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二战线的由来

发现盟军中暗藏的不和，这对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他不仅生活在英美合作的政治氛围中，也生活在这种合作的实质内容下）来说，其震撼力之大令人难以置信。热情曾使我们欣然接受了英国“光荣孤立”的寂寞，但随着这种热情的转变，我的信念发生了改变，我发现英国和美国的利益根本没有区别，事实上，两个社会之间的特性也几乎相同。在我看来，英国和美国就是一个整体，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乎一模一样；但他们的领导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追求着不同的军事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产生了怨恨，出现了怀疑、耍花招、支吾搪塞、言行虚伪、虚与委蛇、故意拖延这些令我无法相信的伎俩。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在战时结盟的历史上，重要的是突出两个大国团结的诚信，他们之间意见的分歧和目标的差异似乎是次要和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也应将目光投向团结一致的外表以外的东西。现实世界中，我所在的英国是一个已然衰败的强国，美国做好了替代她的准备，信心和财富将使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但美国这个国家一直避免发展军力或参与欧洲政治事务，他们的武装力量主要在海军，而他们的外交纠葛在很大程度上位于太平洋。但美国的决定是，一旦战争强加于她身上，她的主要力量还是应该保持在欧洲，因此，即便现在回想起来，这仍是个值得注意的决定。美国依照她所选择的路径踏上了欧洲，并让其主要盟友同意了她的选择——这场入侵被我们称为“D日”——这同样是个紧迫的利益。她选择的这些路径被下述这些职业军人充分理解，他们将领导人胜利的意愿转变为现实。

七名军人和一名非军人代表了战略的原则和困境，创立第二战线的那几年里，他们的国家凭借这些战略努力实现着胜利或避免着失败：史迪威，他的职业生涯体现出美国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虚弱和落后，他的国家所采取的战略是以亚洲为主，而非欧洲；魏德迈，军事技术专家，他在欧洲的受训经历帮助美国以一支大军对那片大陆发起了进攻；艾森豪威尔，他的智慧、灵活性和政治才能为美国的战略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莫洛托夫，他不停提醒着英国和美国，苏联所遭受的痛苦；马歇尔，罗斯福的战略良知；布鲁克，英国日益衰减的战略资产的记账员，也是丘吉尔任性的天赋的编辑；蒙哥马利，他拥有出色的战场执行力；隆美尔，他将希特勒愚蠢的野心转换为军事意义。

第二战线的故事开始于史迪威，当时，日本偷袭了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结束了一年多的争论和优柔寡断，无可挽回地让她自己和她的盟友德国投身于对美国的战争中。

史迪威

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将美国军方一名最不可能的军官从蒙特利火速调往华盛顿。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他的家人称他为“沃伦”，深知他言语犀利的上级和下属称他为“醋性子乔”，1941年12月7日，他正在指挥第3军。直到最近，该军的规定编制（50000名士兵，并配有大炮、运输和通讯设备）仅仅停留在书面形式上，甚至到1941年秋末，经过为期两年的军备重整后，第3军的真实实力仍与规定编制存在着令人尴尬的差距。但史迪威成长于旧军队小而散乱的单位中，他曾扎紧钢盔带，疲惫地追逐着菲律宾叛军，也曾吃过中国平原上夏季的灰尘，还在莱文沃思和本宁堡军官宿舍的白色隔板后装出过着体面生活的样子。尽管第3军名不副实，其编制也没有完成，但能出任军长，是他这位世纪初西点毕业生几乎不敢梦想的，作为一名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在大萧条时期早已放弃了这种希望。看着第3军在垂死的美国军队中重新焕发出生命的迹象，并被授予该军的指挥权，这种感觉不啻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获得了最高的荣誉。

被召至华盛顿不仅意味着与家人分离，也代表着要向他们所喜爱的蒙特利半岛的卡梅尔镇道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和他的妻子定居于此，后来这里也成为第3军军部所在地。那里，漆黑的柏树园、歌剧风格的峭壁、充满斯坦贝克式魅力的海滨以及居住在那里的大群下层百姓——制造沙丁鱼罐头的波兰人、驾驶渔船的意大利人、开杂货铺的中国人、来自“廉价宫殿”的流浪汉以及要塞驻军团里每天赚1美元的列兵——这一切使得这里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军事指挥部。也许是因为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里，史迪威对日本人即将对这片令人陶醉的海岸发动袭击的消息作出异乎寻常的反应的缘故。“日本舰队位于蒙特利南面20英里、西面10英里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愚蠢至极……海岸上有两个（美军）营，另外两个充当预备队的营位于175英里外……6辆坦克从奥德堡赶来。（其他坦克无法开动）……如果日本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就会在海岸的任何一处登陆，等我们有限的弹药耗尽后，他们可以像打死关在猪圈里的猪那样把我们全杀掉。”12月22日，华盛顿的电话到来时，他已经恢复了自己的理智，先前的慌乱源于整个国家的准备不足，这种状况继续令他“深感不安”。但离开太平洋（他的职业生涯都在这里度过）和萨利纳斯谷（他心系于此），需要在意志上付出极大的努力。出发的速度使得这种离开变得更加容易些。他与他的家人过了一晚，随后，12月23日，他搭乘飞机向东飞去。

1941年的跨大陆飞行，搭乘无处不在、时速170英里的DC-3客机进行分阶段飞行仍要持续一整天。但对史迪威这样一个将之升华为浪漫的人来说，从旧金山到盐湖城，再到堪萨斯城和辛辛那提这番漫长的旅程是可以忍受的，因为这段路线构成了跨越昔日“旧陆军”中心地带的一场朝圣之旅。它开始于亚利桑那州的北部沙漠，美国骑兵中的黑人团（印第安人称他们是“水牛士兵”）在那里忍受着美国国内的“撒哈拉夏季”，向南是苏族人的猎场，卡斯特就阵亡于发生在那里的大小角战役中，然后跨过北美大平原无尽的草原，那里点缀着拓居地筑有栅栏的前哨，科尔尼堡、奈厄布拉勒堡、奥马哈堡、悉尼堡、道奇堡、埃尔斯沃斯堡、霍克堡、海斯堡和华莱士堡，这些地方荒凉落后，人烟稀少，大多无人据守，并已被遗忘，美国军队曾用这些堡垒护送向西的迁居。在堪萨斯城，他飞离了军队情感地理中最为神圣的场所之一，那里甚至比西点军校的战役纪念碑或阿灵顿国家公墓中永恒的火焰更加神圣，在莱文沃思，密苏里河上方，被废弃的俄勒冈-圣达菲贸易通道弄得弹痕累累的峭壁上，伫立着一座小小的纪念教堂，是为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边境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几个团所建。这里沉浸于低矮屋檐下的忧郁，在构成伸向屋顶的立柱的炮管间，在一块块纪念击败敌人的大理石中，美国军官想起了自己“真正当兵”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里，他们汗流浃背，腰酸背痛，咽着吐沫，甚至以他们的靴子为晚餐，整日跨在吱吱作响的“麦克莱恩骑兵鞍”上，伴随着熄灯号入睡——“灯光悄然熄灭/白日已逝/夜晚将至/闪烁的星星引领所有人安然入睡”——庆祝自己回到筑有栅栏的营地的安全处，往往是通过用黑麦酿成的烈酒以及一名士兵所能吞咽下的所有淡水。这里就是那些抗击印第安人的士兵们的圣地，弗雷德里克·雷明顿通过油画使他们得以永生，他们在草原上的日子为山姆大叔军队中的共济会成员留下了一个完美人生的愿景。

对史迪威这种长期服役的军人来说，这种深埋于想象力中的愿景甚至远远超过构成血腥南方战场的荣耀和悲剧的全景图——亚特兰大、查塔努加、斯波特瑟尔韦尼亚以及维尔德内斯——他从圣路易斯起飞，赶往辛辛那提时，这些旧战场就在地平线的尽头。关注印第安战争的人都是同一种类型，“高高的个子，身材瘦削，方下巴，双目清澈，胡子拉碴的士兵，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任务，从不畏惧，也不会缺乏自信，”斯托基公司中的美国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沉默寡言。南北战争是一场全民战争，五花八门的武器，粗制滥造的军装，心不甘情不愿的应征兵和腐败的军官，队伍参差不齐，训练拙劣，面对敌人时不够可靠，有时会惊慌失措。这些人组成的军队令19世纪40年代的西点毕业生们绝望不已，而他们的西点后辈觉得这些人在战友情谊上还比不上1812年被英国人逐出华盛顿的那些冷漠的新兵。

但是，正如史迪威12月24日降落在波多马克河沿岸改造的沼泽地时想到的那样，这又是一场全民战争，一场他已开始组织的战争。军队中漆成白色的军官宿舍（就像是为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搭建的舞台）排列在战争学院前方的草坪上，完全没有为一场世界性战争做好准备，就像1861年各州间爆发战争时的温菲尔德·斯科特。诚然，这支部队的排名已不再像1939年9月那样，“位于世界第19位，居葡萄牙之后”或“入伍人员比例位于全球第45位”。在27个月的时间里，美国的军事力量翻了8倍，从19万人增加至150万，原先的93个步兵营和14个骑兵团融入到一支新组建的庞大军队中——30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和5个配备着坦克的新式装甲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岁月里，美军总参谋部对于坦克的热情甚至比英国人还低）。但坦克尚未从匆匆动员起来的生产厂陆续运抵，就如同配备给新组建的40个航空大队的飞机，这些生产出来的坦克或飞机都被指定运往英国或苏联。美国的工业，就像一个身穿锈迹斑斑的铠甲的武士，呻吟着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轻型装备运抵了各个师，这些部队在遍布于美国东南部和西部仓促修建起的营地里进行着训练。800万美国人应征入伍，但负责指挥他们的军官对自己的职责知之甚少，他们此刻仍在大学里参加每天下午的后备军官培训课程。

不过，这种状况并不特别紧要，因为这支大军从训练营结业，获得充分的装备并做好迎战敌人的准备后，该如何部署他们，此刻还缺乏一个完善的计划。不是说没有计划。实际上是有太多令人尴尬的计划，其数量反映出战略方向的分散，直到前天，战争部才将这一战略方向确定下来，但对协调各种战略决策的元素（经济、后勤、外交和军事）的组织工作尚不完善，一场对外战争不期而至，使得这个国家对此毫无准备。美国战争部在其历史上只进行过两次改革，第一次是伊莱休·鲁特在1903年进行的，第二次是在1921年，由潘兴将军进行的。第一次改革结束了军队的军事指挥官与军队内部各部门的头头之间历时一个世纪的明争暗斗；第二次改革提出，以一位军事指挥官（自1903年起被称为参谋长）率领一个参谋部专门组织策划和从事战争。尽管这个新组建的参谋部具体负责指挥中的关键问题（确定战略目标，选定在何处、用何种方式、由谁来执行），但在其最初的4个部门中依然存有分歧，这4个部门被称作G-1、G-2、G-3、G-4，分别负责人事、情报、训练和补给，另外还有一个新部门——战争计划处（WPD）。在一个试图简化战略规划的错误尝试中，新上任的参谋长马歇尔于1940年7月设立了第三个机构，陆军总司令部。这个部门接管了战争计划处的潜在职责——战时指挥，同时负责对当年9月应征入伍的数十万士兵加以训练。但训练工作是由G-3处直接负责，陆军总司令部的确对此没有明确的职责，显然，这令其他部门大为不快，尤其是G-3，其远在郊区的战争学院，通过他们设在华盛顿市中心的办公室，更容易激起这些争执。

1941年12月，身处首都每一个少校军衔以上的军人对于该如何打赢这场战争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一点不足为奇。30年代众所周知的“颜色”计划——绿色指的是对墨西哥的战争，黑色对德国，橙色对日本，红色对英国，橙色和红色针对的是英国和日本的联合——依然通用，尽管这些计划源于“纯粹的参谋思维”，并不涉及实际外交形势。可是，自1939年5月以来，他们已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前身）制订的5个“彩虹”计划的重点叠加起来，就行动的共同计划达成一致。计划得以增加，但策划部门并未就此结束。1941年1月，英美参谋长在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议，双方签署了一个基本符合“彩虹5号”的计划（ABC-1），另外还有两个协商机构，一个是驻华盛顿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另一个是美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尽管前者是高度集权的白厅机构的一部分，确实只起到协商作用，但后者却“有权协调制订军事和政治计划”。未来的皇家空军元帅约翰·斯莱塞爵士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参谋长会议，他对美国政府的立场感到怀疑，回到英国后，他汇报道：“对任何一个一直与我们帝国防务委员会和战时内阁制度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来说，看着就连最具能力的美国人也竭力回避将政府机构正规化或合法化的一切尝试，这一点非常有趣。”

未能做到正规化或合法化，主要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的故意疏漏。他的性格是反对官僚主义作风，通过一个非官方的朋友和顾问圈（整个战争期间，这个圈子里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喜欢恶作剧、态度无礼的哈里·L·霍普金斯）来“保持渠道畅通、打破惯例、反对形成制度化”。他以他在哈德逊河谷海德花园的轻松方式驾驭着白宫，经常会连续归隐几天甚至几周，他需要呼吸乡村的新鲜空气，听听家长里短，以此来克服自己对阴谋、投票交易、妥协、高尚的说教、讥讽地给予奉承以及不停挑逗媒体的无尽热情，这一切构成了这位最伟大的从业者展示出的总统制政体的艺术。但他拒绝将作出战略决策的方式形式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单一、强大、跨军种的参谋部，有权决定优先顺序，有权协调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作战行动，必然会在无意间使美国沦为一个独裁国家。

1941年12月7日前，罗斯福本人并未作出任何最终决定。他将国家重整军备的伟大计划委托给美国的纳税人。他承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英国提供“战时短缺物资的一切援助”，并对苏联和中国供应“大批援助”。但“战时短缺物资”是他的症结所在。这并不是说他像一年前的希特勒或两代人以前的施利芬那样，正设法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相反，他设法避免的是这两场战争，希望通过“展示他动员、使用美国庞大战争潜力的决心……也许能挽救英国，阻止日本，从而避免战争”。但从事这种威慑和劝阻的游戏，他需要一天天地在敌人、朋友和中立者之间玩弄一种自主、尽可能多一些情感的政治策略，他无法指望高级将领们站在他身边，随时提醒他今天的外交让步损害了昨天的战略决策，或是明天的承诺会影响下一周具有约束力的承诺。1940年年底，他曾告诉海军部长诺克斯，“这是一段不稳定的时期，我不想为1941年7月1日后会发生些什么而作出授权。”但在远远超过这个日期后，他还是保留了一切授权，尽管1941年12月前他已获得第3次连任，而英国的严重困境也因为希特勒入侵苏联而大大缓解。

一系列战略建议被提出——海军上将斯塔克于1940年11月制订了D计划，该计划提出“大西洋优先”，并预想了“彩虹5号”，“彩虹5号”计划本身及其盟军内部版本“ABC-1”——他所做的不过是让自己熟悉其内容，同时隐瞒了赞同和反对意见。最敏锐的一瞥（仅仅是一瞥）便让他产生了战略倾向（仅仅是某种倾向），并于1941年1月16日在白宫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上提了出来，这是由国务卿兼战争部长（陆军部长的前身）、海军部长及其参谋人员组织的一次非正式会议。然后，他预测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德国和日本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为“五分之一”，但他透露，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他会坚持在太平洋先采取防御，而在大西洋仅为船队提供护航，但会继续为英国提供援助。至于陆军的任务，在彻底做好准备前不应发起任何进攻。他建议，在此期间，也许应该“为友好的拉美国家提供适当的支持，以对付纳粹授意的第五纵队”。

马歇尔将军可能已经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法在巴拉圭的丛林中赢得。尽管这种想法掠过他的脑海，但他没有说出来，并继续为1941年整个春季和夏季缺乏战略方向烦恼不已。最后，在当年6月，他下定了决心，总统保留了对“彩虹5号”/“ABC-1”的“不赞成”，如果不批准这些计划，最起码应该允许将这些含糊的计划加以详细化。可是，由于战争计划处、陆军总司令部和G处（尤其是G-4）之间的误解和猜忌，这些必要的工作进展得极为缓慢，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几乎没有落实任何准备工作。1941年12月7日时，战争计划处只有39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时间消耗在日常琐事上。但眼前的危机需要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已被卷入到战争中，最要命的是美国陷入了困境，估计不会对此作出笨拙、缓慢展开的战略应对，而是会在敌人最强处实施“战斗至最后一人”和“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防御，同时，立即对敌人最薄弱处发起猛烈的打击。所以，菲律宾、关岛和威克岛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并立刻让每一个能扛枪的人对X、Y、Z点发起打击。

可X、Y、Z点在哪里？敌人的薄弱处在哪里？不是总统在春季幻想的拉丁美洲，也不是当年7月根据他“次于战争”政策派兵驻守的冰岛。当然也不是战火纷飞、刺刀林立的欧洲。那么究竟是哪里呢？突然间，多年来“纯参谋人员思考”的成果，在指挥与参谋学院受训时以学术精神认真制订的一切理论计划变得珍贵起来，战争计划处的老兵和大批被招入现役的预备役军人竭力创造出一些成绩，并接受严格的军事分析——状况、敌军、友军、设想、任务、执行、行政与后勤、指挥。这正是史迪威抵达华盛顿后需要面对的。他私下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发现这里根本不存在基本战略研究。例如，我们现在是否应该投入工作，认真准备战争……还是应该试着发起进攻？做点事情的压力非常大。英国佬希望我们彻底投身其中。所以答案是，我们现在必须以我们仓促制订的计划、缺乏训练和装备的部队做点事情。接下来的问题很自然，如果我们发起攻势，应该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展开行动……

他拜访了军方的一些部门，那里给他留下的印象甚至有些可笑。

我对华盛顿的印象是，文职人员进进出出，忙碌不堪，双开门总是在转动，拿着文件的人匆匆跟在其他手持文件者身后，一群群人各自聚在角落处窃窃私语，你刚开始说话，每个人都跳起身来，蜂鸣器嗡嗡作响，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挤在屋内的文员们都在打字机上敲打着。“这份文件立刻给我打10份”、“把那份秘密文件从保险柜里拿出来”、“黄色计划（或蓝色、绿色、橙色计划等等）究竟在哪里？”每个人都在拼命吸烟，每个人都把你交给另一个人。这时真该有个大嗓门的家伙瞪着眼，拿着根大木棒出现，并喊道，“停下，你们这帮混蛋，安静！你们就像一群蚂蚁。现在，一半人滚出城去，另一半人坐下，1个小时内不许动弹。”然后，他们会烧掉所有文件，再重新开始。

史迪威在华盛顿所受的刺激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这个月内他将飞赴中国，那里才是他的心之所属，那里才能让他尽情发挥，他将在那里率领一支中国军队，以一场奇特而又可怕的远征穿越缅甸北部的山区。因此，他来到华盛顿并非徒劳无益，那些无头苍蝇般的官僚令他产生的不耐，甚至对他将这些情况转告的人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但他误解了战争部，或至少没能对其作出如实描述，也许他将之视为一只完全没有感觉的动物，或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这群忙乱的参谋人员翻寻着解决眼前危机的文件，这场危机的规模，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能凭空猜测，但在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并已采取措施，准备以一项计划将美国军队带回到正轨上。这个人最近被晋升为战争计划处的中校，他就是阿尔伯特·C·魏德迈。他的计划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军队在哪里、如何打这场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