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太阳帝国的兴起

1901年5月，有着日军现役军人身份的间谍石光真清凭借军部提供的3000日元本金，在哈尔滨开设了一家名为菊地写真馆的照相馆。在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效运作下，这家日本照相馆尽然获得了中东铁路指定照相馆的身份，生意十分兴隆。

自然而然的，菊地写真馆也成为了各种日籍“浪人”在哈尔滨的落脚处。横穿省三、冲祯介、岛川毅三郎、长谷川辰之助等后来的知名人物，都曾寄食于此，干一些打扫卫生替顾客登记等的杂务。

由于有着中东铁路指定照相馆的身份，石光真清以及其手下，可以从容地把中国东北，也就是当时的满洲地区的各重要地点、重要设施等，在不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合理合法”地拍摄下来。然后，日方自己“留用”的那些照片，则放置在皮箱的夹层内，委托专人经海参崴送回日本国内，用于情报判读。

到了1903年，于绥芬河、满洲里，甚至达里尼（大连）、旅顺、长春、辽阳、奉天（沈阳）等地，由日本人开设并经营的照相馆、杂货铺已是遍地开花。日本在东北大地上张开了一张情报的大网，源源不断地将刺探到的各类信息发回国内。

日本帝国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而这个国家，这唯一的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实现工业化并晋升列强行列的东亚国家，自其诞生伊始就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在通向帝国霸业的道路上，日本将向任何一个阻挡在前的对手发起战争……

维新时代

日本帝国的兴起，是近代东亚的重大事件。作为东亚地区率先实现工业化与近代化的国家，日本这一变量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之后东亚的历史。而这种改变，始于1853年。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4艘漆成黑色的军舰驶入东京湾，把时任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次年，佩里率领7艘战舰再临横滨港。在大炮的威胁下，幕府代表被迫与美国代表于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商港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史称“黑船开国”。在此之后，列强纷纷向日本派出舰队，一个又一个条约被强加在了日本身上。

近代以前的日本并非是古代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自镰仓幕府时代起，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只有象征意义，实际统治权被掌握在征夷大将军的手中。将军作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与其他被称为“大名”的中小领主一起统治着这个岛国。

“黑船开国”事件严重打击了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的权威。在这以后，随着纷至沓来的“西夷”滚滚输入的西方近代工业品，导致日本传统的社会经济趋于崩溃，阶级与社会矛盾加剧。

由于日本独特的社会构成与国家组织形式，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后期，日本国内并非犹如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一般，对外部的世界处于近似“睁眼瞎”的状态。事实上，在日本沿海，部分大名从很早开始就一直与欧洲有着贸易关系，并且一直致力于从欧洲购买先进的武器和军火，来武装听命于己的藩兵。萨摩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该藩位于日本列岛中的九州岛最南部，长期涉足海盗和贸易活动，对外部的世界有着清醒而明确的认识。

在被迫开国之后的日子里，随着在日西方人的增加，外部世界的先进科学与概念，和固守传统的日本旧势力相互冲突，不断激化着这个岛国的内部矛盾。萨英战争以后，意识到日本与欧洲、美国之间在国家架构、科学技术上的惊人差距，沦亡的危险正步步逼来，面临重重危机的日本，急需一场革命来摆脱这种困境。不堪忍受幕府统治并痛感外国侵略者压迫日益加剧的日本士族，决心踏上“富国强兵”的道路，最终选择拿起武器，“以尊皇攘夷，王政复古”为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

卖西瓜敢死队—萨英战争趣闻

1862年，在这个日本举国上下“尊王攘夷”口号甚嚣尘上的年代里，刚刚为“改革幕府政治”上京并东行江户，事毕归国的萨摩藩“国父”岛津久光一行，在横滨近郊的生麦村撞上了几个骑着大洋马从横滨溜出来游玩的外国商人。这些外国人误闯了久光的行列，于是就被随行的萨摩藩武士拔刀剁翻，有死有伤。此次事件史称“生麦事件”。当然，“生麦事件”是题外话，只是为我们引出下面这则轶闻做铺垫。

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已经回国，陆军中校尼尔（Edward St. John Neale）代理公使一职。好勇斗狠无事生非是这个世界上的“丘八”们都有的特性，这个尼尔中校自不例外，他恰好打算借此名目，从幕府那里捞到一大票赔偿金（约10万英镑）之后，再向萨摩藩狠敲一笔赔偿（计划要2.5万英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带着7艘兵船直抵鹿儿岛湾，送来文书要萨摩的“黄猴子”们认罪惩凶交钱。

英国人当时的要求里有一条是在他们面前处死首恶，但是因为担任翻译的福泽谕吉的三脚猫翻译，萨摩人把它理解成了英国人要岛津久光的脑袋。这还得了？有道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二话没说当然要开战。其时久光找来近臣海江田信义和奈良原喜左卫门，交代了这样一个任务：“汝等要选出藩里决死的勇士，杀光英国的将卒，把7艘船悉数抢来，以示我萨州的武威，这个计略，就全交给你们。”

于是这二位就想出这样一招：首先派出伪使节团以和谈的名义上船，在会谈的时候，以“壮士”们伪装商人把西瓜等种种慰问品运上船，大家上船之后，只等岸上号炮一发，大伙就操家伙把洋鬼子都剁了。参加者共80来号人，其中不少明治时代的大人物——大山岩、西乡从道等人也在其中。

当一切准备完全后，文久三年（1863）8月13日15：00，戏码上演。

伪装使节团首先划着小筏子接近英国旗舰“尤里亚勒斯”号（HMS Euryalus），朝着英船大声呼喊，英国翻译便探头问：“你们来做什么？”

日本人便答道：“我们是来递交藩的回答书的，能放人上船么？”英国翻译便说：“这样就派一个人拿文件上来。”一个人便上了船，英国人便问你有文件么？回答是NO。话声未落另外一个人上了船，回答又是NO。第三个人上了船，英国人还是问文件的事，结果其人大摆其手说不是我。英国翻译终于忍不住了，然而他根本没有往坏处去想：“我说只让拿文件的人上船，你们懂人话吗？”

这时候，假商人们也纷纷行动，各自到各船下大声叫卖：“西瓜要么，好甜好脆。”

但是英国人当然不可能懂日语，更不可能听懂连一般日本人都听不明白的萨摩方言。对于这帮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身形矮小、长相猥琐（以英国人的审美观而言）、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叨念着什么的“黄猴子”，英国人当然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啥，然而这些白人大老爷倒也没把“壮士们”朝坏处想，只是大眼瞪小眼地问“WHAT？”却无任何其他表示。于是下头的萨摩人猴急了，不知如何是好。

一干人等正因为沟通不便僵在那里的时候，亏得此时一位壮士灵机一动，直接捧出大西瓜挥舞着，摆出美味受用的表情，并高声喊叫着“米西米西”。于是乎，一干壮士立即醒悟，纷纷捧出西瓜边挥舞边“米西米西”。

英国人当然不可能知道“米西米西”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日本人的意思却是完全领会了，回答说：“No，Thank You。”

就在壮士们和洋鬼子磨叽的这当儿，在英国旗舰上的三个假使节正伸长脖子绷紧神经等着号炮。只待号炮一响，他们便可立即拔刀“攘夷”。

然则这时一艘小船开到传来火急的指示：“计划终止，大家早早‘扯乎’。”为了防止年轻气盛的“壮士”们不听命令“暴发”，还特地加了一条——“这是上意”。

于是一票人心情郁闷地逃下船来，萨摩人空手套大船的如意算盘也就此落空，这出闹剧就此落下帷幕，但萨摩和英国舰队的冲突，将在2天后爆发，史称“萨英战争”。

在这场持续不长时间的海战中，萨摩藩利用事先经过精心准备的海岸炮打了英舰队一个措手不及。由于全未考虑过这票“黄猴子”竟然敢于还手，英舰队旗舰在遭到炮击之初甚至因为辎重阻碍无法打开弹药库的舱门。但当英国人稳住阵脚以后，将船驶离了海岸炮的射程内，然后利用最新式的后膛火炮将整个港口化为一片火海。

戊辰战争中被倒幕派击败，向着虾夷（北海道）撤退的幕府军

明治天皇戎装像。被维新派捧上神坛的明治天皇睦仁目前已成为了那个时代日本国家兴起的象征

当晚，一枚英舰发射的未爆炮弹被摆到了藩主岛津久光与家老们的面前。这是一枚前所未见的发射自后装线膛炮的锥形炮弹，比萨摩藩的大炮领先整整一个时代。

察觉到不敌的萨摩藩遂放低了姿态，接受了英方提出的条件。萨英战争遂宣告结束。

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发出了著名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也拉开了“倒幕”运动的最后一幕。

在当时，名义上拥护新天皇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却有着较强的战斗力。1月27日，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将幕府军击溃，戊辰战争由此开始。此后，倒幕军队节节胜利，而幕府军则一败再败。至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函馆，由此宣告戊辰战争结束，日本全境统一。史称“明治维新”的日本新纪元就此开启。

以天皇为首，由倒幕骨干把持的维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机决于於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誓言要改造旧时代的日本实现迈向文明国家的夙愿，并号召全体国民为此奋斗。6月11日复公布《政体书》，对原有的国家政治构架做出改革。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并于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

1869年5月9日，明治政府正式迁都东京，并开始了狂风暴雨式的改革，其烈度不亚于645年孝德天皇的“大化改新”。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重新分割日本行政区划，将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四岛划分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使天皇拥有名义上的无限权力。此外，政府还废除了原有土地政策和旧藩时代设置的各种关卡，并许可土地买卖，并统一发行官方货币。

在社会构成上，废除了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其他从事农工商职业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此外，还颁布《废刀令》禁止武士公开带刀上街。为确立对国家人口的控制，公布《户籍法》建立户籍制度。

自明治政府建立以后，官方一直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等，以谋求国人在精神和认知上的彻底开化，进而实现“脱亚入欧”的革新。为此，明治政府宣布停止采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

维新运动的重要核心是大量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自1869年以后，大量采用欧洲技术的新式工厂在日本拔地而起。其效法欧洲的纺织与缫丝技术，开始大量建立缫丝厂与纺织厂，向世界推出了第一种日本产品。

为了进一步刺激工商业发展，确保对国家经济的有效控制，明治政府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强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能够迅速开化的根本原因，乃是其国内极高的识字率。即便在江户时代，日本国民的文盲率也远低于世界平均值，甚至领先于欧美。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致力于发展近代教育模式，将全日本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1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加强国家凝聚力，并对未来的对外扩张建立精神和心里基础。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强军是明治维新时代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建立以后，日本立即推进了其军事改革。废止了旧藩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将其统一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下。此外陆军参考德国训练，采用法国军事编制，海军则参考英国海军编制与操典。1872年，《征兵令》颁布，要求所有年满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服兵役。至1873年时，日本国内的作战部队动员人数已达40万规模。

基于政治理由，民治维新以后，政府开始大力鼓励宣扬忠于天皇的本土宗教神道。为了向欧洲国家作出“文明”的姿态，日本于1873年取消了自天草之乱以后公布的基督系宗教传教禁令。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1882年效仿法国模式制订刑法、1898年效仿法、德拟定混合式民事法、1899年效仿美国法律模式拟定商法。至此，有了一套系统的近代司法体系。

与固步自封坚决维护既得利益群体，只谋求强兵富国以图一时急需的清帝国“洋务运动”有所区别的是，明治天皇统治时代的维新运动，与其说是恢复古代日本旧制，不如说实质上是一种彻底的国家和社会的变革运动。正是这种彻底的变革，将一个封建时代的旧日本，在短暂的时间内改造成了一个带着强烈扩张与霸权渴望的近代国家。而这种彻底的变革，也为甲午战争日本能够一举战胜清帝国奠定了基础。

1896年，借着“三国干涉还辽”的“恩惠”，俄国诱使清政府与其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中俄密约》。该密约允许俄国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时，修筑一条穿越黑龙江和吉林通向海参崴的铁路，史称“东清铁路”或者“中东铁路”。但是密约并未令俄国满足，甚至等不到铁路完工那一刻。因为在中华的土地上，列强的争夺可谓“时不我待”。

1897年11月1日，位于中国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遭到土匪抢劫。在袭击中，两位德国籍神职人员被杀身亡。以此为借口，同样觊觎东方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下令动手。11月14日，德国舰队驶入胶州湾，德国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德国占领军切断清政府守军的电话线，抢占山头要隘、挖沟架炮，摆出了永久占领的姿态。

俄国觊觎胶州湾已久，在对德国人的行为表示抗议之余也意识到了清政府的软弱。鉴于德国的所作所为，俄国也紧随其后，支使其舰队于1897年底闯进中国旅顺港驻扎。翌年3月，俄国政府强行同清帝国“租借”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海域，进而霸占整个辽东半岛。

俄国终于在远东取得了它梦寐以求的不冻港。然而，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幕僚们并未急于庆祝自己的成功，因为所有人都深知这也意味着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对于通过甲午战争已逐渐控制了朝鲜的日本来说，借助朝鲜这块跳板在广博的亚洲大陆上占据一席之地，是这群岛民长久以来的夙愿。而随着俄国力量的深入，新老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战略必将在东北亚地区发生激烈碰撞。在这场可能爆发的冲突中，日本居于明显的劣势，但却无路可退——正如前面所说的，俄国是绝不会容忍日本占据的朝鲜位于其东方势力范围侧翼的。俄国人傲慢而狡猾。对于英法，它可能会采取互信甚至是退让的态势，然而当对手是这么一只国力羸弱的“黄猴子”时，那还有这个必要么？

乙未事变始末

日本将征服并完全控制朝鲜视为其崛起的开始，日清甲午战争以后，朝鲜国内主张继续依附于传统宗主国清朝的所谓“事大派”势力被一扫而光，亲日并主张学习日本维新经验，走富国强兵、自主独立的近代化道路的原“开化派”被压制的形势得到反转，并在日本的支持下逐渐得势。

在交战双方缔结的《日清讲和条约》（我们习惯称为《马关条约》）中，日本得到了其觊觎已久的台湾岛甚至是中国大陆上的辽东半岛，并在驱逐了清帝国在朝鲜的势力后完全渗透进了朝鲜。日本人一直认为他们在朝鲜的权益是史有明证的，是“自古以来”有着一贯正当性的（依据无非是《记纪》中“神功皇后征服新罗”之类无异于神话传说的古代传承），到了19世纪末，朝鲜甚至成为了日本民族主义者嘴里捍卫日本“不遭到来自西面列强侵略”的桥头堡。

1895年4月，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爆发，日本被迫将几乎吃入口中的辽东半岛吐出，留给早已相中此地的沙俄。在西方列强的眼里，开始流行西服革履、梳分头、留着八字胡的日本人，他们与留着辫子的中国人的区别，不过是一群“开始仿效人打扮的黄猴子”与一群“冥顽不化的黄猴子”而已。而朝鲜此时的统治者，似乎也一扫之前李朝数百年的软弱和积弊，游走于觊觎朝鲜的各国势力间，尽力捍卫朝鲜的国家利益。随着西伯利亚铁路建设的全面铺开，俄国人正开始大踏步向东而来，当时国力尚羸弱的日本惶惶不可终日，弱小不堪的朝鲜似乎也看到了希望。

自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之后，在日方主导下，朝鲜开始实施近代化改革，并于1894年12月开始组建近代政府结成内阁，“开化派”政治家金弘集成为了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在日本的遥控下，推行仿效日本式的近代化改革。金弘集虽可被视为“开化派”，但他对于李氏朝鲜的国际地位与周边局势洞若观火，是以稳健的改革作为目标的，而异于当时以“开化党”而闻名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但这种稳健推进的内部改革并未能持续多久，随着朴泳孝等流亡海外的“开化党”骨干归来，朝鲜政局陷入了炽烈的倾轧之中。因为改革而利益受损的旧大臣、官僚集团，居然为了政治目的而与朴泳孝等人勾结起来，一起攻击金弘集。至于闵妃（明成皇后）和李昰应（朝鲜王朝第26代君主高宗李熙的生父，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等人，则乐得对这种局面作壁上观，进而渔翁得利。甲午战争硝烟尚未散尽，俄日双方就在朝鲜半岛卯上了。而一场血雨腥风，也即将在此上演。

1895年5月，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金弘集内阁被迫总辞职，以朴泳孝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鲜的政权，这一集团自称“新派”（以相对于前总理金弘集的“旧派”）。尽管“新派”掌握了政权，但是这种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为目的结成的多种来源、多种信仰的团体是极不稳固的。得势的“开化派”在几个月内迅速分化，形成了新的两派——由美英留学归国、会说英语的朝鲜籍改革者构成的一派被称为“贞洞派”（“贞洞”为地名，为当时英美法俄德等西方国家驻朝鲜使馆所在地），以前旅日“开化派”人士、接受日本训练和支持的朝鲜籍浪人为主的一方则被称为“军人派”。而朴泳孝本人以及其一党和日本人关系密切，也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其立场不言自明。

闵妃与李氏朝鲜末期政治

朝鲜李氏王朝的末代国王高宗幼时即位，其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摄政。李昰应摄政期间极力整肃贵族权门，尤其是严防外戚干政，并力求重塑朝鲜王室威严，倾全国之人力财力重建于壬辰倭乱时遭焚毁的景福宫。对外，则是极为严格地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更是与日本断绝往来。高宗成年后纳女子闵氏为王妃，这便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明成皇后”闵妃。而大院君最初在选妃时会相中闵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出身庶民无父无母，希望能从此再无外戚干政之扰。很明显的是，他的算盘打错了。

闵妃鼓励当时尚未执政的高宗去和其父亲争取权力，采取开化政策并引入日本势力，在朝野扶植亲信，推举自己的亲族出任各种要职，并积极排斥大院君势力，导致党争激烈政权更迭动荡。表面看起来，闵妃和大院君李昰应的矛盾集中于外戚干政、是否废除闭关锁国政策与日本复交等等方面。但随着时间推进，闵妃与朝鲜的亲日改革、“开化派”势力开始渐行渐远，闵妃又几度偏向和李昰应类似的亲华立场，甚至不惜利用清朝势力扫除政敌以求掌权。

在1882年的“壬午之变”中，李昰应利用京城发生骚动的机会重掌朝政，但化装出逃的闵妃以及其党羽迅速联络了朝鲜当时的宗主清帝国，清廷则应其请求派遣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率军平乱并诱捕了大院君李昰应解送中国。当年9月朝鲜局势趋于明朗，闵妃在清军护卫下回宫。“壬午之变”的一大恶果是割裂了朝鲜的政局，朝鲜王国的统治集团至此分化为两派：一派以闵妃为首，对清帝国感恩戴德，力主采取亲华政策，被称为“事大派”；另一派的骨干则以曾经赴日考察的青年士族为主，以洪英植、朴泳孝以及曾师从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教育家，《劝学篇》和《脱亚论》的作者，其尤以《劝学篇》中“一人之自由独立，一国之自由独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的金玉均，这些人主张借助效仿日本对朝鲜进行改革以实现“开化”，终结朝鲜与宗主国清帝国的关系，这批人中有相当数量者思想激进喜好蛮干。

1884年，由于中法战争的关系，“开化党”利用驻扎朝鲜的清军部分被召回国内的机会发动政变。他们挟持国王并伪造诏书召集大臣，试图借此机会斩杀所有循旧制者，并联络日军前来相助。但是这种赤裸裸勾结外敌犯上作乱的行为引起了朝鲜全国自上而下的震怒，受到邀请前来平乱的清军在朝鲜民众的帮助下迅速击溃了支持乱贼的日军。洪英植等“开化党”骨干被愤怒的的朝鲜群众杀死，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则随日本人逃亡日本。

1894年日清战争清帝国战败后，其势力被逐出了朝鲜半岛。“事大派”失去了清朝这座靠山，迫使以闵妃为首的朝鲜守旧集团寻找新的依靠。日本又在三国干涉下退缩，现在更是显现出外强中干的本质，而闵妃本身便和亲日的“开化派”颇有嫌隙。故这位朝鲜历史上最善于弄权的女人态度发生剧变，开始表现出亲俄的态度，试图借助沙俄的力量重建势力并抑制日本在朝鲜的力量。说到底，她可不认为国家的独立和繁荣是需要建立在做“先进”国家的“三百年殖民地”基础上的。正是闵妃的这种立场，为她惹来了杀身大祸。

严格地说，闵妃以及其所作所为按照东方传统观念是个标准的外戚干政的典型，而且其把持朝鲜朝政的程度已经不能用“干政”两字来形容，完全可称其为“专政”。而外戚把持朝政的行为，在儒家传统中怎么说都算得上是一个贬义词。然而正因为日本入侵以及以后朝鲜长达半个世纪被殖民统治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惨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闵妃却成为了朝鲜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烈士”之一，再经过小说家和文学青年们的包装和修饰，一“美”遮百丑，而跻身于万众敬仰的历史人物之列。

由于以日本为后台的“新派”试图更彻底地控制朝鲜政局，矛盾在7月开始白热化。当时，负责保卫朝鲜王城景福宫安全的，是一支由“新派”倾向者为主、接受美国军官训练的总人数约700到800的近卫队，朴泳孝一直希望将其撤换，代之以由日本军官训练的所谓“训练队”——总人数约800，由日式编制的两个大队（营）构成，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朝鲜军队中的精锐力量。但是这一奏请惹来当时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的盛怒，认为其居心叵测试图加害王族，继而在7月6日颁布诏敕罢免了朴泳孝的职务。通过此事洞悉到日本意图的闵妃在之后的几周内不停给李熙吹风，先是说服高宗以“策划暗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朴泳孝，进而使高宗决心引入俄国势力以制衡野心勃勃的日本。察觉大事不好的朴泳孝在逮捕命令发布前躲进了日本公使馆，不久之后潜逃日本。

日本人有办法帮助朴泳孝出逃，却没法子阻拦闵妃和高宗的特使频繁地与俄国公使进行接触。在撤职逮捕朴泳孝的事件发生之初，性格温和的井上馨（井上馨，长州藩“志士”出身，明治元老之一，曾长时间担任外务卿主持改约等外交悬案。其于1894年10月以驻朝鲜公使的身份到任汉城，在11月间曾向高宗上奏20条内政改革纲要。此后井上一直游走于朝鲜官方高层之间，和各主要官员以及王室建立起了不错的关系。如果说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也是用红白脸的方式的话，那么井上无疑是唱红脸的那个。井上馨曾于1895年6月7日离开朝鲜回国述职）公使紧急返回了朝鲜，并在之后的2个月内多次拜会闵妃和高宗，试图挽回朝鲜王室的信任，修复和宫中的关系，进而阻止闵妃派与俄国公使的进一步接近，但是完全无济于事。9月初，井上馨任期期满，留下了这一地的烂摊子准备卷铺盖回国述职去。新任驻朝鲜全权公使是前陆军中将，曾参与第二次长州战争、戊辰战争和西南战争，人号“观树将军”的长州奇兵队“老丘八”三浦梧楼。当然，还需要再特别提到的一点是，这位“老丘八”（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兵”字，旧社会对兵痞的贬称）在朴泳孝流亡日本期间与其私交甚密，据信，再度流亡日本的朴泳孝就借宿在他那里。

明治维新的元老之一，出身长州藩的井上馨。其在维新政府内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是明治年代最重要的日本外交家。

闵妃手段是迅速而果断的，在和俄国公使搭上线并得到支持的许诺，并顺带请自己凑上来的井上馨公使吃上一打软钉子后，就开始着手解除身边最直接的威胁——日本教官带出来的那支“训练队”。而“训练队”也算不上被冤枉，这支日本人带出来的、完全接受日式训练的部队一直专横跋扈，自日朝矛盾激化以来屡次与朝鲜巡检发生流血冲突。9月19日，亲日的朝鲜内阁军部大臣安駉寿密报日本公使馆，高宗有解散“训练队”之意。同日“训练队”第2大队长禹范善也前来告之同样的讯息。

显然，当三浦梧楼抵达京城接手公使职务的时候，朝鲜的局势已经非常不利于日方。不过，对于现状，自称自己是个只懂舞枪弄棒、完全不懂外交的三浦梧楼有着自己的对策。作为一个“老丘八”，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最直接暴力的：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利用“训练队”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一直觊觎在侧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建立起一个完全的傀儡政府。此后的一个月时间内，三浦公使充分动员了他的势力，开始四处活动。

时任《汉城新报》（日本官方在朝鲜发行的报纸，其主旨为宣传日本的政策，为其当时奉行的泛亚洲主义充当喉舌）社长的安达谦藏【后跻身日本政界，历任内相（内务大臣）、邮电相（递信大臣），但在当时不过是30出头的年轻人】在其回忆录里记录过这么一段经历，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在井上公使悄然启程回国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时间大约是9月中旬，我去拜访了三浦公使。当时公使正在晚酌，于是把我请到了一个日本式的小房间里就坐，并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还拿出马关名产烤小干杂鱼让我吃。我那次夜访的目的，只是想探听一下在笼罩着险恶风云的今天，新公使对朝决议有多大。我本未抱着能打听出太大内情的信心，因为素来三浦公使无论和谁谈话，都极少表达自己的意见，但那一天三浦公使却毫无拘束地说起来。问我：‘总得打一次狐狸，你手下有多少壮士？’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理解以后，我顿觉脑子里一闪，恍然大悟。我非常激动地回答说：‘有！但都是由内地带来经营报纸的，所以都是一些温厚的人。如果需要精明强干的，可以发一封密码电报从乡里（熊本）叫来，要多少叫多少来。现在就发电报吗？’随即公使挤眉弄眼地说：‘不，那来不及了……这可是绝对秘密啊！’”

之所以要找日本本土的“壮士”，是因为三浦梧楼认为朝鲜人“终究是靠不住”的，用来壮大声威是可以，但是动起手来的骨干必须是日本人。不过，三浦的“壮士”还没凑足数，这票人就捅出了大娄子。当时担任日本驻朝鲜公使馆第一秘书的杉村浚在其《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中，这么叙述当时的情况：“我实际上是其计划者之一，不，应当说是计划者的中心人物，而且在最初拟定计划时，我认为公开使用我国人举事并不好，尽可能用朝鲜的训练队和李周会（李周会曾任朝鲜军部协办，是当时最亲日的一批朝鲜人之一）等一派的力量，去平安无事地达到利用大院君逼宫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被入夏以来宫中的横暴和井上公使的态度变软所激怒的日韩有志之士，四下听到将有此举的消息时均雀跃不能自禁，仅赶来加入的我国人即达数十名之众。因此事已出乎预料，竟至无法掩蔽我国人参与的形迹……”

于是乎，在清楚日本公使明确意向，并在大批日本“壮士”撑腰之下，“训练队”里的朝鲜人愈发跋扈，开始主动出击四处滋事。在10月5日和6日，他们两次与巡检发生流血冲突，双方互有死伤。消息传出，早已对“训练队”心存戒备的闵妃立即前往游说高宗，要求即刻下旨解散这支日本人的“第五纵队”。素闻“训练队”恶名的高宗答应得非常爽快，而这次他倒也还真不是在闵妃的“操纵”下同意此事的。

7日消息传出，对于在朝鲜上蹿下跳的各亲日派和日本人自己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原本他们是计划在10月10日“举事”的，而现在从景福宫传来的消息是，高宗下令“训练队”最迟在8日之前必须解散！7日傍晚，三浦梧楼找到阴谋的“实际计划者”杉村浚，要求在此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前“举事”。杉村浚在《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中作了如下回忆：“（7日）傍晚，公使悄悄对我说，只靠朝鲜人恐怕很难达到目的，所以请告诉国友（重章）和安达（谦藏）找十几个壮士协助。随后我找到安达说，找几个壮士跟着大院君去。要换上朝鲜衣服，务必把他们管好，不许进入宫门，如果进入宫门，也要在天亮以前出来。别叫人发觉与我们日本人有关系。安达答应后离去了……”于是，30余名“壮士”在那天午夜前被集中起来。12：00刚过，一干人等从日本公使馆所在的龙山出发了。由于没有时间从内地叫来“精明强干”的“壮士”，此行中的不少人是安达谦藏报馆里的工作人员、记者和别处从事各色工作的日本侨民。安达谦藏报馆里的人身穿西装，其他来源的人或身穿和服或身着干体力活时的轻装，各色人等显得乱七八糟。惟一整齐之处，只有“壮士”们脚下穿着的草鞋。时值阴历二十，一轮明月高悬在上，凄清的月光下秋风吹动衣袖，草鞋踩在泥地发出一片啪嗒啪嗒的声响，这“百鬼夜行”似的场面使“有幸”目击到这批“壮士出征”的人心头涌起阵阵凉意。大院君李昰应起初对三浦梧楼的计划表示了支持，但到了临动手那天当晚，却开始犹豫不决起来，不愿从自家出来。一直拖到天快要亮的时候，前去“劝说”他的人干脆强行把他从家里绑了出来带往王城。

10月8日凌晨，两拨人在景福宫光化门会合，随即在部分朝鲜“训练队”士兵的帮助下进攻景福宫。宫中守备队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这些人在前一天似乎还在为其死对头“训练队”即将完蛋一事大肆庆祝。在守备队长洪启熏、军部大臣安駉寿的指挥下，内侍卫队的少数卫兵一度奋力阻击，但是无济于事。洪启熏战死，安駉寿失踪。日本浪人很快就突破外围冲进宫中。负责训练宫廷近卫队的美国籍军事教官戴伊指挥着20名侍卫进行抵抗，宫内大臣李耕植指挥着军队守卫乾清宫，但均不敌数量占据优势的日本人。抵抗者或被制服或被杀死。乱战中，戴伊被几名日本人砍倒在地，但总算带头的“壮士”中还有头脑清醒的，拦阻了上前准备给他补上一刀的同伴，使这名美国人免于客死他乡，也免去了将美国政府卷入纠纷的危险。

混乱中，日本浪人很快就冲入乾清宫中抓住了未及逃走的高宗，遂强迫他下令废黜闵妃。出人意料的是，历来以软弱著称的高宗这一次居然以死相拒。不过，这却也救不了闵妃的命。

闵妃无疑是这一次事变的核心目标，“壮士”们亦将她视为妨害日本在朝鲜“正当权利”的“罪魁”，务必除之而后快。根据当天在事变中幸免，并目击全过程的美国军官戴伊和另一名俄国技师沙巴丁（Aleksey Seredin-Sabatin）的叙述，当时暴徒们高喊着“闵妃在哪里”直冲进内廷，四处搜寻高宗夫妇，而此时闵妃已经效仿十年前“甲申政变”时玩过的花样，换上了宫娥的服饰前往玉壶楼混迹于宫女之中。但日本人已觉察到了这点。

“壮士”们搜到了玉壶楼时，在一群被吓呆的宫中女官中，他们选出两名面貌最相似者当场砍杀，其中一人在太阳穴处留有出过天花的痕迹，确认就是闵妃。也不知是为了掩饰这一暴行还是为了羞辱朝鲜，闵妃的尸体被泼上了煤油焚烧后丢入园中的池塘。闵妃卒年44岁。

事变发生于1895年，时值李朝高宗三十二年、清朝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年，史称“乙未事变”。

俄馆播迁事件

事发第二天，幸存的美国教官戴伊和那名俄国技师沙巴丁作为现场的目击者和幸存者，将这一事件捅给了因前一晚朝鲜王城的喊杀声和枪声而整天惶惶然的西方人。消息很快又通过电报线传到了欧洲和美国。尽管此类暴行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中也是屡见不鲜的，然而此时毕竟已是人类自诩为“文明”和“进步”的19世纪末。随着欧洲和美洲舆论的大哗，日本人一时间成为了野蛮、凶暴、残忍的代名词，以至于很多在海外的日本人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受异样的，甚至是带着防范和敌意的目光。在汉城的各外交机构都加强了警备，对于活动在其周围的日本人或者貌似日本人者分外忌惮……

考虑到恶劣的影响，日本政府在事变发生之后即下令将这些人遣返回国，公使一职由小村寿太郎接任。然而当三浦梧楼一干人等回到日本本土的时候，却得到了数千日本人英雄凯旋一般的迎接。因此事被告上法庭的日本人共有56人之多，其中被分类为“民间浪人”的有32人，以九州岛地方士族出身的人士尤多。毫无疑问，动员这些人的机关是当时在汉城用日语发行的报纸——《汉城新报》。所以这完完全全是一起由日本官方主导并实施的暴行。然而，尽管日本曾在俄国皇太子遇刺时做出过取悦西方逻辑的判决，并将其诩为“日本司法独立”的开端（尽管检方、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对津田三藏的行凶理由有过再三推测，包括往诸如“俄罗斯的威胁”等等“大”的方面反复联系，以自圆其说。但实际上其动机却并非正常人的逻辑。根据事件原始的审讯记录，津田对行凶理由的叙述是“担心西乡隆盛随俄皇太子回国后，自己的待遇和职务付诸东流”。原来，津田在西南战争从军征萨时立有战功，授勋七等。但是战后民间一直盛传西乡隆盛没有死，而是化装出逃去了俄国的流言。有着精神病史的津田警员听信了这种捕风捉影似的流言，故对于俄国皇太子访日一直感到惶惶然，非常担心一旦西乡隆盛归国重新得势，他这位靠着当年征讨西乡的武勋而赢得待遇的旧士族会变得一无所有。而处置此事件的儿岛惟谦之所以有其坚持，恐怕也是基于“一国政府不该和一个精神病患者一般见识”这种自尊心在作祟吧……），但所有“乙未事变”的日籍凶手却未有一人遭到惩处。日本的公检方以朝鲜当局审理王后被刺杀事件时，认为罪犯是朝鲜人，而该犯人已被处决为由，直接宣布了所有嫌疑人无罪。借用《日韩合并小史》一书的作者山边健太郎的话说，这是“蓄意审判不公，以庇护这些罪犯”。

尽管日本表现出了他们惨无人道的兽性，引起了欧美民众的普遍反感，但欧洲的列强们此时更加担心的是俄国如果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南扩张，尤其是利用其与朝鲜接壤的地利完全控制这个半岛国家，很可能会进一步将手伸向华北甚至华南，这势必将严重威胁到它们在华的各项利益。所以，英国官方并未对乙未事变作出任何强烈反应，甚至支持日本军队继续驻扎在朝鲜半岛之上。英国认为把朝鲜交托给日本是制止俄国推进的适当措施。美国政府则指示它的公使不要发表任何对日本不利的言论。至于俄国的盟友法国，由于事不关己，也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了一下“关注”。

闵妃的死亡虽然让“军人派”们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但迎接他们的将是一次彻底的清洗。正如上文所述的，朝鲜凶手们为日本暴徒们完完全全地揽下了罪责。而见识到亲日分子丑态与暴行的“贞洞派”，开始倒向原本被批评为保守的金弘集。几个月前被扳倒的金弘集在此时刻再度入朝组阁，并决心在此危难时刻加速进行朝鲜的近代化改革。数周内，金弘集内阁先后发布命令，改用阳历，在汉城建小学，推行种牛痘，开办现代邮政，改组军事系统，把陆军王家卫队驻扎在汉城，其他部队分驻各道等等。

而此时日本还在继续干涉朝鲜的政治，强迫朝鲜内阁颁布一项禁止蓄顶髻的法令，史称《断发令》。法令规定朝鲜人必须剪去头上顶髻，并作西式打扮，不愿意剪发的人在街上或在家中可被随意逮捕，直到他愿意剪去顶髻为止。也许这个要求并无什么恶意，只是单纯地希望效仿明治维新时期的剃发运动那样，从精神面貌上使朝鲜人能步入“现代文明”之行列，但是在坚守儒家正统道德的朝鲜知识群体看来，这正是要灭绝本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用夷变夏”之举，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这一命令是来自日本的建议之后。

也许之前有许多朝鲜人也不怎么喜欢那位把持朝政的闵妃，但是任何人获悉她惨死在日本人屠刀下并被辱尸的惨祸后，无不义愤填膺。而金弘集等人也并非对此深仇大恨视若无睹，然而作为政客的他对朝鲜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在此当口和日本进行清算是于事无补的。金弘集内阁的“不作为”就导致了朝鲜人将对日本的愤怒转嫁到了他们身上，其以反对各种改革举措为表现形式，尤以抗议不准蓄顶髻禁令为重。朝鲜人反对剃发而自发结成了名为“正义军”的武装团体，并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扩展到了各地。当时的朝鲜政府无力调动地方上的部队，只得派遣驻扎汉城的近卫部队前去镇压，这就使得汉城这个朝鲜的政治中心颇为空虚。

俄国对乙未事变的反应异常激烈。在“正义军”的叛乱开始后，俄国公使以加强公使馆防务为由，从500公里外停泊在仁川港外的一艘俄国军舰上召来了100名水兵，不久又派来另一支由120名水兵组成的部队加强这支力量。同一时间，俄国公使不停地劝说朝鲜国王高宗进俄国公使馆避难，其安全将由贞洞地区的各国公使馆一同负责。1896年2月11日黎明时分，高宗携玉玺带领王储在俄国武装人员的护送下前往俄国公使馆躲避日本的威胁。保护高宗的卫兵遭遇到了日本武装人员的阻拦，但在短暂对峙后，日本人退缩了，高宗一行遂有惊无险地进入了贞洞使馆区。这一事件史称“俄馆播迁”。

获知高宗“俄馆播迁”消息的小村寿太郎于当天上午赶到俄国公使馆拜会俄国公使韦伯，并面见高宗要求他返回王宫。但被高宗严词所拒。就在小村寿太郎拜会高宗期间，驻在仁川的日本军2个大队携带着重武器来到俄国使馆外围。与此同时，朝鲜政府按照韦伯公使提出的建议，任命俄国人担任军事训练和财政管理的顾问。俄罗斯官方终于有了全面插手朝鲜的举动。

也是在高宗进入俄国使馆当天，盖有国王玉玺的“讨逆”敕令从俄国使馆发出，宣布逮捕以“逆贼金弘集”为首的“逆贼五大臣”，理由是这5人依附外国行刺宗室。这道敕令倒颇为迎合当时的民意，于是一直在危局下勉力维系局势的金弘集内阁土崩瓦解。得到旨意“讨逆”的朝鲜民众对政府的诸多机关发起了冲击，许多任职者被暴动民众吊死、打死。

金弘集没有四处躲避，12日早晨，他同往常一样来到官署，和农工商大臣郑秉夏、内部大臣俞吉浚一起平静地等待巡检前来捕拿，然后如同他们数个月来对待日本的态度那样，没有任何反抗也不做一句申辩，顺从地被带走。在被解送入狱的路上，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围住了押送队伍，不由分说就将金弘集、郑秉夏活活殴死，俞吉浚则逃亡日本。金弘集至死都没有申辩过，他的最后遗言是——为了朝鲜人而死这是天命。

随着闵妃的死，一向被视为傀儡的高宗似乎爆发出了惊人的热情，对挽救朝鲜之危亡做出了种种努力。5月份，在高宗的命令下，一个由闵泳焕和尹致昊率领的朝鲜代表团在俄国与外交大臣洛巴诺夫（1895-1896年在任）订立了一项条约，其主要内容分为下面四条：

1. 将由俄国负责保护朝鲜君主，如果有必要，将向朝鲜增派军队；

2. 朝鲜将聘请俄国顾问协助其进行近代化改革运动，这些顾问将受俄国公使指导；

3. 两国政府鉴于朝鲜的经济状况，在认为有必要时将订立一项贷款协定；

4. 将授权俄国政府把它的电报线路与朝鲜的电报网连接。

这一协定无疑将使俄国可以顺理成章地参与到朝鲜的内部事务里来，先前已于3月27日取得了云山金矿开采权、京仁铁路线铺设权，以及汉城电灯、电话、电车系统的建设权，又在4月22日获得了庆源、钟城两地矿山的开采权，可谓收获不浅。就在条约签署后不久，首批20名俄国军官抵达朝鲜，开始全权负责朝鲜军队的训练工作。俄国意图染指朝鲜半岛的野心在当时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且恐怕也远不止取得筑路权和矿山开发权这么简单而已。然而在这种时刻，高宗能做出的选择似乎也只能在日、俄两个祸害中取其轻了。

由于“观树将军”三浦在“乙未事变”中几乎丧心病狂的举动，日本一时沦为众矢之的。历来奉行炮舰政策的西方列强惊讶于日本“手段凶残”这点，虽然颇有乌鸦笑黑猪之嫌，但一国公使能亲自指挥调度武装人员冲进他国王宫杀人放火这种行径，倒也确实是旷古罕有。而其结果，只是让日本那些不满于闵妃倒向俄国的人出了一口恶气而已，事实却是他们授予了俄国直接干涉并名正言顺插足朝鲜的借口。

鉴于严峻的形势，日本被迫与俄国做出妥协。1896年5月14日，小村公使和俄国公使韦伯在汉城签订了《日俄汉城协定》（所谓的《小村-韦伯协定》），规定两国有权在汉城、釜山、元山三地驻屯军队以“保护侨民，以及朝鲜政局的稳定”。6月9日，出访俄国参加新皇帝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的全权特使山县有朋，与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公爵签署了《日俄莫斯科协定》（我们习惯称为《山县-洛巴诺夫协定》），承诺两国应当一致“协助”朝鲜进行财政、政治改革，两国企业均有权与朝鲜在军事和电信方面进行“业务合作”。换句话说，事到如今，日本终于被迫接受了将和俄国甚至是其他国家分享朝鲜的事实。

1897年2月11日，在俄国使馆内避祸长达一年时间的高宗李熙终于在臣民的再三请求下走出使馆返回庆云宫（现为德寿宫）。与此同时，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年号建阳二年为光武元年，自称皇帝，并封王世子为皇太子，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

1898年3月至7月间，俄国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旅大租地续约》和《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通过“法律形式”巩固了其在旅大地区的租地权和修筑东清铁路的权益。由于这一收获是建立在三国干涉还辽的基础上，几乎可算作从日本嘴里横夺而来的，所以为了避免太刺激到日本以致危害到俄国在旅大和东清铁路方面的利益，1898年4月13日，俄国驻日本公使罗森与日本外相西德二郎签订《日俄东京协定》（即《西-罗森协定》），在例行公事式伪善地“确认韩国的主权和独立”地位之后，约定双方在向韩国派遣财政和军事顾问前两国必须进行协商，俄国则保证“不阻碍日本和韩国间工商关系的发展”，认可日本对韩国的移民定居、投资实业等行为。

这种等同于主动退出朝鲜半岛的协定，其签署背景涉及到1897年末至1898年俄国强占中国旅大地区，俄国终于获得了其几个世纪来追求的南方温水不冻港，已经没有必要再在朝鲜这个非主要方向上与日本去做过多纠缠。这种动机和选择，就成了后来被称为“满韩交换”的政治交易的起源——即俄国放弃其在韩国的企图，对应的日本放弃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当然，这一切让步都是围绕着俄占“关东州”（俄国对旅大租借地的称呼）这一既得的最高利益而做出的。

当然，俄国的退让并不等于完全放弃，尽管俄罗斯帝国暂时停止了对其企业在朝鲜半岛投资而进行的补贴，也解散了才成立不久的俄韩银行并决定不再与韩国政府发生直接的金融关系——将金融方面的一切好处让渡与日本，但俄国海军的舰艇仍旧出没于釜山、仁川等地，并继续利用朝鲜沿海的港湾设施加煤或者作为越冬锚地，而日本则暂时对其听之任之，因为俄国在朝鲜的渗透和发展已经戛然而止，双方对此都感到满意——尽管都只是暂时的。

正如前面所说得，俄国已经将整个清帝国东省地区视为自己的禁忌，而关东州殖民地又是其数个世纪来谋取的唯一一个立于开放海域内的温水港埠所在地。那么，俄国又怎么可能容忍在这关系重大的战略区域的侧翼，存在一个由敌对势力把持并驻军的地区呢？

英俄暂时妥协

就在俄国为其长久以来的宿愿一得所偿之时，不列颠的大陆制衡政策玩到远东来了。

英俄两国在华结梁子的缘由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结束之初，在清政府为了支付高额战争赔款的借贷问题上，俄国曾挟“三国干涉还辽”的政治优势将对华贷款的政治好处尽收囊中，并严重威胁到了英国对清帝国海关的控制权。作为报复手段，在俄国强租旅大期间，英国曾极力反对并从中作梗，并在获悉俄国占领旅大后即派其远东舰队的7艘军舰至朝鲜仁川、2艘到旅顺，向俄国示威。俄国在此时表现出了一副真小人嘴脸，非常直截了当地向英国坦白表示“俄国诚然想维持俄、英之间的朋友关系，但也希望英国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避免摩擦。”在全面冲突的危险下，英国态度软化了——因为犯不着为此事和俄国翻脸，尽管遏制俄国乃是英国当时的国策之一——由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写信向俄国当局答复：“英国兵船之开往旅顺，是驻华舰队司令在其职权以内的一种举动，耽搁几天就会离开旅顺的，但英国原有充分权利在旅顺及中国其他港口停泊船只。”

直接的冲突不便挑起，但是对英国来说，间接的敲打一下俄国以显示自己势力存在的做法还是颇有必要的。1898年7月，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及附近海面（根据条约规定，包括刘公岛、威海湾内岛屿及海湾沿岸10英里地方）租予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由于当时威海卫还在日军的占领之下，英国首先向日本试探。对于俄国在自己身侧强插一手而愤怒的日本迅速和英国展开了磋商，在双方互换了秘密照会之后，日本便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占有威海卫。

在摆平日本的同时，英国也开始尝试说服在中国山东占有“特殊利益”的德国。威廉二世在命令德国舰队驶入胶州湾的时候，曾对对此提出质问的俄国政府表态过，此举乃是为了更靠近俄国的势力范围，“任何挑衅者妄图用武力阻挠你们意图的时候，就会遭到俄国舰队以及与其并肩作战的德国舰队的迎头痛击”。不消说，这个“挑衅者”除了远东的这个“日本黄猴子”以外，还顺便带上了那个屡屡在俄国对外扩张道路上作梗的英国。然则德国小皇帝历来都是嘴上动听。况且在当时，德国人也没有胆子更没有兴趣去在欧洲大陆之外和英国人玩真的。所以在最初的惊疑不定之后，当英国做出了“无意侵犯或争夺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的保证以后，德国便立即认可了英国对威海卫的要求，堂而皇之地放任英国人把钉子插到了被俄国视为“根本”的关东州对岸——反正威利向来把尼基当做凯子涮。纵观历史，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而最后结果就是在1914年将俄国逼入了协约国阵营。

整个中国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乃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核心区域，而长江也因其巨大的通航里程和众多辐射向中国内陆地区的支流，成为了在清帝国这种缺乏铁路和公路的落后国家内最有效的物资流通通道。尽管俄国并没有取得胶州湾，而是在旅大安下了窝，与英国在华的核心利益区相隔千里，但俄罗斯的贪婪世人皆知，英国一直担心俄国在稳据旅大掌控满洲之后，将手继续向南伸。在山东占有“特殊利益”的德国固然是遮蔽这一威胁的屏障，但德皇的行为处事只怕并不能使英国人放心，尤其是威廉二世在继位后与俄国频频接触并意图对英国不利更引起不列颠的敌意。

为了抵消俄国的在北面的威胁，英国在向德国做出保证后，顺利开进了威海卫，以便不久之后在此驻留一支对抗以旅顺为基地的俄国远东舰队。另外，英国还希望能从旅大连接俄国本土的东清铁路上着手，进一步恶心一下“北极熊”。但这需要联合另一股力量。美利坚合众国在19世纪末的最后十余年内，国力日趋强盛，渐渐跻身于世界列强的行列中，并于1898年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击败了这个最古老的欧洲殖民国家，占据了古巴和菲律宾群岛。

在威廉·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等一干美国政府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推动下，这个年轻的国家力图在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作为后来者，其缺乏天时与地利之便，在镇压了菲律宾独立运动以后（然而美国要完成对菲律宾的完全控制还需要再花上大约10年时间——直至小股零散游击队完全被镇压为止，以对当地居民几乎是种族灭绝式的镇压和屠杀后方才达成。战争期间，共有1.6万名菲律宾士兵阵亡，死于美军各种屠杀、暴行、集中营以及因战争导致的流离失所与疾病的菲律宾平民和武装人员总数至少有20万之多），美国虽站稳并确立了其地处亚洲东面外海的桥头堡，但此时的中华大地早已是列强横行，各种势力相互利益盘根错节。为了能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分得一杯羹，美国商人和美国政府高举出了“贸易自由”的大旗，宣称“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最早来自英国的商务惯例，即一国或者一方所占据的专有利益区不应当完全封闭起来，而必须许可他国商品以相对平等方式在这一地区的市场上流通，给予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权利）在中国应当“普遍适用”。而这一政策在俄国力量深入满洲以后便遭到了挑战。

由波罗的海调往远东，在1898年前后加入当时还驻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露西亚”号（或译作“俄罗斯”号）装甲巡洋舰。

英、法等国挤占了中国南方贸易的主要份额，使得美国商品的销售渠道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故美国在此地区有着相当的经济利益，其中尤以纺织品的出口所占比重为大，达到了美国对外输出纺织品的七成以上。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企业也在积极地与清政府商讨在南满修筑铁路的问题，希望能够获得修筑一条由四平通往营口（营口当时被称为“牛庄”，是基于《中英天津条约》而对英国开放的最北方口岸）的铁路线并专营的权利。美国企业的这番打算势必和俄国人的如意算盘发生严重对立——如果俄国人得逞，那么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将在华遭致重创，反之如果美国人的图谋成功，那么俄国独占满洲的算盘将会全盘落空，甚至用一条专属铁路线连结“关东州”与本土的如意算盘也会彻底泡汤。

英美之间的友谊，除了同种同源之外，更在40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乔赛亚·塔特纳尔（Josiah Tattnall）准将在说出那句著名的“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浓于水）后，悍然越权下令向清军炮台射击以掩护英军撤退的行径，至今仍被欧美视为历史佳话。而这一次不论是从国家利益角度还是基于传统情谊，英国都将会在这一问题上加以插手，以牵制俄国在中国北部扩张的咄咄势头，进而保护他们在南方的利益。除了暗中支持美国商人在南满铁路问题上与俄国展开“竞争”之外，英资的汇丰银行还利用英国掌握中国海关的特权，屡屡打压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利用《四厘借款合同》屡次在华扩张并试图控制清帝国金融体系的华俄道胜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与《四厘借款合同》

1895年3月中旬，在李鸿章启程赴日之前，长期执掌清帝国海关、以消息灵通著称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就曾告诉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坎贝尔（James Duncan Campbell，旧译“金登干”），战争结束后中国可能要筹集五六千万英镑的巨额借款，英国金融界应当作好准备。果不其然，4月10日，清政府开始同赫德商谈举借内外债的事，总额可能高达6000万英镑，随后他要汇丰银行提出具体的借款方案。汇丰银行表示：国际辛迪加（Syndicate）可以发行3000万英镑的债券，年息5厘，其余3000万英镑以后看情况再定。对于这笔巨额贷款的抵押，赫德对清廷的官员表示说：“由总税务司管理的税务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担保。”

《马关条约》签字后，赫德向汇丰银行建议与清政府订立合同，由它“作为中国的经纪人，再与辛迪加订合同，发行5厘公债5000万镑”。由于数额巨大，这笔借贷不可能由汇丰一家承揽下来，所以汇丰银行派出代表，与法、德两国金融界进行磋商，谋求合作，但遭到拒绝。它们要求“共同经营外债业务”，并主张“仿照土耳其和埃及的先例”，成立一个专门“管理中国债务的行政机构”，让债权人的代表直接插手海关管理。这就意味着将之前一直被英国所把持的中国海关变成一个由多方监管的抵押品。汇丰银行当然不同意这一建议。

正当赫德与英国银行家积极策划借款时，俄国正在纠合法、德干涉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并获得了成功。这一事件使借款交涉发生根本变化，英国的主导地位迅速为牵头发起三国干涉还辽的俄国所取代。4月下旬，时任俄国外交大臣的洛巴诺夫在给俄国驻巴黎大使的信上说：俄国“为中国效劳”是为“使中国处于依赖我们的状态，而不让英国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故而，基于这个理由，俄国绝对不能容忍清政府向英国借款。5月3日，洛巴诺夫直接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表示，俄国现已为中国借款筹有良策，“乃闻（清政府）现欲向不肯合劝（还辽）之英国商借，颇觉诧异。特请代达国家，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当时三国干涉还辽正在进行之中，因此他的表态对清政府是很有分量的政治压力。

5月初，法国银行家集团致电并建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让俄国银行参加拟议中的国际银行团。对于法国金融界来说，俄国金融界游资并不多，很可能将无力出资完成这种规模的借贷活动，而法国就可以把俄国承担的那一份借款揽过来，顶着俄国名义，由法国银行家坐收实惠。维特并不傻，甚至可能比多数银行家更聪明。俄国的财政能力固然远不如法国，但作为银行家追逐的只是借贷带来的利息收益和部分金融特权，而俄国打着借贷者的名义将能坐收全部政治收益，进而控制清帝国庞大的金融体系。双方正可谓各取所需。

清帝国对日战争赔款将由俄国牵头负责提供借款的消息对英国不啻当头一棒。5月14日，赫德闻讯后大为震惊，认为此事“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他亦无可奈何，因为由于俄、德、法——“特别是俄国”——在干涉还辽中取得的政治优势，英国人“只好远远地退处下风”，“暂时屈身”。英国公使欧格纳（Nicholas Robert O'Conor）也为汇丰银行错失这一机会而发出感叹：“王牌都在别人手里，我们只有打长算盘了。”

5月20日维特再次会晤许景澄，表示贷款将转由银行而非俄国政府承办，总款额一万万两，年息五厘（7月5日合同签订时降为四厘），实足付敷，不打折扣，三十六年还清，将由“海关作押，关款不敷，由俄国国家担保”。为此，俄国拟派员去中国“询明”海关情形，“议立俄国作保之据”。感觉到问题不对的许景澄提出可以向法、德等国分借，而不用只依靠俄国一家。于是维特威胁说：“少借须加息、扣”。

俄国与法国银行家谈妥后，于6月10日提出借款方案：贷款总额4亿法郎（约合1亿两白银），“海关作押，由俄主颁谕加保”。维特原本盘算派人赴华查询海关情况，在遭到英国方面强烈的抵制下“可作罢论”，但清政府应自行将每年关税总数、海关已押各款和每年应付本息告知俄国政府，“以后借款敷付与否，先尽拨付俄款”，“倘至海关不能付款，应预告俄国以何项抵押”。

6月初，当借贷方案的最终版本传出后，立即遭到英、德两国的强烈反对。英国人还是那一套，但洛巴诺夫曾向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一再申明“绝对无意参加这一借款”之意。对照这一结果，德国自然对俄国蓄意排斥它参加对华贷款感到恼怒。而俄国的真正意图，也逐渐随着借款谈判而明确——“中国以后借款，如允海关及他项权利，亦准俄国均沾”。这样，不但赫德原先企图通过借款扩大总税务司权限的希望落空，而且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泰晤士报》忧心忡忡地预言，俄国以后会继续提供借款，把中国海关抓在手里。对此俄方自然是得意洋洋，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Arthur Paul Nicholas Cassini）在1896年底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敢毫不夸张地说，英国过去这么多年在远东，特别是在北京享有的强大的感召力，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英国在这里彻底丧失了先前那种优势大国的作用。”

俄国这次借款的直接结果是它同法国金融资本的结合。在承揽对华借款时，俄国决定设立一家银行，主要在中国从事经济扩张活动。俄国资金匮乏，所以必须得到法国金融家的援助。在借款合同签字后次日，维特和洛巴诺夫就向法国银行家代表提出成立俄法合资银行的建议。维特担保它将得到俄国政府的庇护，“以便以最广泛的方式在东亚各国”，“无拘无束”地进行活动。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uguste Gerard）报告法国外交部说，俄国在远东的贸易十分有限，其工业远不能适应中国市场的要求。与之相比，法国是当时世界头号金融大国，法国在华侨民也确信在即将成立的银行中，法国必能起领导作用。各打算盘的双方一拍即合，于10月上旬达成协议。银行命名为华俄道胜银行（Sino-Russian Righteousness Victory Bank），总行设在圣彼得堡。在巴黎的俄国大使馆中，双方代表在章程上正式签字，这个章程得到了沙皇的批准。法国外交部训令其驻华使馆给予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以力所能及的支持。

华俄道胜银行的资金原定为600万卢布，分成48000股。法国银行承担28000股，其余由俄国银行承担。但在银行董事会中，法国占3席，俄国占6席（包括正、副董事长）。1898年，俄、法各增加1名董事，董事会扩大为11人。维特又通过银行股东会议对章程作了一项补充，规定全体董事人选均需经俄国财政大臣批准，银行的人事大权由此完全操在维特手中。而法国人“起领导作用”的打算，也落了空。

为了加强对银行的控制，俄国政府不顾因为全力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和海军舰队所造成的财政困难，竭力直接向银行投资。1897年，俄国财政部收购法股6000股。1898年6月，维特批准发行第二次股票12000股，由俄国国库出资全部买下。这样在银行总共60000股股票中俄国政府占了18000股。建行次年，沙皇政府即派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ovich Ukhtomsky）到北京游说，诱迫清政府从俄法借款项下拨出500万两白银作为投资，而在此局势下，痛感权操于他人之手的清政府决定出资入股，以便使国家能在这场被肢解和分割的过程中，多少掌握一些主动。

对于处置对华关系的问题，在俄国国内此时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以维特为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派权贵们认为，俄国的主旨乃是控制整个中国，特别是其最富庶的南方长江流域。既然美国主张“门户开放”，英国对此也表示“不反对”，那么俄国在必须开放满洲市场的同时，也意味着英法等国必须开放他们在中国南方占据的广阔市场。既然如此，俄国便犯不着将自己局限于满洲和中国北方，在更富庶的南方，执行征服的力量将是华俄道胜银行的金融资本，而非俄罗斯舰队的大炮或者哥萨克骑兵的马刀。但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1897-1900年在任）为首的旧派权贵则认为应该“见好就收”，这些花岗岩脑袋的老臣们信奉土地征服和夺取“温水不冻港”那老一套为至理，不能理解“在扬子江流域为了道胜银行的利益去和英国人勾心斗角”究竟有何意义。最后，老派大臣们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1899年4月28日，英国和俄国达成妥协，签订《第一次英俄协定》，俄国势力将立足满洲和蒙古，退出中国其他地区。作为交换，英国也将不再插足满蒙地区，并保证不在筑路权的问题上再做纠缠。在两年时间里，俄国于不断向东扩张的同时，先后与其在东亚最大的对手日本，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对手英国达成了妥协。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两端渐渐接近中亚，俄罗斯帝国在亚洲一展宏图的时代似乎即将来临。但是，此时的中华大地上已经开始燃起熊熊烈焰，被西方人称为“拳师之乱”的义和团运动，即将席卷半个中国。

庚子之变与俄国的行动

被称为“拳民”的义和拳（即日后的义和团）是长期盛行在华北地区民间的秘密结社，和清代中前期的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秘密团体有着一定关联，最初也均以反对满族统治汉人为宗旨，将“反清复明”作为口号，并一直遭到清帝国的镇压。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势力渗入，西方人大量出入沿海各省，通过武力入侵和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传教权力的西方传教士亦四处活动，极大地撼动了曾经数百年一成不变的中国社会。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甲午战争结束以后西方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这深重的危机感迫使民间将自清帝国侵入中原入主中国以来持续200余年的满汉之争，转变为一种迫在眉睫的华夷之辨。在19世纪末，山东与河北的拳民开始发生思想转变，演变为支持清朝的民间勤王组织。

1899年，靠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他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支持清帝国统治的义和拳拳民采取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编组成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华大地正处于中国近代史称之为“瓜分狂潮”的关头，仅山东一省在1897年和1898年就被德英两国挖去胶州湾和威海两地。而在山东有“特殊利益”的德国，也肆意纵容其传教士在中华土地上横行无忌。于是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复明”演变成了“扶清灭洋”。造成这种结果的主因有三：

首先，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籍神职人员可以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而许多曾横行地方、作恶一时而惹来公愤的恶棍、地痞、瘪三，常据此便利在惹事之后受洗成为教徒接受教会庇护。地方政府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官员更是怕惹来麻烦后乌纱不保，故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时常发生。

其次，自从清帝国在雍正一朝禁教之后，教堂大多被没收充公。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些房产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则是多次易手，查还已相当困难，但外国传教士仗着清廷上谕和各国公使的权威，往往不顾实际情况仅凭其教会所持的也不知道从何处找来的文书与凭据，索要当年的房产。而这些房产，很可能已经成为了当地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书院、庙宇等。到后来发展到强迫买卖田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田地，因而激起中国人反抗。

最后，相当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已经失去了当年耶稣会士的弹性，完全不尊重中国传统，贬低、歧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间信仰，反对甚至禁止信徒祭祖这一在华流传已数千年的传统，这已经不仅仅是造成中国人不满这么简单了，许多时候甚至惹来信奉先祖的华人直接的敌意。

晚清频发的自然灾害也加重了这些矛盾。1898年黄河发生了决口，黄涝淹没了山东部分地区，数以百计的村庄和许多县城被毁。同年，在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也发生了水灾。两年以后的1900年，在华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导致农作物严重减产，部分地区甚至绝收。自然灾害的受害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除了数量有限的赈济，官府对此束手无策。很自然的，这些责任就被灾民和痛恨洋人的士绅们说成是“洋人”传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的结果。加给“洋人”的罪名不一而足：说他们在陆地上建造铁路伤了“龙脉”；他们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各地林立的教堂破坏了当地的风水等等。

而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清帝国的惨败，清帝国二十余年洋务运动的成果被一扫而空，曾经的富国强兵梦想破灭，彻底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不仅清廷上下悲愤莫名，民间更是颇有亡国之感。在这种背景下，根植于人心中的暴力会不断累积，直至其像火山一样喷发。由此可见，被称为“庚子之变”的义和团之乱的祸根早已埋下，回顾历史，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这场祸端固然是基于愚昧的怨恨，虽然不能被原谅，但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899年12月3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山东省肥城的英国国教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遭到拳民袭击身亡。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山东巡抚毓贤被清廷免职。虽然毓贤为此曾派兵亲自平乱，捉拿匪徒，擒斩当地义和拳首领，并将匪徒所在地的村保、里正行问罪之事，判决各打300大板（通常来说，不论如何手下留情，150大板的肉刑足以致人死命。而这个300大板也算是不便判斩立决之下的一种变通的处死方式），行连坐处分，处置不可谓不严厉。心怀愤恨的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以制洋夷的建议并得到赏识，获调山西巡抚一职。在洋人的要求下，清廷委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命其带领由其亲自训练的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袁世凯的痛剿迫使一部分义和团逃入直隶境内，并在此继续重操灭洋旧业，这更是惹来了西方列强的不断抗议。

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西方各国普遍对这位希望有所变革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有些国家的外交官员甚至公开要求慈禧不得废黜光绪皇帝。而慈禧另立储君的企图和行动，也得不到西方的承认。这使得“老佛爷”的心中对于列强的不满与日俱增。慈禧最初对义和团持一种反对但是纵容默许的态度，对义和团的灭洋行动和列强派兵进入京畿保卫使馆区都不加阻止。义和团进入京畿胡作非为，慈禧在紫禁城内也是耳闻目睹的，所以她一度在1900年6月16日的御前会议上作出过“取缔”的决定。

但随着6月17日传来驻留大沽口的各国军舰联合出动陆战队攻占大沽炮台的消息，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传递而来的情报有误，慈禧误以为列强要求她下台并归政于光绪。早对洋人有所不满的慈禧，这一次是真正地被触到了“逆鳞”，遂不计后果，命宫内各亲王直接参与指挥义和团，并下令清军配合其执行“灭洋”作战。

6月20日，不久前曾率卫兵外出寻衅并射杀过义和团团民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在前往总理衙门进行交涉的时候遭到清军“虎神”营士兵的伏击，被当场击毙。次日，慈禧在一份写给帝国全体高层的诏书上表示，将要向世界上所有和清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标价“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严格来说，慈禧的敕令只是一份对内的表态，是写给清廷高层看的誓师词，而算不上正式的宣战诏书，但是列强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份誓词的全文以及对他们的“赏格”。至此，局势已再也不能挽回。

俄罗斯政府知悉发生在华北的这一切是在1900年晚春，此时其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已经连同英、美、日、法、德、意等国家的使团一起被开进北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围困。由于团民的破坏，北京与周边地区的电报线在当年5月初被切断，后虽经数次抢修，但团民一直不倦地继续他们的灭洋大计，屡次强行拉倒电线杆将电报线剪断焚毁。而没过多久，就连在昼间由武装人员护送技师去抢修的行动本身都很有危险，遂暂时只能听之任之。

到了5月末，义和团运动的浪潮开始向关外蔓延，东北地区的农民和各种民间结社纷纷响应，启工未久的由哈尔滨通往旅顺的铁路线完成部分，连枕木带钢轨都被团民们撬得一干二净，部分区段甚至连路基都被扒毁。由俄国投资尚处于建设中的抚顺煤矿工地遭到数千团民的袭击，虽然施工人员、守卫和雇佣的中国工人在俄国技师的指挥下，凭少数火器击退了义和团的数次冲击，但工地的资材堆放场和营房均被纵火烧毁，损失高达数十万卢布。在宽城子（今长春）和奉天等地，俄国侨民和东正教教堂亦遭到攻击，死伤事件时有发生。

发生在中国的变局令笃信东正教的尼古拉二世极为恼怒，而这一次他的表亲小皇帝威廉二世倒没有再来他这里挑唆，因为德皇也正为德国公使的被害而大跳其脚，并誓言报复。俄方的报复很直接，也很斯拉夫化——7月16日与17日，中俄边境上的俄军分别以“讨还血债”为名义屠杀当地华人（满汉皆有）总计6000人，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而此时，英国正担心发生在华北并已经向东北蔓延的义和团会发展到其在华利益的核心——江南以及长江流域，为此英国国内甚至有人提出联合德国，以便“英、德两国军队在长江流域和叛乱地区之间设下一道屏障”。7月末，首批赴华干涉的3000名俄军士兵从大沽口登陆，开赴已被外国联军占领的天津，而同时还有万余俄军士兵由仁川出发，通过朝鲜铁路的运输进入中国东北。与此同时，在义和团的配合下，清军开始向哈尔滨进发，试图一举拔掉这个俄国在东北最重要的据点。

7月22日，由于义和团活动加剧，负责东清铁路施工的总工程师尤果维奇下令停止工程，并电令沿线俄国员工就近撤至后贝加尔州、沿海州，或者就近前往旅顺、大连、哈尔滨等有俄军驻守之地寻求庇护。尤果维奇本人则和俄方护路人员在哈尔滨向海参崴、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一次次发出求救急电。作为东清铁路和东清支路的结点，俄国在哈尔滨驻有一支近3000人的军队，包括8个步兵中队、10个骑兵中队。如果算上铁道施工的卫队和安保人员，可投入战斗的人员总数超过3500人。

7月25日凌晨04：00，松花江对岸沙坨子方向开来万余义和团，其在数千清军的支持下，用携来的4门大炮开始对哈尔滨进行轰击，并会同从周边地区开来的其他数万团民，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固守的俄国人没有重武器，仅在数天内由铁道施工人员用现有资材赶制出两尊用锅炉管道制作的炸药抛射器，射程仅百余米。由于自觉力量相差悬殊，俄方所有能拿动武器的男人齐上阵，利用库存在当地的俄国军火武装起来，组成了预备队和志愿军。不过事后证明，这种担心更多的只是心理上的。

战斗开始后，成千的义和团用混杂着各地乡音和方言的声音呼喊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以及种种根本无法辨认的咒语，举着长矛和大刀冲上前来，旋即被射倒。冲击的人群中甚至有女性的身影，她们采用各种已经被西方人遗忘在历史中的古怪方法试图以“秽物”破敌。然而，枪弹和基本物理定律并不认可这些法术，在付出惨重伤亡以后，余下的人终于退走。然而过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又会重新集结冲上来继续重演同样的景象。如此景象持续数日之久，一直杀得俄国人感到手软，虽然他们自身伤亡微乎其微。

由于杀人无数，加之目睹的一切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常识，许多参战的俄国志愿人员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根据1900年9月3日于上海出版的《中外日报》报导，当时哈尔滨市区硝烟弥漫，“硝烟涨空，天日为之失光”，有一个可能是罹患现在被我们称为“战争创伤综合症”的俄国电报员，竟然于战斗间歇在站台上开枪自杀了。在交战中，团民曾一度占领俄方的哈尔滨机务段车库，并四处纵火，导致十数台机车头和许多车厢彻底报废，而其代价却是遗尸数千。隔着历史回首往事，这种惨烈之相实不知是该赞还是该叹。

8月2日，自沿海州首府海参崴而来的数千俄国人，在陆军少将萨哈罗夫率领下到达哈尔滨，与尤果维奇会合。察觉到已经毫无胜算的义和团余部，遂在几位“大师兄”的率领下退走。萨哈罗夫带来的只是先头增援部队，紧随其后的还有调集自贝加尔湖甚至中亚地区的近10万俄国陆军。皇帝尼古拉二世将义和团运动视为危机，但权臣们却将之视为扩大俄国在东北利益甚至是直接占领满洲的“大好机会”。

庚子之变的终结与后果

哈尔滨危局的解除只是俄国大军入侵的前奏，对领土怀有异常偏执的北极熊是不可能会放过这种“天赐良机”的。

1900年8月1日午夜，就在距离江东六十四屯不远处的黑龙江江面上，5艘装上火炮的俄军蒸汽船自南而来，缓缓驶抵清军驻守的东北重镇瑷珲。晚上11点，俄国炮艇和对岸的俄军大炮一起开火，向瑷珲城外的要地黑河屯猛轰。起初，在黑河屯一线固守的清军还在竭力还击，但随着一支从别处偷偷渡河的俄军从背后杀来之后，之前还在放枪的清军便立时溃散了。

8月4日晨，来自东、北、南三个方向总计万余的俄军一起对瑷珲城发起攻击。守城清军不过千余，在进行了他们所能作的抵抗后，毫无悬念地全军覆没。少数逃出城的清军在俄军追击中被斩尽杀绝。

在吉林方向，阿列克谢耶夫少将率领哈巴罗夫斯克纵队3250人，乘江轮22艘，带拖船56只，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出发，沿松花江逆流而上，于7月17日侵入了拉哈苏苏（今同江）和富克锦（今富锦）地区，在击退了当地守军后占领该地。随后，以主力直扑东北水陆交通重镇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于8月26日在倭和江（即倭肯河）口与已得到消息、严阵以待的清军、民团发生激战。激战中，清军虽然利用少数几门大炮击毁了1条拖轮并打沉驳船1只，但对整个战局却于事无补。28日，水陆并进的俄军哈巴罗夫斯克纵队逼近至三姓城郊，并于次日以占据绝对优势的火力攻克该地。

第三路俄军发自西北的满洲里，于7月15日起侵入中国境内。

俄国军队在满洲的行动异常顺利，北路俄军自进军以来仅花费1个月时间，即占领东北全境，黑龙江将军寿山兵败自杀殉职。9月22日，抵挡不住俄国军队兵锋的盛京将军增祺决定投降，于10月1日签署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后，乖乖将奉天城交予俄军，自己则一路逃进关内。而就在俄军于满洲“大施拳脚”的同时，被卷入这场战乱的其他国家，如日本等也在积极地运作。基于对中国展开报复的目的，一支被称为“八国联军”的多国联合部队组建起来，将被用来执行对华作战的使命。俄皇的叔叔，时任俄国关东州总督兼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奉沙皇之命，从旅顺口派出4000余名俄军前往大沽，加入八国联军。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生于1843年5月13日，1917年去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他从辈分上来说是末代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叔叔，只不过这层关系从没被公开承认过而已。他常年出入宫廷结交权贵，故在宫廷中拥有很大势力。阿列克谢耶夫长期在海军任职，最高曾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1903年），1901年的时候曾担任过尼古拉二世的侍从将军一职。阿列克谢耶夫长于实干，对上级下达的命令能不择手段地有效执行，但却欠缺自主性，一旦无人指挥或者由他担任最高指挥，那么诸事就会统统乱套。总而言之，他虽长期在军中任职，却不是一块担任指挥官的料。

据传在对马战败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当晚，阿列克谢耶夫仍不以为意地坐在圣彼得堡的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ylovsky）剧院包厢里，为其挪用海军经费包养的情妇——法国芭蕾舞演员艾尔莎捧场，剧院里的人对其情妇大喊：“从俄罗斯滚出去，你身上戴的不是宝石，而是我们的战舰。”

1905年6月废除总督制后，为国务会议成员。

说到这个阿列克谢耶夫，这里不妨特别叨念此人几句。阿列克谢耶夫是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所以长了现在的俄皇一辈，长期在海军中任职，在宫廷内有很大的影响力。阿列克谢耶夫的行政运作能力出色，行事往往不择手段而且非常狠辣。在庚子之变中受命指挥俄军参加八国联军后，他即组建野战司令部，并于翌日亲赴大沽前线，将派到天津的俄军增至6000人，与八国联军一起占领了天津。但是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战斗爆发前，此人却心急火燎地赶回旅顺口——并非是他不想带兵杀入北京，而是这一事变给了他绝好的机会去占领此前一直觊觎的、把握了金州地峡之钥的金州城。

就在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杀人放火的那当口，阿列克谢耶夫借口清朝官员可能暴动，宣布取消金州自治，并在当地官员和守卫未及反应前将之悉数捕拿押往旅顺，后又转到库页岛服重劳役。随后他视察金州，改金州厅为金州市，下令将金州建为俄军向北推进的军事要塞。于是，金州城正式沦为沙俄的殖民统治地区。

在联军的组建过程中，日本是最为积极的。1900年6月15日，当时的日本政府，第二次山县内阁就决定派遣2个大队的先遣队赴华。当时的陆相桂太郎认为，由数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联军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日本参加这样的同盟也属首次，这无疑就是日本“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开始”，现在派遣的军队是使日本“成为列强的伙伴的保险费”。在日方的算盘里，欧洲列强为了营救他们被困在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必定会要求占有地利的日本派遣大部队。不出所料，在7月初获悉清帝国和“全地球”正式“宣战”以后，英国的外交请求立即送抵，明确要求日本派遣大部队保卫在华北地区的外籍人员。7月9日内阁会议作出决定，下令动员广岛的第5师团前往中国，其中提到有“地利之便”的日本，如在列强的援军开到之前把这次暴乱平息下去，这个功绩应基本上归于日本，“各国将永远感谢我国”。然而第5师团主力尚未全数运抵，八国联军便于8月14日攻破了北京城，清廷仓皇仓惶出逃，一路向西狂奔，最后避到了中国腹地的西安。

然而战争并未因为清帝国首都被攻破而宣告结束。列强的军事目的已经达成，但报复的目标却远未实现。在北京，以曾被团民包围的法国籍天主教会传教士、时任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的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Duperron）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围后8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联军方面也许可士兵在城中“大抢三日”。法国媒体曾刊登了回国士兵的谈话：“从北堂（西什库教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强迫他们背着抢来的东西运到北堂……”

8月下旬，列强开赴中国的大部队陆续抵达，于9月初达到最高峰，总兵力达71920人。随着大军开赴的还有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Alfred Ludwig Heinrich Karl Graf von Waldersee），他接替了之前一直指挥这支联合部队的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出任联军的正式总司令一职。在兵力有富余之后，联军开始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以及山西境内的战略要地和传闻有“拳匪”活动的任何地区。而与此同时，三路约十万俄军打着“保护东清路，解救俄国侨民”的旗号侵入中国东北，并最终占领满洲全境。

当时奉命训练并指挥清帝国北洋新军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曾多次接到清廷召唤，要求他统帅新军北上“勤王”，与聂士成等部抗击洋兵。但私心甚重后来成为一代枭雄的袁世凯却按兵不动，不愿意执行这种摆明了是要他与麾下新军去送死的命令。而在更南方，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共同反对北方朝廷内的主战派方针，彼此达成“东南互保”的协议，严守“中立”，拒不卷入北面直隶、山东、山西等省份的“乱事”之中。

之后，随着慈禧态度的转变，9月中旬李鸿章终于奉西太后之诏抵达北京，主持与列强的和谈。由于在甲午战争之前长期主持洋务运动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西方多有接触并有相当的国际意识，有别于那些动辄“祖宗家法”或者“洋夷蛮邦”的花岗岩脑袋奴才们，李鸿章成为了清廷中少数几位能被西方人信任并接受的政客。随着李鸿章再度出面，决心继《马关条约》、《中俄密约》之后再度背起这种历史性的黑锅，洋夷们终于意识到谈判的时机到了。

10月4日，法国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摧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12月又以联军名义提出正式的《议和大纲》十二条，12月24日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谈判的过程漫长而丑陋，终于在1901年农历辛丑年九月签署所谓的《奥匈帝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西班牙、美国与中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Austria-Hungary，Belgium，France，Germany，Great Britain，Italy，Japan，Netherland，Russia，Spain，United States and China—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也就是所谓的《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

由于清廷在讲和期间不承认对上述国家有过正式的宣战行为，加之李鸿章在动乱开始前便对慈禧的那份颁给内部的“决心书”下过“乱命”的定义（1900年6月21日在一片混乱中，北京的清政府曾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具备国际常识的他闻此讯即覆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最具资历并深具和西方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随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以及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李鸿章深知“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故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所以《辛丑条约》终究只是一个协定，而非和平条约。协定的内容，除了为动乱中被杀的德、日外交人员谢罪赔偿，对被侮辱和破坏的外国人坟墓、教堂做出赔偿，允许列强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驻扎军队保护其外交人员以外，还要求清帝国共支付各国战争赔偿4亿5千万两银，“四万万五千万人，一人一两，以示侮辱”。这种打着“报复”旗号的暴行不只限于北京，在河北、山西和东北的其他地方也比比皆是，常有一村中有人参加义和团，整村便被联军扫荡部队纵火焚毁的景象。根据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邱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唆使联军士兵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余人。

俄国在这场动乱后，共分得8800万两白银的赔款，约合1.84亿卢布之巨（包括战费、赔偿东清铁路的损失以及利息）。然而俄罗斯动员起来开进中国东北和在直隶地区横行的十几万大军，却总共花去了俄罗斯帝国国库内超过2亿卢布的巨额国帑。当时俄罗斯帝国在其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开发还很有限，其军需辎重均得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运来，而由于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建成，俄国能做出的选择莫过于通过漫长的陆路使用畜力运输或者依赖海路运来。由于数额巨大，赔款中俄国的那一份子也和其他国家的赔偿方式类似，将划分为一个36年的周期分期偿还。

远水难止近渴，俄国被迫继续求助于法国的银行家集团。而随着协定的签署和赔偿条件的确认，列强的军队除了驻在东交民巷和铁路沿线的少数兵力以外，其他均应撤回。但是俄国并不愿意退出满洲，对于吃到嘴里的肉，北极熊又怎么可能吐出来呢？于是俄国谈判代表一面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和其他参战国外交人员一道同清政府扯皮的同时，私下里却对李鸿章开始了漫天要价，要求清帝国将东北三省“暂时”交给俄国。为了迫令清政府迅速割地，俄国代表一面通过驻北京公使恐吓李鸿章——如果中国“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暂据将成久据”；一面企图向李鸿章行贿。财政大臣维特于2月10日电告华俄道胜银行的经理转告李鸿章，如促成订约，事后可支付他50万卢布作为酬劳。

李鸿章的对应手段倒也简单，他直接了当地将俄国人的要求捅给了其他列强，于是俄罗斯不免就犯了“众怒”。日本首先向清政府表示：“此次议款，中国万不可割地。如允割地与一国，或虽未明割，而允其设官置兵，亦是暗让。一经允定，他国必群起效尤……财政及各种利权亦然。若有一国要挟太重，中国可答以此次事变，关系各国，宜归入各国公约并议”。英国警告清政府，中国不应与一国单独订立有关让与土地、财政权利的条约，否则英国也将要求其他权利作为补偿。美国要求：“中国勿与一国立密约让地，或借款别给利益”。德国声明：“和议未结以前，中国最好不与他国及公司定约，将土地银钱等利益相让。”意大利、奥匈帝国也向清政府作了相同的表示。

八国联军中最激动的莫过于日本，他们甚至很直接地警告俄国：“在最后一名俄军按照协议规定撤离满洲之前，日本不会就朝鲜问题与俄罗斯帝国达成任何协议”。并对李鸿章等中方代表许诺，日本将在任何情况下帮助清政府促使俄军及时全部撤出满洲。日本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英国的态度，甚至可以直接认为是英国在背后支持的结果。而俄罗斯的坚定盟友法国，也不满于北极熊这种贪得无厌的作风。法国人用控制贷款的老手法对俄国做出了必要的掣肘，威胁说如果俄国胆敢甘冒大不韪，那么法国将不得不削减甚至取消原本议定的对俄贷款。

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起初并未意识到沙俄的威胁，认为俄国占领东北可能会对中国有好处，“正如土耳其曾从俄国的推进中得到益处一样，我想中国也会如此”。他甚至对沙俄的扩张表示某种理解，声明“在这个满洲问题上，我们不会去极力……阻止俄国获取……任何政治上的控制……我们仅坚持拥有保证给予我们的自由进入和商业机会”。他自以为，“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我们那些日益增长的巨额贸易不致中断，而俄国则将履行其庄重的诺言”。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错了。俄国的咄咄攻势和对美国商业利益的打击，使他日渐不安。“我丝毫不反对让俄国人知道，我已被他们在满洲的所作所为所激怒；我不想作出什么让步，我相信全国上下都会支持我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极端立场。”于是，美国的海伊国务卿开始很适时地重新提起门户开放政策，不断敲打俄罗斯。

四面楚歌之下，即便是俄罗斯也得有所顾忌。最终侵入满洲的10万俄国大军，依照协定许可留下了保卫东清铁路的兵力之后，在1902年前后陆续撤回本土。俄罗斯借用庚子之变的机会一口鲸吞中国东北的企图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