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汉羽林骑军(1)

文 矢锋

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九月初十，长安城外，未央宫北，秋风肃杀。

巨大的军阵覆盖在平原上，一色的绛甲将大地染得血红。没有人说话。数万将士如同沉默的雕像，将时间凝固在这强汉之红当中。二十年来，这些将士曾经跟随高祖刘邦——那位已经踏入传说的帝王——南征北讨。项羽、臧荼、陈豨、英布、卢绾……这些曾经威名赫赫的传奇，都已经覆灭在他们的刀锋之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西汉王朝的普遍征兵制下，军阵中的将士换了一茬又一茬，流传下来的是作为王朝禁军、皇帝近卫的无上荣耀。他们，就是西汉禁卫军的主力——北军。

但如今，钢铁般的军阵之中却是暗流涌动。高祖死后，吕后专权，吕氏一族长期窃取朝廷大权，胡作非为。八年前，年仅二十四岁的汉惠帝郁郁而终，吕后一手遮天，废立幼帝，迫害刘姓诸王与大臣。七月三十日，吕后病死，吕禄、吕产等人密谋政变，欲尽杀刘氏诸王，夺取汉家天下。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发兵讨吕。吕产令颍阴侯灌婴率军迎击，但刘邦禁卫军出身的灌婴不愿为吕氏一族卖命，不仅不进军，反而联络各诸侯王准备一同讨吕。局势危如累卵。刘氏与吕氏之间的决战即将爆发，每一个持剑者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这个阅兵台上曾矗立过那些为这个王朝开天辟地的名将：张良、韩信、彭越、樊哙……数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太尉周勃是这曾经灿烂的星河中仅存的孤星。周勃和刘邦一样是沛县人，他身材高大，自幼习武，弓马娴熟，孔武有力。刘邦起兵时，他作为材官（步兵）随军起义。司马迁记述说，作为一个军事家，周勃没有韩信那样的天纵之资。他文化不高，才能平庸，但是作为军人，他质朴、刚强、忠诚，任何时候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任务。历经反秦、楚汉、削平异姓诸王之战，周勃战功等身，从一个普通武士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太尉这个国家武装力量总指挥官的位置上。

在周勃之后，军正走上阅兵台。军正就是军法官，军中法律的执行者。军正不受将军管辖，即使主将违纪，军正也有权责罚。军正高声宣布：军印已验，从即日起，周勃以太尉亲统北军。

周勃上前两步，直面这强汉之红的森严军阵，下达他即将传诵千古的命令：“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说完，周勃一把扯下自己的袖子，将肌肉饱满、布满战伤的左臂举过头顶。军阵中传来一阵阵织物撕裂之声，数万北军将士一同袒露出左臂，将自己的抉择高高举起。西汉王朝的命运，在此刻由军人们决定。

在中国军事史中，汉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汉代的皇权与军事力量紧密结合，使得古典军国主义在西汉时期走向了顶峰。那些围绕在皇帝周围的禁卫军人：南军、北军、诸郎、期门、羽林，不仅承担着宿卫京畿的重任，还是国家常备军的精锐与核心，更是皇帝本人的左膀右臂，成为皇帝统治帝国、与门阀世族斗争的重要工具。他们，就是汉帝国古典军国主义的具现。

郎中骑兵

作为马上天子，建立汉王朝的刘邦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军事家。司马迁基于私怨而刻意放大的彭城之败，不应成为评价刘邦军事能力的唯一标准。但是，彭城之战也成了西汉禁卫军组建的诱因。在彭城之战中，项羽率领他的三万精骑，以强大的冲击力，将刘邦整合五路诸侯而成的数十万乌合之众打得一败涂地。司马迁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馀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彭城之战，汉军不仅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诸侯联盟被打得分崩离析。败退到荥阳的汉军立足未稳，楚军已经紧紧追击而来。危急时刻，刘邦痛感楚军骑兵难以招架，必须建立自己的精锐骑兵部队才能与之对抗。于是，刘邦下令集中军中所有擅骑将士，组建骑兵。将士们公推曾经在秦军中当骑兵的李必、骆甲为校尉。李必、骆甲因为自己是秦人，怕不受信任，又报请刘邦指派年少勇猛、长期跟随刘邦作战的灌婴做中大夫，统领这支骑兵。这样，西汉精锐骑兵，也是第一支西汉禁卫军——郎中就建立起来了。骁勇的灌婴几乎不及练兵，就统率着这支新生的部队踏上战场，在京索之战中与楚军骑兵正面交手。这一战，灌婴一血彭城惨败之耻，率领郎中骑兵大破楚军，成功遏制住了楚军战略进攻的势头，将楚汉争霸重新导入战略相持。[11]

郎中骑兵也由此得到刘邦的特别信任，成为刘邦最为重视的亲卫队。在激烈的楚汉争霸中，郎中骑兵屡立战功。在井陉之战中，郎中骑兵拔旗易帜，大败赵军；灭齐之战，郎中骑兵齐破田横，擒齐王广；后又深入楚地，纵横扫荡项羽的大后方。在楚汉最终的大决战垓下之围中，正是郎中骑兵对项羽紧紧追击。根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在乌江之畔截取项羽遗体而获得封侯的五名武士——王翳、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都是郎中骑。这也说明在乌江之畔与项羽进行最后的惨烈搏杀，并最终迫使楚霸王乌江自刎的部队，正是郎中骑兵。

除了因斩首项羽而获得封侯的五人外，郎中骑兵因战功获得封侯的人还有很多。如魏其侯周定、宣曲侯丁义、乐成侯丁礼、阳河侯卞欣、汾阳侯靳强等等，均出自这支战功卓著的部队。作为郎中骑兵的首任指挥官，灌婴在楚汉战争及汉初平叛战争中立下很多功劳，成为最受刘邦信任的将领。汉高祖六年，跟随刘邦逮捕楚王韩信的就是灌婴。之后，为了表彰灌婴的功绩，刘邦“剖符为信”，封灌婴为颍阴侯。在平定诸吕之乱中，灌婴旗帜鲜明地站在刘氏一边，成为政治天平上举足轻重的砝码。汉文帝即位后，灌婴被封为太尉，继续担任汉王朝忠实的守卫者。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灌婴死于丞相任上，谥号懿侯。

汉王朝建立后，战功彪炳的郎中骑兵作为刘邦的亲卫队，被改组为皇帝的宫廷禁军，称为“郎卫”、“郎官”或“诸郎”。郎官由郎中令主管，下辖五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三署，每署又分车、户、骑三将，总兵力一千余人，分为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等衔级。郎官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宫廷，在刘邦出行时担任他的车骑侍卫，在上阵作战时担任刘邦身边的亲卫队。同时，他们也是刘邦的参谋和助手，随时听从刘邦的差遣。很多郎官因此获得皇帝的信任，踏入仕途。历史学家认为，郎官是战国时期“门客”制度的一种发展。大批奇才异能之士，正是通过郎官这一特殊途径在皇帝身边效力。例如司马相如、东方朔、田蚡等人，都是郎官出身。毫无疑问，成为郎官是王朝上下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在汉初，只有功臣之后方可能得到这样的荣耀。文帝时，采取赀选（捐官）的方式征召郎官。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是花了数百万钱在汉景帝那里买了个“武骑常侍”的郎官。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又开始招收地方上有才德的年轻人为郎官，称为“举孝廉”。这成为汉朝官僚的重要来源。

为了巩固统治，除了郎官以外，刘邦还需要一支既能守卫京师，又能随时跟随左右作战的野战部队。因此，在汉初绝大部分军队复员的情况下，刘邦保留了两支强大的中央军戍屯于长安南北。戍守在未央宫以南的称为南军，在未央宫以北的称为北军。南军总兵力大约为两万人，是主要负责宫门外的宿卫防御的警卫部队，由卫尉主管。北军的兵力是长安所有禁卫军中最多的，总兵力达四万至七万人。北军是真正的野战部队，平日由中尉主管，负责长安城内的治安，作战时则由刘邦亲自统率，作为中央军的核心与骨干力量，上阵杀敌。

这样，郎中令、卫尉和中尉分别统领郎官、南军和北军，分别负责宫廷内、宫廷外和长安城的防卫。这三支武装力量互相制衡又分工协作，职责明确，互不隶属，各自对刘邦本人负责，共同保卫长安和宫廷。

这三支部队当中，除郎官外，南军与北军的兵源都来自一个叫“良家子”的特殊阶层。所谓“良家子”，就是“良家”的子弟。“良家”首先要是医、巫、商贾、百工之外的人。《汉书·食货志》载：“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看来在汉代，工匠、医、巫及商贾被列为一类人。在以农业为重的社会中，他们都被视为末业。

除了要从事农业以外，良家还要求品行端正，有教养，没有家族犯罪史，更要有一定经济基础。一般认为，良家的经济基础为中民以上。汉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12]，可见当时“中民”的财产大约是十金，一金为一万钱。根据《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等出土的西汉竹简上的记载，汉初一名成年奴隶价值一万至两万钱，马每匹约六千钱，牛每头二千至三千钱[13]。这样基本可以认为，良家子应以中小地主为主，至少为富裕自耕农出身。

正是由于南、北军士兵出身社会主流家庭，具有较为稳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才有着安定团结的政治追求。在诸吕之乱中，北军将士在关键时刻团结在太尉周勃身边，剪除诸吕，维护了汉王朝的统一。汉武帝时期，太子刘据造反，北军再一次投了反对票，直接导致了刘据的失败。终西汉一世，北军一直是维护国家安定统一最为重要的砝码之一。

南、北军虽然都主要由良家子组成，但来源并不相同。北军兵源选自长安附近的京畿三辅地区，可以说都是长安本地人，而南军则来自全国各郡国。根据西汉兵制，良家子们将在二十三岁时应征入伍。他们的服役期为两年，第一年在本郡的郡国兵中服役，称为材官或骑士（骑兵）。第二年，他们将前往长安，在南、北军中服役，称为卫士。因此，南、北军的士卒都是已经至少服役一年的有经验的士兵。加之政治、经济待遇优厚，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使得南、北军明显强于各地方上的郡国兵，成为西汉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在巩固西汉的战争中，禁卫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平叛战争中，刘邦每每在郎官的拱卫下，亲率北军作为军队的中坚，并征发数十万郡国兵协同作战。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首举叛旗。结果，刘邦亲率大军，仅仅两个月就剿灭了臧荼军，臧荼本人逃往匈奴。在后来的诛灭韩王信[14]、陈豨、英布等异姓诸侯王的战斗中，刘邦无不亲率禁军，连战连捷。经过五次大规模战争，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诸侯王，除了势力弱小、封地偏远的长沙王吴臣外，其他均被刘邦剿灭。

匈奴的挑战

在剿灭异姓王的战斗中，白登之围无疑是刘邦最为危险的时刻，同时也是对禁卫军最大的考验。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在匈奴的军事压力下叛国投降。第二年，震怒的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讨伐韩王信。韩王信被汉军击败后投奔匈奴。匈奴王冒顿令左右贤王以万骑南下，抢占广武到晋阳之间的有利地形，企图阻止汉军北进。汉军杀至晋阳，在铜鞮、晋阳、广武、离石、楼烦等战斗中连战连捷，大破韩王信与匈奴联军，追亡逐北。鉴于正面作战无法取胜，冒顿率军且战且退，诱敌深入。其时隆冬已至，天降大雪，刘邦急于结束战事，轻敌冒进，仅率少数禁卫骑兵追击冒顿到达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不幸陷入冒顿大军重围之中。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说，刘邦率领十万骑兵，在白登山上被冒顿四十万大军围困。但后人考察古战场后发现，白登山平台的总面积仅有一万平方米[15]左右，根本不可能摆下十万大军。因此，这一仗的实际规模要远远小于《史记》中的记载。当时刘邦手下可能仅有万余禁卫骑兵，他们在登上白登山时，遭遇大雪封山，又被冒顿率军断绝归路。由于大雪封路，汉军后续部队无法前来解围，刘邦和他的禁卫军在优势敌军与恶劣天气的双重夹击下陷入绝境。《汉书》记载，天气极寒，汉军士卒“堕指者十之二三”，有很多人连指头都冻掉了。七天七夜，汉军粮尽援绝，陷入绝境。《史记》载，最终谋士陈平设计，找人画了一张美女图，送给冒顿的阏氏[16]，说刘邦将把此美女献给冒顿。害怕失宠的阏氏于是大吹枕头风，鼓动冒顿网开一面，放刘邦逃跑。

现代历史学家对这个近乎演义小说一般的说法多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冒顿素以心狠手辣著称。他刺杀头曼单于时，曾经以响箭射向阏氏，以训练手下的绝对服从。为了向东胡示弱以骄敌，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最喜欢的阏氏送给东胡。说他会因为枕头风而改变军国大事的决策，很难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