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英荷海战中的线性战术

英国内战期间，王党勾结西班牙海军和法国海军派了大量私掠船袭击议会军。为了扫荡私掠船，同时也为了与潜在的敌人——荷兰海军抗衡，英国建造了大量巡航舰。英国的巡航舰有好几种，最大的巡航舰甚至有双甲板和60门炮。

英国国会于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政府。但军阀克伦威尔于1653年解散国会，自封为护国公，英国重新陷入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上台后，通过增加税收以及出售充公的土地方让英国政府每年的收入增加到200万英镑。舰队经费不再依靠临时的“船只资金”，克伦威尔向海军承诺，每年会投入40万英镑从事海军建设，海军费用成了共和国财政中最为庞大的支出。

仅在1649年，克伦威尔就下令建造了77艘巡航舰。在他的大力支持下，英国海军战舰的总数达到了157艘，总吨位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数倍，海军人员达3万人。英国扩充海军的速度，在整个世界都是最快的。

随后，英国的造舰政策也进行了修正，虽然还是以重型战舰为主，但不再兴建“海上君主”号那样夸张的巨舰。新建的战舰大部分被限制在1000吨左右，长宽比大，载有火炮60～70门，基本无装饰，在火力与机动性上有较佳的平衡。

此外，英国海军还成立了海军委员会。原本的海军部和海军委员会都直属国会。海军委员会负责处理一般的行政事务，如建造船只、招募人员、后勤供应等，同时也监督各地的海军——各地海军每周都要向海军委员会汇报工作。海军部则负责作战指挥与制定战略，有12～15名成员，每周进行一次例会，并负责任命经验丰富的将军担任海军上将或舰队指挥官。

1649年2月，50岁的罗伯特·布莱克上校、39岁的理查·迪恩上校和50岁的爱德华·波帕姆上校被任命为海军上将。随后不久，爱德华·波帕姆病故，乔治·蒙克接任其位。其实这四人都是克伦威尔为了加强对海军的控制而安插的人马。这是因为海军曾经叛变过——1648年5月国王被拘禁时，一支驻扎于肯特的舰队发生哗变，投奔了海外的王军阵营。新模范军的加入给原本组织松散、由贵族和老水手控制的英国海军带来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英国海军由此确立了一系列军规军纪，脱胎换骨。这一系列的军规军纪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次英荷海战（1652—1654年）是破交与护航的对决。英国的重点是打击荷兰的商船队，然后封锁荷兰的经济。荷兰的重点在于帮商船队护航，只要商船能回到荷兰港口，就是胜利。英国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绝对优势，因为不管商船从哪里来，回荷兰一定会经过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英国舰队只在这些地区附近以逸待劳就好了。第一次英荷海战的大部分交战地点都发生在英吉利海峡或北海。

虽然许多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但大家对英荷战争前四场海战的细节其实所知甚少。当时留下的纪录不多，多是些残缺片断。那时，大多是混战，一方可能抢占T位，然后向对方炮击；也可能一方穿插对方的舰队，然后进入乱斗，最终目的是登舷，大家只要跟着司令往前冲就好。舰长或分队司令可以任意撤退或离队去追求战果，可以说毫无秩序，这种现象在荷兰方非常普遍。

《航海时代的海战》一书的作者布莱恩·康舒妥认为，英荷战争时，双方更有可能采用的是下面这种战术：“双方分别占据上下风位置，用多路并进的方式排成横阵，彼此的船头面对船头；在战斗中，双方船只交错穿过对方的队列，以侧舷开火，随后越过对方船头，转向，然后双方互换位置，重复上述动作。”

小约翰·F.吉尔马丁教授的论文《近代早期的海战军事革命：技术源头、战斗结果和战略后果》中提到，传统的盖伦帆船交战方式是：“抢到上风，用船头的火炮射击，再用舷侧射击；越过敌船时用船尾的火炮攻击；在清理好炮膛能够重新装填之前，调整航向回头，用另一侧的舷侧射击。如果有机会登船的话，就抓住机会登船并夺取赏金和战俘终究是首要目标。”看来这两个资料可以互相印证。

在战争初期，英国海军显然没有真正的战术系统，它的舰队由三支分舰队组成。分舰队司令们指挥着他们的分舰队。分舰队或单独的战舰可根据命令互相支援，所有的进攻都要尽可能从上风方向发起。

第一场战役是1652年5月的多佛海战。英荷双方主帅分别是罗伯特·布莱克上将与特罗普上将。这是一场发生在多佛外海的遭遇战，所以也没有什么事先计划好的作战计划，最后，荷方损失2艘船后退出战场。

第二场战役是1652年8月的普利茅斯海战，英方乔治·艾斯丘爵士率领45艘船遇上了为60艘商船护航的23艘战舰和6艘纵火船（由中将米歇尔·德·鲁伊特尔率领）。文献中提到，占据着上风位置的英国打算冲入荷方队伍，但德·鲁伊特尔中将不停发射链弹扫荡英军的桅杆和索具，使英舰的速度减慢。随后，荷舰边打边逃。最后，英方放弃追击，荷兰商船安全地驶入大西洋。

在1652年10月的肯特诺克沙洲海战中，英国以战舰68艘、2400门火炮和10000名船员，对付荷兰的62艘船、1900门火炮和7000名船员。一开始，荷方略有优势，但荷军有内讧，在英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荷军损失2艘船后以失败收场。

而10月的邓杰内斯海战更像是场骑士的对决。布莱克上将的旗舰“凯旋”号再次遇上特罗普上将的旗舰“布雷得罗德”号，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两人的单挑上。荷军小胜一场，夺回了制海权。

跟许多人所想的不一样，英国在1653年3月的波特兰海战中使用战列线战术完全是不经意的行为。其证据是战斗开始前八天，布莱克、迪恩和乔治·蒙克上将发布的新九条训令里面，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战列线战术的字眼。不过，波特兰海战还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海战。英军第一次把舰队分成前锋（白）、中央（红）、后卫（蓝）三个分队。英军也在此战中第一次局部使用了新的战列线战术——利用自己在火炮上的优势，把船排成一排，用侧舷的火炮和荷兰人对射。荷兰人虽然精于混战，一直想靠近英军登舷作战，但在对方炮火的打击下无法如愿。

更重要的是，波特兰海战后，布莱克、迪恩和乔治·蒙克上将发布了两套新的训令，分别为《舰队在航行中的队形规范》（简称《航行训令》）和《舰队在战斗中的队形规范》（简称《战斗训令》），第一次把《航行训令》与《战斗训令》分开，以两套相互独立但又相互配合的法规同时发布，因而奠定了后来将《航行训令》和《战斗训令》作为独立法规发布，但合并在一本书中的做法。此外，这两套训令只包含了战斗或航行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无关的内容全被省去。

《航行训令》共二十一条，其中的十二条全部或部分内容都与夜间巡航有关，其中有十六条提到了舰船之间信号的沟通形式。虽然这些条款的主要目的是使舰队在白昼和夜间能正常行动，其中没有提到任何抢风、调头的信号，也没有提到如何通知某分舰队改变航行方向的通信模式，但它们依然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些条款的基础上，未来将发展出当敌军出现时己方的战术布置与巡航阵型准则。

《战斗训令》相对简短些，只有十四条，包含了如何处理火攻船，航行时上将、中将与少将该处于什么位置等内容。

这两套训令尽管存在不足之处，但也具备相当的革命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形式与内容，也是因为海军从此有了一套标准程序作业（SOP）。

似乎有很多理由认为新训令是在蒙克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蒙克，当时仅次于克伦威尔的英国二号军人，实战经验还胜于克伦威尔。他曾在低地国家（指荷兰地区）作过战，参与了1625年的远征西班牙加迪斯行动，为查理一世在爱尔兰作战，并站在保王党一方加入内战，然后被俘。布莱克在波特兰海战中受了重伤，迪恩又看上去对海军行政管理更感兴趣。对那时的蒙克而言，发布新训令可能是希望给予充斥着许多商船和商人的舰队更多好战精神。此外，由于蒙克担任过步兵与炮兵军官，他把陆军重视火力与纪律的概念带入海军，设计一套新战术让舰队能发扬出全部火力。

不可避免的下一场战斗是1653年3月的加巴德沙洲海战，它是英军真正使用战列线战术的第一场海战。尽管相关资料的记载不够详细，但足以证明英军的战术与昔日不同，而且有所改进。蒙克上将和迪恩上将的旗舰“决心”号的舰长理查·莱昂斯表示：“我们的舰队以较之过去更好的阵型行动，一艘接着一艘。”

还有一封从海牙寄给正在哥本哈根流亡的温特沃斯勋爵的信这样写道：“英军始终处于上风位置，在距离敌舰半小时航程远的地方，排成自己希望的纵列作战阵型，然后在距离敌舰大约火炮射程一半的地方猛烈轰击荷军一整天，成功取得了击沉2艘荷军战舰的战绩。次日，英军继续排成纵列，在距离火炮射程一半的地方阻挡荷军，使其无法登舰，并在发现荷方舰队秩序混乱时派出小型船只进行登舷，然后将其俘获。直到荷兰舰队接近奥斯坦德时，英军才脱离战斗。”

英军不仅在风向上有优势，拥有更多、更大的火炮，也比荷军更有纪律。他们能遵循分舰队司令的指示保持队形，在原位置上不断开火，不会任意离队。他们利用这些优势挡住了荷军。当荷军发现他们处于不利之处时，想办法利用有利的风向，但英军利用风向的优势阻止了荷军。

荷军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旨在立刻登舷近战。毕竟在老式混战中，登舷是唯一迫使敌军投降的方式。这与纳尔逊的混战战术不一样——18世纪末期，纳尔逊复兴混战战术，但仅以此作为破坏敌军阵型、阻止敌军逃跑的方式。虽然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以漂亮的登舷俘获了敌舰。

最后一场海战是发生于1653年7月31日的斯赫维宁根海战。迪恩已经在加巴德沙洲海战中战死，布莱克上将因病登岸休养，蒙克因此成了英军方面的唯一一位上将。荷军则由特罗普上将指挥，协助他的是德·鲁伊特尔中将和德·威斯中将。英军取得这场海战压倒性的胜利，特罗普战死。对战斗细节有若干种描述，其中，丘比特上校的记载里面满是“冲锋”字眼：

“我们朝着他们转向，穿过了他们的整支舰队。一部分敌舰处于我方舰队一侧，另一部分处于另一侧……我们刚冲过敌方战舰，就接着继续转向，他们也朝着我们转向，靠得很近的相互穿插过去……双方一旦互相冲过，就立刻再次转向，荷兰人还处于下风，我们紧咬不舍……我们这次分割了一些没有航行到我们上风方位的敌舰……我们朝着他们转向，他们也朝着我们转向，这次是双方最为拼命的战斗，近得几乎长矛都可以捅到对方……在这最后一次的冲锋中，我方战舰时常距离敌舰极近，上将对这一定非常烦恼，所有战舰肯定也是这样……”

另一位目击者西奥菲勒斯·萨谢弗雷尔这样写道：“我们与敌军整支舰队交战，从敌方舰队当中冲了过去，隔开了许多敌舰；敌军出动了三四艘火攻船，但是（在上帝的保佑下），他们并未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此后我们再次转向航行，又一次冲过了敌方舰队，接着是第三次。”

这些记载里面根本不存在任何战列线战术，哪怕连最细微的证据都没有。战斗场面看上去更像前文提到的老式混战：双方分别占据上下风位置，用多路并进的方式排成一字横阵，彼此船头面对船头。在战斗中，双方船只交错穿过对方的队列，以侧舷开火，随后越过对方船头，转向，然后双方位置互换，多次重复上述动作。

虽然斯赫维宁根海战没有任何使用战列线的证据，1654年3月由布莱克重新发布的新战斗训令也没提到战列线战术，但战列线思想已经确立起来。到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时，战列线战术已成为必需战术，证据是，训令规定己方战舰接触敌舰之前要预先列成战列线。

为了在海上与荷兰争霸和打击西班牙，英国同时维持着一支强大的海军与一支强大的陆军。可以说，英国共和国时期是连年战争：1649—1650年远征爱尔兰、1650—1651年入侵苏格兰、1652—1654年第一次英荷海战、1654—1660年断断续续的英西战争，穷兵黩武至极。军费让共和国破产，再也发不出军饷。1559年克伦威尔死后，克伦威尔之子压不住军队与贵族，国会议员们迎回了查理二世。1660年5月，查理二世在多佛登陆，回到伦敦，于5月29日正式加冕为不列颠国王，史称“王政复辟”。

在首席大臣爱德华·海德的斡旋下，查理二世赦免绝大多数的圆颅党人，只处死了九名法官，因为他们当年签署过查理一世的死刑命令。同时，查理二世也承认内战后的产权变动，几乎以不流血的方式取回了政权。

多数英国人经历克伦威尔五年的独裁统治后，厌恶这禁止一切娱乐的清教徒生活，热烈支持查理二世即位和道德解禁与美好传统的回归。好笑的是，他们与当年拥护克伦威尔上台和处死查理一世的是同一批人。

英国海军不仅恢复了财政能力，而且是将星如云：国王的堂兄鲁伯特亲王、乔治·蒙克上将、爱德华·蒙塔古上校、威廉·潘恩爵士，国王的弟弟，年仅27岁的约克公爵詹姆士虽然没有任何海战经验，但未来将会证明他的出众能力。

1660年的英国海军军官是在英荷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海军职业军官，他们出身平民，是熟练的水手，加上受过布莱克等人的军官专业培训，在战列线战术尚未被他国接受的当时，他们知道如何以新战术击败敌军。热爱帆船航海的查理二世是海军事务的行家，他虽对旧军官颇为猜忌，却也知道这是目前的唯一选择，清洗了这些旧军官，就没人操纵海军了。

此时，围绕复辟后海军将领的选拔，海军与宫廷发生了所谓的“绅士与油布”之争。持“绅士”派的观点者多是国王身边的贵族士绅，他们认为拥有荣誉感的贵族青年天生就具有领导能力，适合担当军事统帅；而所谓的“油布”派，则是皮普斯等海军官员，认为身披油布衣、航海经验丰富的老水手才能胜任海军军官。国王和约克公爵都清楚海军的需求，但王政复辟后的政治格局要求他们必须团结掌握着议会的贵族势力。欧洲贵族家庭有这样一种传统：长子继承家业，次子及其他儿子则在教会或军队谋出路。当时，英国教会职务有限，而英国陆军的规模也在复辟后被议会压缩得很厉害，因此，海军的官职便成了王室笼络贵族的重要筹码。

为了平衡海军与政治的需求，1661年，查理二世与约克公爵做出了折中而巧妙的决定：选拔贵族子弟接受海军职业训练，将之培养为贵族职业军官。依照这一制度，获得国王许可令的贵族少年将成为海军的志愿者，在指定战舰上担任海军见习生（midshipman）之职——这一职务本由经验丰富的高级水手担任，因其工作位置在船只中部而得名。志愿者们受到各自舰长的教导和考核，锻炼数年后即可提拔为较低级的正式尉官，随后便依其功绩逐级晋升为舰长和将军。今天词典里的“midshipman”（多译作海军学员或海军见习生）一词便源于此。这便是后来皇家海军海军见习生制度的雏形，也是英国海军贵族化的开始。

按照17世纪7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的设想，贵族入海军都是正式军官，但非贵族出身的也可以做到正式军官，比如加入海军的商船船长。可惜的是，非贵族出身的军官只可以担任一些小军舰的舰长，“舰长兼任航海长”就到顶了；贵族出身的军官则可以从尉官、舰长一路做到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