以驱逐。其二，对于主权线之安全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区域，其外围边境称之为利益线，侵犯此线之外敌需予以驱逐……只有达成此两项方策，国家之独立才得以完全保证”。进而提出为此需要陆军兵力20万。

发动陆军兵力20万，与德国陆军一样利用铁路进行快速机动（当然日本陆军还得依靠海运），不但在日本本土的主权线范围内，而且在可算作是利益线范围内的朝鲜、中国领土上前进、集结，再以德国式的集中优势兵力之作战战略对敌予以歼灭式打击。将山县前后这些建议书、政论串连起来看，日本陆军的战略形态已昭然若揭，整个便是“普奥、普法战争”之翻版。

早在1887年，经过对中国情报收集后回国的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因其才华出众，人送外号“今谦信”）提出《清国征讨案》，基本方针是：“以8个师团派遣至清国，攻占北京，俘虏清国皇帝”为最佳方案，具体方案内容是“在海军支援下派遣6个师团登陆渤海湾，围攻北京的同时，在扬子江岸派遣2个师团登陆，牵制清军北上”。除了前述的7个师团，他把北海道的那些屯田兵也算作了第8个师团。

英国与俄国视角的远东战略

1890年之后，日本花费巨资购买的松岛、严岛（这两艘来自于法国造船厂）、桥立（最后这一艘由横须贺海军船厂自造成功）这三艘所谓“三景舰”，以及秋津洲、吉野（英国造的最新式）为代表的具有新式舰体、高航速性能、装备大量凶猛火力之速射火炮的军舰加入海军行列。陆军也已整装待发。庞大的军费资金获得议会通过。民间对中国仇恨情绪、吞并朝鲜的鼓吹声浪已彻底煽动起来。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894年年初朝鲜发生的东学党之乱。6月，朝鲜向清廷借兵镇压乱党，而日本战时大本营也于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立，立即发布动员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并无朝鲜同意的情况下援引《天津条约》指挥日军登陆，至6月底在朝日军已达8000人、远超清军。在中日两国就“同时撤兵”问题吵来吵去时，日本内阁已于6月22日御前会议奏请天皇“圣断”，决心继续增兵，这就注定了战争即将爆发（当然清政府也已经下决心开战，继续增兵）。

但是6月30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罗夫向日本政府发出强硬警告：“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日本应遵从朝鲜政府的要求，接受日清两国军队同时撤兵的方案，否则日本将背负重大责任，特此忠告！”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强悍沙俄帝国的几句话，比中、朝两国万言书都更有分量。时任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回忆录《蹇蹇录》中讲述：（陆奥）急忙去找伊藤询问如何处置，原先主张增兵需谨慎的伊藤沉默良久后，缓慢但是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们怎能接受俄国的劝告从朝鲜撤兵呢？”由此陆奥驳回俄国的要求。7月13日，俄国声明放弃抗议日本出兵，7月23日大鸟命令日军进攻朝鲜王宫，7月25日日本海军分舰队袭击清军运输船及护航军舰（丰岛海战），战争爆发。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阻碍战争爆发的最后、也是最大力量来自于俄国，其最终放弃的态度，使得一切阻碍因素消失。已经在朝鲜渗透多年的俄国之所以选择放弃，并非因为害怕当时实力根本达不到列强水准的日本，而是因为在日本的幕后站着英国。前文已述“日本对外战略的两种可能性与外部推手”，而英国便是自从萨英战争之后、推动萨摩转向倒幕开始，从外部对明治日本国家战略施加最深影响之势力。

甲午战争是远东战略格局的一次大洗牌，日本表面上由此真正独立而成为列强之一，但事实恰恰相反，日本是由此更深地被卷入世界列强瓜分远东的游戏中，成为大英帝国棋盘上重要的战略棋子。因此，笔者必须回顾英国、俄国漫长的全球利益冲突史，以这两国看待远东角逐的视角，才能真正讲明明治时代日本的军事战略本质所在，限于篇幅只能浅谈一番。

英国于维多利亚女王开始统治后（1836-1901年），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达到世界顶峰，成为“世界工厂”与全球海洋霸主，大量殖民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但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技术由英国扩散至全球，挑战者陆续出现。德国与意大利先后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也开始向非洲扩展殖民地，德国人还远航至太平洋夺得许多岛屿。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经济获得飞速发展，领土扩展至太平洋，并率先敲开日本大门。俄国在欧洲东南部针对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领土实施扩张，试图夺取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打开通向地中海的门户，此乃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一贯的国策，最终导致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历史上恩怨情长的英国和法国联起手来登陆克里米亚半岛击败俄军，签署《巴黎和约》，俄国在欧洲的扩张势头被遏制。

顺便提一句，1853年年末俄国远东舰队司令普提雅廷正率领舰队停泊在长崎，打算强迫德川幕府开港，听闻克里米亚开战的消息后只好离去，结果打开日本国门的“荣誉”留给了一周后第二次来航的美国佩里舰队。英法这对好伙伴紧接着又干一票，1856-1860年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然而捞取最大好处的竟是不费一枪一弹的俄国，1858年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强迫签订《瑷珲条约》、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就是上面那位）强迫签定《中俄天津条约》（先于英法两国的《天津条约》），再加上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国东北、西北150万平方公里领土被沙俄掠夺。英、法、俄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在华殖民利益最多的三国，互相争斗不绝。

而作为世界殖民帝国的英国，与强烈希望向南方扩张获得不冻港的俄国之间的对抗，绝不局限于中国。英国最为重视沿着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至远东海域的殖民利益经营，沿着这条“亚欧弧线”，英、俄两国在波斯、阿富汗、印度、中国的西藏直至朝鲜，到处发生利益碰撞。这一圈对抗下来，俄国在哪里都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不冻港，但侵占中国东北领土之后，终于获得了位于远东、面向日本海的海参葳港，立即着手将其建设为海军基地。这就是明治初年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三番五次提醒日本注意俄国威胁的原因所在，而鼓动日本“经略”毗邻海参葳之朝鲜半岛也是英国对抗俄国的策略之一。

1882年、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的“事变”，只是为将来全面开战留下了借口，当时来看日本侵略朝鲜的事业是严重受挫了，因此英国决定亲自动手。1885年，英国派遣舰队占领朝鲜南方要冲之地巨文岛，俄国国内一片哗然，认为英国的目的在于封锁海参葳，鼓吹也去占领朝鲜领土。中、朝乃至于日本都要求英国退兵，英国提出条件是需要俄国“保证永远不占高丽地”。由于俄英两国于当年9月签署《伦敦议定书》划分阿富汗边界，再加上权衡此时在远东与英国开战毫无胜算，1886年10月俄国终于声称“除担保太平外，并无他意，不愿取朝鲜土地”，于是翌年年初英国退出巨文岛。

虽然清廷对于朝鲜闵妃集团算得上有“再造之恩”，但其无力单独迫使英军退去的现实，使得朝鲜自此以后开始积极引入俄国势力，以作后盾（与之对抗的是清政府派遣的袁世凯）。在中国东北和朝鲜获得的利益，使得俄国统治高层的野心膨胀起来，1891年在财政大臣维特的鼓吹之下，决心修建从莫斯科通往海参葳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它将使俄国能“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引自维特1892年11月6日奏折）。值得一提的是，铁路修建费的贷款完全来自于巴黎银行团，丝毫没有依靠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正是这条铁路引发远东在一次大战前的炙热战火，将中国、朝鲜卷入地狱之中。

春帆楼上伊藤左右开弓

转头再看英国。虽然在获得俄国保证、巨文岛事件平息之后，英国看似在远东过着太平日子，但在中、日之间越加浓厚之硝烟味中，英国最终决定抛弃清政府、支持日本以获取利益。在此之前，英国是两面下注的，清政府也从英国购买了致远、靖远、超勇、扬威等军舰（定远、镇远、济远、经远等则购买自德国），最重要的是还聘请英国海军中校琅威理为副提督，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练、教育事宜（提督丁汝昌是李鸿章门下、不熟悉海军事务），琅威理使北洋海军训练水准在19世纪80年代末达到最高峰。但由赫德（1861-1911年掌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权利）推荐而来的琅威理实际是掌控中国海军之棋子——中法战争时琅威理因为英国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赫德向英国外交部发电要求允许琅威理再度赴华时极为露骨地说：“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都想谋取领导权，但我仍将中国海军保持在英国人手中。……急需琅威理来，煊赫的前途已经展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度来华的琅威理于1890年3月闹出了“撤旗事件”，即提督丁汝昌离舰后仍要求北洋海军为他自己升提督旗，这实际事关北洋海军到底是中国自主舰队还是中英联合舰队之争，最终琅威理辞职。

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说，清政府的处置并没有错，但在与英国关系转为非常冷淡之后，老佛爷却热衷于修园子、给小皇帝办婚事，北洋海军停止一切采购，且训练废驰，如此迎来甲午之战。民族主义是一股精神力量，颓废与过激都不好，且必须要有实力做支撑，这是晚清留给我们的教训。总而言之，日本是在英俄冲突的漩涡中，主要受着英国的推力走向开战，这是无可置疑的。对于英国来说，清政府已经颓废，且不愿意加入争霸游戏中为其服务，而日本正在崛起并磨刀霍霍。远东形势只是英国的世界战略棋盘上偏远之一部，正在欧洲大陆上崛起的德国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在远东能够“借力打力”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当然，日本的扩张对中国、朝鲜会造成如何大的伤害，英国佬是绝对不会关心的。对于日本来说，由于国内形势沸腾，开战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至于坐在棋盘对面的俄国，则准备于战后分一杯羹，就如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那样，并想方设法阻止英—日势力北上。

作为对日本奋勇对清开战的“临门助攻”，仅仅在丰岛海战打响（众所周知这次丰岛海战的善后处理工作完全偏向日本，也是英国送给日本一个天大的面子）的前一周，基本以日本草案为基础，英国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这项基本平等的外交条约当然并不会导致对日本军事上的直接帮助，但其政治意义极大，标志着英国认同日本“制定了近代化的各项法典，国际上已具备与清朝角逐的实力”。（摘自坂本太郎《日本史》）与英国签约不但鼓舞了日本的民心士气，且将伊藤内阁从与议会“国权派”争吵并导致议会两次解散的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国权派”反对允许外国人至日本内地杂居的条件下修约、同时更主张对清强硬，因此等于是用对清开战换取修约草案通过）。

日本全国上下一切纷争都立马消失，战争开始了。虽然日本已经于数日前在陆上、海上都率先发起战斗，但正式宣战是在8月1日，随后8月5日大本营决定对清作战战略方针。方针基本内容是：“这次战争的目标在于从韩国将清国势力排除。因此，日本军为了达成此目标，作战目的就不止于将清国军队从韩国排除，还需要一举进军北京，于直隶平原寻求决战，与清军一决雌雄，是为雄大之攻势战略、决战战略。以下将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首先以第5师团先遣至朝鲜，国内的陆海军为出征做准备。其间对敌舰队展开扫讨作战，夺得制海权。第二期，甲案——如果得以掌握制海权，则逐次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遂行大决战；乙案—如果只控制近海（即双方海军打成平手），则陆军向朝鲜进军，击退敌兵，扶持朝鲜独立；丙案—如果制海权完全被敌方掌握，则尽可能拯救第5师团，完善我国本土防御，待敌军来袭将其击退。”由于日军登陆朝鲜后一段时间内，海上没有捕捉到北洋海军主力，8月31日大本营决定执行乙案。

随后的战事只简述一番：9月16日日军击溃驻朝清军，占领平壤。17日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受创严重，退回旅顺，自此制海权被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夺取。10月下旬日军连克九连城、凤凰城，轻易渡过鸭绿江，并在海军掩护下登陆辽东花园口，11月21日占领旅顺，进行大屠杀。1895年1月日军又在山东登陆、包围威海卫，2月17日迫使走投无路的北洋海军投降。自旅顺被浸于血泊时起，日本国内便一片欢腾、到处提灯游行，福泽谕吉等名流联名呼吁乘胜攻占北京。但通过“直接上奏”天皇而获得在大本营内控制战争进程权力的首相伊藤博文，则密切注意列强所发出的声音，借助天皇权威纠正大本营的激进动向，最终将日军战略定于符合现实的甲案与乙案中间位置。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任由决战派藐视政治、外交的限制，一味逞威而攻克北京，日军损失肯定会更大，而战事可能会拖延不决，如果导致西方列强大举出兵干涉，则日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可能因政治、外交之劣势地位而化为乌有。

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说来容易做来难。作为“元老中的元老”、“陆军大御所”，已经担任过首相、56岁高龄的山县有朋竟跑去前线自任第一军司令。为了造成日军继续挺进至山海关、必须执行直隶决战的既成事实，山县命令桂太郎的第3师团不顾后路、冲入清军后方夺取海城，却在冰天雪地中三面被困了。天皇想把山县就地免职，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哭求伊藤去天皇面前求情，给山县老太爷留个面子，于是天皇下令山县以身体状况不佳为名回国疗养。不过回国后充任监军的山县可看不出有啥身体不好的，继续叫喊直隶决战。伊藤一方面压制决战派的呼吁，另一方面在下关春帆楼谈判桌上不断向李鸿章施压。历史之河中又发生一起偶然事件——李鸿章遭一个激动的日本人行刺而负伤（1895年3月24日）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使得伊藤的开价降低了不少，终于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马关条约》。

李中堂于如此绝望境地中竟能保住大清江山不倒，实在值得今人苦笑鼓掌。而伊藤凭借个人之手腕以及天皇之信任，镇住军部暴走之势，从现实角度为日本争取到最大程度之侵略利益，如此事实竟得不到后世之日本人认同，即使他们正被军部暴走拉入深渊！其实，伊藤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过一年（1896年8月）辞去首相的时候，几乎已经到了被明治时代日本人唾弃的地步，原因是他将“最大程度之侵略利益”又吐出去一大块，成了替罪羊。叫日本把到嘴的肉吐出来的自然是俄国，还要加上德国、法国，这便是“三国干涉还辽”。而就在《马关条约》签署的两天前，山县还向天皇上奏一份新《扩充军备意见书》，称“为使此次战争胜利不失其效，进而（日本）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进一步谋求扩张利益线”。

三国干涉还辽与战后大扩军

中日甲午战争这次远东战略大洗牌，其速度之快、战况之惨烈、日军胜利之辉煌，叫一旁观看的列强特别是俄国心惊肉跳。大局已定的1895年2月，沙俄御前会议便决定增强太平洋舰队的规模，一定要比日本舰队更强大。外交方面则主要与法国会商达成共识（已于1894年结成“俄法协定”成为后来一次大战协约国体系的基础），如果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程度过于严重便共同向其施压。俄国特别指出：“（远东）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英国……当我们与英国的关系在绝续之际，我国与日本的关系是迫切问题。”（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交涉史料选译》）由此可见，俄国是以俄英远东战略对抗的视角，将日本看作是英国利益扩张的急先锋，这与事实并无差距。既然对抗之最终对象是英国，那么在威廉二世皇帝统治下（1888年继位、1890年辞退首相俾斯麦实行独裁统治）开始叫喊“我们也要阳光下土地”的德意志帝国，自然也能拉入这个圈子里来了。《马关条约》墨迹未干，4月23日俄、法、德三国联合向日本发出“友谊的”劝告，要求日本“放弃确然占领辽东半岛一事”，并且15日内必须给答复。

这枚重磅炸弹把日本高层震得晕乎乎的，想了半天后陆奥将三国干涉劝告内容透露给英国政府，并告知：“由于此次俄国之干涉，完全可以推测俄国对满洲东北部及朝鲜北部包藏的野心……我政府希望英国能够给予某种程度的援助。”但英国经过权衡之后，表明了不干涉的态度，称“英国对日本虽抱有最真诚的友谊，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之利益，因此现在不能接受日本的请求而予以援助。俄国似乎具有真正的决心。”（摘自《蹇蹇录》）在向本来就只是旁观的美国求助也无果后，5月4日日本内阁紧急会议决定接受三国劝告，将辽东半岛作价3000万两白银卖回给中国。随后，英国拒绝清政府提出的将“台湾”让于英国商人，以防止日本割占的建议，这使得日本对英国好感度又大增，“只有感谢”。（戚其章《中日战争》第10册）6月首任日本帝国之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前往基隆接收，派遣包括近卫师团在内的日军大举登陆，至年底付出惨重伤亡代价之后才镇压了台湾军民抵抗。英国在战争及干涉过程中实际只是耍嘴皮而已，却为日后结盟日本、令日本与南下之俄国展开大战奠定了基础，可谓一本万利。

日本遭受三国干涉时人心大乱，“社会似被一种政治恐慌所袭击，惊愕之余而陷于沉郁，忧心忡忡。”（摘自《蹇蹇录》）对于跑去伊藤面前叫喊要强硬的人，伊藤只冷冷回答：“现在倾听高见，还不如与军舰大炮商量！”被迫归还辽东之后，日本人“生出昨日过于骄傲、今日却蒙受奇耻大辱之感……于是把一切屈辱、一切错误，完全归咎于政府的措施失当，对政府外交大加责难。‘战争胜利、外交失败’的攻击之声浪起于四方”。陆奥只得叹道：“外交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虽有如何正理，其结果终不免失败。”所谓“卧薪尝胆”自此而始。虽然日本人将少侵占一块领土、多掠夺白银的事情称之为“失败”，但面对俄国咄咄逼人之势，“战后经营”必须立刻发动。8月，时任藏相的松方正义将阪谷方郎起草的《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提交，后者作为大藏省官员所鼓吹的理念是“东洋的政局决定了日清战争以后，必须推行武装的和平”。因此《提议》中心内容是政府新增经费支出需“以军备大扩充为中心”，理由是“欧洲列强已改变对我国之外交面目……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五年内当可竣工”。（这未免将沙俄能力估计过高）也就是说为了准备对俄作战，需要从清政府赔款3.56亿日元（2亿3000万两白银折合而来）中划出一半即1.8亿日元用于新增海军军舰（20万吨）及陆军常备部队人数倍增，划出500万日元建立制铁所（即官营八幡制铁所）以图实现钢铁供应自主化。在满足军事大扩充的前提下，剩余赔款有相当大部分被用于确立日本财政的金本位制（1897年3月通过《货币法》），从此日本得以参与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同时社会上掀起兴办企业的热潮，铁路、海运、纺织三个领域的投资均有大幅度增长，会社数量从1894年的2104家，两年后增至4595家，又过两年增至7004家，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1893年时东京石川岛造船所照片。德川幕府在其最后岁月中建起此造船厂，其“买舰非长久之计而重在自造舰”的国产化观念，由明治日本继承而延续至今。

总而言之，今日我们所见“经济大国日本”就在这红红火火的数年中扎下了根基。近年来有些人时常提起日本如何利用甲午赔款实现振兴，这个论题本身没错，但关注点过多聚焦于仅占赔款零头的八幡制铁所（其直系后裔是现在的新日本制铁公司）却是不对的，该厂直到日俄战争后才实现稳定量产。日本维新以来数十年埋头苦干，开设银行会社、建设铁路、造船、纺织等殖产兴业各领域均打下坚实基础。打个比方说，一幢房子已经建好地基、牢固支柱，一大笔飞来横财便可使得其楼层节节攀升，上盖一个“金本位制”的光灿灿天守阁，顿时令人刮目相看了。不过这座“一夜城”四面都伸出黑洞洞的炮口。“国是尚武”的明治日本毫无真心实意缓和与敌对国家（此时就是俄国）之间关系以避免战争，其好战态度自明治初年与清政府冲突以来一以贯之，唯一阻止其开战的理由只有一条即备战还不充分。今日“司马史观”将明治与昭和时代之日本特意划分，实际上昭和的外交不通融路线就来自于明治，昭和的“爱国者”们明言“退让”政策才是有负于“明治大帝”在天之灵，应予“天诛”！

1894年11月甲午战争仍在进行中，已经率军突入中国东北的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百忙之中上奏一份《朝鲜政策意见书》，以开战以来于朝鲜见闻，其落后状态实在严重，因此需要迅速革新朝鲜内政（当然由日本指导）、实施经济开发及整顿军备。第一要紧便是铺设纵贯朝鲜半岛之铁路作为军事、经济运输大动脉；第二件事是向平壤以北的“满韩边境”移民日本人，掌握当地商业及农业利权。山县声称这条“通向东亚大陆之道，将来不仅可以横贯支那，直接抵达印度，而且使我邦称霸东洋，欲永远雄视各国，也必须以此道作为直达印度之大道”。近五十年后，日本陆军抛开后勤，由缅甸向印度境内冲杀入去，端坐靖国神社配享冷猪肉的山县可欣慰否？

远东对抗升级与“亚细亚主义”复活

山县想到的当然俄国人也想到了。眼见袁世凯一溜烟跑了，三国干涉却能够迫使日本让步，朝鲜闵妃便一头扎入沙俄怀抱，建立政坛新势力“贞洞派”，拒绝驻朝公使井上馨所提出的由日本出资修建从釜山至汉城铁路及其他试图掌控朝鲜内政之提议。日本政府当即决定除去闵妃，执行者便是过去与山县斗争失败而退出陆军现役、此时紧急替换井上的三浦梧楼。三浦与玄洋社老大头山满取得联系后，招揽日本浪人，10月8日挟持大院君并鼓动原朝鲜新军训练队发动兵变，浪人集团执行“狐狩”行动、冲入景福宫内杀死闵妃、抛尸灭迹，史称“乙末事变”。尽管杀人罪名被推给朝鲜人，凶手回到日本时受到热烈欢迎，但这起暴行还是经由俄国于国际上广泛控诉而引起舆论哗然，在俄、美两国军舰联合紧逼汉城实施威慑之情况下，只得派遣小村寿太郎替换三浦处理善后。此时任何日本人前来摆出笑脸，在朝鲜国王李熙看来都是一副恐怖的鬼脸，于是1896年2月他仓皇逃入俄国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整整一年之后才回到王宫，1897年10月登基为帝，国号“大韩帝国”。这一事件以及在朝鲜各地出现的“反日义兵”，使得一手好牌都被握于俄国手中，1895年5至6月间签订的两次《日俄协定书》基本是俄国占好处——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也存在利益，俄国可以出兵朝鲜（双方大致在中部划分缓冲带），而日本希望由第三国来训练朝鲜军队之主张未被接受。1899年以涩泽荣一为中心的“承办组合”取得朝鲜京仁铁路的铺设权（由美国铁路大亨莫尔斯手中购得），至1902年日本基本实现独揽朝鲜外贸的目标（日本贸易占朝鲜出口的七成、进口的八成）。

俄国虽然缺乏搞经济贸易的能力，此后在朝鲜的政治、军事方面却逐渐取得优势。紧接着《日俄协定书》之后俄国便与朝鲜代表闵泳焕（闵妃之侄）在莫斯科签署了五项密约，俄国将为朝鲜培训军队并结成所谓防卫同盟（但朝鲜在1899年后又非常脑残地驱逐了俄国军事顾问）。跑去俄国签署密约的还有代表清政府的李鸿章，一纸《中俄密约》使得俄国得以修建从赤塔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这便是横贯“满洲”的中东铁路。1898年俄国从中国强租旅顺、大连地区25年，并且从中东铁路又向南引出一条支线（即后世所谓“南满铁道”）延伸至大连、营口甚至鸭绿江岸边！辽东半岛大部成为沙俄所谓“关东区”。另外俄国还借助法国资本开设俄华道胜银行，向彻底丧失财政自主权的清政府贷款以获取其他殖民利益。自认为因“三国干涉还辽”有功于中国的德国自然不甘落后，1897年以德国传教士被杀于山东为借口，叫喊着“既成事实总是比反诉容易为别国尊重”悍然占领胶州湾。

英国认为俄、德的动作是针对自身的，于是找日本商量说也要展开行动：“务必在德、俄之间插入一个锲子。”日本表示支持英国行动，同时提出：“今后为加强防卫或提高其利益而有必要采取同样措施的话，日本政府相信可以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双方取得谅解之后，1898年英国强占威海卫，几乎同时日本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福建让与他国侵略之要求，即福建沦为日本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后日本国际地位的大幅提高由此得以明证，加藤高明事后满意地声称“日英同盟播种于威海卫”，此言不虚。当然，世界争霸棋局中的老手大英帝国不是一步便进至与日本结盟的。与日本磋商前，英国政府指示驻俄大使询问维特，能否就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达成妥协。据说维特当即掏出中国地图，大手一挥说“直隶、山西、陕西与甘肃早晚成为我国利益范围，西伯利亚铁路支线将与兰州相接”，英国可得到长江流域的既有利益范围不受侵犯的保证。英国与贪得无厌的俄国谈判至1899年4月，签署划分在华铁路权益的换文，但这份文书很快便无法平衡两国在华利益，只因中国大地上再次发生有利于俄国趁机大举侵入的事件。1898年，中国维新派受日本的“维新输出”影响而发起的百日维新运动，却没有得到日本实质性的支援，被慈禧太后为首守旧派血腥镇压。维新无果，动乱开始，1900年5月义和团进京引发一片混乱，6月开始围攻东交民巷，西摩尔指挥的八国联军此时人数尚少，被阻于廊坊。英国政府于6月25日、7月3日、6日连发照会请求日本增兵，甚至说出“（如果日本）毫不拖延，立即再派两万人的军队去解救北京使团的话，英国愿提供100万英镑资助”这番近似乞求的话来。对于日本来说，这是“宣扬国威”的又一个大好机会。

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边收获侵略利益，一边却将“日支提携论”从箱底翻出来大唱特唱，“亚细亚主义”又一次泛滥开来。当然，曾高喊要“直隶决战”的山县竟然也成为这次“亚细亚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可见日本之主张无非是在“华夷秩序”崩溃之后试图建立以日本为领袖的远东同盟，中国须屈服于日本指挥棒下共同对抗列强。战争结束后不久，山县即提出将陆军从7个师团扩充至13个师团的军备案（1899年完成），并强调“对于他国之侵害必须前进予以膺惩，因此需要排除现在的守势防御战略，必须以攻势防御为主。”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前的日军陆军战略之教条虽然是“守势防御”，但由山县、小川主导、实际采取的就是德国式攻势战略，只不过受大本营中伊藤由政治、外交角度出发有所牵制而已。现在山县要将“守势”两字从日本陆军的字典里彻底抹掉，以后所谓“攻势防御”可总结为两句话：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只要进攻不要防御。面对真正的列强海军之一，正在旅顺集结的俄国远东舰队（海参崴有四个月冰冻期而旅顺没有），日本海军的信心则没有陆军这么强，佐藤铁太郎的《帝国国防论》明文确立海军的攻势战略要等到1902年，而这是与当年日英同盟的结成密不可分的--国际风云的演变彻底影响了日本的国家军事战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