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去东方

1897年12月15日上午，由海参崴方向驶来的俄国主力舰队突然出现在了旅顺港外。

战列舰“纳瓦里诺”号、“伟大的西索亚”号与巡洋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在港外下了锚，随行的俄国轻型舰只则穿越旅顺口直驶港内。在俄舰黑洞洞的炮口的威慑下，港内的清军只能坐视这群不请自来的瘟神恣意妄为。

尽管早就怀有染指辽东的野心和预谋，但俄国的这次入侵行动却是在仓促中发动的。

就在一个月前，利用“曹州教案”为借口，德国悍然出兵抢占了胶州湾。而这里作为俄国东方舰队的传统越冬锚地，也是俄国方面觊觎已久的。德国的单方面行动几乎酿成了俄德之间的冲突。经过紧急外交斡旋，俄国最后选择了咽下这口气，转而抢占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大地区，作为其错失胶州湾的“补偿”。

然而，俄国在辽东的存在却损害到了英国的在华利益。早在1858年签署的《天津条约》上，位于渤海湾最北部的牛庄就成为了被指定开放的港口之一，一直代表着英国在华利益的北部疆界。

12月29日，英国远东舰队的3艘巡洋舰突然出现在了旅顺港外。其中一艘甚至驶入港内与俄国舰队毗邻而泊，无声地宣示着大不列颠的存在。但是，英国此刻能够做出的表态也不过如此。在遥远的南部非洲，日不落帝国的军事力量正在集结，全力谋划着第二次入侵德兰士瓦的行动。此刻，英国政府无意与俄国发生直接冲突。然而为了不列颠的利益，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必须要遏制。于是这个经验老到的资深列强再度祭起代理人战争这一法宝，而这一次，他们将目光落在了日本列岛之上。

1898年3月3日，俄国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大连湾地区的要求。甲午战争彻底废去了清帝国的“武功”，门户洞开的清庭对此无力抗拒，被迫于当月27日签署《旅大租地条约》。

消息传来，侵入旅顺湾的俄国舰队迫不及待地举行了占领仪式。由俄国舰队司令亲自统帅的一千多俄军陆战队登上黄金山，在那里升起了象征俄罗斯帝国的白蓝红三色旗。6天以后，同样的景象又在大连湾重演了一遍。

获得一个开放海域内的温水不冻港——俄罗斯帝国终于得偿其自罗曼诺夫皇朝奠基者彼得一世以来的这一夙愿。占据海参崴以后，更随着对旅顺港的控制，俄罗斯帝国终于成功地在这个世界的东方，占据了一席之地。

边缘帝国

1703年5月末，沙皇彼得在一众护卫的簇拥下登上了位于涅瓦河口的兔子岛。

三年前打响的“大北方战争”，此时已为这盘亘在欧洲东面的古老帝国带来了首批战利品——波罗的海东部的出海口。而这场战争将终结瑞典的全盛时代，使俄罗斯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海边的烂泥滩上，彼得亲手将侍从铲下来的两大块草皮摆成了一个X，为此后的彼得堡标示出了建筑的基准点。俄国打开了一扇通向欧洲文明世界的窗户。

沙皇彼得以他卓有成效的改革运动缩短了俄国与当时欧洲国家的差距，并迅速加强了俄罗斯帝国原本那庞大但落后的军事机器。继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壮大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个一贯被欧洲人视为沉睡在东方地平线下的庞然大物终于攀上了近代历史舞台。

在彼得一世的意志中，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并夺取这片内海上的霸权，只不过是整个计划的第一步。波罗的海虽然辐射整个北欧地区与北德意志，但它通向广阔大洋的路上却横亘着日德兰半岛与不列颠岛这两大障碍。涅瓦河口虽然水面开阔，是天然的深水良港，但纬度劣势使其难以避免地有一个冰封期。所以夺取一个位于纬度较低地区温暖海域内全年不冻的出海口，成为了彼得一世后半生最大的心愿。

在1710年至1711年的第三次俄土战争中，彼得一世曾率军亲征，却在黑海西岸的普鲁特河地区陷入奥斯曼与鞑靼军队的重围，最终被迫向奥斯曼求和。作为城下之盟的代价，俄罗斯帝国在《普鲁特和约》中被迫放弃了先前通过第二次俄土战争签署的《君士坦丁堡和约》所获得的亚速海地区领土。1711年7月之后，亚速海的控制权重归奥斯曼所有。

使俄罗斯帝国登上历史舞台的，是罗曼诺夫皇朝的开创者彼得一世。但是在欧洲，俄国的形象却一直和“野蛮”有着某种关系。撇开欧洲人自诩文明、进步的傲慢不谈，其实这种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当西欧与普鲁士的工厂内的技工们在各自的工坊内醉心于设计各种能取代人力的机械，当西欧的学者和教授们沉迷于将天体之间的作用力、热量传导过程中的各种规律公式化的时候，那些生活在欧洲边缘的，曾长期被蒙古人野蛮统治的斯拉夫人，似乎还热衷于把下层人民以奴隶的形势束缚在土地上，然后用鞭子和棍子强迫他们日复一日地干着农活。

彼得一世曾竭力推进俄罗斯的近代化运动。这位在俄国历史上开疆拓土功勋赫赫的著名君主，不但亲手剪掉了俄罗斯权贵们的胡子和袍子，甚至在晚年将“沙皇”这一尊号改成了西欧式的“皇帝”。但农奴制度作为俄罗斯帝国统治的基石，却并未遭到动摇，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彼得一世曾经下诏严惩窝藏逃亡农奴的行为，对涉事者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为了追捕逃亡农奴，官方甚至还设有专门的侦缉队。

然而，农奴制度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人本能地抵触各种对其直接的人身限制，进而会采取各种手段加以反抗。就和古代的奴隶制度一样，采用农奴进行劳作是低效的。挣脱枷锁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各类农奴暴动层出不穷，甚至皇朝鼎盛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普加乔夫大起义曾像野火一样在俄罗斯大地上四处蔓延。所以进入19世纪后，欧洲各国都开始逐步改用“骗”和“哄”的方式，同时借助各种契约、法律手段来代替直接的人身控制，这就使俄国这种赤裸裸的奴役方式显得愈加野蛮了。但无论这种制度有多可怕，毕竟帝国就是建立在此制度的基石之上的。也正是依靠这种可怕的制度，俄罗斯帝国曾迈入过其辉煌的时代。

彼得一世于1725年2月8日去世，被后世俄国人尊为“彼得大帝”。彼得一世政绩卓著，但其夺取温水不冻港的夙愿却至死也未能得偿。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由其最卓越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实现。

女皇（自彼得一世改革以后，1721年开始俄国君主已放弃了“沙皇”称号，改为欧洲习惯的“皇帝”，但在中文里一直习惯把俄罗斯皇帝都称为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期间两度发动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占据了黑海北岸的广大土地。1774年7月，根据俄土《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俄国获得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的地区以及刻赤海峡，掌握了通向黑海的出海口。而根据和约，克里木汗国在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同时宣布“独立”。1783年，克里木汗国正式并入俄国版图，帝国南方那扇通向文明世界的窗户终于被推开了。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长久且稳固的统治，将这个帝国推入了其全盛时期。在此之后，借助于对拿破仑帝国不屈不挠的抵抗和神圣同盟的确立，亚历山大一世又将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推上了巅峰。但辉煌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反抗拿破仑的英雄——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去世，其三弟尼古拉即位成为新的俄国皇帝，这位新皇帝自即位起就对奥斯曼帝国怀有强烈的野心，更对早已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君士坦丁堡怀着异乎寻常的执着。

俄罗斯帝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诉求简单而直接：从精神与信仰角度而言，自诩为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俄国皇帝希望能够踏足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光复那座代表着罗马帝国千年国祚的君士坦丁堡，那曾经的“第二罗马城”。一旦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帝国与俄国皇帝便俨然可以以东正教世界领袖自居，创造令所有基督徒瞩目的壮举。

而就国家利益角度而言，对伊斯坦布尔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夺取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这道通向地中海的最后要隘。一旦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范围将顺势拓展到巴尔干半岛，而舰队则可以昂然通过马尔马拉海进入爱琴海，直接闯入代表着欧洲文明腹地的地中海。

这番理想堪称鸿鹄之志，而作为工业革命时代的先驱，欧洲最老牌的强国英国与法国，却也从中解读出了俄国试图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并借此进入地中海的企图。这无可避免地触及到了英法两国的核心利益。

尽管彼此间矛盾重重，但英国与法国都断然不会容忍俄国势力在地中海东岸得以立足。所以当俄国于1853年借口“圣地”问题对奥斯曼帝国宣战的时候，英法随即启动干涉方案，更毫不犹豫地与奥斯曼土耳其这个曾被欧洲母亲拿来吓唬儿童的“异教徒”国家结成同盟，同俄国在黑海地区展开激战，史称克里木战争或第九次俄土战争。

1855年9月8日，英法联军在围攻塞瓦斯托波尔349日后将其占领，俄军战败。根据1856年签署的《巴黎和约》，俄国把比萨拉比亚南土地归还摩尔多瓦。通过该和约，黑海被彻底中立化，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从此禁止各国军舰通过。尽管俄罗斯仍旧占据北岸和克里米亚半岛，但在英、法等老牌列强的武力支持下，俄国并不敢在黑海方向再对奥斯曼发起攻势。这也就意味着，俄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黑海地区扩张的努力遭到了终结。

彼得一世曾以“君主的双臂”比喻帝国的陆海军，并力主建立起强大的俄罗斯舰队。这支海上力量成为了改革之后一个多世纪内俄国陆上扩张的重要助力。但随着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俄罗斯海军的短暂辉煌宣告结束，被画上了句号。

这场战争深刻地震撼了俄罗斯帝国的每个层面。

俄罗斯的继承者情节

自俄罗斯帝国概念出现以来，这个国家在其对外扩张中的主旨（直至后来的苏联时代亦然），便被指向黑海通向爱琴海的出口、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布尔——曾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第二罗马城”。

俄罗斯沿用至今的双头鹰国徽经历过一改再改，但始终保留双头鹰的基本图案。本图为标准的1882年双头鹰徽记：确定为双翅、鹰头戴着彼得的三顶皇冠、利爪抓着象征皇权的权杖和金球、胸前戴着盾牌、盾牌上有主保圣人圣乔治的图案。十月革命后，去除皇冠、权杖、金球、圣乔治的图案，在鹰下加装塔夫利达宫图案。1993年11月，叶利钦总统规定采用十月革命前的红底金黄色双头鹰的图案为俄罗斯国徽。

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蒙古人在中亚和东欧势力的衰退，莫斯科公国开始逐步壮大。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沦亡。莫斯科公国不但容留了相当数量的帝国遗老，更将流亡北方的东正教会残部全盘接收。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更于1472年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洛格。在伊凡三世看来，其与具有继承权的亡国公主的联姻使得他获得了正统的拜占庭帝国继承者地位。故莫斯科公国从此开始将拜占庭双头鹰徽记作为公国的纹章，并自诩为“基督徒惟一的沙皇，世界惟一的君主”。

我们通常概念里对俄国皇帝的称呼“沙皇”（Czar），其实际上为“凯撒”（Caesar）一词的俄语发音与中文含义的混合。俄罗斯君主国家领袖的这一称号，始于伊凡四世时期。早期俄罗斯人认为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是宇宙的中心，俄罗斯人尊称拜占庭的君主为“沙皇”，俄罗斯的大公们以拜占庭“沙皇”的大臣自居。蒙古人的统治，使俄罗斯人转而尊称蒙古大汗为“沙皇”，俄罗斯大公们是蒙古“沙皇”的大臣。强盛的蒙古大汗还娶了拜占庭的公主为皇后，但随着15世纪初蒙古势力的逐步衰落，俄罗斯人不臣之心渐长。但在这期间，他们也始终不敢自封为“沙皇”。直到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亲政后，经由东正教大牧首的加冕仪式，才将“沙皇”的称号冠在自己头上。莫斯科公国也随之改称俄罗斯沙皇国。

伊凡四世在其余生内先后征服了喀山、阿斯特拉罕等汗国，为我们现在概念上的俄国定下了雏形。初代沙皇为了纪念自己的赫赫武功，并宣示这个新帝国的宗教正统性，他在自己的都城莫斯科建起了著名的圣瓦西里·柏拉仁诺教堂（Saint Basil's Cathedral，或称垛上祈祷教堂。现在，这座教堂时常被一些缺乏概念的游客误作克里姆林宫）。

至此，俄罗斯帝国挤入了欧洲强国之林。而莫斯科俨然已成为了继君士坦丁堡的“第二罗马城”之后的“第三罗马城”。

虽然自封了尊贵的头衔，并以拜占庭的继承者自居，但在后来的许多个世代里，俄罗斯帝国只是地处欧洲文明圈边缘强大的半野蛮族群。将俄国引入当时主流文明世界的，是被后来的俄罗斯人尊称为“彼得大帝”的罗曼诺夫王朝第五位沙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即彼得一世。

这位沙皇在青年时代出访过欧洲。在船厂里做过工，在海边领略过有别于俄罗斯广阔内陆的另一番浩瀚之后，这位沙皇在回国伊始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全盘西化，使一度落后于时代的俄罗斯帝国迅速迈入列强行列。彼得一世基于其个人喜好，在后世的俄国人心中种植下了一种“海洋情节”。这种情节使得他的所有继承者无一例外地都将谋求更多且地理位置更好的出海口当做一种国家诉求。毫无疑问，在俄国人心中，“海”既代表着外界，也预示着所谓的“文明世界”。

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君士坦丁堡是一个融合了俄国人上述两个情结的交汇点，成为了这个国家一种无法抑制的向往，一直延续至今。

一直以来，俄罗斯帝国通过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为其原始且矛盾重重的社会不断输血，并持续转移社会矛盾。在持续的对外扩张战争中，皇室与国家能不断获得新的人口、港口与土地，而军功积累则能使平民身份提升。小贵族也可以借着武勋获得晋升。通过扩张取得的土地，则能够在不需要触动原有利益阶层的前提下，为新晋者带来足够的犒赏。

但在19世纪中叶克里木战争以后，波兰早已被彻底瓜分。通过波罗的海边的三个被保护国与被俄国吞并的前波兰土地，俄国的边境已与普鲁士、奥地利等欧洲强国直接相接。如果俄国不想同奥地利或者普鲁士开战，那么东欧方向似乎已没有继续扩张的余地。而随着终结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的达成，俄国在欧洲南方的扩张也已到了尽头。克里木战争也成为了工业国家初试锋芒的舞台。

在战争进程中，英法两国为取得胜利，维护其在南欧与地中海地区的传统利益，保障欧洲基本格局不遭动摇，不遗余力地将当时诸多最新的军事和科技技术投入战场。于是，克里木战争也成为了展示膛线步枪、散兵战术、蒸汽动力战舰、铁路、无线电通讯等当时最新科技其价值与威力的舞台。

巨大的科技差距使俄国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使俄国上层意识到他们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的再次落后。由农奴所构成的俄国军队无论在士气和作战意志上，都无法和自由民（实际上英国海军自始至终都存在绑架和强征平民入伍的现象）构成的英法军队相抗衡。此外，农奴制度也对俄国的国家动员能力构成了巨大的制约。战时的征募与接连的军事失利，也引发了俄国国内的动荡。

战败的现实和国内种种危机，迫使俄国上层直面问题。1855年，俄国战败的前夜，那位被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揶揄为“在他身上有很多士官长的东西和不多的彼得一世”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辞世。其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继位，成为新皇帝亚历山大二世。

终结农奴制度，使国家重新焕发活力——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伊始想要做的全部。

松动的基石

迫使俄国上层做出改革的原因有许多，战争的失败只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西欧近代化的本质，乃是资本力量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是资本发展的次生品。为了满足设立在城市内各种工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大量农村青壮年举家带口迁入城市。当西欧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以后，其粮食供应势必有所削弱。另外，随着欧洲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增长，城市对各类农作物和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19世纪30年代以后，英法等西欧国家渐渐成为了俄国产粮食的主要买家，俄国每年将粮食总产量的20%供应西欧。而供应需求在此后的几十年内还将持续增长。

需求不断刺激着生产。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一部分有远见的地主开始尝试引入西欧最新式的农机设备，并扩建水利灌溉设施建立近代化的耕种体系，努力增产以满足市场需要。但会这么做的只是绝少数人。因为多数俄国地主们发现，改进种植方式和技术所要付出的成本，远比直接压榨农奴要多得多。绝大多数俄国地主更热衷于采取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于是，本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奴，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在俄国的一些地区，甚至有不少农奴辛劳一年却连全家一年的口粮都剩不下。

在日趋沉重的负担压迫下，许多农民选择借钱向东家交纳一笔高昂的代役租获取暂时的自由，然后举家迁入城市去工厂打工，以争取更好一些的生活。

在推动变革的诸因素中，俄国本土资本力量的发展和需求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历经几十年缓慢发展以后，到了19世纪中期，俄国的资本力量渐成规模。伴随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各类工厂开始大量取代传统手工作坊出现在俄国的城市里。当城镇人口无法满足日渐扩张的工厂需要之时，雇主们却猛然间发现，俄国的绝大多数劳动力正被束缚在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劳动力价格的持续飞涨，茁壮成长的俄国资本力量遭到了极大的遏制。

几个世纪以来，农奴制度都是构成帝国存在的基石，但现实已经毋庸置疑，帝国如果不做出改变，那么曾经的基石一样也可以用来当做墓石。

1861年2月19日，俄国政府以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名义发布《二月十九日法令》，宣布彻底废除农奴制度。从此以后，脱离了农奴依附身份的“新农民”终于能享有和其他城镇自由民同等的基本权利，终于不再担心自己会像牲畜那样被送去买卖、典押或赠予了。然而，给予自由的同时不提供出路维持其生计，那也无非是从奴役迈向饿死的开始而已。为了给新获得自由的农民以出路，与《二月十九日法令》一同公布的《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规定，农奴获得自由以后，可以用赎买的方式从地主那里获得一块“份地”的使用权。当然，产权依然归属地主本人。

然而，任何自上而下旨在弥合社会矛盾的改革，都必须以自上而下的利益释放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最低层的人获得足够改善他们生存状况的必要资源。但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上，又有多少人肯做出改变呢？即便是有少数明智的人认识到了现状，又有多大的概率会肯为了统治集团整体的必要、为了社会的安定去主动释出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呢？更何况，全俄罗斯最大的地主就是俄皇本人！在《二月十九日法令》公布以前，属于皇家的农奴多达百万之众，其掌握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所以这次解放的实质，只是俄国上层被迫仿效西欧开始以骗代奴的忽悠而已。

仰仗皇帝陛下的恩典，获得“解放”的农民虽然可以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是，他们必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此外，就算农民有钱赎买份地，在地主老爷点头满意之前，他还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包括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直到老爷反复盘算觉得不怎么吃亏，同意将份地交割为止。

份地的面积依据位置和土质而有所区别，但无论是哪种地，绝大多数农民就算举家不吃不喝忙碌到死，都是交不起这笔钱的。那么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接受“使用权”的现实，一如既往的给地主卖劳动力——当然，现在他们不再叫农奴了，而是换了个名字成了“佃户”，看起来地位有所改善。佃户相比农奴最大的不同是有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几年以后，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新诏书，宣布在地方级别上成立“缙绅会议”，通过选举方式构成地方自治），理论上起码在司法这一层面上，他们是享有和普通地主一样地位的，而且还能投票。但是这些有实际意义么？如果没人买票的话，选举权是换不来面包的。而每日连糊口都困难的人，他即便有人身自由又能怎么样？至于司法上的“平等”实际执行起来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只要司法规则依然存在，有产者或者有权者，自有千百种方式可以让穷人和草根乖乖认栽——例如请一个排的律师和对方对簿公堂，直到弱势那一方因为司法和律师费用成本流落街头，或者因为不堪压力被送入疯人院。

《二月十九日法令》带给了已经受苦几个世纪的俄国农村底层短暂的兴奋。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除了脚上不再有镣铐之外，什么都没有变。实际上，这幅镣铐也只是从有形变成了无形——“小爸爸”施舍给他们自由，只是为了方便让他们为了那份难以指望的份地，去自觉自愿没日没夜地继续劳作。或者是为方便他们这些劳动力能够走出去，向着需要他们的地方流动而已。

动荡中的俄罗斯

俄国工业在19世纪中后期以来，有着堪称令人振奋的发展。伴随着蜂拥而来的劳动力，生产规模不断扩张，俄国正逐步从只能输出原材料、粮食向着输出初级加工品进行转变。但好景不长，迅速增长的城市劳动力很快就超过了资本的需求上限。这直接导致劳动力价格的走低，促使失业率不断增长。

流民问题由此产生。而那些幸运地掌握着一些工作技能，或者运气比较好能够找到工作的，也因为劳动力价格的走低而尝尽贫困滋味。无业四处游荡的，或者仅能糊口谋生的底层人民逐渐在俄国各大城市聚集，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贫民窟。这些无法立足的社会底层，逐渐在现实的折磨下演变成了流民、暴徒，进而畸变为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徒，以及其他不安定因素。

同时，大量流入城市的人口，也使俄国乡村渐感劳动力不足，不少地方的土地所有者时常抱怨缺乏足够的农活人手。而以往，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农奴们去自己解决，地主老爷们只需要坐享其成。

俄国底层的日益贫困化严重削弱了国内市场的价值，导致产品的滞销、利润显著下降。这直接妨碍了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化，同时又促成了就业机会的减少，失业率的增加，从而将更多的人推入生活无着的境地。对资本持有者来说，既然生产规模扩大化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将手里的资本转向投机市场，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有一段时间，俄国国内的游资特别踊跃。它们不断地转战在粮食和各种原材料市场，抬高或者压低各种生产或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谋求利润，然后迅速地逃离。层出不穷的投机行为导致了市场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底层的困苦。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俄国的社会正在日趋混乱。

不合时宜的农奴制度导致的国内反抗与暴动层出不穷曾是推动俄国高层下定决心废除这一制度的主要动因。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俄国境内的暴乱一度风起云涌，战争3年间共发生了300次以上的暴动。事与愿违的是，在《二月十九日法令》颁布以后暴动与民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维持着连年稳步攀升的态势。仅1871年，俄国境内就共发生各种民变与有规模的反抗事件近400起。新兴的产业工人们正普遍陷于失业和低薪的困境内，农村则开始痛感劳动力的逐步匮乏。而此时，流民正在俄国的各大城市内泛滥，他们到处制造事端扰乱治安，贫民窟成为了多数市民不敢踏足的禁区。无可否认，俄国的社会发展似乎正濒临停顿，甚至是倒退。

那么，究竟是谁造成了这种混乱？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在全俄罗斯的土地上悬着一个最高的标靶——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

客观地讲，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意图是怀着善意的。其旨在通过折中的办法使改革的双方都能够得到满意，从而在这场巨变到来时依然能维持俄国国内局势的稳定。实际上，这位皇帝的政治立场也是倾向于自由化的，其不但开启了俄国地方自治，也创立了延续至今的俄国国家杜马机构（大致类似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议会下院）。然而君主的意志，是无法对抗整个帝国整个利益集团的，其对皇室利益的保留也无法令那些深感失望的底层人民对此信服。

对于农奴来说，因为无法直接获得土地，所以他们不满意。而对于地主，他们不得不放松对劳动力的控制甚至需要向以前的农奴出让土地，所以更加不满意。尝试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不会满意。而更为重要的是，俄国皇帝的初衷，为的是维持这个建立在各个阶层上的帝国，而不是类似普加乔夫那样的起义领袖，可以一竿子扫倒，痛痛快快地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所以，当这些除了收获一个空有其表的“自由”仍旧一无所有的人，从怀着莫大的希望逐渐变得失望透顶的时候；当地主们逐渐丧失对劳动力的绝对控制权，甚至必须要向原本动辄挨皮鞭的对象出让利益之时——从“小爸爸”到“混帐东西”间的距离，又能有多远呢？

不满逐渐演变成咒骂，咒骂最后又变成了公开的抗议。受到现实所迫的人很容易向激进倾向转变，而一群激进主义者聚集起来又会出现极端倾向，并且迅速被组织起来构成秘密结社。到1874年以后，这些秘密结社的恐怖倾向也逐渐开始抬头。

极端主义者热衷于采用袭击甚至暗杀等手段，来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似乎不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而仅仅只是为了泄愤。在当时，俄国的一切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会成为袭击的目标。而皇帝作为俄罗斯境内的头号标靶，自然像吸铁石一样，不断引来各种袭击。尽管皇室的特务与安保系统敬忠职守，但在无数的组织和个人经年累月的谋划与尝试之下，也终有疏漏的那一天。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在圣彼得堡横死于人民意志党成员投掷的炸弹之下。

亚历山大二世横死之后，皇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继位成为了新皇帝，史称亚历山大三世。

东方的立足点

19世纪中下期，俄罗斯帝国正逐渐迈入近代工业国家的行列。其对外贸易形式正从主要向西欧输出农产品与初级工业原料开始向着兼顾输出简单工业品的方向转变。自然地，俄国也就逐步踏上英法德等老牌工业国家走过的道路。其对外扩张的源动机从最单纯的领土贪婪，向着产品、资本输出方向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经济的现状使其迫切需要为国内商品获取更大的市场，以便保障其国内的资本巨兽能够进一步茁壮成长。但在当时，俄国产出的各种工业品还很粗糙，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品种上都不足以在欧洲和美洲的市场上与充斥其间的老牌工业国家的传统优势产品展开竞争。所以俄国对欧洲的输出仍旧以各类农产品、矿物和手工业品为主。

简而言之，此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其迈入工业时代之后，首次产业升级的关口。作为世界各国的惯例，这一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本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皇帝遇刺身亡，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俄国国内的社会压力已经到达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以后，包括继任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即亚历山大三世）在内的俄国上层，均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尽快扭转俄国国内如压抑的火山一般岌岌可危的现状。新皇帝打心底里反对自由主义，在政治倾向上属于标准的保守派。但是迫于俄国当时的社会状态以及父皇惨死的残酷现实，他并未在即位之初公开表明其政治立场，而是采取了一种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模棱两可的态度以避免沦为革命者暗杀的标靶。但是在另一方面，新皇帝在即位之后的施政中，逐步在全俄罗斯实施地方长官制，逐步破坏和取代他父亲当年确立的地方议会自治模式。此外，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对俄国大学这一当时滋生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党的温床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些都对稳定俄国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那些谋求改善生活提高社会地位，尝试了各种努力却徒劳无功的群体来说，必须有一个宣泄的渠道。既然皇室不愿意当这个靶子，那么就只能牺牲某些少数族群了。在亚历山大三世在位的13年内，俄国一直推行着泛斯拉夫主义，其副产品便是对少数族裔，特别是犹太人社群，层出不穷的迫害事件。这些暴行深刻地烙印在了俄国犹太人的记忆中，与后来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起，成为了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诱因。

在一个底层人民饱受贫苦的社会里，要想对来自于底层源源不断的反抗者，进行单纯的镇压并非好办法，向其输送利益，给予他们一份收入还算可以的工作，保障期其能住在干净亮堂的房屋内，过着能维持一定尊严的生活，才是结束纷乱的根本之道。对于那些活在权贵之下手握资本的人，则需要设法提供给他们一个良好而且有前景的市场，使其手握的资本能够从游资热钱的形态沉淀下来，转变为一座座的工厂，从而在给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值的基础上，也为底层的人提供更多的饭碗。

俄罗斯帝国的出路只能在东方。跨越荒凉而萧瑟的中亚与广沃的西伯利亚荒原，在世界的东面，拥有近4亿人口的清帝国此时正因“洋务运动”而焕发着新的生机。这是任何一个列强都为之垂涎的巨大市场，即便俄国这个姗姗来迟的新玩家，但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在东面均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将其拒之门外。

早在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之初，俄罗斯就趁着清帝国陷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危机之便，逼迫清廷与其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从清帝国的的东北疆割走了位于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领土。尽管这片土地当时还密布着寒带原始森林，处于蛮荒状态，但在毗邻日本海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半岛南端，俄罗斯帝国却收获了其在这次扩张中最宝贵的战利品——海参崴港。

海参崴位于阿穆尔半岛最南端的岬角上。北部为高地，东、南、西分别被乌苏里湾、大彼得湾和阿穆尔湾包围。港阔水深，港区内拥有数个条件良好的锚地，港外有天然防波堤可阻挡外海吹来的狂风恶浪。

自彼得一世以来，俄国的历代君主都将谋求一个位于温暖海域内的全年不冻港作为帝国的基本使命之一。在此之前，俄国在远东的大本营是位于堪察加半岛东部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该港盛产各种渔获，水文条件尚佳，但所处纬度过高并位于副极地大陆性气候范围内。在正常年份时，全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处于封冻状态，实在距离“温水不冻港”的定义相去甚远。而位于日本海内的海参崴港港口水文条件同样优越，且因为纬度较低的缘故，每年的冰封期也相对短许多，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

自虏获该地之后，俄国官方即注入大量资金，修建码头船务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并出台各项优惠与税收减免政策，从俄国本土、欧洲和北美广泛地招商引资，以谋求提升该港的商业价值。1860年，原本驻扎于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区舰队也受命移驻海参崴。毋庸置疑，海参崴港的存在将为俄国势力立足远东作出重要的贡献。为了纪念这一重要的进展，俄国官方给这座港口起了一个俄文名字——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俄语写作Владивосток，其罗马化拼写为Vladivostok）。

海参崴的存在，给予了俄国角逐远东的重要支点，也给予了他们参加到列强角逐远东游戏的理由。

帝国的新出路

俄国想要进入东方，从海上走似乎是不现实的。帝国现有的主要出海口均位于波罗的海与黑海。这些港口无一例外，都处于其传统对手的全程控制之中。且从欧洲驶向远东的海上航路需要绕过整个欧洲、非洲和大半个亚洲，航迹绵延18000海里之遥，任何低附加值商品的运输成本都是所费不赀的。一直以来，英法均利用其亚洲殖民地对华输出，从东方市场上赚取巨额利润。俄国无此条件，自然无法仿效。

既然海上贸易此路不通，那么留给俄国的资本与商品进入东方的唯一选择，就是乌拉尔山以西广沃的中亚与西伯利亚的千里荒原了。早在19世纪50年代，俄国的铁路工程先驱们就曾修筑纵贯亚洲大陆北部的铁道系统展开了畅想与论证，设想了诸多宏伟而详尽的线路。但在当时，俄国官方似乎一直对此无动于衷。

上层的缄默自有其原因，其中地理因素是最大的困难。

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上，水网纵横沼泽密布。特别是鄂毕河上游的伊姆格特沼泽的存在，使当时技术条件下在此修筑铁路成为不可能的事。故在路线选择上，唯有尽量靠南贴近俄国边境线，从彼得罗巴甫尔和鄂木斯克等边境要塞地区穿过。但这样一来，势必使这条沟通俄国东西部地区至关重要的线路贴近中亚，与同俄国并不友好的浩罕汗国相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俄国所不能接受的。但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了转变。

从1864年开始，俄国军队在中亚地区频频动作，先后攻打浩罕与塔什干。断断续续的战争持续了13年时间。在此期间，俄国著名军事家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科别列夫逐渐脱颖而出。

斯科别列夫此人以大胆甚至近乎疯狂的战略计划与冷静的战术部署著称于世。1875年至1876年期间，在人员严重不足后勤补给不畅的情况下，斯科别列夫不顾保守的上级的劝阻，一意孤行采取孤军深入长途奔袭浩罕国腹地，凭借冷静的判断与残酷的手段，在很短时间内血腥镇压了规模浩大的浩罕民族大起义。期间，多达4万中亚各族人民惨遭屠杀。在屠刀下，中亚的民族势力逐渐衰落。1876年3月2日俄罗斯帝国正式吞并浩罕汗国，使得整个中亚臣服在了俄国脚下。

累累的尸骸染红了斯科别列夫的仕途，为其赢得了“中亚征服者”的称号。在吞并浩罕之后，已晋升少将的斯科别列夫还自行组织了阿赖远征军，越过了阿赖岭，占领了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额德克纳的领地阿赖谷，一度将俄国领土扩张的锋芒指到了帕米尔高原西侧。

在此我们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1876年镇压浩罕民族大起义的军事行动中，一名叫做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的年轻军官成为了斯科别列夫的下属，并跟随他参加了整个远征行动。库罗帕特金以其出色的行动制订能力得到了斯科别列夫的赏识，并因其在远征中的功绩获颁四级乔治勋章。

不久之后，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库罗帕特金又跟随斯科别列夫开赴前线参加对土耳其北疆的军事行动。1878年，在著名的塞诺沃大捷中，库罗帕特金作为第16师的参谋长随师长斯科别列夫在18天的时间内穿越横跨800公里的沙漠，取得格奥克捷佩堡战役的胜利，并顺势吞并了土库曼斯坦。为此，库罗帕特金荣获三级圣乔治勋章。

斯科别列夫比库罗帕特金大5岁，对这位部下的欣赏与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他也曾以一位杰出军事家的独到眼光，对其做出了一番尖锐但切实的评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一旦国家有事，但愿你永远不要担任司令官的职务，因为你虽然会做出很好的计划，但却没有坚强的毅力把它执行到底。”二十余年之后，这番评语不幸被言中。

1878年1月，俄国大军逼近了伊斯坦布尔。在英法等国的紧急斡旋下，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俄国提出的和平条件，各方于3月签署了《圣斯提法诺条约》。

由于有英、法、德等国的存在，俄国试图攫取巴尔干半岛甚至“光复”君士坦丁堡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其倾向于从奥斯曼帝国的辖地内划出一个临时缓冲区来达成妥协。最终，各方在多瑙河下游地区到索非亚、色雷斯东部一部分和北部以及几乎整个马其顿地区，建立起了一个以信仰东正教的居民为主体、拥有独立军队但向奥斯曼苏丹表面上臣服的保加利亚自治大公国，最终实现了各方的妥协。而俄国则攫取了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山脉的一系列领土，并将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收入囊中。

控制了中亚，也就意味着俄国有效地确保了其从陆上通向远东道路的侧翼安全。这也预示着其与英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俄语则称为“Турниры теней”，意为“影子竞赛”。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英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战略冲突。涉及范围包括整个中亚、波斯以及中国的新疆地区。前期主要以代理人战争形式彼此扶植傀儡与利益代言人，19世纪后期由于俄国武力吞并浩罕汗国，双方逐渐转为实质性对抗）中，终于争取到了一个有利的态势。至此，修筑一条穿越乌拉尔山脉通向俄国远东地区的铁路线，终被提上了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然而，和许多超级工程相似的是，投入成本和资金筹措问题是修筑这条通道的最大障碍。更因为其纵贯俄罗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一路将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穿越许多此前从未有人涉足的不毛之地甚至冻土地带，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种种利弊权衡下，该投资虽远期回报惊人，但因应该在什么时机启动、以何种方式运作等顾虑，终导致俄国政府在十余年间对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

亚历山大三世于1894年因病去世。这位皇帝在位13年，并不算太长，但已足够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推进。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时代，已是俄罗斯帝国大步迈入工业化与资本化的时代。在那段岁月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街道上出现了公共交通车辆的轨道，并由马匹牵引逐渐替换成了电力驱动。电灯普遍取代煤气灯开始照耀着俄罗斯城市的夜空，工厂内轰鸣的蒸汽机彻夜不息。但与之相伴的，却是以俄国农村百年不变的疲敝景象，以及城市平民阶层的血汗付出与衣食栖身之所以外一无所得的赤贫作为代价的。底层并未从国家的发展中获得足够多的好处，社会矛盾也只是暂时得到了缓和与掩盖。俄国的工业品粗糙劣质，廉价的初级加工产品、手工业品和原材料，难以在同等的价位上和西欧的产品展开竞争。更何况，现有的那些市场也早已被老牌列强们所抢占。

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东方市场容量巨大，但却距离俄国非常遥远。尽管俄国的领土早已延伸至远东，但除了长达18000海里，且随时可以被沿途敌对势力和潜在竞争对手切断的的海上运输线外，并无他途。正缓慢步入资本时代的俄罗斯，需要获得一个可以肆意倾销商品的市场。

西伯利亚铁路

俄国的第一条铁路，从圣彼得堡经过柴斯克塞罗到巴甫洛夫斯克的线路是在1836年正式通车的，从时间上来说并不算晚，德国的第一条铁路也不过比这早一年。但相对西欧来说，俄国铁路的发展速度却显得非常缓慢。直到1865年的时候，通车路线的总里程数也只有3710公里。其中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线就占去了其中近一半的里程。而此时德国已经在国内建成了网状布局的铁路运输网络并配有完善可靠的调度系统，总通车里程已超过一万公里。

在1870至1880年间，俄国进入了史上第一个铁路建设高峰期。铁轨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个中心点，辐射至基辅、明斯克、察里津（Tsaritsyn，即我们熟知的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等主要城市。铁路建设带动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拥入城市，并使各地的原材料能够迅速运抵工厂，产品能快速流出，极大地促进了俄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虽然俄国的底层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此时的俄国主要城市在外观上已俨然一副欧洲文明国家的特征——整齐的街道、彻夜不息的灯火、装饰华丽的剧院、显赫的达官贵人。只要能将眼光集中在这光鲜亮丽的外表上，忽略掉那些毗连城区的成片贫民窟和随处可见的乞丐，外加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仇恨权贵的极端分子。这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时代。

在俄国显现出繁荣景象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的第十四次金融危机也爆发了。由于此前数年间纺织品市场的繁荣，相关产业吸纳了大量的投资。在欧洲、美洲和东亚，棉、麻等作物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棉纱、麻布等纺织原料供应量大大增加。供应量的充足逐步放缓了价格的增长，并逐渐达到产需量阈值，最终使价格进入反转走势。在短短半年间，纺织类产品从原物料到加工用半成品直至成品，其价格一路走低并一跌再跌，直至其跌破各相关行业毛利的底线。

当整条资金链的一环发生断裂时，也意味着整个链条崩溃的开始。

由于入不敷出，那些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生产的投资者，纷纷申请逾期或者暂缓偿还贷款，有些亏损严重的甚至直接宣布破产。大量的坏账压迫金融机构，使得整个金融系统无法正常运转。1890年3月，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柏林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开始暴跌，引来更多失去信心的投资者恐慌性抛售，随即导致了欧洲的股市处于崩盘状态。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在此后2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受此影响，伦敦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纷纷跳水。在这一年的秋天，各国农业的普遍歉收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正因为此前纺织品的供销两旺，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与之相关的经济作物，粮食等产量有了明显减少。适逢歉收，食品供应量的减少推动了基本食品价格的走高……这种种使得各国的富裕阶级、中产阶级纷纷破产，而最底层的劳动者更是深受其害。

文明世界显然已再次陷入了这种自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定期爆发的危机之中。而出人意料的是，当时已经被逐渐视为文明世界一部分的俄国，却成了独善其身的例外！

当然，俄国独善其身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主要有三：首先，当时的俄国只算是刚迈过工业国家的门槛，其工业项目围绕的农作物和各类工业原料的初级加工为主，属于无论何时何地谁都无法离开的基本所需；再者，俄国国内的资本力量当时尚未构成气候，形成西欧和美国那样庞大的单纯逐利而行的投资者群体，并未大量因为欧美投机种植经济性作物而盲目跟随，所以其外贸依赖的农产品出口反因美洲与欧洲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而获利颇丰；最后，俄国并未遭到反常气候影响导致农业歉收。

上述原因相综合，结果便是当整个欧洲因粮食短缺与金融混乱而动荡不已的时候，俄国却能以较往年更高的价格出售产自乌克兰谷仓地带的优质玉米和小麦，赚了个盆满钵满。此外，由于对西欧市场的相对独立，加之堪称繁荣的国内经济状况，俄国一度成为了欧洲资本规避风险的避风港。在很短的时间内，西欧资本滚滚涌入俄国，投资一切可以投资的东西，极大地充盈了俄国国内的资本市场。

与充盈的国内资本市场相伴的，还有因融资市场几近崩溃而滞销的西欧钢铁、机械加工设备，以及此前一直对俄国封锁但当下不得不放开的技术市场。繁荣并未冲昏俄国上层的头脑，因为谁都清楚，随着俄国国内产业的逐步升级，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了。必须利用这最后的一次危机红利，夯实俄国那本就脆弱的基础。开发东部地区，沟通俄国的欧洲部分与太平洋沿岸，已经刻不容缓。

1890年年中，俄皇亚历山大三世颁发敕令，宣布俄国将修筑总长8762俄里（约9290公里），从莫斯科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式加入到列强对远东利益争夺的行列之中。

为了表示对这一浩大工程的充分重视，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也就是后来的末代俄皇尼古拉二世）将担任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态度，也宣示着数百年来俄罗斯帝国的国家战略重心首次转向了东方。

大津事件

1891年初春，皇太子亚历山德洛维奇一行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搭乘“亚速海纪念”号巡洋舰，在6艘僚舰的伴随和护卫下，浩浩荡荡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开赴远东。皇储出访的表面上的使命，乃是前往远东的海参崴亲自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的开工仪式，以示隆重。实质上，尼古拉皇储坐镇的这支舰队，被赋予了在远东宣扬俄罗斯帝国国威的目的。俄国宫廷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将有效地震慑诸亚洲国家，可以确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顺利修筑。

4月末，俄国皇太子舰队抵达日本神户港，尼古拉遂按照计划对日本进行访问。

当时正竭力推进工业努力向西方文明世界迈进的日本，在自诩为文明世界的欧洲人眼里，却还只是普遍概念中的东亚小国、弱国。文明世界里的人对远东偏远地区的这个岛国知之甚少，少数听闻日本正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欧洲人，也多半对其努力持嗤笑态度，蔑视其为“猴子效仿人”。而反过来，当时正努力奋起的日本，却一直睁大了双眼在注视着整个世界，竭力了解并学习他们的欧洲老师。日本对西方的了解，早已远远超过了西方对他们的了解。

俄罗斯帝国皇太子殿下率领庞大舰队访日在日本激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对于日本政府，这与其说是一个邻国王储的友好访问，还不如视之为一个强大的邻居带着几分恶意前来上门耀武扬威，但也远没有到怀着加害之心的地步。事实上，尽管俄日之间曾在库页岛等问题上出现过纠纷，但在当时来说，俄国熊的眼睛还没有瞄到岛国日本的头上，它的兴趣在大陆上，在东北亚地区。

俄国在通过《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从清帝国手中强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之前，曾因为萨哈林岛（即库页岛，日本称桦太岛）以及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几乎与日本闹僵。最后经过会谈，双方于1855年2月7日签订《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又称《下田条约》），约定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归属日本，北千岛群岛归属俄国；至于萨哈林岛，两国之间不分界，维持以往之惯例。

俄国不是英国那种由无数逐利而行的商人构成的国家，它感兴趣的是位于大陆上的富饶土地，以及处于温暖海域中的优质良港。当时的日本根本没有资格考虑抗衡俄国的问题，毕竟连清帝国这种列强眼中的“待宰羔羊”尚且是那个时代的日本所畏惧的“强敌”，排水量7300吨当时已显得过时的铁甲舰“镇远”、“定远”两舰尚且是联合舰队眼中坚不可摧的巨物。而俄国皇储搭乘前来的这艘巡洋舰，排水量也有6700吨。

对于俄国皇储的到访，日本政府采取了完全“奉迎”的态度，希望能尽力给俄方留下良好印象，以便在将来其继承皇位的时候，出现一个对日本足够友好的俄国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日本方面对这次接待工作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

然而政府有政府的打算，日本民间却各有各的看法，基于不同的人所能掌握的讯息量以及其需要承担的责任的不同，普通老百姓和政客的想法可能会南辕北辙。

一些对俄国扩张野心抱持警惕的下层人士能看得到眼前的某种危机，却不懂得国家政治的大局，尽管他们多数识字能看得懂新闻，但却因为毫无近代国际政治概念，他们所能想到的都是一些在现代政治理论的角度上看起来稀奇古怪的东西，并且他们会坚信那是真理所在，继而使之成为他们力量和信心的源泉……这类人的大量存在，为日本之前的明治维新运动提供了足够多的优质炮灰，但却也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埋下了无数地雷。

访问行程在起初颇为顺利。经由日方的精心安排，未来的俄国皇帝领略到了和俄国乃至欧洲迥异的湖光山色与人文气象，对这个东方岛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尼古拉对日本的好感只维持到了1891年5月11日。在那一天，有一名日本“义士”挥刀砍向了他的额头，给未来的俄国皇帝留下了伴随终身的伤疤（史称“大津事件”）。从那一天起，尼古拉皇储——俄罗斯帝国未来的皇帝，对这个岛国所留下的，也就唯有敌意和恐惧了……

大津事件始末

日本政府对俄国皇太子的欢迎可谓殷勤备至，甚至不惜打破惯例在祭典时节以外，特地在京都举行“大文字祭”仪式【“大文字五山送火”是8月16日在环绕京都盆地的群山的半山腰上，用篝火（通常用于山间警护或内陆河流湖泊地区打鱼时为照亮周围而点起的火）描绘出巨大文字的活动，是京都地区盛夏一景。其中，大文字山的“大”字篝火、松崎西山与东山的“妙”字与“法”字篝火等都很有名。关于起源有很多种说法，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它是盂兰盆节（迎接祖先魂灵回归故里的活动）的送火（为了送走祖先的魂灵在门前焚烧篝火）活动】，供俄国贵宾欣赏。这番努力在最初看来是收获颇丰的。俄国未来的皇帝为这些与俄罗斯截然不同的风俗和景物所沉醉，于京都更是流连忘返。

5月11日过午，正从京都琵琶湖旅游归来途中，尼古拉与一起来日本的希腊王国的乔治王子（乔治一世的三子）乘坐人力车时，被担任大津市街警备的滋贺县警察津田三藏突袭。津田警员抽出佩刀砍向尼古拉头部，中刀后的尼古拉皇太子从人力车上滚下，慌忙向就近的小胡同里钻。不过津田在试图追砍的时候遭到了希腊王子和负责接送二人的人力车夫向畑治三郎、北贺市市太郎的阻挠。身材高大的乔治王子持手杖奋力击向津田后背，打了他一个趔趄，治三郎顺势拉住津田双腿将他拖倒。俄国王储遂得以脱险，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尼古拉的伤势从外表看来却颇为可怖，他的右侧额头被砍出了一道9厘米长的伤口，直伤到了颅骨。

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朝野震动。负责接洽并曾留学海外、对国际关系颇为精通的海军大佐有栖川宫威仁亲王立即发电报将此事上奏给身在东京的明治天皇，并恳请天皇为了对俄罗斯显示诚意，立即到京都安抚俄国皇太子。闻讯如五雷轰顶的明治天皇立刻命令威仁亲王到尼古拉身边警备，并派陆军少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先到京都，自己也即刻准备启程前往京都，并命令陆军大将、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随后亦赶赴京都。

5月12日早晨，明治天皇从新桥火车站出发，同日夜晚到达了京都并连夜探望尼古拉皇储，不过，尼古拉的主治医师要求延期至次日再见面，所以天皇暂于京都行宫（二条城）住宿。次日一早，明治亲自前往尼古拉下榻的常盘宾馆探望，并在5月19日不顾身边人员的反对，带领有栖川宫炽仁、威仁兄弟及北白川宫能久三位亲王到神户为惊魂未定且急于离开的尼古拉送行。

在事件发生前的1890年10月25日，日本史上的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了，围绕山县有朋内阁提出的预算修正案，政府和民党发生了严重对立，为此，作为通过预算的交换条件，在1891年3月7日，第一次山县内阁被迫辞职，但是后继的政府班子并没有搭成，政局一片混乱，到5月6日，才以天皇降下大命的形式，让山县内阁的藏相松方正义出任了首相并组织内阁。因为国内政局不稳，外相青木周藏非常担心此事会导致日俄之间酿出险恶局面。

在皇太子来日前，俄国驻日公使就要求日本政府发布在发生了对皇太子不敬的事件时对犯人实施严罚的紧急敕令，日本当时便回答将以按对日本皇室不敬的条例同等对待胆敢实施加害之人，届时可直接按加害日本皇族的日本刑法第116条处罚。尽管这样，事件一旦实际发生，对于犯人的刑事处置的轻重，依然牵动俄国政府紧张的神经。

然而，刑法第116条大逆罪原先仅适用于伤者为日本皇室成员，外国皇族在日本刑法中与一般人地位相同。如此一来，若伤害一般人即判处死刑，有量刑过重之嫌。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却有意把刑法第116条的适用对象“延伸”至外国皇族，以迎合俄国。为此日本政府对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施加很大压力，要判津田死刑。此举造成了与绝对遵守法律的法官们的激烈对立。尽管有这样的上峰压力，5月29日在大津地方法院开庭的大审院特别法庭却毅然作出了对津田的无期徒刑判决。

死脑筋而认真的儿岛院长倒并非是出于什么维护“国体”一类的考虑或者对凶手行径的赞同，而是本着一个最高法院院长的逻辑挺身维护作为一个近代君主立宪政府其司法权须独立的大原则。为此他专门赶往大津，对7名特别法官进行正确理解和适用刑法第116条的劝解。儿岛的说服奏效，特别法官们改变了原来的意见。内阁获悉此消息不免大惊失色，急忙派遣司法大臣山田显义和内相西乡从道赶往大津，了解法官意见变化缘由。但经过儿岛劝说后法官们的态度已决，故而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会见，山田法相震怒而大骂法官无礼。

对津田的审判于5月27日开庭。证据调查后，检察总长与检察官分别发言，以加害外国皇族与本国皇族危害相同为由并解释立法意旨要求适用刑法第116条对被告人处刑。辩护律师谷泽与中山则以现行刑法对外国皇族的加害并无加重处罚之规定等理由反对适用刑法第116条。当日下午堤正己审判长代表法庭审判，适用刑法关于普通谋杀罪的规定（刑法第292绦），以谋杀未遂判决被告“无期惩役”（即无期徒刑）。

判决后，青木外相、山田法相及西乡内相相继辞职。对于随后而来的上级的非难，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曾义正辞严地告诉内阁首相松方：“下官非才，恭奉天皇任命为大审院长，职责所在，不论内阁如何讨论及决议，其解释如曲解法律精神者，断然不予接受。”继而又说道：“不曲解法律，亦必另有其他维护国家利益之方略。立宪国家如欠法律之威严与正义，则必然失去其存在之意义。”儿岛还表示，如判决曲解法律，作为负监督责任的大审院院长将辞职以答天皇，以谢世人。其维护司法独立的决心和勇气可嘉。

在当时的日本国民之间，到处流传“露国皇太子的访日是来为侵略日本探察敌情”的流言。曾经是“自由民权”的大先锋、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德富苏峰在其主编的杂志《国民之友》的社论中写道：“俄国皇太子之旅行果为天真之观光旅游耶？吾人不得不问其之究竟如何……彼之视察若有足应戒备之处，我等则应对其可戒备之点加以警惕。”犯人津田也供称是听信了这样的流言才实施刺杀的。贵人本身亲下敌地探访敌情的情节，当然只会出现在戏文里，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但是“大津事件”发生十多年之后，西伯利亚大铁道就落成了（1904年7月13日），之后围绕朝鲜半岛的支配权，发生了日俄战争。

我们足可以认为，“大津事件”是日俄两国开始对立升级、最后发展为战争的一个起步点，更使未来的俄国皇帝在继位之前即对日本抱有不必要的敌意，其影响可谓极其恶劣。其以一介“愤青”的妄动而毁掉一国政府之苦心安排，并使整个日本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不能不说是值得后人世代警惕的。

虽然余波未平，大津事件本身到此为止。然而有趣的是，关于这一事件的审判过程，却为日本近代史留下了一个“神话”，一个关于“司法独立”的神话：由于日本法官在审理中表现出来的司法独立精神以及不畏于政府压力的勇气，使此前对日本法律毫无信任可言的欧洲人逐渐认识到，此时的日本已不再是当初那个会命令伤害了外国人的凶徒排队在受害者面前切腹自裁的“野蛮国家”了。所以随着大津事件凶手的宣判，各个和日本签署有不平等条约的西方国家逐步放松了对领事裁判权的把握，最终将本国公民在日的司法管辖权力交还给了日本政府。

若是不考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士兵所获得的超乎寻常的司法庇护，这种虚构倒也还能使人迷惑一把。然而现实总是残酷地撕开世人包装在其上的美丽画皮。无数事实一再告诉人们，对一个国家来说，主权和国际地位的源泉乃是自身实力。即便是到今天，这仍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更何况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支持日本在列强环伺下逐渐摆脱不平等条约赢得尊重的，是其与日俱增的国力和军事实力，是其自甲午战争以后屡屡成功的对外扩张。正如明治维新的本意——这些一度使日本得以屹立于世界之林。尽管在不久之后，日本又将整个东亚拖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

虽然遭遇不测，但西伯利亚大铁路乃是俄国未来国策的重中之重，1891年5月31日上午10：00，头缠纱布的俄国王储依然坚持主持了开工典礼。他头戴着一顶用于掩饰包扎纱布的帽子，亲自为这条铁路埋下基石并打下了第一颗道钉。

皇储遇袭受伤的消息激怒了俄国皇帝。然而，出于对远东形势的考虑，俄方除了向日方提出严惩凶徒的要求以外，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日本政府也高度重视此次事件的善后工作。事发当夜，一向高高在上的明治天皇就下诏首相松方正义，表示对事件“不胜痛惜”，并要求“速处罚暴行者，勿毁伤善邻之好意”。受该事件的牵连，外相青木周藏、内相西乡从道等纷纷引咎辞职，不给俄国人兴师问罪的口实。上述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日本政府一直担忧的割地赔款要求并未实际发生。日本侥幸地躲过了一次意外劫数，为自身的发展争取到了时间。但留在俄国现皇储、未来皇帝头上的这条伤疤，却也注定了两个国家最后必然兵戎相见的结局。

在大津事件发生3年以后，老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因病驾崩，皇储尼古拉登基成为新的俄罗斯皇帝，史称尼古拉二世，亦是俄罗斯帝国的末代君主。

就在末代俄皇即位前的3个月，1894年的8月，甲午战争爆发。

通过明治维新运动崛起的岛国日本，与依托洋务运动实现“中兴”的亚洲老霸主清帝国，在为期8个多月的战争中于东亚大陆的近海与陆上血战连场，最终以威海卫要塞的陷落与清军在东北亚战场的一败涂地而收场。日本战胜了大清帝国，而这场战争也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和力量格局。而借由战胜清帝国的机会，日本不仅得到了巨额战争赔款，更是攫取了朝鲜半岛和台湾岛的控制权，获得了向世界列强的方向继续进化的资本……

东清铁路始末

日本击败清帝国夺取东亚优势的结果，使俄国觉得其利益受到了威胁。

俄罗斯对清帝国的东北疆域窥觑已久，其甚至有连朝鲜也一并吞下的兴趣。所以，俄国断然不能容忍日本在南边插上一杠子。而对新皇帝尼古拉二世个人而言，他也一直希望日本能为砍在自己额头上的那一刀付出足够“代价”。早在清日于日本马关谈判之时，俄国就多次通过外交渠道暗示日本不得染指清国东北疆领土。而最后公布的《马关条约》中，竟赫然列出了将清帝国领土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的条款。俄国对此自不能坐视。

1895年4月23日，《马关条约》墨迹未干，俄国即拉拢了其传统盟友德国与法国，以向日本提供“友善劝告”的形式，建议其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辽东是日本几乎已吃进口中之肉，又怎肯轻易吐出？仍竭力希望能保住这一条约所得。为此，日本提出了只占领旅顺与大连湾地区的折中方案。但三国寸步不让，最终迫使日本放弃了对辽东的占领，只以白银三千万两作为补偿。这一结果使日本深感屈辱，从此对俄国充满了警惕与仇视。至此以后，俄国便取代了清帝国成为了日本国家政策中的头号假想敌。而为了对付这个远比清帝国强大得多的对手，日本举国开始了持续近10年“卧薪尝胆”的岁月。

由于干涉还辽行动的成功，俄国挟恩图报，向清国开出了价码。

1896年6月，头上还带着《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日本“爱国者”留下的新愈枪伤的李鸿章，作为清帝国特使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前往圣彼得堡。在俄期间，他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签署了非常著名、同样也臭名昭著的《中俄密约》（正式名称当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法文本称《防御同盟条约》）。

这一条约规定“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作为代价——为使俄国便于运输军队，中国允许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一条铁路至海参崴。铁路的修筑和经营交华俄道胜银行承办，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皆可在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条约的有效期为15年，“期满前双方可商议是否续约”。这条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至海参崴的铁路被称为“东清铁路”，也就是之后几十年内在中国东北造成一系列冲突的“中东路线”。

东清路实质上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条支线。其横穿中国东北地区，西起满洲里，东接绥芬河。以哈尔滨为中心，并修了一条支线由哈尔滨经长春到达旅顺。这一铁路的价值在于大幅度缩短了从西伯利亚腹地通向海参崴的里程，避免了绕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大圈子，且其全线基本处于有人烟的半开垦地区，便于就地吸纳劳动力迅速建成通车。这就使得俄国期望能够“在满洲大展拳脚”的愿望能够更快付诸实施。

而李鸿章之所以会签署这一条约，是其从政以来一直坚持的“以夷制夷”策略的延伸。

当时的清帝国，“洋务运动”数十年的成果已经毁于一旦，已经占据朝鲜的日本也必将会继续将手伸向满洲，而此时的清帝国已经无力抵御日本势力的继续侵入。所以在这个时候，李鸿章乃至清廷认为比较合乎逻辑的对策是引俄国势力进入日本试图染指的满洲地区，使这两个对自己包藏祸心的强邻在彼此争夺势力范围和控制区的冲突中相互消耗。“以夷制夷”是李鸿章一生与西人周旋的经验之谈，也是当时处境下清帝国的惟一选择。关于这份密约的主旨，李鸿章也曾和友人黄遵宪谈起过。后者在他的诗集自注中这样叙述道：“公之使俄罗斯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指中俄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李鸿章从俄国圣彼得堡返回的时候是带着一纸密约与200万卢布巨款的，后者是俄国承诺的有关东清铁路收益和清政府的分账——“无论盈亏，年付二十五万，先行支付二百万”。也许是中国传统观念对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特有的憎恨，这笔缴纳给朝廷的巨款在之后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居然成为了李鸿章收受巨额贿赂出卖了东清铁路的明证。固然，从后来的史实看，李鸿章确实是小看了俄国人的野心并高估了他们的能力，但对于当时清帝国的现状，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富国强兵”和“以夷制夷”曾是贯穿李鸿章政治生涯的两大“法宝”。但在甲午战败以后，既然前者已经沦为镜花水月，后者自然也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在清帝国武备俱废的状态下，这一所谓的“互助条约”本质上是许可俄国军事力量任意进入满洲的特别通行证。其算盘不可谓不实惠，既利用地理上的捷径大大加速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的贯通时间，又可以使俄国的力量名正言顺地进入满洲北部。也许，俄国会在满洲和日本西进的力量发生爆发一场战争——但这绝不会是为了清帝国的利益。但是，即便过往的一切已明白无误地展示俄罗斯帝国的本性，可对于当时已处风雨飘摇状态的清帝国而言，纵使这是一杯毒酒，饥渴难耐的清国政府也只能一饮而尽。

向东去

就在日本赢得战争胜利后的不久，一位将在后来改变欧洲格局和命运的君王越来越为人所熟知，他就是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1895年，由威廉二世绘制草稿、德国宫廷画匠赫尔曼·克纳克福斯绘制的油画被送给了新沙皇作为礼物。画中，身着金甲手持火焰剑的天使长米迦勒站在山巅向代表着欧洲诸国形象的守护神们示警，十字架在天空中闪烁着神圣的光芒。东面的天际中，一尊冒着火光的佛像正从一团烈焰中升起并将乘着乌云而来。这幅画名为《世界上的民族，保护你们最宝贵的财产》，其潜台词无疑就是今日众人熟知的所谓的“黄祸”（德语称为Die gelbe Gefahr）。

尽管“黄祸”这个词在欧洲出现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蒙古西征时代，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俄国人巴枯宁与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各自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也曾借着对东方特别是中国人夸大和歪曲的评头论足反复提出过“黄祸”这一概念。而且美国西部沿海地区的地痞、瘪三、流氓在骚扰与攻击东方移民时也一直在频繁使用英语的“黄祸”（Yellow Peril）一词，但至少在欧洲上流社会中，德意志帝国的新皇帝能将保卫欧洲的文化和日本正在崛起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扯到一起，不能不说是一种独到的“创意”。

此时的威廉二世正急于接近俄国。

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对外政策中，和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一个和孤立法国同等重要的基本政策，但在威廉二世继位（1888年）之初，由于某些个人方面的好恶（传闻是俾斯麦的密探获得了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对威廉二世的不佳评语，而此报告恰好被威廉二世获得），新皇帝于俄德《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1887年6月18日签署，有效期三年）期满后没有续签【俾斯麦时代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便是孤立法国，以确保一旦法国开始为普法战争而进行的复仇之战时，德国能够拥有一个后顾无忧的周边环境。由于1879年德奥同盟已经保证奥国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德国政府于1887年6月18日同俄国签订一项密约，约定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作为交换代价，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土属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今保加利亚南部）存在的合法性。双方约定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并重申在1881年已经同意的原则——即俄、德共同对土耳其苏丹施加压力，不许外国军舰进入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由于在1879年的条约保证了奥匈帝国中立性的同时，这一条约又能保证俄国的中立，德国因而获得了双重保险，故得名】，迫使俄国于1894年和法国签订条约结成同盟。俄国与宿敌结盟的事实使德国如芒在背。同年，在尼古拉二世继承俄国皇位后，威廉二世迅速做出姿态频频接近新皇帝，希望能够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

挨过“黄猴子”一刀的尼古拉对“黄祸”理论自然是颇感认同，同时又因为威廉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的努力而心存好感，更因为德意志帝国强盛的国力和精锐的陆军，尼古拉对这位远亲亦存着几分敬畏。也许他当时还未必会意识到，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已经在这位小皇帝的扭转下抛弃了俾斯麦时代以欧洲本体为中心的一贯政策，正谋求在非洲与远东争取一些“阳光下的土地”。而在德皇看来，尼古拉是个没什么经验的后辈，可以拉拢与利用。不过，俄国新皇帝很快就会让这位自以为是的德皇明白，他其实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1895年至1896年间，奥斯曼帝国境内多地发生了血腥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剧。也许是认为“机不可失”，尼古拉二世在获悉消息后即密令黑海舰队，要求以“保卫基督徒”为名出动舰队和陆战队突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攻占君士坦丁堡。这道命令随后遭到维特等朝中重臣的一致反对，因为这势必重演克里米亚战争的景象。稍后，尼古拉二世尝试获得盟友法国的支持，却遭到了对方带有威胁性的拒绝——如果俄国一意孤行，法国就将把俄国的这一企图透露给英国。造成这一事件最终不了了之的原因还有一个，因为黑海舰队根本没有能力在英国地中海舰队闻讯赶来之前，将足以控制并固守伊斯坦布尔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部队投送过黑海。俄国的这一计划并未瞒过英国的间谍，但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行动，除了引起敌意和进一步的警惕之外，英国官方并未公开发表过任何态度。

由于认识到俄国新皇帝的危险性，德国和法国都急于将俄国的注意力转向东方。德皇就曾对尼古拉表示过，如果俄国向东扩张，他可以保证不趁机攻击其同盟法国，还会确保在欧洲范围内抑制其他国家的妄动。而法国在得知了尼古拉攻击伊斯坦布尔的计划后也明确表示了反对，并进一步表态支持俄国“在其他方向上的扩张”。

在碰了这么一串钉子之后，俄皇逐渐从头脑发热的“继承者”梦里清醒过来，并将扩张的兴趣转向东面。既然他的盟友都支持俄国去东方“发展”，那么就去清帝国那里继续割肉吧！而在那里，彼得大帝毕生追寻的不冻港，似乎并不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

“关东州”

早在1897年8月4日，威廉二世就曾携皇后一起出访俄国。当时，两位皇帝曾互着对方的海军上将礼服把酒言欢，对国际问题和各自所关心的利益进行了漫无边际的非正式讨论。

这次会晤的结果，是德俄两国作出了互不干涉彼此“在外国的正当行动”的保证。这里的“外国”，在当时来说无非是指经历甲午战争惨败后已至垂暮期的清帝国。而所谓“正当行动”之说更是不言而喻——趁着其他列强还未动手，先行从这头垂死的肥牛身上割取自己最垂涎的部分。

两位皇帝的“分赃会”开完之后第三个月，“机会”就翩然而至。

1897年11月1日，位于中国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遭到土匪抢劫，两位德国籍神职人员被杀身亡。一直寻机入侵的德皇喜不自胜：“（中国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遂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胶州湾曾是俄皇与他的臣子们设想的在华必须攫取的两个备选目标之一，俄国更是从清政府那里获得过保证——“若考虑将胶州湾让于外国，俄罗斯必享有优先权”。所以德国舰队的抢占难免使俄国人感到不快。

由于担心遭到俄国的反对，威廉在下令舰队启航北上的同时也向俄皇拍去电报做出通报。对此，尼古拉回电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对你派遣德国舰队去胶州的命令，我不能表示赞成或者不赞成，因为我不久前才知道，这一港湾只在1895年至1896年间暂时归我们使用。”这个答复未反对德国的行动，但却不意味着俄国会无条件支持德国的行动。11月14日，德国舰队驶入胶州湾，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砍断清军电线，抢占山头要隘，挖沟架炮。

虽然皇帝的态度模棱两可，但俄国政府却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强烈的反应。11月16日，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向德国驻俄代办宣称，俄国对胶州湾享有停泊优先权，并在德方提出俄皇本人在回电中并未表示反对后称：皇帝的回电“仅仅证实了一个事实”，即胶州湾“目前对外国舰队是不开放的”。并表示，俄国“不能在外国船只侵入胶州时放弃该地”。矛盾似乎一时无法解决，但是德俄在当时是不会因为这个矛盾而兵戎相见的。德国自然也知道这是俄方在讨价还价，首相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就曾公开表态说：“我们必须付出一笔俄人所认为等值的代价，即承担一种义务。”可是问题是，如果没有可以承担的“义务”，那又该怎么办？很简单，那就是去制造出“义务”来。

11月20日，德皇专门向俄皇发去电报，在电文中宣称，德国对俄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政策都是支持的”，具体到远东地区的领土问题和势力范围方面，威廉二世大言不惭地宣称，由于之前俄、德、法三国联合的结果，“俄国不仅得以把朝鲜，而且也把中国北部，包括北京及黄海沿海都置于其独占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段话的潜台词非常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只要俄国同意德国对胶州湾占领的既成事实，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就可以承认整个中国北部统统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另外，威廉二世还保证德军留驻胶州湾“不妨碍俄舰在该处停泊”，这也多少缓解了俄国在远东的舰队的冬季锚地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虽名为“不冻港”，但实际只有在那些最暖和的年份里才可能会全年不冻结。通常的年份下港湾海面会在11月至来年2月间冻结，较寒冷年份的冻结期则会长达5个月。故当时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每年霜冻来临前都会开赴日本长崎，或是选择英国控制下的香港作为越冬锚地，顺便利用当地设施对船只进行维护。这一局面显然是对以英、日为潜在对手的俄国极为不利的）。

对外交涉中，通常胡萝卜和大棒是应该并重的。所以在作出上述“保证”以后，为了防范俄国要求更多的东西，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对俄国大使表示“德国愿将其主要力量和影响用于有利于俄国的方面”的同时，暗示道，德皇威廉二世不久前对俄国作出的保证和承诺，已经是德国在胶州湾问题上能给出的“最大价码”。他进而威胁道，如果俄国在胶州湾问题上继续纠缠并索价无度，德国将可能被迫“支持英国的东亚政策”。德国的这番表演充分地演绎出他们对俄国“仁至义尽”的高姿态，尽管这种保证对德国官方来说只是动动嘴皮子，因为这是将本不属于德国自己的东西“许”给了俄国，但就现实来看确实是一个既能下台阶又能忽悠人的好办法。

德皇威廉二世冒进策略造成的危险，在德国政府的折冲和有效对策下产生了预期的作用。既然德国“出了高价”，俄国的态度也就自然随之发生了变化。11月30日，俄国驻德大使奥斯藤·萨肯向布洛表示，在胶州问题上俄、德两国发生了“误会”，宣称两国目前有着“共同的任务”，不能“在两位君主之间造成任何私人的不睦”。所以，俄国殷切希望“两国能继续靠在一起”。12月1日，穆拉维约夫在招待外交使节的会上公开表示，“俄国可以不反对”德军对胶州湾的占领，并对德国代办声称，他“坚决相信中国将能够满足（德国的要求）”。

大连湾有着极佳的水文条件，是天然的优质商港。而旅顺作为前清军北洋水师的两大母港之一，是一个理想的海军要塞。这一地区被俄国占领者称为“关东州”。当然，一般为了凸显这是帝国的新占领土，会在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俄语称之为Кванту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包括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港和大连湾地区，总面积达3200平方公里。由于当时山海关以东的地区称作关东，因此将旅大租借地称为“关东州”。日本占领期间，也继续沿用这一名称）。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皇帝尼古拉二世以及其近臣集团通过这种近乎蛮干的冒险方式，得到了之前几个世纪内帝国的先祖们所追求的一切。

从战术角度来说，俄国的选择是明智的。旅顺曾是清帝国北洋水师的两个主要基地之一，与位于山东半岛顶端威海卫的刘公岛基地分别扼守渤海口南北，曾是拱卫京畿要害的重要节点。旅顺由清帝国经营20余年，建筑有相对完善的码头设施，与之配套的船坞足以容纳7300吨的“定远”级铁甲舰的修缮作业。这些设备只需略加改造，便可继续使用。与之相比，胶州湾地区虽然港阔水深，却没有这些现成的设备能够利用，如果想将其建设成军港，则需要投入远比改建旅顺多得多的费用。更何况旅大地区位处辽东半岛末端，俄方完全可以从位于东清铁路线中心的哈尔滨修筑一条支线一直南下延伸至旅顺和大连，使之和俄国本土以及中国北部的利益区相联系。反之如果俄国强租的是青岛，进而想将胶州湾和自己的本土与中国北方利益区联系起来，至少在当时看来还是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然而，从战略角度来说，这次贸然的举动却是具有极大危害的。首先，自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已向海参崴港投入了数以亿计的卢布。而俄国原本整个东方战略，将以起自雅布诺洛夫山脉之阴的赤塔，沿着海兰泡、伯力延伸至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为基准，逐步向南辐射蚕食，最终渗透并控制清帝国北疆。旅顺，应当是这种渗透和扩张的一个终点，一个目标。然而，上述由北向南逐步蚕食的构想却随着关东州殖民地的建立彻底化为泡影。俄国经由一次非理性的军事冒险行动，一步直达终点——却将通向终点之间的上千公里土地留在了身后。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举动也彻底地激怒了日本。这个正快速崛起的新兴国家，此时仍在为两年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