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

蒙哥马利对他那位沙漠老对手的意图的洞察力准确得犹如心灵感应，奇怪的是，鼓吹必须了解敌人的恰恰是隆美尔，而不是他蒙哥马利。诚然，蒙哥马利将敌指挥官的照片张贴在他的指挥帐内，研究着他们的容貌，以获得对方下一步行动的线索。隆美尔，出于一种对“城堡指挥”类似的厌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蒙哥马利都深受其害），在沙漠作战时也住在一顶帐篷内，但他将这里作为一个基地，以便与敌人的意图和手段建立起更为直接的联系，他认为这些东西在前线能得到最好的发现。眼下，海峡介入到他与蒙哥马利之间，他的直觉暂时停止了运作。他对盟军发动入侵的时间毫无预感，并倾向于怀疑加来海峡将是对方的登陆区。但正如蒙哥马利已猜到的那样，隆美尔对盟军入侵舰队的意图是毫不含糊的，一旦它们出现，他将在低水位线处阻止这些船只和船上的人员。

1943年12月，他抵达法国时，这些低水位线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当然，自迪耶普突袭发生后，他那400英里海岸线上的港口已修筑了大量混凝土工事和炮台。一些据点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在格里内角，一座巨大的炮台定期用其双联装火炮轰击海峡对面的多佛，这里还布设了不连贯的铁丝网和雷区，掩护着海滩。但自1941年以来，德国人只布设了170万颗地雷，散布得极为稀疏，隆美尔责备了他的属下，并提醒他们，他在北非对英军展开攻势的关键阶段，英国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埋设了100万颗地雷。经过调查，隆美尔发现，储存在法国的炸药足够制造1100万颗杀伤性地雷，另外他还要求每个月从德国运来200万颗各种类型的地雷。他打算用这些地雷沿着整个海岸构设一个纵深达100米，不可逾越的区域，埋设2000万颗地雷，最终，这片区域的纵深将扩展至1公里，布有2亿颗地雷。他到达法国的几周内，布雷工作已从每个月4万颗增加到100万颗，截至5月中旬，已有400万颗地雷被埋在海滩上。他还大大加快了障碍物的构设速度，截至5月11日，海岸前沿以及后方可能的滑翔机和空降着陆区竖立起50万个障碍物。

但他并未单纯依靠被动的防御来阻止敌人。与蒙哥马利一样，他预料到有一场硬仗要打，他花了很多时间巡视那些受到威胁的地区，努力提高面对入侵压力的指挥官和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德军的兵力正在增加。去年11月，希特勒签署第51号元首令，发出了西线有可能遭到入侵的警报，他们不再将驻守在法国的军队调至日趋严重的东线战场。第51号元首令指出：

过去两年半同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的艰苦卓绝、损失严重的战斗耗去了我们最大的精力……但整个形势已发生变化……一个更大的危险出现在西线：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登陆！在东线，尽管在万不得已时有可能丧失较多的土地，但由于空间辽阔，不会对德国构成致命的威胁。西线则不同！如果敌人沿一个宽大的正面突破我们的防御，那么在短时间内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各种迹象表明，敌人会发起一场进攻……最迟在春季，也有可能提前。因此，我不能为了增援其他战场而继续削弱西线。我决定加强西线的防御力量，特别是我们即将对英国发起远距离炮击（无人机和火箭武器）的那些地点。

因此，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间，驻扎在法国的德军部队从46个师增加到55个。这些部队的整体素质也有所提高。长期以来，在东线遭到严重消耗的德军师一直将法国作为休整地，1942年-1943年间，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德曾感叹道，这些只剩下空架子的部队由“5个面包师和1个医生”组成。最近，法国成为了一个训练中心，一个个由未成年者和不适合服役的人组成的师在这里渐渐具备了战斗价值；1944年6月6日时，法国驻有6个这样的师，另外还有2个空军野战师，这是由因为戈林的空军日益萎缩而多余下来的地勤人员组成的部队。为了应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斗，德国人还组建了一些只适合于据守战壕和掩体的师，这些部队被派至沿岸阵地中，他们将在那里坚守到获得救援或被消灭为止。这些师被冠以“700系列”的番号，士兵的平均年龄为37岁；另外，还有些附属单位由东线战场上被俘苏军士兵中的志愿者组成，这些战俘自愿为德国人效力，伦德施泰德指挥的85万大军中，这些志愿者占了6万。这种“静态”师的数量是5个，就连西线总司令部也将他们的战斗力评定为低级。

但是，就算从总兵力中将这些作战能力可疑的部队减去，德军在法国仍有近30个素质可靠的步兵师准备应对盟军的登陆。有些部队据守在错误的地方。6个德军师守卫着地中海海岸，以防备从意大利发起一场附属入侵的可能性。另一个师几乎是孤零零地据守在比利牛斯山脉上。7个德军师，其中包括两个优秀的伞兵师，驻守在布列塔尼半岛，远离更有可能遭到入侵的海滩，还有一个师驻扎在海峡的岛屿上，因而被有效地隔绝开。但尽管如此，仍有12个第一流的步兵师排列在海岸上。与盟军师相比，这些德军师的规模稍小，也没有太多的机械化运输工具，1944年时，90%的德军部队仍依靠马匹和火车运送，因为德国的汽车工业缺乏制造必要军用车辆的能力，对此，德国的石油工业（天然或合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起到刺激作用。但这些部队的火力很强大，经验也很丰富。与大多数未经历过实战的盟军部队不同，德国军队里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他们遭遇过敌人，学会了战场上的诡计，并将他们的技能传授给没太多经验的新兵们。

德军步兵师身后伫立着充当预备队的装甲师，他们的战斗力毋庸置疑。截至1944年6月，这些装甲师的数量是11个，另外还有2个派往东线的临时性装甲支队。这些装甲部队中的一个是党卫军第17师，这是个装甲掷弹兵师，所以只编有一个装甲营，他们配备的是突击炮，而不是坦克。另外两个装甲师是新组建的第116师和第21师，后者取代了在突尼斯战役中损失掉的第21装甲师。这些师，再加上第2、第9和第11装甲师，他们的坦克数量都不多，每个师不到100辆，只有盟军装备量的一半，但他们的装备很不错。另外几个装甲师，例如装甲教导师、党卫军第1、第2和第12装甲师，不仅坦克数量达到编制，人员的素质和积极性也超出常人。另外一些驻扎在法国的德国军队可能会满足于享受愉快的驻军生活，这些部队的数量还不少。工业城市外的当地居民对德国人并没有不友好。而当地的抵抗运动，对任何一个在南斯拉夫待过的德国士兵来说，似乎根本算不上什么。农村出产的食物远远多于当地居民们的消耗，他们甚至愿意以法郎兑马克严重不利的汇率出售多余的食物。由于没有了出口市场，美酒甚至比和平时期更多。至于海峡沿岸的气候，即便在冬季也很温和。精锐的德军装甲师准备好好享受一番，但他们并未被这些诱惑所软化。这些部队为作战进行了组建和训练，他们习惯于胜利，哪怕面对巨大困难时也是如此。这些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信心十足，相信自己能像对付俄国人那样击败美国人和英国人。

但战斗的结果并不仅仅取决于士气，还取决于部署和指挥链。隆美尔努力克服着他无法以指令或训词解决的困难。但他无法全盘做主。他的上司，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德元帅，控制着他的B集团军群和卢瓦尔河南部布拉斯科维茨将军的G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掌握着大多数步兵师，但这些师分属两个独立的集团军——第15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分别位于塞纳河的东面和西面。没有伦德施泰德的明确许可并最终获得元首的批准，两个集团军不能相互提供支援。更糟糕的是，隆美尔在当年3月试图将装甲部队的战术控制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结果却造成指挥权的进一步破碎。伦德施泰德这位传统战术家从未有过机动部队被盟国空军打得止步不前的经历，1943年11月，他组建了一个装甲指挥部，西线装甲集群，该集群控制着6个装甲师，在法国北部充当预备队。他的打算是，一旦确定了敌军的规模和中心，便对登陆的敌军主力发起一场大规模传统反击。这与隆美尔的计划截然相反，按照隆美尔的推论，要么尽快取得胜利，要么彻底失败，因而建议将装甲部队部署在前方，并在海滩上展开战斗。希特勒将3个装甲师交给隆美尔控制，另外3个师由希特勒通过国防军统帅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加以掌握。在决策速度至关重要时，这种安排只会起到延误作用。

德国人无法猜到盟军会在何时发起入侵。天气预报提供了最好的线索，因为盟军需要几天风平浪静、天色晴朗的气候以发起这场冒险，但他们对大西洋的控制权使得隆美尔的气象学家们很难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气候预报数据，就像德国人不了解盟军在英国境内的部署情况一样。德军飞机很少能穿越英国的领空（D日的6周前，只有129个架次的德军飞机做到了这一点），皇家空军对这些德军飞机看管得非常严，德军飞行员所能看到的只是允许他们看到的东西。这些目击报告确认了精心编造的虚假无线电通讯、根本就不存在的美国第1集团军群就位于加来海峡对面，这种糟糕的情报证实了隆美尔，而不是希特勒目前坚决持有的信念：加来海峡附近肯定是盟军的登陆地。

不过，无论盟军的主攻点落在何处，希特勒和隆美尔都没有在即将到来的战役面前退缩。截止到1944年5月，军队和民众经历了被俄国土地和盟军空袭历时两年的无情折磨后，希特勒欢迎再来一场豪赌。曾几何时，皇家空军对德国领土的空袭，损失的机组人员比他们炸死的平民还要多，但这种日子已一去不复返。自1943年6月起，“直瞄射击”战役便定期在白天送来一千架美军轰炸机，在夜间送来一千架英军轰炸机，对德国城市展开狂轰滥炸。截至1944年4月，43个遭到最猛烈空袭的城市，面积为26000英亩的市中心已被夷为平地；受害最严重的汉堡，市内人口减少了30%。尽管轰炸摧毁德国战时经济的宣传有些夸大（德国人在某些工程领域奇怪地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在交通和合成燃油方面，德国受到长期损害的事实无法掩饰。前线的损失同样令人触目惊心。1942年11月到1943年10月这一年时间里，东线德军损失了1686000人（阵亡、负伤或失踪），获得的补充兵只有1260000人。激烈的战斗，例如1943年10月和11月在第聂伯河河曲部，每三天便将一个师的兵力消耗殆尽；大规模攻势，例如当年7月在库尔斯克，一周的战斗耗尽了数个集团军的实力。这些战役（幸运的是，1943年没有再发生一场库尔斯克战役）也使得坦克损失的速度超过了工厂的生产速度。1943年1月至12月，德国坦克的存量从5700辆下降至5200辆。

德国还输掉了潜艇战，在当年秋季完成潜艇通气管的改进前，他们的U艇已经没有重返大西洋的希望。但它们的表现就像“秘密武器”那样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秘密武器”指的是V-1飞弹和V-2火箭，希特勒对此寄托了越来越强烈的“绝望的乐观”，希望以此在战略空战领域扭转工业和心理上的颓势。除了地面、空中和海上战场的正面冲突，德国的实力在其他领域同样发生了转移和下滑。不光意大利政府及其半数领土投入到盟军阵营中，就连其他一些卫星国，例如国土狭小但却异常勇猛的芬兰，随着苏军渐渐逼近他们的边境，也变得对轴心国的事务越来越不热心——5月份前，苏联红军重新回到芬兰湾，他们开始攀登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并在200英里外威胁着保加利亚。来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傀儡政府的情报表明，他们的军队（过去曾与德国人一同在东线作战）准备向苏联红军敞开大门。南面，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出现了大批英勇的游击队，这使得本可以用于其他饱受重压的前线的12个德军师被牵制在那里。

这就难怪一场针对船运敌军的战斗，哪怕对方已经掌握了两栖坦克登陆的诀窍，似乎也给希特勒提供了打破连续遭受的损失和重新获得主动权的唯一机会。3月18日，他将西线将领们召集到贝希特斯加登，向他们解释道：

一旦遭到失败，敌人再也不会尝试再度发起入侵。更何况他们遭受的沉重损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组织起新的尝试。入侵的失败也会对英国和美国的士气造成毁灭性打击……然后，我们就把（西线的部队）调至东线，彻底改变那里的形势……因此，战争的结局取决于西线每个将士的奋战，这也将决定帝国的命运。

隆美尔也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场战役。5月5日，他告诉他的副官，“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信心。要是英国人多给我们两个星期时间，那我就不会对此再有任何疑问了。” 但希特勒越来越怀疑，诺曼底，而不是加来海峡，才是真正受到威胁的地区，这使得隆美尔在当月剩下的时间里对该地区的防御焦虑万分。可在6月4日，潮汐和即将到来的恶劣气候使他相信盟军不可能在6月20日前发起入侵，于是他决定将几乎已经完成的准备工作交给参谋人员去监督，自己返回德国休假。当天晚上，艾森豪威尔在朴茨茅斯的前进指挥部内读到了气候预报，这使他确信必须推迟已下达的次日清晨出发的命令。凌晨时刻，新的信息表明阴云会出人意料地消散，这使他改变了主意。随着6月5日黄昏的到来，他麾下数以千计的舰艇和飞机跨过英国南部，准备从它们的基地出发。军舰离开港口，飞机驶离跑道时，艾森豪威尔为自己起草了一份登陆遭遇失败的认责书：“我们在瑟堡-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将部队撤回。我作出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发起进攻的决定是基于所获得的最佳情报。陆海空士兵们的表现英勇而又忠于职守。如果这次行动存在过失和错误，其责任全在于我。”

这些话语出自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军人；作为一名军人，艾森豪威尔的伟大确实没有被完全描述出来。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他知道他所策划的一切，其结果现在并不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那些即将冲上法国滩头的士兵，取决于尾随先头部队登陆，将在海岸上大战一场的后续部队，也取决于那些实施抵抗的敌人。从远处望去，盟军士兵和敌军士兵一样，很容易消失为杂乱、毫无特征的一大群原野灰或卡其色的平民。但战争不是靠平民来打的。军队看上去很庞大，但其有效部分，也就是作战单位，规模却很小。例如，美国陆军地面、空中和勤务部队拥有1100万人，但地面力量90个作战师所辖的兵力还不到200万人，在这200万人中，坦克组员和步兵的人数不到70万。但军队的全部努力是通过选拔、训练和支援，将这70万人变为一群群士兵，他们的技能和忠诚将压倒另一方同样拥有技能和忠诚的士兵。

以下便是对这样几个群体的研究：在法国领土上度过最初几个小时混乱的美军伞兵营；冒着德军滩头防御火力冲出登陆艇的加拿大步兵营；冲出桥头堡，打开第一条通道的高地和低地步兵；7月份在卡昂周围率先突破德军包围圈的英国和苏格兰人装甲骑兵团；8月份被希特勒派来赢取诺曼底战役的德军装甲营；牺牲自己以阻止德军逃回国内的波兰龙骑兵和步兵；胜利归来并解放巴黎的勒克莱尔第2装甲师，他们的经历共同构成了诺曼底战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