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

另一些伞兵落在树上，落在灌木丛中，落在遍布于平坦地带的反滑翔机木桩上，这种装置被德国守军称为“隆美尔竹笋”，还有一个伞兵（他后来因为电影《最长的一天》中的一个场景而出名）落在圣梅尔埃格利斯镇教堂的尖塔上。但无论落在何处，他们都有理由为自己没有落入水中而心存感激，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受冲击时受了伤。第501伞兵团的一名作训参谋聚集起100名士兵，其中的四分之一人扭伤了关节或摔断了骨头。有些人的伤势太重，已无法动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小组中的医护兵罗伯特·巴杰，在下降过程中摆动降落伞以避开曳光弹，结果伞衣破裂，重重地跌了下来，导致他盆骨骨折、髋关节破裂、肋骨断裂、胳膊折断、肩膀脱臼。还有些人在匆匆摆脱降落伞背带的束缚时使自己受了伤，割掉了手指或是穿透衣服刺伤了肌肉。落在圣梅尔埃格利斯镇的列兵欧内斯特·布兰查德摆脱了降落伞背带后才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他割掉了大拇指的顶端。

但无论是伤者还是毫发无损者，高级军官或是普通士兵，最折磨他们的是强烈、令人不安的孤寂感。几乎每个人都能看见或听见战斗的声响和情景，近在咫尺或遥不可及。只有少数人认真研究过他们的地图，并凭着好运气降落在正确的地点，因而能说出他们所处的位置（第507团第2营营长蒂姆斯中校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人迷失了方向，孤独而又恐惧。科唐坦南部的空中布满云堤，打破了运输机小心翼翼的靠近飞行，使它们远离了探路者们标示出的空投区的信标，许多驾驶员在远比正常跳伞快得多的飞行速度下开启了示意跳伞的绿灯，这是伞兵的散布范围远远大于空降行动策划者所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的原因。6个伞兵团中，只有2个（一个是第505伞兵团，值得注意的是，自一年前在西西里实施首次空投行动以来，该团与负责搭载他们的第316运输机大队进行过多次演练；另一个是第506伞兵团）实现了“出色的”空降，这两个团里的大多数人员在正确的时间被投送至正确的地点（“O”着陆区和“C”着陆区）。另外两个团，第508和第507团，空投情况非常糟糕，前者的糟糕是因为该团的士兵在整个半岛上散落得到处都是，后者则是因为该团的大多数士兵尽管紧紧地聚在一起，也很靠近他们的指定区域（“N”着陆区），但却落入到梅尔德利特河的洪水中。最后两个团，第501伞兵团和第502伞兵团，每个团都有一个营空投得不错，但另外两个营却散落得到处都是，他们不得不耗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实施集结。

这种集结是空降行动真正的开始，从理论上说很简单。在训练中，它被称为“队列集结”，要求先行跳伞的士兵一着陆就留意机群的飞行方向，并向那里移动，最后跳伞的士兵朝相反的方向前进，队伍中间的士兵守在原地，直到前后两端与他们会合。但在这个晚上，分散的飞机使得伞兵们无从观察“机群”的方向。由于许多“探路者”被投到错误的地点，或是遭到德国守军的攻击，供部队主力实施集结的导航信标寥寥无几。各个营负责实施集结的小组发现自己落在错误的地点，或是丢失了将部队召集起来的装备：第506伞兵团第2营，他们依靠一个绿色手提灯和一个大铜钟，但这两样东西都在沼泽地里丢失了。因此，集结靠的是运气、领导以及成千上万名孤独的士兵在黑暗中勇敢地寻找对方的意愿。有些人（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些人的数量有多少）没有这样做，或是很快便放弃了。第377炮兵营的克米特·拉塔下士承认，他没能找到其他战友，“在黑暗中游荡了一个小时，从一潭死水中舀了口水喝，我发现一条深深的沟壑，覆盖着茂密的灌木丛，于是，我在那里睡着了。”

第501伞兵团第3营的迫击炮排副排长约翰·乌尔班克“在黑暗中绕了一个小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战友。我累得要命，于是，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找到一片麦地，麦地已有人走过，这样我就不必再开辟一条道路，我踏踏实实地躺下，一觉睡到天亮。”就算一名孤单的伞兵与其他人取得了联系，他仍可能会躺下睡上一觉。第506团第1营的机枪手舍伍德·特洛特孤身一人着陆后，用配发的响板（第101空降师的每个士兵都配备了这种能发出“咔哒”声的儿童玩具）找到了一名战友，随后，他们又找到了另外9-10名伙计。

我们朝着听上去像是在发生真正的战斗的大致方向走去。天亮后，我们与遭遇到的第一批德国人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他们隐蔽在一片树篱后，我们跨过田野，隐蔽到另一片树篱后。很快，德国人便停止了战斗并消失了。我们放松下来，接下来知道的事情是，两个美国兵站在树篱上方，低头看着我们。我们都睡着了，一睡就是两个小时。

就连被军官（任何一名军官摆脱了降落伞背带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将部下们集结起来，并判断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尽管更多的情况是无法判断自己所处的准确位置）收容起来的士兵也会流露出想睡觉的意愿。第501团第2营营长巴拉德降落在正确的地点，并判断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因此，他迅速集结起麾下三个连的250名士兵，这是当天最成功的集结行动之一。他本人，由于职责所在以及荨麻刺的刺痛，发现保持清醒毫无困难。但他对大多数部下昏昏沉沉的状态深感忧虑。

只有那些降落在沼泽中的士兵似乎比较警觉，因为他们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不得不继续前进以保持身体的温暖。那些降落在干地上的士兵则不同，巴拉德跟他们说话时，有些人站着睡着了，然后一头栽倒在地。队伍离开集结区时短暂地停顿了一会儿，巴拉德看见有些士兵闭着双眼倒在地上。

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缺乏睡眠加剧了神经的紧张以及服用晕机药（它有一种镇定剂的副作用）的结果。但这些临床推测对泰勒将军、李奇微将军或他们的团长和营长们不会起到任何安慰作用，他们急需组织起十来个突击组，在拂晓前赶往他们的目标。黎明前，十来个小组已被集结起来，但完全不同于规定的突击实力，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处在错误的地点。每个师都有3000多名士兵不是迷了路（尽管当时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就是送了命。只有第505伞兵团第2营的空投既密集又位于准确的地点。另外，因为大多数电台由参加空投的报务员随身携带，现在已无从寻觅，这就导致大多数指挥官无法向指挥链的上方或下方传达自己孤立而又虚弱的情况。此外，许多人彻底迷了路，无论地图、航拍照片还是无意间发现的路标，都无法让他们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

明智的做法是找当地人打听方向。但在这片密布守军的乡村地区，很少有法国人愿意冒上落入盖世太保诡计的风险，另外，为这些“夜间飞入”指路，很可能会招致德国人的报复。吉略特中尉的先祖可以追溯到这片他所入侵的土地，但他在皮科维尔（Picauville）附近敲响一所农舍的房门时，却吃了个闭门羹。住在圣玛丽迪蒙（Ste Marie-du-Mont）附近的一对法国老夫妻作出的回答是，他们很肯定美国人会杀掉他们。第506伞兵团的辛克上校在圣科姆迪蒙附近的一座小屋里向一名当地的农民保证，“进攻已经开始，”这个农夫被吓得体似筛糠，几乎无法用手指在辛克的地图上指出正确的位置。后来，由于空投伞兵的数量给法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村民克服了他们的紧张情绪，开始自愿为盟军提供德国人在何处以及洪水区隐蔽的渡口的情报，他们还为这些解放者提供了牛奶和苹果酒，并帮着医护兵将伤员抬入他们的住处。随着战斗的继续，一些法国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第506团第3营的医护兵比尔·基德在二十年后回忆起一位法国父亲对他表达的感激之情，他6岁的女儿头部受了重伤，基德为她做了包扎，这位父亲将自己的金怀表送给基德以示感谢，“这肯定是他所拥有的最贵重的东西。”

但在拂晓前，大多数法国人睡在床上，或是躲在他们的地窖里，任由美国人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寻找着战友和集结地。幸运的是，天亮前，科唐坦半岛上的德国人和当地居民一样，并不太愿意离开他们安全的驻地。因此，从着陆到天亮这段宝贵的间隙，6个美军伞兵组获得了时间，他们集结起来，收集起武器装备，赶去执行后来被证明是行动中至关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