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戏诸侯的背后暗战

作者：明月吹箫

既然提到了“四大妖姬”，那就不禁要说一下那个“烽火戏诸侯”、“一笑倾国”的褒姒了。

西周作为一个历史地位足以和秦汉唐宋并驾齐驱的伟大王朝，其历史却始终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中而不为后人所明晓，甚至至今我们依旧不能确知它的国祚长短。由于史料的匮乏和艰深，大众眼中的西周史更多的带有神话和浪漫色彩，与其近三百年的漫长历史不为公众知晓相比，最为人熟知的反而是开国史的神魔故事：昏庸而残暴的君王，妖狐变化的宠妃，被无辜残害的忠臣义士，睿智的老者，英明的复仇家族，神魔之间的斗法。而它的结局与开局一样传奇，在通俗文艺的熏陶下即便对历史一窍不通的人也大半知道烽火戏诸侯这个成语，听说过那个一笑倾国的故事。然而，真实的历史往往比传奇故事更加扑朔迷离、曲折传奇。

关于西周灭亡的原因，司马迁在《周本纪》中留下了一个由周朝史官编造的玄幻故事：夏朝衰落的时候，有两条神龙降落在夏帝的宫廷说自己是褒国的先君，夏王无所适从，经过占卜才决定将两条龙的唾液收藏起来。于是以隆重的仪式祷告上天，两条龙才留下唾液消失。夏王命人用木匣把龙的唾液收藏起来，夏朝灭亡之后，木匣为商人所得，商朝灭亡后又被周人所得，千年来从来没有人碰触这个禁忌。但到了昏庸的周厉王时代，他肆意妄为，居然打开匣子观看，龙的唾液流在殿堂上，无法清除。厉王命令宫女们赤身裸体对着唾液大声呼叫，龙唾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大蜥蜴，爬进了后宫一位7岁宫女的体内。她长大成人之后竟然怀孕了，她在恐惧中将婴儿抛弃在城外。

多年之后周宣王在位时，民间流传着一首谣言：“山桑弓，箕木袋一起出现的时候，周朝就要灭亡”。宣王听到了这首民谣后下令追杀一对卖山桑弓和箕木箭袋的夫妇。夫妇二人在逃难的路上，发现了先前被小宫女扔掉的那个小女孩，出于怜悯收留了她。三人继续往前逃，逃到了位于秦巴山地、汉水两岸的褒国。宣王死后，幽王即位，幽王在位的第3年（公元前779年）发动了对褒国的战争，而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成长为风华绝代的美人，于是褒国国君将她献给了幽王。褒国是夏朝的同姓诸侯国，姒姓褒氏，古代的女子称呼一般为氏在姓前而不称名，所以这个女子便被称作褒姒。

一 开篇：风雨飘摇

关于这个故事的荒谬性，早有前辈学者指出，如果褒姒的母亲在厉王末年是六七岁，那么褒姒应出生于宣王初年甚至共和时期，而经过四十余年的宣王时代，到幽王三年时她已经人老珠黄，又如何会有一笑倾国的魅力？很明显，周朝史官是在为尊者讳，故意隐藏着历史的真相。但至少有一点，他们在有意无意间透露出来：周朝的衰亡确实与周厉王息息相关，这当然并非如故事中所言是因为他打开了藏有神龙唾液的木匣，也不是如传统所说因为他的嗜利暴虐而引起国人暴动。实际上他确实碰触了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千年政治禁忌，那就是上古王权依赖的微妙政治平衡。

三千多年前，原本处于西陲一隅之地的小邦国居然在一代人的时间消灭了庞大的商王国，这固然是由于几代周王的苦心经营和高超谋划，但无疑也与末代商王希图革新却急躁冒进，遭到了诸侯方伯、贵族王亲、祭司贞人的群起反对，而给予周人可乘之机有关。而周初王室的内部争斗也险些倾覆了得来不易的新王朝，在平定武庚之乱和三监之乱之后，周人统治者依旧战战兢兢，深以“小邦周”能战胜“大邑商”而感到侥幸。从周初开始，他们便开始精心经营一个远较殷商复杂而精致的统治架构，可以简单概括为“天子至尊，王师至强，诸侯分封，贵族治国”。天子是整个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理论上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之称，在实际上他要仰赖于诸侯尤其是姬姓诸侯在四方的夹辅，在王畿之内则有宗周、成周两座都城，有三公为百官之首辅佐天子，卿事寮和太史寮则为王廷最重要的官僚机构。支撑天子至尊地位的有受命于天的神秘色彩，有同为姬姓亲戚的血缘纽带，有礼乐文化的教化熏陶，有派驻各地的诸监诸卿，有留诸金石的严刑峻法，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周王直接掌控的十四万大军：西六师和成周八师，那个时代最庞大的武装力量。当然，作为奖赏，诸侯在自己国内掌握大权，而王廷的高官也例由贵族子弟出任。

这个主要由周公旦主持编织的权力网络，曾让周人创造了成康之治的辉煌历史，也让周人有过重创四夷、开疆拓土的光辉岁月，并帮助周人战胜了多次的王室内乱与诸侯反叛的政治危机。但最终却遇到了一个最可怕的敌人：时间。随着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很多事情变得不一样了：受命于天的神秘色彩在周王室一次次的战败和内乱中消失，昔日的骨肉亲情因为血缘疏远而淡薄，礼乐文化对于习惯了东方各族风俗甚至与蛮夷频繁通婚的诸侯贵族们来说也不再那么重要，派驻各地的诸监诸卿逐渐成为诸侯的臣属或自己就变成了诸侯，最后就连严刑峻法也因诸侯的屡次抗命而失去其严肃性。而给西周王朝致命一击的则是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曾是东亚最强大军事力量的王师丧失了它作为国之重器的威慑力：

昭王十九年，在南征楚国时西六师在汉水全军覆没，昭王死于非命，周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

穆王十三年，淮夷的一支徐戎入侵成周，在洛邑以东140公里的棫林（今河南叶县）才被击退，这是周人灭商一百年来第一次遭遇入侵。

夷王三年，齐哀公因为违背夷王的意志被烹杀，其弟静被立为国君，是为胡公，但很快哀公的同母弟联合哀公党羽杀害了胡公，自立为君（即献公）。夷王五年，为了惩罚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王师对齐国这个当年与周人最密切的异姓诸侯国发动了讨伐战，但却以失败告终。

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周王室内部也发生了动乱，穆王之孙、共王之子懿王死后，继承王位的不是他的儿子，却是他的叔叔辟方（即周孝王）。关于这次宫廷政变的内幕我们现在依旧不得而知，但对于周王朝支柱之一的宗法制度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破坏。由于孝王死后，懿王之子夷王是在诸侯的支持下才登上王位，所以他甚至不得不违背礼法下堂接见诸侯，天子的威严更加低落。

危机在夷王的儿子厉王在位时达到高潮。这一次对周王朝的挑战来自东南方向。鄂侯（今南阳盆地）在商朝时期就已经是和周文王平起平坐的“三公”之一，进入周代后依旧是南国最强大的诸侯，有着“驭方”这样尊贵的头衔。但这位南方诸侯的首领却联合山东地区的东夷、淮河流域的淮夷发动了对成周的全面入侵，不但东方的诸侯无力阻挡，派去抵抗的成周八师和西六师也纷纷落败，入侵者逼近与洛邑咫尺之遥的伊洛流域。最后由朝廷重臣武公派遣骁将禹率领自己的私家部队战车一百乘和一千步兵才出奇制胜，俘虏了鄂侯，解除了洛邑受到的威胁。这次军事行动挽救了成周的危局，因此武公得到了厉王赐予的大量田产，禹则得到了玉器和铜器作为奖赏。但与此同时，王师都无法击败的敌人却被一位贵族的私家武装所制服，肯定给厉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西周中叶之后，不但诸侯尾大不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甚至齐国这样与周王朝关系极为密切的诸侯国也居然诛杀天子册立的国君，并举兵抵抗讨伐的王师。而且就是在王畿之内，王朝的高级官位也成为贵族们的私物而代代传承，如金文中所见的周氏、召氏、毕氏、南宫氏、史氏、虢氏、毛氏、微氏、井氏、荣氏等，他们或世代出任军事长官，或垄断祝、史、卜、乐官员，或连续几代出任卿士，乃至三公中父子兄弟相继出任者亦不少见。而为了获取他们的支持、奖励他们的功勋，一代代周王又不断地把田产、属民、财宝赏赐给他们，如克一次就得到了七处地方的多片田产。如南宫家族一次就得到了17个家族的属民，包括1709名男丁。随之而来的则是渭河流域周王直属的领地一点点落入贵族们的手中，而厉王被群起而攻之的理由竟是他禁止贵族们继续侵蚀王室的土地与山林，他希望贵族们至少要向王室缴纳一定数量的税赋，当然也包括他曾如大簋盖和吴虎鼎所记载的那样，多次将贵族的领地赐予其他官员以提高自己的权威却不给予足够的补偿。

贵族和国人的怒火最后在一位大人物的领导下被点燃了，他就是国人暴动的真正主角——共伯和，在金文中则被称作“伯龢父”。从元年师兑簋上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这位来自卫国的大贵族曾担任宗周禁卫部队的指挥官，而在国人暴动之后他则被贵族和国人们拥立摄行天子事，在师毁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铭文：“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龢父若曰”，而根据金文的习惯，只有天子发号施令时才能用“若曰”，这正符合了古本竹书纪年中“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而正统的周天子厉王则被放逐到彘地（今山西霍州），并最终客死他乡。尽管共伯和的权力可能还受到周公和召公等大家族的制约，但周王朝自诞生之日起第一次出现天子被武力推翻的局面，无疑已经敲响了这个王朝的丧钟。

厉王二十九年（公元前828年），遭放逐14年的厉王结束了其悲剧的一生，共伯和再也没有了摄政的名义而退位还政，在周公和召公的支持下厉王之子静（即宣王）继位。宣王继位后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他非但没有与这位将自己的父王推翻、流放的政敌发生冲突，而且与之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多年后，当这位叱咤风云的大贵族去世时，我们从师釐簋中得知器物的主人釐穿上隆重的丧服将共伯和去世的消息报告给周宣王，而不管此时的宣王是何等复杂的心情，都表示了足够的重视，并给予了釐厚重的赏赐。

新王的沉稳、宽厚和睿智，给了走在衰落历程中的西周王朝最后一分希望。

宣王四年（公元前824年），宣王派蹶父出使韩国（位于冀北平原），旨在恢复与东北诸侯的联系。这次外交努力是成功的，韩侯觐见周宣王，不但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而且娶了蹶父的女儿也就是厉王的外甥女为妻（出自《诗经·韩弈》）。

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宣王御驾亲征，太师南仲和皇父追随，出动大军联合山东诸侯发动了对淮夷的大规模进攻。战线一直逼近到淮河流域南部，曾屡次进犯成周的徐戎被重创，不得不臣服“。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出自《诗经·常武》）胜利之后，曾对宣王有拥立之功的召公虎受命治理南国。“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出自《诗经·江汉》）。

宣王五年，宣王亲征西戎，尹吉甫率军将已经打到泾阳的敌人赶回太原。“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自《诗经·六月》）。

宣王六年，宣王派出七千军队支援秦人，秦仲的5个儿子奉命讨伐西戎，将其逐出犬丘，秦仲的长子因功被封为西垂大夫（即后世所称的庄公）。

宣王七年（公元前821年），宣王将自己的舅舅、即申侯之子分封于鄂国故地南阳盆地为申伯，“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出自《诗经·崧高》）为了与原本的申侯相区别而被称作南申，此举明显是为了遏制楚国。同年，宣王命卿士仲山甫出使齐国，不但结束了自夷王时代以来与齐国的敌对关系，而且在齐地修筑城池，加强了东方的防御力量。

宣王八年（公元前820年），武公朝觐宣王，带来了儿子括和戏，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将戏立为武公的世子。尽管宣王二十一年（公元前807年）括的儿子伯御杀死了懿公（即原来的世子戏），但宣王三十二年（公元前796年）王师讨伐鲁国，处死了伯御，再次维护了王室的权威。

宣王九年（公元前819年），宣王在成周召开了诸侯大会，自西周中叶以来逐渐尾大不掉的诸侯们纷纷赶来朝觐天子，中兴气象一时无两。

二 棋局：祸起萧墙

然而一种可怕的力量却在慢慢的滋生，不但让宣王中兴的努力化为乌有，而且最终颠覆了整个王朝，那就是在三代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西戎。这个分布在从河套平原到河湟流域的西北民族，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属于游牧民族，而和周人一样同样掌握着青铜冶铸技术和战车战术，并可能是兴盛于商末周初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继承者。至少在西周灭亡之前，他们还是和周人一样为农耕畜牧混合社会。

周人的先祖很早就与西戎接触，并且有过长期的政治同盟与婚姻关系，在西周王朝诸侯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姜姓集团便来自西戎。然而由于灭商之后周人把大批贵族、国人派往东方封邦建国，大半兵力也集中于成周，周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成康之际许多西戎部落便已叛服无常，但总体来说是安定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在穆王十二年被打破，穆王发动了对玁允的扩张战争，虽然俘虏了5位戎王，戎人被迫迁往太原（今宁夏固原），但却导致了周戎间原本就很脆弱的臣属关系的破裂。直到几百年后，在《国语》中东周的史官还在批评穆王此举造成“自是荒服者不至”。

此后周戎之间便开始了百年的持久战。

懿王二十一年，虢公率领周军北伐犬戎，战败逃还。

夷王七年，虢公率西六师征伐太原之戎，追击戎人直到俞泉，俘虏上千匹马。

厉王十一年，西戎攻克犬丘，秦人的母邦大骆之族被灭。

厉王某年十月，当周人困于国内的内斗与南国的叛乱时，西戎发动了对成周的入侵。戎人接连占领了京地和筍地，俘虏了两地的民众。厉王连忙命令武公派兵抵御，武公派出年轻的将领多友，周军和戎人在漆地相遇，经过激烈的战斗，杀死戎兵二百余人，俘获战车一百多辆，解救了筍地的周人。接着在龚和世周军连败戎人，最终在杨冢重创入侵者，并解救了京地被俘的周人。

周军通过艰苦的战斗获得了胜利，但仅是一场防御战的胜利，并且这次战斗对西戎的打击也是有限的，因为共伯和摄政的第二年，玁允又一次发动了入侵，一度进入镐京的郊区。

宣公初年虽然接连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但是西北边境的局势依旧十分紧张。宣王五年的战斗中虽然周军最后取得胜利，但西戎军队已经推进到离镐京仅有40公里的地方。从金文资料中我们还知道在一次战斗中当周军追击西戎时，对方不但能集结援军反过来追杀周军，还能同时从另一个方向同时出兵入侵宗周。随着宣王后期周天子力量的再度削弱（如宣王二十一年鲁国的叛乱，宣王二十九年不籍千亩），西戎给周人的压力再次加大：

宣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95年），周军再次征伐太原之戎，以失败告终。

宣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90年），王师联合晋国讨伐条戎、奔戎，大败而回。

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王师讨伐姜戎，在千亩大败而回，连从南方调来的军队也全军覆没。

宣王四十一年（公元前787年），王师被申国打败。

面对沉重的边境危机（甚至一度已经逼近镐京郊区），已经进入暮年的宣王已经不堪重负，尽管他有过料民于太原的努力，但终究无力回天，反而因错杀大夫杜仲而让朝廷更加离心离德。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782年），这位生不逢时的伟大君王结束了其46年的漫长执政期，带着对王朝命运的不安离开了人世。

幽王元年（公元前781年），宣王之子宮涅继位，即大名鼎鼎的周幽王。去除由东周史官编造而经司马迁加工的“烽火戏诸侯”和“千年龙唾”两个明显荒诞的故事，我们梳理《国语》、《竹书纪年》和《史记》等古籍可以归纳出有关西周灭亡的三个原因：其一，自然灾异频发。

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发生了大旱灾，泾河、渭河和洛河枯竭，《谷风》中描绘说“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岐山崩（大地震）。《十月之交》对此进行了描绘：“烨烨震电，不令不宁，百川沸腾，山冢皋崩。高山为谷 ，深谷为陵”。

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冬天有大雷电。

幽王四年（公元前778年），夏天六月下霜，《正月》中描绘道“正月繁霜，我心忧伤”。

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冬天发生了日食。

幽王十年（公元前775年），秋天九月桃杏结果。

《桑柔》中记载了一场大蝗灾：“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在古人看来，灾异连连是因为君王无道，获罪于天，无疑是昏君祸国论、女色亡国论的铁证，幽王时的讽刺诗作者们就直接称为“天降丧乱”。但从今天来看，这只能表明幽王时期自然灾害频发，自然会带来经济的凋敝、人口的死亡和逃亡，给风雨飘摇中的周王朝带来更大的压力。但毕竟这些自然灾害不是幽王带来的，而且自然灾害也不足以直接毁灭一个王朝。可以作为反证的是宣王时期的灾害尤其是旱灾也十分严重：“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出自《云汉》），但却迎来了中兴之世。因此，自然灾害实际上只能作为西周灭亡的一个大背景。

而另两个和西周灭亡有关的事实就是——

其二，幽王易储，申侯联合曾侯和西戎夹击；

其三，当宗周遭到攻击时，诸侯大多袖手旁观。

在被否定了天谴说之后，传统学说要解释这两点其实只剩下一个命题：昏君论，尽管在史籍中还是尽可能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将责任推给褒姒，但还是只能用幽王喜好女色，结果为了宠爱褒姒而废长立幼，招致了亡国之祸。

那么问题是，事实的真相确实如此吗？

传统上都把幽王三年（前779年）褒姒入宫视作西周末日的开始。但实际上真正解开西周灭亡之谜的关键时间点却是幽王五年（前777年），因为在这一年有两个重要人物被迫离开镐京。这两个人物的离开证明了幽王并非传说中仅仅贪恋女色的昏庸无为之君，但也正因此加速了西周国祚的结束。

第一个大人物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就是上文所提到宣王时代的重臣皇父尹吉甫，早在宣王二年（前826年）时他就被任命为太师，此后辅佐这位先王达42年之久，包括参与东征淮夷和西伐西戎的战争。幽王继位时，他又再次被任命为太师、卿士，这位重臣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威望，也可以从金文中只有两例大臣被加以皇的尊号看出来（另一位是成王时的太保召公）。然而仅仅4年之后，这位三朝元老就被迫离开他度过了大半生的镐京，迁移到向地（今河南济源）。很显然，能逼迫他离开镐京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幽王自己。这并非简单地新君清洗前朝旧臣的行动，而是疲弱不振的王权对日益增长的贵族势力的本能恐惧和自卫，因为这些贵族甚至曾推翻正统的厉王、拥立共伯和摄行天子事而居然没有受到宣王的任何惩罚。

然而，这次政治清洗却没有带来王朝的新生，反而成为取祸之道。在《十月之交》中作者列举了皇父的政治盟友们：司徒番、冢宰家伯、膳夫仲允、内史棸子、趣马蹶、师氏楀，而其中有好几位是宣王时的重臣或其后人（番、仲允、蹶）。很显然，随着皇父的失势和东迁，这些重臣即便不随其东迁也不可能再得到幽王的重用。取代他们的是两位出身显赫的新贵，一位是虢氏家族的首领虢石父，他代替皇父成为卿士，虢氏不但从懿王开始就成为西六师的指挥者，多次主持与西戎的战争，而且虢石父的长辈虢公长父、虢文公分别为厉王和宣王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历来便与王室关系密切。另一位则是幽王的叔叔、宣王的弟弟郑伯多父（也就是郑桓公），作为大贵族中与宣王血缘最亲近的人之一，他被任命为司徒。然而较之经营几十年的皇父集团，这个新的权力架构未免显得太过于单薄了，而且大批朝廷重臣被清洗或被迫离开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镐京朝廷本就衰微的力量。

而皇父的出奔，则和另一个人的逃离息息相关。他就是幽王的太子宜臼，投奔的方向则是西申。这绝不仅仅是申后与褒姒两个女人之间的宫斗，因为宜臼的母族是申侯，西方最强大的诸侯。这个诸侯国早在成王时代便参加了成周的诸侯大会“西申以凤鸟，凤鸟者，戴仁抱义掖信”（出自《逸周书王会》），它和周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是周文王的母亲大姜的母邦姜姓诸侯国之一，“齐、许、申、吕由大姜”（出自《国语周语》）。而且它与秦国也有婚姻关系。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孝王宠爱大骆的儿子非子，想让他取代大骆的另一个儿子适成为大骆的继承人，但适的外祖父是申侯，他便提醒周孝王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为此孝王只得改变初衷，将非子封到秦地。

秦人的先祖戎胥轩和大骆两次与西戎通婚，是西周西北边境安全的保障。这不仅因为申国是西方最强大的诸侯，也因为申侯本身就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实际上厉王和幽王的王后都是出自申国），更因为申国本身就和西戎关系密切，这从周王室不止一次的将他们叫做“申戎”中便可看出。可以说申国自己就是最强大的戎。而在进入幽王时代后，周戎间的战争并未停息，幽王四年（公元前778年），秦庄公长子世父说西戎杀害了我的祖父，我不杀掉戎王，绝不回城，将职位让给襄公，率军攻打西戎。幽王六年，伯士帅奉命讨伐六济之戎，但再一次遭到失败。

在驱逐了皇父的势力后，信心大增的幽王认为再让一位有着戎人血统的王子继承王位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更不能容忍强大的申侯在王室中势力贯穿于厉王、宣王、幽王、三代（厉王之妻族、宣王之母族、幽王之妻族、宜臼之母族）。于是他开始了政治清洗的第二步，此时出现的褒姒与其儿子伯服实际上成为一颗很有价值的棋子，至于褒姒是否有着一笑倾国的魅力则是次要的。

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在确信已经将皇父和申侯的势力清洗完毕、完全掌控朝政之后，幽王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错误的决定：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

三 落幕：黑白颠倒

外甥被废除太子之位，被迫逃亡来母邦，不但让申侯的个人感情难以接受，对其政治势力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从幽王五年到幽王九年整整4年间，申侯却没有任何大的举动。因为他明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贸然挑战天子的权威依旧有着巨大的风险，同时他也对幽王是否能回心转意有着几分期待，而即便想要推翻幽王，也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在大义名分上站得住脚。

也许正是这种按兵不动的态度，让幽王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才做了立伯服为太子的轻率举动。此举不但让周申之间的关系完全决裂，而且也让申侯等到了他期待已久的东西：大义名分。周朝极为重视宗法制度，而嫡庶长幼之分更是宗法的重中之重。幽王废长立幼，正好给了申侯推翻幽王、让自己的外甥登上王位的最好口实。于是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申侯向周王室的敌人缯国和西戎派出了使节，建立了军事同盟。

第二年，也许是得知了三方结盟的情报，幽王在太室山召开了诸侯大会，寻求诸侯的支持。这次盟会的详情如何，各方诸侯的表态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次盟会不但无异于对申国的宣战书，也暴露了周幽王自己的虚弱，因为他已经无法直接向诸侯发号施令，命令他们派军相助。

双方彻底决裂后，接下来便是这出大戏最高潮也是最扑朔迷离的部分，幽王十一年的那场大乱。对此，正统史书《周本纪》的记载为：“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

然而除了最明显的烽火戏诸候说纯属虚妄外，这段记载还有多处在隐藏事实的真相。

第一，战争过程被修改了。据《竹书纪年》记载，是幽王十年秋九月之后王师主动发动了对申国的征伐，原因是逼迫申国交出废太子宜臼而被拒绝。之后缯国联合西戎对周军进行了反扑。反周联军攻入宗周，幽王、郑桓公和太子伯服向东逃难，在镐京以东五十公里处的骊山被追兵杀害，美丽的褒姒则成为西戎的战利品，不知所踪。而《周本纪》中强调“申侯怒”、“（诸侯）兵莫至”，则掩盖了申侯精心策划的反周阴谋（从幽王五年到幽王十一年经历了6年之久，绝非一时的愤怒），回避了申侯和平王自己才是对抗王命者，而将平王和申侯塑造成讨伐无道昏君的复仇之师、正义之师。

第二，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在幽王被杀之前，废太子宜臼已经在申国被拥立为王“先是申侯、鲁侯（当为曾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这是公然的叛逆行为。虽然由于学者大多认为古本竹书纪年可信性不如今本，因此这条记录的真实性存疑。但即便按照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幽王十一年“申侯、鲁侯（当为缯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由于此时并未注明月份，所以依旧不排除在幽王死前宜臼已经被拥立为王的可能。即便是在幽王死后才被拥立，但是一则宜臼已经被幽王废除太子之位，尽管这也值得同情，但是他却在申侯的帮助下引狼入室，弑君杀父，完全丧失了道义上的优势；二则参加拥立的诸侯仅有4人，其中申侯和缯侯均为叛逆，许男（许文公）为申侯的同姓，郑子（应当为郑桓公之子郑武公）是否参加了拥立十分可疑，因为不仅古本竹书纪年不载，而且郑庄公的父亲刚刚被申侯为首的联军杀害，从情理上不太说得过去。即便他真的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参加了拥立，但是此时郑还不是名正言顺的诸侯（平王十年才正式成为诸侯），无权参加拥立。而齐、晋、鲁、宋、燕、卫等大国并未参与，晋、芮、魏、虞、鲁、卫、秦等国更一度拒绝承认平王政权的合法性。纵然几十年后，有些诸侯依旧对这些弑君者保持了不屑的态度。如平王死后，与周王室关系最亲密的鲁国拒不奔丧，当平王的继承者周桓王派遣使者（还是和鲁国关系较近的周公）请求鲁国资助丧葬费的时候也被以不符合礼法为由拒绝。

第三，更重要的是，《周本纪》掩盖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幽王死后，平王并没有马上成为正统的周王，当时出现了另一个周王，而且他的正统性比平王还要强些。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携王”。清华简让我们更为清楚的看到了这段“二王并立”的历史，幽王被杀之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较之为少数诸侯（为首的还是勾结外敌叛逆者）所拥立的有弑君杀父嫌疑的废太子宜臼，幽王的弟弟余臣不仅得到执政者虢石父的支持，而且是畿内诸侯（邦君）和朝廷群臣（诸正）集体拥立，又没有政治上的巨大污点，其实拥有更大的正统性。这种正统性甚至在晋文侯二十一年他被晋文侯杀害之后也没有消失，这可以从他得到王的谥号，并且是佳谥得到佐证。相比而言，初期的平王政权倒更象一个篡位者组成的伪政权。

内外敌人的夹击下，宗周士庶百姓本已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绝望中的士人甚至对上天发出哀叹：“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出自《雨无正》）。

而二王并立的局面又让更多的贵族无所适从，但最终胜利者却是弑君篡位的申侯、平王一党，一度广受拥戴的携王则惨遭杀害。这一切的原因与《周本纪》所掩盖的第四个事实有关，也与前文提到的西周灭亡的第三个事实“当宗周遭到攻击时，诸侯大多袖手旁观”有关。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

这也许是这出大戏尾声中最富有争议的记载。因为众所周知，西戎原本就是平王与其幕后支持者申侯的盟友，是他弑君杀父屠弟篡位的帮凶。而且平王的后台申侯、缯侯、吕候都是实力强大的诸侯，其实力并不在西戎之下。因此，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质疑，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如“避秦说”、“被秦、晋、郑威逼说”、“投戎说”、“自然灾害说”、“敌友易位说”等等。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和依据，探讨这些说法也并非本文的任务。但平王的东迁动机问题，如果和另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分析，就更能读出历史记载背后的真相：一是，当宗周遭到攻击时，为什么诸侯大多袖手旁观？二是，为什么更为正统的携王却终遭杀害？

其实真相很简单也很残酷。西周晚期时诸侯的势力已经不再受天子的约束，即便宣王中兴的时代也必须派遣使节主动与诸侯国改善关系，而在宣王末年，由于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天子的威信无疑更加微弱。幽王驱逐深孚众望的皇父、废除嫡长子宜臼的行为，虽然一时得以掌握朝廷大权，但这种破坏宗法制度的行为却让他丧失了最后一点在诸侯中的威望，授人于柄，让久已怀有不臣之心的诸侯们在道义上有了下克上的理由，同时驱逐皇父集团，也大大损害了朝廷的势力，这个几十年来威震诸侯的大人物的离去无疑是让诸侯们乐观其成的。由于很多诸侯都在王畿中有自己的眼线甚至其子弟就有很多任职于朝廷（如当年的共伯和一样），我们可以判断诸侯们对镐京的政治动态是明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表态。

幽王十年的太室盟会，虽然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其详情。但从《左传》对此举的批评来看，这次盟会显然没有达到幽王获取诸侯支持的目的，反而暴露了朝廷的虚弱。尽管也许出于表面的礼节，诸侯们并没有公开对抗天子。但是在此后西周朝廷与申-缯-西戎联军对抗时，我们只发现了幽王的亲信虢石父和与西戎有世仇的秦襄公等少数诸侯站在天子一边，只有幽王的郑桓公为西周的灭亡牺牲。而即便幽王被杀后，从东方赶来的也只有许文公、郑武公、卫武公等人，但是许文公是站在弑君者申侯一边的，郑武公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其中也许只有卫武公真的是为了保卫王室而来。实际上诸侯们对西周大势已去的局面已经洞若观火，就连忠于幽王的郑氏和虢氏也在此前几年将大批族人、财货、奴隶东迁中原。

而幽王的失败即便不是诸侯们所期望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即便齐鲁这种与王室关系密切的诸侯，想必也记得周王如何干预它们的君位继承甚至直接杀死不听从王命的诸侯。眼前这位在位的幽王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难免会成为另一个厉王。这些大贵族们久已埋藏犯上之心，只不过没有人愿意成为众矢之的而已，此时有申侯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不方便做的事情，何不隔岸观火呢？实际上有些诸侯不止于隔岸观火：秦国在幽王死后，便以伐戎救周为旗号，经过苦战，秦文公将版图扩张到岐山，并接收了周人遗民，势力大振。晋文侯则趁机消灭周边小国，将疆域扩展到华山脚下和河东汾水流域。郑国和齐国也趁机，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疆土。

然而，诸侯们只是想削弱朝廷，但没有除之而后快之心。

第一，尚没有任何一个诸侯的实力足以取代周朝，建立新王朝；

第二，诸侯们还需要一个共同拥戴的对象，尤其是在四夷趁机侵略中原的情况；

第三，诸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周王，失去了天子的授权，他们自身对国内的统治也失去了大义名分；

第四，诸侯们的礼乐、制度来自于周朝廷，此时的社会还不存在能全面取代周制的新的体制和文化，而天子的存在是周制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对于大周诸侯中过半的姬姓诸侯来说，保持周王的存在非常重要，即便是已失去了对周王室的血缘亲情，但这样做至少有利于扩张自己的势力。

正是诸多现实的政治理由而非所谓的忠心，迫使诸侯们依旧要在戎人的入侵中保护周王朝廷的存在。但是此时的周朝廷自己又是二王并立的局面，该拥护哪位周王呢？对于大多数诸侯来说，这个选择并不难。携王不但没有政治把柄，而且还得到畿内诸侯与朝廷群臣的支持，如果携王朝廷长期存在下去，待戎人侵略浪潮逐渐平息后，或许会和他的哥哥一样再来一次中兴，至少难以控制，这是诸侯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平王不但因为有弑君杀父嫌疑而有洗不去的政治污点，而且没有得到畿内诸侯和朝廷群臣的支持，因而没有什么权威性。而这正是诸侯们所需要的，他们正是希望平王与其后代有着政治上的先天不足而无法有效地约束诸侯。

然而，携王毕竟有着正统名分，而且还得到强大的虢国与诸多邦君、大臣的支持，短时间内诸侯们并不愿意直接动手消灭它。平王政权如果继续留在西土，不是被戎人或携王所灭，就是会成为申国或秦国的傀儡，这些都是关东诸侯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平王迁移到任何一个东方强国境内不但与礼法不合更是其他诸侯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最好的选择只有一个：让平王政权迁移到成周，这里既可以受诸侯保护，又便于关东诸侯控制，但又不会引起诸侯们为了争夺“挟天子以令诸侯”机会的激烈争斗。而此时的申侯由于弑君大罪已经是天下众矢之的，自然不敢违抗诸侯们的意志，至于秦国，平王的东迁也有利于其在关中平原的扩张（当然平王东迁也让秦国得到占领岐东的名分）。

由此，“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所掩饰的真相也得以解开。所谓的“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实际上不是什么诸侯护卫周王，而是一次武装押解！

而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安定了下来，至少有了起码的安全，即便那些对平王心怀不满的诸侯们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毕竟这对他们也是有利的）。而关中平原上孤零零的携王政权却日益衰微，终于在二十一年被晋国消灭。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事实，携王政权才是幽王朝廷的延续，东周政权其实并非西周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而是一个弑君篡位者建立的政权，而它的建立其实也是建立在西周灭亡的基础之上，它的政权领袖和最初的支持者（平王、申侯、缯侯）大多是西周灭亡的刽子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东周政权灭亡了西周政权，灭亡西周者东周也！

然而，这段血腥而耻辱的历史：天子和太子的被杀、镐京的沦陷、王后的被掳、大贵族的反叛、西戎的趁虚而入、诸侯的坐观成败、篡位者的胜利、正统继承人的被害对于东周和诸侯们来说都是极为不光彩的，甚至足以否定东周政权存在的合法性（虽然携王被杀后只有鲁国那种象征性的抗议）。

因此，这些罪行必须找到替罪羔羊，必须抹去平王与诸侯们手上的血腥。东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史官们确实找到了：女人和戎人，褒姒母子已经死去，而戎人又根本不掌握中原世界的话语权，因此无辜被害者和趁火打劫者都成了主犯、帮凶们的替罪羊。编造的故事不断地加工、虚构、传播、记载，并最终掩盖了真实的历史流传至今。

如果褒姒真的在亡国时发出过笑声，那一定是凄凉到极点、悲苦到极点的笑声，这笑声穿越千年历史的重重迷雾，至今依旧让人难以平静。

四 尾声：虽死犹生

在这场大博弈中，幽王为了加强摇摇欲坠的王权，平王为了重新夺取王位，群臣贵族们为了派系和家族间的倾轧，诸侯们为了争夺地盘和势力，西戎觊觎宗周的财富和土地，就连那个不由自主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携王毕竟也不曾拒绝王位的诱惑。无辜的是宗周的百万生灵（包括那些小贵族们），他们在大人物之间的争斗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是死于非命，便是沦为西戎人掠夺、奴役的对象，除了少数得以逃亡东方的强大宗族（如早有先见之明的虢氏和郑氏，如追随平王东迁的七族），都只得在宗周的废墟上苦苦挣扎。正如《雨无正》中所描绘的惨状：“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和对上天的质问：“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几千年之后，当现代考古学家对宗周进行大规模发掘时，他们发现丰京和镐京遗址中大部分是汉代遗物地层直接叠压在西周地层之上，只有少数地方是战国地层叠压在西周地层之上，而在周原则几乎都是汉代以后的地层叠加在西周地层之上。这意味着，春秋时代这些宗周的中心城市已经成为废墟甚至荒野，到了战国时才有人类的活动。

但历史并不因人类的悲伤而告终结，而是按着自己的内在规律继续前行。西周王朝虽然覆灭，但是《尚书》、《诗经》、《易经》等伟大的文化财富却深深植入中华文明的根基之中；它所开创的“民本”、“礼法”、“德治”等思想影响了之后二千八百年的历史；西周关于分封制的实践和集权官僚制度的尝试给了后世王朝以宝贵的历史经验；正是在西周时代“华夏”和“中国”的观念开始萌生，华夏民族开始有了最初的民族意识；而周人从西垂一隅之地向广大东方的征服、分封和同化，则启动了中华文明成型的最初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最早的“中国”史开始于西周。

幽王、平王、携王、申侯、虢石父、戎王、郑桓公、皇父、晋文侯、秦襄公……这些历史人物都随风而逝，而他们的邦国也在此后的几百年一一覆灭。但是西周王朝的遗产历尽了几千年的风雨沧桑，依旧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