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美国人”与“啸鹰”

伞兵很晚才出现在盟军部队中。战争爆发前，英国和法国派出观察员观摩苏军1936年的军演，他们的报告以及苏联红军后来发布的晃动但却令人不安的宣传影片才使西方国家了解到伞兵空降这个概念。透过飞机湍急的尾流，摄影机镜头拍摄下一队饱受狂风折磨的伞兵机械地走到一架巨大的图波列夫运输机的舱门处，他们紧紧抓住机身的扶手，面对着巨大机翼的翼弦，随后，伴随一声指令，他们松开手，跃出机舱，就像冬季第一场暴风雪中被卷起的一根松针。这些怪异的画面充满了警告和神秘的力量，仿佛是爱森斯坦执导了《飞往里约》的一个苏联版本，它的发布只是一个简单的先期试验，影片中展现的“空中体操”也许仅仅是官方的授意。当时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认为，这种魔术般的空降使人们对它在作战行动中的实用性产生了怀疑。

四年后，德国人在荷兰的上空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伞兵空降的实用性，在这段时间里，德国人组建并训练了一个伞兵师，然后，他们运用这些伞兵，只用了一天便让荷兰的要塞防御悉数失效。但巫术的光环依然笼罩在伞兵们头上。一支庞大的伞兵部队从天而降，准备像传统步兵那样从事地面作战，尽管这种想法深具想像力，但并未被军方接受，他们更愿意让伞兵们保持超人或魔法师的形象。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几个月后，甚至到德国人的入侵威胁已然消退的第二年，“穿着军靴的修女”一直作为半漫画、半恐怖的传闻流传于英国，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出版商还赞助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提醒英国民众，德国伞兵有可能伪装成“骑着折叠自行车，挎着邮包”的邮递员，“尖顶帽下藏有小型手榴弹”的警察，“肉篮子放着手榴弹，并覆以白布”的屠夫送货员，或是“斗篷下藏着机关枪”的牧师——他们很可能装扮成英国国教教徒，因此极度危险。

但即便在这时，戴着“拉娜·特纳”式吸水海绵橡皮头巾的英国士兵正在曼彻斯特城外的机场上空，钻过“惠特尼”轰炸机机舱地板上割出的一个洞练习着跳伞，而在遥远的佐治亚州本宁堡的松林中，身穿超人连体服的美国兵正从250英尺高的塔上通过钢索下降到南方滚热的沙土上。德国伞兵的数量和信心不断增加，1941年4月，他们从一支虚弱的皇家海军部队的头顶上降落，进攻并夺取了克里特岛，而此刻，盟军中第一批实验性伞兵部队开始初具规模。1942年，英国和美国伞兵在突尼斯采取了实验性行动，1943年7月，他们又在西西里实施了大规模空降，面对敌人的抵抗，这些伞兵从天而降，直接加入到战斗中。许多伞兵因为意外事故或落入大海而丧生，还有些人被风吹到距离着陆区数英里远的地方。但幸存者对这种战术的有效性深具信心，伞兵部队的实力在战争中期继续得到增加。尽管德国伞兵被视为国防军中的精锐，但他们已失去了飞机的使用权，并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地面作战，但在另一方，飞行员、飞机、专用装备（可空降的车辆、榴弹炮甚至包括坦克）、人员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到盟军的空降师中。

截至1944年春季，共有4个伞兵师已在英国做好战斗准备：美军第82师（全美国人）和第101师（啸鹰），英军第6和第1空降师。根据入侵计划，这些伞兵师中的3个将在夜间飞越海峡，在登陆场的东端和西端实施空投，夺取界定登陆场侧翼的河流。河上的桥梁将被炸毁，接近河流的道路会被埋设上地雷，他们将据守河岸，挡住试图渡河的一切敌军。这些措施可以让舰艇运送的海滩突击部队获得一些保障，减少了他们刚刚踏上海滩便遭到敌人猛烈反击的可能性。

伞兵们将从散布在英国中部和南部的兵营开始他们“与命运的约会”，这句著名的话被第101空降师的历史学家们用作该师师史的标题，完全符合伞兵先头部队浪漫而又夸张的精神，第82空降师从林肯郡的平原出发，第101师从德文郡、汉普郡和伯克郡启程，他们的营地与英国第6空降师的驻地近得甚至有些危险。1944年春季，在伯克郡各个小镇的周末娱乐活动中，盟军士兵为结识当地姑娘而大打出手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更为常见的是在那些小村落里喝啤酒的情形，30年后，一些老兵会愉快地回忆起那些村庄的名称，奥格本圣乔治（Ogbourne St George）、贝里克圣詹姆斯（Berwick St James）、下斯劳特村（Lower Slaughter）和米德沃鲁普（Middle Wallop），当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发展着与当地居民的友谊，战争结束后，一些美国兵带着他们的战时新娘跨过大西洋返回到美国。

可是在5月30日，这些伞兵与外界的联系突然间中断了。他们被限制在遍布于索尔兹伯里平原的英军永久性兵营中，呆在布福德（Bulford）的维多利亚式红砖营房里，呆在蒂德沃思（Tidworth）修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临时兵营内。散居在平民家中的士兵被召集起来，登上巴士赶往集结区匆匆搭设起的帐篷营地，他们被隔离在那里，直到飞机起飞。第101空降师的一名中尉回忆起自己毫无说服力地试图告诉奥尔德本（Aldbourne）的村民，这次的离开不过是又一次演习而已，“那些英国人知道我们要走了……他们哭了起来，我也流下了眼泪。” 其他伞兵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但这种心情很快便被驱散。据S·L·A·马歇尔回忆，这些小伙子都是志愿兵，主要来自贫民区，马歇尔也加入到这场冒险中，并在伞兵训练的9英里跑、25次俯卧撑和不停的“Hubba-hubbas”（“快、快，”一些教官莫名其妙地认为这是一句希伯来语）呼喊中生还下来，还在白天和黑夜进行了十余次跳伞练习，现在，他准备参加真正的实战。他们被关在临时“牢房”里，吃着高蛋白质食物，不停地进行着高风险的赌博，以此来消除心中的挫败感。

对指挥官和下级军官来说，还有更重要的准备工作要做，他们最终会将其成果交给他们的部下。他们在地图、航拍照片和模型上研究着科唐坦半岛的地形，到目前为止他们所知道的德国守军的驻地，以及他们这些空降师必须夺取的目标。这些目标位于一片肾形地区，东西向长约10英里，南北向约为5英里。这片地区的东面靠着大海，东南和西南面都以杜沃河（Douve）为界。空降区的西面和北面穿过杜沃河及其支流梅尔德利特河（Merderet）附近平坦、没有树木的开阔地，然后紧靠着山坡上的灌木树篱，山坡则渐渐升入科唐坦半岛内部。河谷已被德国人放水淹没，由于河谷非常浅，被水淹没的区域很宽，有些地段宽达一英里。梅尔德利特河河谷中的洪水是个特别恼人的障碍，因为这条小河道将西面的第三个空降区与主登陆场和东面的空降区分隔开，河上的桥梁被称为“长堤”，因而是一个“重要的初始目标”。

另一个重要的初始目标是圣梅尔埃格利斯镇（Ste Mère-Eglise），13号国道穿过这个小镇，这条国道从瑟堡通往英军防区的巴约（Bayeux），是德国人在科唐坦半岛上唯一一条可用于提供增援的一级公路。其他所有目标都位于周边。最为重要的是代号为“犹他”的海滩上的4条通道，美国第4步兵师从他们的登陆滩头进入内陆需要这些通道。由于海岸低矮而又湿软，这些通道距离高水位线大约1英里，分别位于普皮维尔（Pouppeville，1号通道）、埃贝尔（Hébert，2号通道）、奥杜维尔拉于贝尔（Audouville-la-Hubert，3号通道）和圣马丹德瓦尔勒维尔（St Martin-de-Varreville，4号通道）。从普皮维尔起，沿着杜沃河河口，目标是河对岸的一连串水闸，伞兵们必须将其夺取并加以控制，待犹他滩头和东面的奥马哈滩头的突击部队合兵一处，在两个滩头之间向前推进时，这些水闸可能会派上用场。杜沃河上的一系列渡口也是伞兵们的目标，其中的一部分将被摧毁，以免被德国人加以利用，另一些将被坚守，要么为伞兵们立即加以利用，要么在稍晚些时候为滩头登陆的步兵和装甲部队发起突破时使用。从东向西，最为重要的渡口位于圣科姆迪蒙（St Cöme-du-Mont）、谢迪蓬（Chef-du-Pont）和蓬拉贝（Pont-l'Abbe）。其后的一连串目标，从蓬拉贝到4号通道，穿过开阔的乡村地，这些目标一旦被夺下，必须以勇气和希望加以守卫。

盟军认为这个敞开的侧翼会遭到两个德军师的威胁，他们早已驻扎在科唐坦半岛上，分别是位于海岸东面的德军第709师和位于西面的第243师，另外还有最近刚刚到达的第91师，糟糕的是，第91师的驻地刚好横跨空降区。另外，虽然第709师和第243师属于“静态”师（这是对这些部队完全缺乏机械化运输能力，士兵体能低下的委婉说法），但第91师都是由年轻小伙组成，并接受过反空降训练。尽管如此，德国人投入战场的兵力不超过24个营，而美军实施空降的部队达到了18个营。另外，一些德军营并非由德国人组成，而是由战俘中的志愿者构成，他们是1941年-1942年间在东线战场上被俘的。这些单位被称作东方营，因为把他们称为俄国人是不准确的。他们代表着俄罗斯帝国大多数周边和未被同化者，哥萨克人、格鲁吉亚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伏尔加河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他们用一种脆弱的公民意识交换了对正常饮食的保证，可以预料的是，如果他们能被迫为晚饭而战，那么这种新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这种前景提高了胜算，美国人估计，大部分敌守军会待在他们的固定阵地中，因而第一天的战斗多少会取得些进展。他们认为，最糟糕的情况是德国人能够拼凑起5个营，对伞兵们发起一场反击，而集结起来的盟军士兵要到第三天才能获得坦克的增援。预测的情况不太乐观。德国人在该地区还有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装甲营，第100营，配备着老式法制坦克和临时改装成的突击炮，另外还有第6伞兵团，该团辖有3个训练有素的伞兵营，士兵们的平均年龄为17.5岁（第709师士兵的平均年龄为36岁）。尽管这些额外的德军部队在质量上与美军相当，但美国人并不认为这场行动太过冒险而无法尝试（就像空军中将利-马洛里曾经认为的那样）。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必须发挥出每一丝印第安红番的英勇，他们在最后一刻将头发剃成阿帕切族人的鸡冠头，脸上涂抹了红白色战斗迷彩，各个营里的大批年轻人争相效仿，认为这也许能让他们取得胜利。

出发时刻即将到来，这引发了其他一些仪式，进攻行动从6月5日推迟到6月6日对已绷紧的神经的折磨也许使这些仪式显得更为必要。一些下定决心准备出发的士兵因为受到轻微的刺激而失去了自控力，结果，一连串斗殴爆发开来。师里的工作人员匆匆召回各个团里的乐队（最近一段时间里，这些乐队使兵营内充满了音乐声），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反复播放当下的流行金曲，并找来新电影播放。据“啸鹰”师第377伞降炮兵营的一名军官回忆，重新下达的出发令传来时，他发现自己的部下们正在观看特德·刘易斯的电影《每个人都快乐吗？》，他登上舞台传达命令，打断了电影的播放，观众们以“只会发生在好莱坞的方式”做出了反应。随之而来的握手和交换地址也颇具好莱坞特色，战友情谊的表白已趋极致，他们向朋友们承诺，如果对方无法平安归来，自己会去看望他的亲属。沃尔弗顿中校（他在次日的战斗中阵亡）的临行演说同样是好莱坞式的，他告诉第506伞兵团第3营的部下们，“尽管我不是个虔诚的宗教徒，但我要求你们和我一同跪下祈祷，不要低着头往下看，而要抬起头来，这样，你就能看见上帝，并请他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提供庇护和帮助。” 第501伞兵团团长霍华德·约翰逊上校最后一次言辞激烈的任务简报甚至更具好莱坞特色，作最后总结时，他突然掏出自己的弹簧刀，在头顶上挥舞着叫道，“我向你们发誓，这把刀子会在明晚前插入诺曼底最坏的德国佬的后背。” 他的部下们欢呼着做出了回应。但更多的人按照各自的宗教信仰静静地寻求着慰藉，许多来自北部和东部大型工业城市的应征兵信奉的是天主教，他们作了忏悔，或是进行着个人的祈祷。“全美国人”师师长马修·B·李奇微是祈祷得最为热切的人之一，他的冷静、英俊和军人风度隐藏了一种最深刻的浪漫主义。6月6日将是他第一次参加实战跳伞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与其他等待严峻考验的夜晚一样，他躺在黑暗中，倾听着上帝对约书亚的承诺，“我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以及“以所有的谦卑，不以任何方式寻求他的努力与我之对比”，他回想着“我主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的痛苦”并告诉自己，“如果他能够面对心灵的平静，并知道巨大的痛苦是命运注定，那么我肯定能忍受可能正等着我的肉体和精神的考验。”

飞行

6月6日前几天，各个集结营地附近的机场已聚集了数百架用来投放1万3千名伞兵的飞机。首批空投需要822架C-47，这是双引擎DC-3客机的军用版本，战前，道格拉斯公司革命性地推出了这款用于美国国内航线的飞机。现在，这些飞机被涂成卡其色，每个机翼上画着3道宽宽的白色条纹，这是盟军内部为D日及日后作战行动制订的识别标志，除了驾驶员、副驾驶、领航员和机工长，每架C-47还可以搭载18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这些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属于陆军航空队，尽管执行的任务极其危险，但他们并未获得太高的荣誉。官方将他们定为“非战斗人员”，因为C-47没有配备武器，也没有携带炸弹，而大多数机组人员“宁愿投掷炸弹或开枪射击而不愿在一架‘卡车’或‘拖车’上”，从理论上说，最不够格的人才会被分配到空运司令部，而不是轰炸机或战斗机联队。这些丑小鸭们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而有所加剧：空投伞兵既需要技术，操作起来又很危险，因为这需要驾驶员们在600-700英尺高度以每小时120英里的低速排成密集飞行编队，这使他们成了敌战斗机和高射炮火轻而易举的目标。第52运输机联队的机组人员自西西里岛登陆以来便与“全美国人”师合作，与该师发展起一种密切而又相互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早些时候一些伞兵被投入地中海被淹死后直言不讳的批评上。可是，该联队里的一个大队缺乏经验，另一个大队在D日发起的一年前被调去执行运输任务，这种情况在所有“非作战”单位中非常普遍。第9空运司令部麾下的其他联队肯定也是如此，这就导致训练严重不足，尤其是夜间飞行。而两个师的空投任务都将在夜间展开。

但英国的6月，黑夜来得很晚，卡车在白天带着伞兵们来到机场跑道，把他们卸载在飞机旁。每架飞机可搭载18个人，和他们一同被卸下的还有大批背包，这些背包看上去很难让人相信竟然可以由人体来背负。他们相互提供着帮助，然后又由机组人员帮忙，就这样开始了行动。第101空降师第506伞兵团的列兵唐纳德·伯吉特回忆着他的负载：

我在跳伞服下穿着一套草绿色军装——这是下达给所有人的命令——钢盔、靴子、手套、主伞、备用伞、“梅惠斯”救生衣、步枪、点45口径自动手枪、堑壕刀、伞兵刀、猎刀、砍刀、一条子弹带、两个备用弹匣、两盒点30口径机枪子弹共计676发、66发点45口径子弹、一颗能炸断坦克履带的“霍金斯”地雷、四块TNT炸药、一把铲头处贴着两枚雷管的工兵铲、三个急救包、两针剂吗啡、一个防毒面具、一个水壶、三天的K级口粮、两天的D级口粮、六枚杀伤性手雷、一枚“加蒙”手榴弹、一枚橙色烟雾弹、一枚红色烟雾弹、一块橙色面板、一条毛毯、一件雨衣、一双替换袜子、一套内衣裤、两条香烟。

伯吉特携带多把刀具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嗜杀，而是出于每个美国伞兵都有的一种担心，他们担心自己着陆后能否轻松脱开降落伞背带，英国人的降落伞上有一个快速释放搭扣，与其不同的是，美国伞兵的伞具上有5个带扣。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些带扣很容易被打开，但实际上拇指和食指经常对它们无能为力，因为降落伞背带支撑的不仅仅是套在背带中的伞兵，还要确保巨大的装备袋紧贴在其身体上，因此，伞兵们被这一沉重的负荷紧紧地拽着，着陆时如果不想被拖住，就必须割断背带。伯吉特当晚的负荷沉重无比，居然无法让自己背负上装备，甚至无法像以往那样躺下，收缩腹部以便扣紧最后一个带扣。

我试图躺下，却发现腰部无法弯曲，于是，我不得不采用卧姿，用双手来解决问题。两个陆航队的伙计走了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让其中一人站在我背后，另一个人帮我扎紧腹部的带扣，完成这些后，我发现就连膝盖都无法弯曲了。那两人将我抬了起来，吆喝着把我塞入机舱，我沿着机舱的地板向前挪动，在机工长的帮助下，我在一张凹背折叠座椅上坐下。

后来他发现最轻松的办法是跪在地板上（一名跟他们一同飞行的记者后来写道，他们跪下来祈祷），“让装备袋和降落伞的重量落在座椅上。”

这些沉重的负荷使伞兵们的体重加倍，并需要接受类似于一名身披铠甲的骑士从他的随从那里接受的某种帮助，这一性质向我们讲述了空降行动的本质。尽管一场大规模空投的直接心理优势也许深具戏剧性，但对发起空投的一方来说，长期存在的困难非常大。一个空降师，其作用的本质就是与敌人的前线部队交手，或是在短时间内将对方吸引至空投区。在战斗中，一个传统步兵师或装甲师部署其火炮和支援性武器的原则是在力度和质量方面压倒敌军火力，另外还要通过一个明确的道路和存储体系，直接从后方为前线提供弹药再补给。如果遭到失败，那么仅仅是出于军事原因。一个空降师的困境是不同的。他们的大炮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意义，1944年的空降师辖有一个小型炮兵营，配备着12门75毫米可拆卸式榴弹炮，炮组人员觉得这种武器就像是一种精致的玩具，设计精确，可以很容易分解为9块可由降落伞携带的部件，但正如一名老兵沮丧的回忆，这种大炮组装后“毫无杀伤力”。因此，空降师无法指望在火力上压倒敌人。他们在其他方面同样无法与敌人抗衡，除了其士兵的勇气和技能。他们无法指望从后方获得增援和再补给。获得增援和再补给，要么通过飞机（必须夺取着陆场或在空投区内构建一个着陆场），要么通过更多的空投。即便如此，在地面部队达成突破并与伞兵们会合前，空降部队所获得的装备和物资也不会与他们最初携带的东西有什么不同。他们获得补给的可能性极不确定。

因此，对伞兵们来说，就像朝山顶冲刺的登山者那样，做到自给自足非常必要，他们不仅要带上与敌步兵抗衡的装备，还要拥有防御和打击敌坦克和火炮的手段。这就是伯吉特带着TNT炸药块、“霍金斯”地雷和“加蒙”手榴弹（一团塑胶炸药塞入一个松紧织物的袋子里）的原因。如果将“加蒙”手榴弹准确地投出，它会黏在坦克外壁上，炸穿坦克装甲板的内壁，破坏其作战舱，炸死车内乘员。每个步兵班还装备了一具巴祖卡火箭筒，这种武器能取得与“加蒙”手榴弹同样的效果，但对操作者来说，巴祖卡火箭筒的风险较小，因为它的射程比手榴弹投掷距离远得多。另外还有60毫米口径迫击炮，这种迫击炮装在一个“腿袋”里，伞兵跃出机舱时，这个腿袋系在一根20英尺长的绳子上，这种迫击炮以发出噪音的形式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炮火支援，直到更为重型的武器通过“空投包”（这些装在空投包里的重型武器，例如81毫米迫击炮，太过沉重，无法由伞兵携带着实施空投），通过滑翔机（最为重要的是伞兵反坦克连的57毫米火炮）或通过陆地运输（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意味着伞兵们获得了接替）运抵为止。

这种接替存在于大有问题的将来。艾森豪威尔将军知道，为他这场伟大事业充当先锋的伞兵所得到的武器微不足道，他们能构成的防御极其脆弱，于是他决定跟“啸鹰”师共度D日前一天的傍晚时刻。他未经宣布便来到韦尔福德（Welford），出现在等待的队列、紧张地坐在机翼下的伞兵们当中，苍茫的暮色营造出一种柔和的感觉。他的脸上流露出“决策和责任的可怕负担”以及努力与他那些年轻的士兵进行交流的诚意，这一切都令克米特·拉塔下士感到震惊。艾森豪威尔停下脚步与一群士兵交谈，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种交流中体现出灵活的个人魅力，这一特点将使他成为战后美国最受欢迎的总统：

“士兵，你的工作是什么？”

“长官，我是一名供弹手。”

“你的家在哪里？”

“宾夕法尼亚州，长官。”

“你在煤矿上也干过这种肩挑背扛的工作吧？”

“是的，长官。”

“士兵，祝你今晚好运。”

他在士兵们当中穿行之际，许多队列已开始登机，他们挣扎着钻入舱门，在机舱内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对这些没能跟他说上话的士兵，一份刊登着临别赠言的油印传单在他们当中传递。按照师军医官的嘱咐，所有人都获得了第二份晕机药片，这种药片会产生明显的副作用，诱发一种令人愉快的睡意。许多士兵对此感激不已，他们坐立不安地为自己在飞行途中寻找着舒适些的位置，零星地加入到最清醒者带头唱起的歌曲中，并试图将关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想法逐出自己的脑海。

时间是晚上10点15分，在韦尔福德、梅姆伯里（Membury）、拉姆斯伯里（Ramsbury）、格林汉康芒（Greenham Common）、奥尔德玛斯顿（Aldermaston）以及德文郡的麦瑞费尔德（Merryfield）和阿波特里（Upottery）机场上，6月5日-6日夜晚的黑暗已开始吞没C-47长长的队列。在林肯郡，富尔贝克（Fulbeck）、巴克斯顿希斯（Barkston Heath）、索尔特比（Saltby）、北威瑟姆（North Witham）、福金厄姆（Folkingham）、科茨莫尔（Cottesmore）和斯潘霍（Spanhoe）这些第82空降师的机场上，引擎开始转动，准备起飞，一群群飞机将飞往海峡上方一个个虚构出来的地方，那些地名对美国人的耳朵来说更为熟悉些：弗拉特布什（Flatbush）、霍博肯（Hoboken）、里诺（Reno）和斯波坎（Spokane）。快到11点时，第101空降师的士兵们听到了同样的声音，“起动机上紧时发出的嘎嘎声，引擎点火时发出的几声沙哑的咳嗽，最后传出全速运转的轰鸣声。”长机驾驶员启动了引擎，“然后将飞机慢慢地滑入跑道，进入到一个迎风的位置。其他飞机排成单路纵队，跟随着为首的飞机，就像一群集结的士兵。”在韦尔福德，艾森豪威尔将军向每一架经过的飞机举手敬礼。科斯基马基下士写道：

22点45分，我们的飞机开始滑入跑道，迅速集结后轻盈地飞离了混凝土跑道。我们这群飞机共有45架，其他飞机每隔7秒起飞一架，直到整个机群升入空中。一架架飞机继续在空中盘旋……直到45架飞机悉数升空并排列好队形。我们这架飞机担当长机。每9架飞机组成一个V形队列。每个九机编队最前方的三架飞机中，位于中央位置的那架飞机担任领航。机翼的指示灯亮着，透过敞开的舱门，能看见一幅美丽的景象。

这也是人们最后一两次见到这种情形。就像1910年-1920年间的无畏舰队，她们以密集编队在北海狭窄水域巡弋的景象使每一个目击者产生了迷恋、敬畏感，犹如不小心踏入到一片大象墓地的游客，庞大空降机群的构想几乎在刚刚出现时便被证明业已过时。面对敌人的攻击，装甲厚重的军舰几乎是坚不可摧，可在短短几年里，随着脆弱但却致命的舰载机的出现，军舰的生存已变得岌岌可危。大规模集结的运输机，其寿命甚至更加短暂。在此刻尚未策划的“市场-花园”行动中，飞行员们会发现他们径直飞入密集的防空炮火中，之所以得以生还只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伞兵们直接落在敌人的炮兵阵地上，并将对方打垮。在来年春季横渡莱茵河的“大学”行动中，飞行员们会发现他们的生存几率锐减；1590架运输机中，440架遭到重创或被击落，一名在密集的高射炮火中生存下来的伞兵回忆起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一架运输机被炮火击中时的恐怖景象，这架飞机刚刚在极低的高度将他们这些伞兵投下，“机组人员们来到燃烧的舱门处，随即意识到此刻的高度已无法让他们打开降落伞，于是转身走入机舱内，等待着坠机时刻的到来。”短短的几年时间，地面和空中发射的导弹添加到打击运输机的手段中，再也没有哪位将领会考虑派遣大规模机群对既设阵地发起空降打击，伞兵的作用将缩小为秘密潜入者。

但在1944年6月的这个夜晚，伞降正处于这种战术的发展巅峰，庞大的C-47机群跨过月光明媚、万里无云的夜空，他们满怀信心，像杰利科和比蒂的舰队那样向南而去，赶往与公海舰队会合的集结地。眼前的景象“非凡”、“惊人”、“雄伟”，据李奇微回忆，“V形编队中的飞机翼尖贴着翼尖，之间只相隔150英尺，除了你几乎看不见的淡紫色灯光，没有任何灯光指引他们，各个V形编队之间相距1000英尺，500架飞机沿着同一轨迹飞行，很容易撞上前方的飞机。” 实际上，控制飞行编队的方式与舰队完全相同，每45架飞机组成的一个大编队，通过长机有机玻璃领航舱发出的灯光来控制。雷达或视觉信号从地面或海上返回后，根据长机的信号，所有飞机转向预先确定的标志点，稍后便打开机内的红灯，宣布接近空投区，最后亮起的是绿灯，以此来下达跳伞的命令。

6月6日凌晨1点15分至2点间，经历了半个小时500英尺的低空飞行以避开德军雷达和短暂的1500英尺高度飞行以确定空降场后，运输机下降至700英尺进行接近飞行。有些伞兵在晕机药片的作用下睡了一路，另一些伞兵整个旅程中都在抽烟，“昏暗的红色灯光下，他们的烟蒂泛着白光。”还有些伞兵既睡了觉，也抽了烟。第101空降师的休·普里查德一路上昏昏欲睡，醒来后，他掏出一根香烟。“我向旁边一个伙计要根火柴，他回答说，‘别抽了，我们正在靠近法国海岸。’我想，‘哦，伙计，我可是远离家乡啊。’”数千名伞兵的脑中闪过同样的念头，充满了对家人的回忆（奇怪的是，在老兵们后来的回忆中，频繁出现的是他们最喜爱的姐妹们的身影），并小心抑制着对即将到来的跳伞的恐惧。第506伞兵团第2营的理查德·温特斯中尉发现自己在起飞后不久就“做了最后一次祈祷，这是个漫长、艰难而又真诚的祈祷，它并未真正地结束，整个航程中，我继续思索着、祈祷着。”李奇微将军看着他那架C-47上的部下们（这就是跳伞精神的核心所在，将军与普通士兵们一同跳），但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太多的端倪。“他们静静地坐着，深深地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他们不时开着玩笑，爆发出下流的笑声。紧张和不安，再加上透过敞开的舱门吹入的寒风，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他看见“海峡岛屿上德军高射炮爆发出黄色的火焰……奇妙无比，但对此并不感到恐惧，就像一只在高处飞行的野鸭看见了猎人那样，我们知道我们飞得很高、很远，他们的炮火够不到我们。”其他士兵掀开覆盖在舷窗上的黑色小窗帘朝外观看，但他的目光却“扫过机舱过道，透过没有门的舱门向外望去”。突然，他看到了陆地。

没有任何灯光……但在苍白的月光下，我能清楚地看见下方每一片农场和田地。这片土地看上去是多么安宁啊，每座房屋，每片绿篱，每条小径和溪流都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下。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引擎的轰鸣，我们甚至能听见农场里狗的吠叫和谷仓前公鸡的午夜啼鸣声。

然后，这幅景象被浓厚、汹涌的云层遮蔽了？

我一直盯着舱门外，带着一种强烈的满意感看着目力所及之处，广袤的苍穹中布满了编队密集的飞机。这一切突然被云层所遮盖。再也看不见机翼处闪烁的灯光。飞机开始偏离航向，急剧下降，在我的脑海中，我可以看见那些飞行员正努力控制着航向，他们知道此刻的碰撞危险是多么大。

这片云堤突如其来，就连气象学家们也无从预测，它横跨在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飞行路线上。搭载着两个师的机群径直飞入其中。他们遭遇到同样的影响。飞行员们本能地操纵着飞机朝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躲开云层，密集的V形编队散开了，“几个小时后（实际上只有几秒钟或几分钟），我们钻出了云堤，”第326空降工兵营的哈罗德·扬中尉回忆道，“我们孤身孑影。我记得我愣住了，其他那些C-47到哪儿去了？”李奇微的那架飞机也在突然间成了孤家寡人，而且，机舱内的红色指示灯随即亮起，提醒他们距离空投区还有四分钟。李奇微和机上的伞兵站起身，将他们的强制开伞拉绳挂到钢索上。但在另一架飞机上，驾驶员遇到云堤实施机动时，一些已站起身的伞兵东倒西歪，人仰马翻。其他一些飞机从云层中钻出时发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但与另一些飞机贴得非常近，而且正处在德国人轻型和中型高射炮炮火的打击下。列兵唐纳德·威尔逊回忆道，“我们的飞机飞得很低，忽然又急剧拉升，以避开另一群突然出现在我们前方的飞机。我们已经站起身，挂好了挂钩，飞机的这个动作确实引起了一阵骚动，我们要求驾驶员飞回原先的高度，以便让我们跳下去。”许多飞机被击中，一些伞兵在机舱内负伤，飞机采取规避动作时，许多伞兵要求立即跳伞，否则他们就将错过规定的空投地点。情况稍稍好转时，泰勒将军机上的科斯基马基下士对随后发生的事情做出了如下描述：

跳伞长劳伦斯·莱热尔……叫道，“做好准备！”士兵们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大家等待着下一道指令。“起立！”我们带着沉重的装备挣扎着站起身来。每个人都急于离开逼仄的机舱。下一道指令是“挂钩！”机舱内传来一阵开伞拉绳挂钩卡入钢索的咔哒声。钢索位于我们的头顶上，顺着机舱中央延伸，每个人都两次确认自己的强制开伞拉绳已挂到钢索上。接下来的命令是“检查你们的装备”。每个人立即对自己前方的战友进行检查，以确保所有的装备在开伞发生震荡时仍能保持安全并处在原位。透过引擎的轰鸣可以听见喊出的命令，“装备检查依次报数。”最后方传来了汇报，“16号，就绪”，“15号，就绪”，“14号，就绪”，一直到泰勒将军，他跟着喊道，“2号，就绪。”跳伞长的命令随即传来，“站到舱门口”，他蹲在敞开的舱门处，寻找着地标。其他士兵紧紧地挤在他身后。此刻的活动受到限制，没有谁有更多的时间做出反应。

跳伞的命令下达后，全体成员以运动员的速度跃出机舱，不到10秒钟，机舱内便已空无一人。

如果事情出了岔子，这个流畅的顺序就会发生严重脱节。跳伞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泰勒将军都没有看见。第506伞兵团第1营的路易斯·E·特鲁阿克斯中士描述了他的跳伞情况：

前面的人正跃出机舱。第一批的12个人贴得非常近。我沿着过道跑向舱门。突然，飞机的左翼被高射炮弹击中，机翼向上升起。我的左肩撞上了一扇舷窗。除了弹药，我还携带着一支1903式斯普林菲尔德步枪、12发榴弹、2罐血浆、2罐蒸馏水、防毒面具、钢盔、K级口粮，我的负重大约为225磅-250磅，这已经除去我130磅体重。令我惊异的是，舷窗竟然没有被撞破。驾驶员操纵着飞机向右飞去。他将飞机稳定下来后，我震惊地看清了眼前的情形——我是唯一一个站立着的人。四名战友蜷缩着倒在机舱地板上，我意识到，由于他们身上的负重，已无法让他们站立起来。我知道，必须保持一个绝对的顺序，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一串人肉汉堡，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挂在舱门外晃荡。一名战友头朝下跃出舱门。我从两名士兵身上跨过。最靠近舱门处的一个士兵爬出了机舱。我抓住下一名士兵的子弹带，一把把他推出舱门。接下来的一个士兵靠自己的力气爬了出去。我伸手拽下投放开关，将挂在飞机下部炸弹架上的机枪和迫击炮投了下去。然后，我跳出了机舱。

另一些飞机也遭遇到麻烦。其中的一架搭载着第506伞兵团E连连部人员，机上的一包高爆炸药被敌人的高射炮弹引爆，整架飞机，连同机组人员和机上的伞兵，在编队中央发生爆炸，冲击波将旁边一架飞机上等待跳伞的士兵们震得东倒西歪。另一些飞机的舱门被体积过大的装备包所阻，有一架C-47的舱门甚至被一辆弹药车堵住。一名或数名伞兵被弹片击中时，跳伞的队列便被打断，这时，必须将伤者的挂钩解开，让他们留在机舱内，或是将他们推到舱门处，让他们跳伞，设法到地面上找到医护人员救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尽管坚定地站立在拥挤的舱门处纯属体能困难，但还是有些人“拒绝”了——也就是说，他们宣布自己不愿跳下去。第505伞兵团有4人拒绝跳伞，第507团有1人，第508团有2人，他们留在飞机上，宁愿面对无情的纪律惩处和整个社会的鄙视，也不愿跳入诺曼底漆黑的夜空中。但另外13000名伞兵，无论是否在他们的空投区上方，无论他们的下方是陆地还是杜沃河或梅尔德利特河的河谷，无论是在科唐坦上方还是已经越过了波浪汹涌的海岸，他们鼓起勇气，跟随着他们的指挥官跳入到飞机尾流卷起的风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