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

萨长天下 布武四海——日本明治国家军事战略（上）

作者\潘越

以国家实体间战争形态而言，中国的近邻日本可谓是一个极佳的国家军事战略成败之范本。正是凭借着国家军事战略选择上的成功，这一个与中国有数千年交往史却又长久受到轻视的“蕞尔小国”，忽而暴发成了“大日本帝国”。

随着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看似其国力达至顶峰，然而其整个国家战略也逐渐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央政府没有清晰的决策，甚至于政府本身都被操纵于军部掌中，而派驻海外的军人野心家随意发动“事变”，随意扩大“战斗”的规模。这些“事变”和“战斗”是为了达成什么“战争目的”？对此疑问，日本举国上下全盘糊里糊涂、整个莫衷一是，最后归纳为一句话：先打吧，反正“武运长久”、“皇军必胜”，打赢了再看有多少战利品不就行了？

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继之以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最后在无比狂热且压根没搞清楚该如何终结战争的状态下，军部引领着日本帝国奔向1941年对美开战，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挑起战端，遭到反法西斯同盟的联合反击，迅速走向惨烈失败的结局。战后，日本的政界和史学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本质的反省是否充分暂且不论，但至少日本的绝大部分国民都认同：昭和时代开始（1926年）至日本战败这二十年间（日本战败的1945年正是昭和20年）是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黑暗时代。

在如此认知的基础上，一种貌似与传统右翼历史观有所区别的所谓“新历史观”潮流涌动于战后日本社会，其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便是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司马辽太郎及其笔下所谓的“司马史观”。提起这位作家，他就是销量甚巨的小说《坂上之云》的作者，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了高收视率的“大河剧”。另外，他还著有《称为“明治”的国家》、《称为“昭和”的国家》等书。

司马辽太郎在不否定“昭和时代的罪恶”的同时，极力颂扬明治时代日本在制定宪法、开创政党议会及社会经济军事建设上所取得的各项巨大成就，乃至于肯定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初创的“大日本帝国”所迸发出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激情。他试图找回美好的“明治时代”，从而引导日本人重建被战败国身份所“压制”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必须承认，司马辽太郎及其志同道合者的活动颇为成功，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却不能成为政治大国的原因，正是遭到所谓“自虐史观”的长久“压制”，这样的观点已经渐成主流思潮。日本近年成立的极右翼政党有取名为“维新党”者（由“日本维新会”分裂发展而来），充分反映“明治维新”这块“金光闪闪的历史招牌”在右翼构建的新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是多么美好的存在，它显然被当作是现代日本应极力“复古”模仿的参照物。

史观清正的人们绝不会赞同将战前日本近代史割裂为“光辉的明治四十年”与“黑暗的昭和二十年”。昭和时代的日本军部、统治高层乃至于社会各个阶层（除了极少数左翼反战人士以外），在面对自大正时代后期开始所发生的一系列国内外难题时，将盲目狂热地推动对外侵略作为解决难题、排解压力的手段，其基础无非是明治时代一系列“辉煌胜利”所建立起来的超强自信。或者可以说，“武运长久、皇军必胜”已成为无人可加以质疑的盲信。

历史往往具有偶然与必然的两面性，在明治时代日本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从一开始便被故意忽视。对“人神”天皇的崇拜与“神国”日本不断膨胀的事实，令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了“一叶障目”的盲目乐观中，忘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东方古训。最终与在日耳曼古代传说的故纸堆中寻找“优秀种族”的证据、妄图称霸世界的纳粹德国一道冲向了毁灭的深渊。

如今，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们又试图重蹈覆辙，无视世界上和平发展之主流，却以“折返明治原点”来解决现代日本所面对的内外困局。这样无异于“刻舟求剑”的愚行，同样具有释放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破坏力的危险性。为了探明此愚行到底“愚”在何处，本篇将日本明治时代的国家军事战略由混沌至清晰、由创建至执行、由外表之光辉至暗里之阴影简要描绘成文，以正史观。

明治国家建立之初的军事战略混沌期

德川幕府的幕藩体制及锁国制

1600年9月，德川家康于关原合战中击败忠于丰臣秀吉家族的各派势力。1603年就任征夷大将军，于江户设立幕府。对于天皇朝廷，德川幕府制定了禁中及公家诸法，久而久之，日本人只知有将军而不知有天皇，以致“视万乘之尊如孤豚”。

1615年又制定了武家诸法度，将对诸侯大名的干涉行为常规化，未经过幕府同意，各封国不得擅自交往，不得另行新建防御城池。

宽永年间（1624-1643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又制定大名参觐交替制。全国大名被分为亲藩、谱带和外样三大类，被认为不可靠的外样大名以九州萨摩岛津家、中国长州毛利家为代表，只得占据最为偏远之领地。如此，德川幕府彻底压制了来自朝廷的权威挑战及来自大名的实力挑战，将日本近世封建制度铸造得极为坚固。而幕府与各国大名统驭社会，依靠的就是武士阶层（即“家臣”）—这是由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开始实施“兵农分离”政策之后，所形成的脱离土地、身怀武艺，为幕府与家主提供忠诚的服务，以获得俸禄的武士“有产”阶层。

一般认为将军直属的“旗本”（近卫军）总数有五千余人，“御家人”（从属于德川家的武士）有17000人，还有“旗本”、“御家人”所拥有的家臣（基本属于“足轻”阶层）。一旦发生战事，幕府以关东江户为核心，可动员兵力达六七万人。德川幕府是日本最大的地主、最大规模武士集团的拥有者，同时还占据着狭长的日本国土上位于中央的最优越的战略位置。

江户幕府时代的封建武士统治体制本身即可等同于军事动员体制，这套双轨体制完全是为了保持日本国内的安定、德川幕府之江山永固而精心设计的，其设计目的确实在二百余年江户盛世中得到了完美实现。1609年，得到幕府默许的萨摩岛津军队入侵琉球王国。1614-1615年的大阪冬、夏之役，德川家康将名存实亡却不肯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丰臣家彻底毁灭，随即于1616年去世。1638年，幕府军队血腥镇压了由九州岛西部受到迫害的天主教徒发动的“天草、岛原之乱”，这成为日本战国军队的谢幕演出，从此以后的二百余年，日本举国“不闻兵事”，天下太平。

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幕府在大力禁止、镇压天主教之余，自然也断绝了与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外交关系。正逢此时伊比利亚国家在全球海洋扩张的优势正急速衰落（以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为起始），“海上马车夫”荷兰共和国及英国正在崛起，因此幕府的政策可谓正逢其时。对于日本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外贸对象依然是近邻之中国、朝鲜。虽然幕府很快着手修复因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而破裂的中日、中朝关系，但其尚未彻底确立的幕藩体制却因此存在一定的隐忧：西国大名毛利、岛津的地理位置，虽然想要起兵造反、推翻江户幕府是极为困难的，但于开展海外贸易方面却颇为有利。如果让西国大名利用贸易增强经济实力、进而整顿军备，将根本上破坏幕藩体制。

德川幕府的应对方法如下：1604年推进“朱印船”贸易的同时，便实行“丝割符制度”，从中国进口的最有价值商品—生丝，由幕府御用商人凭借许可证垄断采购。1609年，禁止大名拥有五百石以上大船。1616年，将外国商船的停泊地点限制于平户与长崎，后在长崎港人工填造“出岛”。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航行海外以及海外日本人归国，终止朱印船贸易。1636年，经多年谈判，朝鲜派遣“通信使”前往日本，日朝两国复交，日本首次在对朝外交文书中使用“大君”一词指代幕府将军，标志“大君外交体制”确立。1638年，“天草、岛原之乱”被镇压后，“锁国制”彻底构筑完成—尽管幕府自身并无锁国的自觉。“锁国”一词广为人知，要等到1801年长崎的兰学家志筑忠雄将荷兰人撰写的有关日本外交、外贸之文章翻译为日文，并为文章取标题为《锁国论》。

1644年，明朝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而后者又迅速被入关的清军击败。满族入主中国使得日本举国上下大为紧张。德川幕府自然会回想起13世纪蒙古入主中原后，忽必烈两次举大军征讨日本虽遭“天佑神风”而失败，但其后果却是迫使镰仓幕府在沿海防御上投入了庞大的人力物力，有功武士又得不到满意的封赏，引发一连串社会危机，最终导致镰仓幕府垮台、南北朝数十年乱战。

德川幕府之所以一度积极与抱残守缺的南明政权进行接触，支持以郑芝龙、郑成功为首的福建水师与清政府相抗衡，是因为其深知幕藩体制、锁国制同样是不能应对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如上所述，主要部署于关东江户的6至7万名幕府直辖旗本、御家人，如果分摊于日本漫长的海岸线上防卫，则如同盐溶于水，直可无视。允许各国特别是西国大名发展自身武力实施防卫，则又彻底动摇幕藩体制“强本弱末”之政策基础。这一最为尖锐、根本没有方法可以化解的矛盾，却自动消解于无形：清朝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入主中国后勤修内政，无意东向征日。东亚进入长期和平安定的局面。

“黑船来航”与幕府体制之根本矛盾

对于江户时代的日本来说，不时出现的西洋海上舰船是漫漫太平岁月中搅人清净的几声虫鸣，却不知西方殖民者基本完成对南亚、东南亚的征服后，正以难以匹敌的坚船利炮积极向东亚渗透，最终虫鸣之音化为雷鸣之声。1792年，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派遣使节拉克斯曼（Laksman,A.K.）乘坐军舰来到虾夷地根室，这是除荷兰之外西方国家中首个向幕府提出要求开港通商的，自然遭到拒绝。其后英国在积极运用其海上力量封锁拿破仑欧洲帝国的过程中，成为至19世纪20年代为止派遣最多舰船前往日本海岸的国家。1808年，英国军舰“菲顿”号（Phaeton）闯入长崎港湾事件发生后，就连幕府内部都出现了呼吁撤销大船建造禁令、兴建海军以杜绝外敌的声音。但幕府却在1825年颁布了《异国船只驱逐令》（推翻了自身在1806年颁布的接待外国船只法令），以回应英国船只于1924年在常陆国的大津滨登陆事件——这个地点距离江户湾（今东京湾）已经很近了。

建国后国力急剧膨胀的美国，需要为横渡太平洋前往中国的船只获取可靠的补给站，因此渐渐成为最积极要求日本幕府打开国门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1837年，美国商船摩利逊号开入江户湾要求通商，却立即遭到炮击，只得悻悻而回。幕府还声明以后将照此办法，来航洋船一概击之。

面对不断加剧的沿海危机，江户时代的兰学家行动起来，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撰写《慎机论》、《梦物语》等书，抨击“击攘政策”，主张与西方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幕府的反应却是展开迫害运动，致使两人先后自杀，以此为代表的一场“蛮社之狱”，竟使得掌握西洋情报最多的兰学家群体凋零。

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打败清军后迫使清政府开放国门，签订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到日本后，终于震动了老中水野忠邦为首的幕府高层，连忙于1841年将佐贺藩内学习荷兰军事的高岛秋帆及其门徒们请至关东，在武藏德丸原展示使用荷兰造洋枪洋炮、按照荷兰军队教程实施的作战战术。又于1843年撤销《异国船只驱逐令》。但因为“天保改革”计划引发反对声浪，水野忠邦于1844年便下台了，高岛秋帆竟然也很快被逮捕入狱，门徒四散。自此以后，虽然不断有消息传来，英美俄等国将派遣舰队前来迫使日本通商，但幕府完全成为埋头的鸵鸟，无所作为直至美国佩里舰队到来。

1848年，美国吞并加利福尼亚成为新领土，并在当地发现金矿，引发“淘金热”，无数美国移民涌向太平洋海岸。为了太平洋上的贸易和捕鲸事业，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已刻不容缓。终于，1853年7月8日，马休·佩里准将率领“黑船”舰队抵达浦贺港，坚决不肯退去。幕府于7月14日在久滨里举行仪式，接受美国总统国书。约定明年春季再来之后，佩里终于离去。“黑船来航”事件将德川幕府整个体制矛盾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个矛盾，幕府的外交体制是“大君外交”，将军作为“大君”在处理对外事务时是日本最高元首的身份，但在日本国内，日本名义最高元首仍是天皇。现在作为美国元首的总统递交来国书，这烫手山芋是将军自己处理了呢，还是扔给天皇（即请求天皇“赦许”）——那到底谁是日本元首？

第二个矛盾，毫无疑问美国人坚船利炮，一旦开战，身为岛国的日本比泱泱大国的清王朝更难实施抵抗，更不用说只掌握六七万直属旗本、家人的幕府。但如果动员日本各地大名自行组织武力防御，则又违反了“强本弱末”政策，会动摇幕藩体制根基。

第三个矛盾，如果幕府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抵抗外敌入侵，那么武士军队就必须改制为近代军队。西方近代国民军队从武器编制到建军思想、征兵体制、训练方法，与武士军队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此彻底的改革形同将世代传袭的武士军队灭亡，甚至将颠覆“士农工商”之封建社会基础。如此釜底抽薪的改革搞还是不搞？

第四个矛盾，西方国家的目的在于通商，幕府也终于明白在此新时代中，与各国通商互换有无，才能培植产业、增进财富，巩固幕府统治。与外国通商还需要日本撤销藩国壁垒，即全国的政治、经济要由现代统一政府来组织。那么作为德川幕府统治基础的幕藩体制还能够继续存在吗？

萨长强藩的胜利与幕府的崩溃

综上所述，“黑船来航”事件将一大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社会之矛盾，一股脑压至德川幕府面前，而且这些矛盾都有此特点：无论幕府采取保守的或激进的对策，都会相应产生更多的矛盾，所以幕府眼前根本没有好的选择。后世的历史学家无法指摘幕府面对危机时不够努力，但努力的后果如何呢？

针对第一个矛盾，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只得打破“大君外交”由将军包办外交决策之惯例，向朝廷汇报“黑船来航”事件，又向各国大名征求意见，而对象不仅包括谱代大名，还包括从来无资格参与幕府决策的外样大名。如此一来，看似一时之间责任被分摊了，但由此发端，天皇、公卿、外样大名，直至各国中下层武士乃至平民，都参与到政治外交事务中来。

当佩里依照约定率领规模更大的“黑船”舰队于1854年2月再次来到日本，并以更加恫吓性的姿态对待幕府之后，终于迫使幕府于神奈川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打开日本国门。西方各国随后纷至沓来迫使幕府订约。反幕府公卿、外样大名的嘴皮子越发摩擦飞快，而中下层武士乃平民干脆动刀动枪，开始搞“尊皇攘夷”，“天诛”亲幕府人士。——将军必须要面对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失去日本元首之权力的现实。

针对第二个矛盾，幕府只好承认“二百年升平，武力衰微”的现实，采取了撤销大船建造禁令、建造海岸防御炮台、兴建炼铁反射炉和关口铸炮厂、向荷兰订购蒸汽船、开设长崎海军传习所、录用兰学家创建藩书调所等等措施， 1856年陆军讲武所亦宣告建立。林林总总的决策在短短两三年内便陆续付诸实施，堪称果断又迅捷，可是当美国在1857年又向幕府施加外交压力之时，幕府仍然没有实力断然拒绝，虽经艰苦谈判，只得于1858年签署《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在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事实上的治外法权）、单方面最惠国待遇等方面丧权辱国，并导致黄金外流、物价飞腾、破产失业者不计其数。如此一来，尊皇攘夷运动更加甚嚣尘上，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虽发动“安政大狱”加以镇压，激进分子却于1860年将井伊“天诛”砍杀于樱田门外，史称“樱田门之变”。幕府越是搞改革，全社会就越是纷纷攘攘，而以西国大名为首的诸侯也趁此混乱局势，购买枪炮轮船、经营贸易、推行殖产兴业、组建编制近代军队。支撑幕藩体制的“强本弱末”政策自行瓦解。

针对第三个矛盾，幕府必须以近代化的海军、陆军对应艰难时局，却无法保证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家臣与陈旧古板的幕府保持一条心。1864年，胜海舟在神户开设海军操练所，幕府却很快以加入其中的坂本龙马等人思想激进为由，于翌年将操练所关闭。1862年，面对陆军讲武所成果寥寥之状况，幕府颁布了《兵赋令》，但兵源和兵饷仍然来自于旗本领地之上贡，这支幕府“步兵队”在1864年镇压天狗党叛乱中的表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1863年年初，天皇派遣公卿三条实美向将军德川家茂传达朝廷赦令，限期责令幕府攘夷，由此攘夷运动进入高潮。8月，因为偶然斩杀英国人之“生麦事件”，萨摩藩被英国舰队报复炮击，史称“萨英战争”。由于在6月朝廷规定攘夷期限到时，幕府毫无动作，最积极的长州藩遂自行在下关向外国船只开炮。英、法、荷、美终于忍无可忍，于1864年9月纠集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史称“下关战争”。这场战争的后果是长州藩激进派在高杉晋作、桂小五郎等领导下，更加倚靠成员大多为庶民身份的“奇兵队”等武装团体。这一类军事团体是对“士农工商”之封建阶级制度的颠覆，更是未来实行国民普遍征兵制度所创制“皇军”之鼻祖。普遍装备洋枪洋炮的“奇兵诸队”之战斗力还高于为了军饷打仗的幕府陆军。

针对第四个矛盾，幕府别无选择，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各层面上将自身树立为具有全国性统治力的政府，而首要任务便是镇压骚动的西国强藩——但这项首要任务却完全失败。1864年7月京都发生的“池田屋事件”标志着斗争进入白热化，长州藩激进派很快组织队伍上京攻打皇居，被负责防卫的会津、萨摩等藩军联手打败，史称“禁门事变”。一个多月之后，沦为“朝敌”的长州藩又遭四国舰队蹂躏，幕府于年末所发动的“第一次征长战役”之形势似乎好得不能再好。然而此时历史拐点出现了——数月前还与长州藩激战于皇宫禁门的萨摩藩军，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指挥层转向了，连同公卿们一通忽悠，“第一次征长战役”竟不了了之。随后经由坂本龙马等牵线，萨、长两藩秘密联合，大量洋枪洋炮流入长州。如此形势急剧逆转，其实与幕后洋人的活动相关——1865年幕府与法国已经打得极为火热，以出卖日本多项主权利益（例如由法国公司垄断生丝贸易）为代价，换来法国提供经济、军事乃至政治改革指导等许多援助。而与法国竞争的英国则转头去扶持被自己教训了一顿的萨摩藩，西乡、大久保等有识之士通过“萨英战争”认识清楚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必须整个推翻封建体制，日本才有出路，于是接受英国援助，转入倒幕阵营。

其后的历史进程可用“一泻千里”来形容：1866年中，幕府终于醒悟过来，发动“第二次征长战役”，但此时积极予以配合的大名藩军已少之又少，幕府军由海、陆多条线路发起的进攻全部失败，威信扫地。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急忙实施最后一轮改革：《兵赋令》取消，由旗本领地缴纳金钱直接用来雇佣士兵、购买法国武器、由法国教官训练，但还来不及获得足够成果，便被迫于1867年10月向朝廷“奉还大政”，此举试图以退为进。然而倒幕阵营步步紧逼，1868年1月初“挟天子以令天下”，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随后双方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进行决战，幕府军大败。倒幕诸藩联军摇身一变成为持有天皇赐予“锦之御旗”的“官军”，由西乡隆盛担任实际总指挥，一路势如破竹进军至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自行宣布退位，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幕府就此覆灭。

新政府五条誓文与首创国防方针

1868年4月6日，天皇睦仁率群臣以“五条誓文”向天地神明起誓，实行亲政，标志着以天皇为元首的明治新政府建立。“五条誓文”成为新政府根本性施政纲领，抄录如下：

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第三，文武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俾使人心不怠。

第四，破旧习，基于天地公道。

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

时隔26年之后（1893年），日本正磨刀霍霍，准备以精心培育数十年之海陆军打败中国、吞灭朝鲜之时，时任枢密院议长的“国军之父”山县有朋发表一份《军备意见书》，其中有一段论述：“我邦之国是在于开国进取，此乃维新以来数回圣诏所明瞭之事……开国进取并非单纯开港实行贸易之意，而是处于列国对峙之中，维持我邦之独立，兼宣扬国光。”

山县有朋在甲午战争前为战备问题所发表的这番言论，极好地总结了自“五条誓文”以来日本国策之精髓，可总结为四个字：开国进取。正是为了以开国进取之维新事业，解决导致德川幕府覆灭的那些深刻矛盾，才有“五条誓文”。笔者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幕府因为前文所述之无法克服的各种深刻矛盾而灭亡，属于历史的必然因素。但是，历史还有偶然因素：经过漫长战国乱世后得以诞生，稳固统治日本二百余年的德川幕府竟然在“黑船来航”十余年后便覆灭了，实在快得令人惊异。

与之比较，中国1842年被鸦片战争打开大门，其后所遭受外辱之深，相较日本何止百倍，太平天国战争等内战之规模又何其大，而清政府竟然在内外交困中支撑一甲子有余，才因辛亥革命而覆灭。辛亥革命是清政府自己培养的新军举枪相向而引发的，这是清政府必然被历史淘汰之佐证，可是它竟苦苦支撑如此长久、并且其中还有“中兴”阶段，这才是“老大”政权之应有表现，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德川幕府迅速覆灭之过程，实有许多令人惊异的偶然因素发挥作用，例如完全事出偶然的“生麦事件”，导致萨摩藩在“萨英战争”中体会切肤之痛，最终促使其与长州联合，成为倒幕军主力。可以这么形容：明治新政府是坐着一条小船，却突然发现已经冲入大洋之中，必须面对惊涛骇浪的考验。对于理解明治时代之国家军事战略，这是极为重要的认知前提。

讨幕“官军”继续东征，镇压不愿听从新政府号令的“奥羽越列藩同盟”，又于1869年6月将原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揚、原新撰组副局土方岁三在北海道组织的所谓“虾夷共和国”灭亡，内战（戊辰战争）终结。创建由政府掌控之中央军（当时称“亲兵”）事宜还未等战争终结，便提上议事日程。10月，在集议院会议上，关于军备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概括公论如下：应重视海军多于陆军；应创建军学校，以培养人才为急；陆军应学习法国，海军应学习英国；军费应由各藩根据其石高出资。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担心东征军队如果“各归故土，势必酿成尾大不掉之患”，但政府初建，本身无钱维持“亲兵”所需军费，也无力要求各藩出钱出人，集议院之公论只得停留于书面。

政府首先开始实行根除幕藩体制之事业：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这四个倒幕主力藩，率先申请奉还版籍（土地和人民）。这项举措如此顺利，倒不是因为政府拥有武力后盾之保证，而是由于维新事业领导层的远见卓识、以及全国上下已普遍认同尊皇思想的精神因素作用。大村益次郎此时所推动的军制改革之事，局限于在大阪设立兵学寮、设立兵工厂（实际是接收幕府遗留资产、继续与英国法国合作），他本人却很快被心怀不满的低级武士刺杀。1870年夏，考察欧洲军事归来的山县有朋接过大村未竟事业，最终创立“国军”。

1870年年末，明治政府终于颁布第一个“国民征兵规则”，仍然是要求各藩根据一万石高出五名壮丁的比例来征集兵役，却根本征不来兵。继续在旧体制上折腾，显然已经没有出路了。岩仓、木户、大久保前往萨摩、长州、土佐，劝告此三藩带头奉献藩兵（共8000人），由萨摩的西乡、土佐的板垣、长州的木户作为代表合议，于1871年将这8000人编成为“御亲兵”，归兵部省管辖。5月开设东山道镇台（本营在石卷）、西海道镇台（本营在小仓），驻守镇台的兵力由附近各藩提供。明治陆军终于诞生。数月之后，天皇颁布御诏令“废藩置县”，诸大臣、参议、官员开会，讨论如果诸藩中有抵抗此废藩令者该如何是好，一时议论百出。此时在旁默默听闻的西乡隆盛突然大喝：“如各藩提出异议，我将率军将其击溃！”顿时议论止消，废藩令付诸实施，一举成功。

藩兵与各藩一道被解散，全国城郭与兵器交于兵部省。封建制度的迅速废除，统一中央政府得以成立，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手中已经掌握一支各藩国不敢加以反抗的中央军“亲兵”，另一方面也由于政府给予旧藩主们丰厚的经济补偿，还将他们尊为“华族”。但广大中下级武士却得不到能够令其满意的抚慰，而平民百姓则被强加沉重赋税，终于使得“国军”在明治时代前半阶段的主要战略任务，只能是维持国家内部安定而非对外之国防。

随着废藩置县和官制改革，兵部省也相应改革，下设陆军部、海军部。9月，东山、西海两道镇台废止，重新设立东京、大阪、镇西（熊本）、东北（仙台）四个镇台。1872年年初，时任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兵部少辅河村纯义及西乡从道联名，向天皇上奏提议“国防之目的、国土之守备、军力之整备、沿岸防御、想定敌国”等各项方针。后世将之称为近代日本第一份“国防方针”（“国防方针”这个名词当时还未发明出来，日本第一份正式的《帝国国防方针》诞生于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方针要点如下：

第一，军备之目的要从国内镇压向对外防御转移。

第二，为达成国土防卫之目的，需采用常备与预备之兵役制。为此需实施征兵制。

第三，需重视沿岸防御，于战略上重要地域构筑海岸工事炮台。

第四，需整备陆海军的教育机关、兵器生产机关与后勤兵站组织。

第五，军备应优先于诸项一般政事。

新政府面临之矛盾与全民征兵

在山县有朋提出第一份“国防方针”之前，随着国内局势趋向稳定，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目的（但并未实现）的“岩仓使节团”已经于1871年年末派遣出国，除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以外，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都在其中，明治政府实掌权力者集团走了大半。而留守政府的最高负责人西乡隆盛，却被大久保等要求遵守十二条约定，不得进行官制改革、也不得自主任命任何高官。

愤慨万分的西乡来到横滨码头，目送着载使节团出港的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不由脱口而出：“出洋去的船在中途沉了就好了！”可惜船没有沉，在建立明治新政权、新军队过程中功勋卓著的西乡本人，却将在数年之后与这个政权、这支军队血拼至最后丧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很简单，突然出现在德川幕府面前的一堆深刻矛盾，并没有随着幕府迅速垮台而一起消失。有些矛盾被继承了下来，有些在转换矛头所指之后，显得更为变本加厉。日本的维新事业，至废藩置县运动成功之时，是依靠天皇的神性光辉、维新大佬的人格魅力（或者说“威严”）所能推进达到的顶点。其后维新事业所面对的更深层矛盾，就要看当时人物如何抉择了。

虽然“攘夷”是倒幕派叫喊了许多年、与“尊皇”并列的口号，但新政府自然并无底气将其付诸实施。当初鸟羽、伏见之战枪炮声刚落，西洋列强便以外国人遭到殴打为由派遣海军登陆封锁了神户港，新政府急忙派人道歉——这是新政府与各国外交使团最早正式接触。政府很快声明承诺将按照“世界公法”处理“对外交际事宜”，间接承认幕府遗留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五条誓文”发布同时天皇还颁布了《安抚万民之亲笔诏书》，强调今后要放弃攘夷，把“拓万里之波涛，扬国威于四方”作为外交方针，这方针很模糊，既可以解释为“我要建造军舰征服世界”，也可以解释为“我要建造大船与各国通商”，怎么都解释得通。

天皇“东幸”至江户定居并将其改名为东京后，各国公使来到东京谒见天皇，递交国书，这样“大君外交”的衣钵便由新政府继承。与诸国建交之后的第一个成果，是新政府得到了原是幕府从美国订购的铁甲舰“石墙”号（Stonewall），改名为“甲铁”，凭借这艘新式军舰击败龟缩北海道的幕府舰队，终结内战之后。明治政府所面对的首要外部威胁来自于北方的沙俄——日本与俄国移民都在原属中国的库页岛（日本称“桦太”，俄国称“萨哈林岛”）上开拓经营，英国公使巴夏礼心急火燎地要求日本赶快对库页岛采取对策，并认为俄国势力有扩及北海道之虞。

于是1870年3月，黑田清隆被任命为库页岛专任之开拓次官，邀请美国公使德朗从中斡旋，副岛种臣为全权代表与俄方谈判，但谈判拖延日久。来自沙俄的威胁是明治初年被反复宣扬的，但沙俄此时正热心于吞并中国东北疆土，并无余力出兵攻打日本。因此沙俄对于日本领土的威胁，只在臆想中存在，明治政府将其宣扬的主要目的是为建立“国军”煽动舆论。

明治政府此时面对的最大难题不是外交或军事威胁，而是英雄好汉最怕的两个字：没钱。奉还版籍与废藩置县之后，为了维持稳定，需要向旧大名藩主阶层支付家禄，向士族、卒族支付俸禄与津贴，根据1873年年初的调查，这些“秩禄”支出占政府收入的三成以上！（另有资料认为占政府支出一半左右）致使政府财政瘫痪。

1873年年末，开始执行以现金、公债将武士家禄赎买之政策，经过其后数年各种努力，终于将“天生有产者”的武士阶层给搬动下来成为平民，代价是政府还得支付金禄公债，而由此形成的沉重债务又转移到农民阶层头上，后者必须不论丰年灾年、雷打不动地缴纳地价的3%作为地税，愤怒的农民发动在各地“一揆”暴动予以回应。由此形成奇怪的因果关系：要推动日本“文明”（即实现“五条誓言”之精神），就必须实现“四民平等”、废除旧有封建阶级制度。而要既平稳又快速地做到这一点，又需支出大量“金禄”安抚旧士族阶层。如此一来新政府就必须比德川幕府更起劲地剥削农民。

而农民的反抗必须以武力进行镇压。既然士族阶层正在被逐步消灭，那么镇压武力何来？只能是将“护卫天皇之近卫兵”，也就是政府所掌握之“皇军”，予以壮大，并赋予其绝对忠于天皇（也就是忠于中央政府）之性格。那么再回看这个因果关系的开头与末尾：推动日本“文明”、实现“五条誓言”之精神为循环开头，建立忠于天皇、坚决服从专制“藩阀政府”命令之军队为末尾。口口声声向往开明政治，却建立起一支镇压起人民百姓来心狠手辣的专制军队。

中国古人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政权之施政举措需要尽量平缓（特别是在大乱之后），不能一味激进、用急火乱煎一气，炒成焦糊。明治时代的日本也有几千万人口，不算是小国，而明治政府建立后的施政举措却是完全不顾“治大国如烹小鲜”之原则。好似是一艘小船突然冲入惊涛骇浪之大海，水手本能反应便是操起桨来拼命向前划，划到岸上便可得安全，便是胜利。明治日本这艘船幸运地没有中途翻沉，貌似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只顾拼命向前划桨就是永远正确的操舰法。——后事休提，先看“皇军”如何通过全民征兵制建立起来。

为陆军省与海军省，“御亲兵”改称为近卫兵，陆军卿山县同时出任近卫兵都督。但这支近卫兵是由萨摩、长州、土佐三藩之兵组成，山县作为长州大佬，去指挥萨摩军兵是近乎不可能的事。山县不断鼓吹实行征兵制，但仅仅数月之后受到山城屋事件牵连，西乡隆盛接过近卫兵都督职。

所谓“萨长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西乡作为开国先锋，绝非不通道理之人。山县对其劝说道：实行征兵制后，士兵虽将以庶民（农民）为主，但指挥将校阶层仍以士族阶层为主。在西乡的思想观念中，“泥腿子”庶民到底是不可能具备军事指挥之才能的，所以山县的说法多半可信。另一方面，西乡接手近卫兵都督职后，发现旧时代士族中身份最低的“外乡武士”补入近卫兵后，被“主城武士”出身的官兵“称之为乡巴佬而加以鄙视”，这套封建等级思想残渣弄得西乡也没了办法，只好同意山县的主张。由此扫除征兵制实施之障碍。

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开始实行公历。1月9日，新设名古屋、广岛镇台，形成近卫兵加六镇台（军管区）之体制。1月10日，发布全国征兵令布告。陆军分步、骑、炮、工、辎重五兵种，编制为14个联队（42个大队），规定平时人数31680人，战时人数46350人。同年7月改订“镇台条例”，其中第六条规定镇台军承担对外防御任务同时，紧接着第七条规定“凡师管之营所中必须布置步兵一联队提防草贼、镇压管内方面。”普遍征兵制的实施，标志明治日本国家军事体制整合的第一阶段目标完成，与此同时有关“大陆政策”、“征韩论”之争论被摆上台面。这将导致一场手足相残的惨烈内战，并开启日本帝国侵略大陆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