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强盛的根基(5)
可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对匈奴发动战略反攻开始，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为止，汉帝国一共发动了长达十五年的远征。期间，两位不世名将卫青、霍去病立下了赫赫功勋。
大将军卫青，七次出塞，斩捕首虏五万馀级，收河南地，置朔方郡。
骠骑将军霍去病，凡六出击匈奴，斩捕首虏十一万馀级。降服浑邪王以下数万众，夺取河西酒泉之地。
匈奴帝国遭受沉重打击，只能向西北远遁，躲避汉帝国的兵锋，以至于“漠南无王庭”，汉帝国军队出塞数千里，皆不见一人。汉帝国以数倍于匈奴帝国的战争成本，依然保持将近十五年的战略猛攻，说明其具有无比雄厚的国力。而获得这种国力的诀窍，其实也隐藏于里耶秦简当中。这些简牍不光揭示了秦帝国早期募兵的出现，还提供了更为深层次的信息。
十二个人来到千里之外的异地，其拖欠国家税金和罚款的文书也能随之跟进，而且还能及时更新其家庭信息。可见，秦汉这样的古代军事帝国有着对基层强大的控制力和周密的赋税征收体系。汉帝国从秦帝国那里继承了郡县制，也继承了其对基层严密的控制力和税赋体系。在郡县制中，县一级单位的下面是乡。根据西汉时的统计，全国有1587个县，6623个乡。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层单位，设立有专门的官员，承担行政、司法、治安、税收、教育、劳役、人才选拔和社会福利等多种功能。乡之下每一百户设“里”。“里”有里正，对乡直接负责，管理一百户“编户齐民”。通过县乡里三级体制，国家把整个基层牢牢控制在手中，无论是政策执行、兵役征发，还是缴纳税收，都高效而迅速。
汉帝国对基层的控制力从全民财政登记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当时汉帝国实行严密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乡里的官员会仔细统计“齐户编民”的财政情况，比如车马、田地，房屋等等，然后根据家庭财产的多少将其分为“大家”、“中家”和“小家”。家资在一百万钱以上的是“大家”，家资在十万钱以上的是“中家”（在汉景帝时代被调整为四万钱以上），家资不到四万钱的则是“小家”。汉帝国将根据其财产的多少按比例征收“赀算”（财产税）。按照汉帝国的法律，每万钱的资产要征收一算（一百二十钱），但家资在三万钱以下的“小家”是免征的。从这严密的财产登记和财产税征收制度可以看出汉帝国对基层的强大控制能力。
此外，汉帝国还有田租和人口税。在汉帝国，一开始的田租标准是“十五税一”，也就是征收十五分之一，之后为了休养生息，调整为“三十税一”。人口税则分为成年人（15—56岁）的“算赋”（每人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和未成年人（7—14岁）的“口钱”（每人征收二十钱）。
仅通过以上税收，汉帝国一年就可以收入“四十余万万钱”。算上盐铁专卖等其他各种收入，汉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将近一百四十亿钱。而按照汉帝国的法律规定，一万钱为一金，也就是一万钱的实际价值等同于一斤金子（汉代一斤大约为250克）。汉帝国的经济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依托着这样强大的经济实力，汉帝国用非常丰厚的薪水供养着那些征募来的，具有良好体魄、技能，拥有才智和勇气的职业战士。刚一入伍，官府就必须付给一定的报酬，称为“赏值”、“赐钱”。《明帝纪》曰：“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日常，国家不光负担战士的口粮、衣物、副食，而且动辄就赏赐钱粮，甚至连其家属都由国家供养。
靠着优厚待遇和“军功授爵”制度奖励，汉帝国将来自“中家”以上的“良家子”，帝国最优秀的青年们大量吸收入了军队。这些帝国的中产阶级精英，因为有良好的家境，从小就开始习武锻炼。他们平素张弓踏弩、舞刀弄剑，极具冒险精神，渴望建功立业。这样的“良家子”大量加入军队，自然让汉帝国的边防军和中央禁卫军有了最高质量的骨干和中坚。
可以说，汉帝国这种军事体制是农业文明时期，古代公民义务兵制与职业专业军人制度相结合的最好典范。再加上汉帝国的军队极其强调军功赏赐和严刑峻法，表现勇敢、斩得首级的将士将获得钱物奖赏甚至受封爵位，可如果不服从命令，或因为怯懦退缩而影响战列齐整，则要被处死。因此，当这种动员体制运转起来，汉帝国就彻底转变成了一头可怕的战争巨兽。
这也是为什么汉帝国一直到灭亡还拥有“强汉”威名的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豪强与官员商贾逐渐勾结在一起，形成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兼并土地，侵占户口，逃避税赋，逐渐剥夺了中原帝国对基层的控制权，最后出现了“皇权不下县”的怪象。以至于汉代之后的中原帝国空有庞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却再也拿不出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来抵御蛮族的侵略。
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汉武帝在积极准备对匈奴反攻的同时，也在打击豪强势力，所以现在还丝毫看不到未来中原帝国那悲剧性的前景。
六 铁上的反击
汉武帝打击豪强的目的很直接，就是让国家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以便让动员起来的军队装备起最精良的武备。因为汉文帝的智囊、汉景帝的老师和副宰相晁错曾经说过：“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兵器不锋利，跟空手没什么两样；铠甲不坚固，跟没穿没区别；武器装备不好，就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
无独有偶，生活在公元13世纪，代表罗马教皇出使蒙古帝国的意大利主教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曾说：“凡是希望同鞑靼人作战的人应备有下列武器：好的硬弓，弩（他们对弩非常害怕），充足的箭，箭头应该达到足够的硬度。此外，还应该有保护人体的盔甲。”
两位古人，一东一西，相隔一千四百多年，却给出了相同的论断。因为他们都看穿了与游牧骑兵队作战的诀窍。农人很难拥有牧人那么多的战马和优秀骑射手，但农人却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只要农人找到一种媒介将自己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转换为军事力量，就能拥有击败牧人的实力。这种媒介就是在地表物质中含量高达4.2%，并且分布广泛的铁矿石。在农人的努力下，铁矿石被加工制成各种精良的武器装备，为农人武装起无数的专业战士。如果说牧人的侵袭是来自于马背，那么农人的反击就来自于铁砧。
我们常说的铁其实是铁碳合金，包含生铁、熟铁以及钢。生铁是碳含量在2%以上的铁，虽然硬度很高，却很脆，因此只能铸造成各种器皿，也被称作铸铁。熟铁含碳量在0.25%以下，便于锻造，但质地很软，不适合制作兵器，也被称作锻铁。古代人所说的钢主要是指碳含量0.25%—0.6%的中碳钢和0.6%—1.4%的高碳钢。前者硬度足够，韧性很好；后者硬度非常高，韧性足够。
中国出土的最早铁制武器，大约属于商中期，最迟不晚过公元前14世纪。不过其所使用的铁是天上掉下来的陨铁，而不是人工冶炼的铁。
《左传》曾记载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荀寅带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借此向“国”（国都）中征收军赋“一鼓铁”，用来铸造刑鼎，刻录范宣子制定的《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生铁铸造器物的记载。要用铸型来铸造这样一只刻有《刑书》的大铁鼎，如果冶铁炉上没有鼓风设备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熔化铁矿石需要很高的温度，如果没有鼓风设备，就无法将冶铁炉加热到那么高的温度。
炼铁技术发展的早期，由于炼铁炉小，温度不高，不能使铁矿石熔化，被还原的铁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要冶炼得大量的液体铸铁是比较困难的。在欧洲，直到中世纪中期，由于水力鼓风机械设备的出现，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在公元前6世纪就能铸造刑鼎，说明当时已经使用了比较高大的冶铁炉和先进的鼓风技术，能够提高冶铁炉的温度，炼出大量的液态铸铁来。十分明显，春秋晚期已是冶铁技术有了一定发展的时期，中国冶铁技术的发明，应该远在这时以前。目前考古人员已经在中国境内发现了大量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冶铁遗址，并出土了很多的冶铁制品。
到了战国时代，铁质兵器大量出现。1965年，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铁质兵器与防护装备，其中一些甚至已经达到了钢铁的标准。齐国临淄古城中也有大量的冶铁遗址。
到了秦汉时代，中国人的铸铁技术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光是秦汉时代的铁犁，出土量就比战国时期多了五倍。
汉代铸铁技术飞速发展，更是钢铁兵器普及的时代，在中国盛行了一千多年的青铜兵器退出了历史舞台。
汉代之前，获得钢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世界通用的“块炼法”，其步骤可概括为：块炼铁、渗碳、锻造、淬火。
根据牛津大学《技术史》的记述，古罗马人将铁矿石与木炭混合在一起加热，在加热过程中两者发生还原反应。因为热量不够，加上炉体小，鼓风设备差，因此炉温比较低，不能达到铁的熔炼温度，所以炼出的铁是海绵状的固体熟铁块，因此称为“块炼铁”。这种铁块上面附着了很多炉渣，需要重新加热并锻打成更结实的铁块。这种工艺需反复多次，才能将所有的炉渣排除掉。将这种熟铁渗碳，然后锻造淬火，才能生成钢。不过这种钢更接近于熟铁，有时候会显得比较软。比如曾受古罗马凯撒大帝称赞的古凯尔特铁匠制作的剑，经常在战斗中弯曲而需要不断校直。
块炼法的另一个缺点是能耗高，产量小。据《技术史》记载，在西里西亚，用200磅木炭，花8—10个小时才可以生产出约50磅的半熔状态的铁块。然后还需要25磅木炭，用于下一步的锻造和加热。诺里克姆的罗马熔炉炼的铁块很少有超过100磅的。如果想得到硬铁或钢，则需要加入更多更厚的木炭，熔炼时间也需要加长。为此罗马人不惜花巨资从东方进口十分上等的“中国铁”（罗马人认为其来自中国，所以称为“中国铁”，其实这些钢铁的产地是印度海得拉巴地区）。
另一种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将生铁（铸铁）铸造成型，脱碳退火，形成钢。其步骤可以概括为：生铁、脱碳成钢、锻造、淬火。
中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发明生铁冶铸术的国家。1923年，瑞典地质学家丁格兰（F.R.Tegengren）在《中国铁矿志》第2编“中国之铁业”中已经指出：“中国炼铁术之发明是否较近东诸国为古虽尚未证明，但中国一知生铁之后，即自发明新法以铸炼之。……中国铸铁工作之通行，盖远在欧洲一千五百年以前。”中国由于商周时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度发展，炉温高到能将铁矿石直接熔化，得到大量含碳量高的铸铁。而在同一时期，欧洲铁匠还在将偶然生成的铸铁当成废品丢掉。当时中国的铁匠会将生铁铸造成薄板状，然后慢慢冷却来脱碳得到钢材，再将钢材反复锻打做成兵器。
总之，以上两种炼钢法的产量和成品率一直不高，很难满足军队武器的大规模需求。到了汉代，一种革命性的新技术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炒钢法”。其步骤可以概括为：生铁、炒炼成钢、锻造、淬火。
这种新技术的秘诀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搅拌”。“炒钢”，也就是把生铁加热到熔化或基本熔化，在熔池中加以搅拌（古人称之为“炒”），借助空气中的氧，把生铁所含的碳给氧化掉，从而炼铁为钢。炒钢技术的出现彻底解决了钢的产量和成品率问题，军队对于钢铁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需求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所辖东海县尹湾村发现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简牍文书，内有一件《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是汉成帝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武库所藏武器装备的统计报告。该报告包括了当时汉帝国军队除水军船具以外的几乎所有武器装备，弓弩箭矢、刀剑矛戟、甲胄盾牌、金鼓旗帜、兵车弩车，应有尽有。
远程武器：
弩：五十三万七千七百零七张
弩矢：一千一百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二十四支弓：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一张
弓箭：一百一十九万九千三百一十六支格斗长兵：
矛：五万零一百七十八把
戟类长兵：七万八千三百九十二把
铍：四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二支
铩：两万四千一百七十支
格斗短兵：
剑：九万九千九百零五把
刀：十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五把防护装备：
皮甲：十四万两千七百零一套
铁甲：六万三千三百二十四套
头盔：九万八千两百六十二顶
盾牌：十万零二百五十五面制作铁甲和头盔的甲片：五十八万七千两百九十九片
该集簿“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而且是发现在内郡政府文书档案上，其文献价值更非同寻常”。
《汉书·成帝纪》中如淳注引记载：“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汉帝国不仅在长安、洛阳建立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而且在边郡、内郡分设武库。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东海郡吏员设置簿》中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知，东海郡武库是汉帝国设在东南沿海，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承担着帝国东南方向上的武器战备任务。仅负责东南战略方向的一个中央直辖武库，就能武装起包括六万多名铁铠重装战士和十四万名皮甲中型战士在内的五十万人，并能保证五十万多战士都拥有远程和肉搏两套兵器。那么，更为精锐的中央禁卫军武库又是什么样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考古工作者对长安武库遗址进行了发掘。武库的四周有用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围墙，围墙东西长710米，南北宽322米，总面积达228620平方米，实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库城。可以想象，这样一座庞大武库里的装备，丰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冶金技术与武器制造技术的进步，不光带来了军备数量上的优势，更带来了质量上的优势。出土文物显示，汉代武器制造已经掌握了当时非常先进的特殊制作工艺，比如通过局部淬火、表面渗碳等工艺，让武器的刃部更锋利。汉代还掌握了非常先进的贴钢工艺，就是在一块作为刀身的低碳钢上锻焊上一块高碳钢作为刀刃，这样就能保证整件武器刚柔并济，拥有更好的性能。
更为关键的是，汉代大范围采用“百湅”技术（也就是常被现代人误读的“百炼”）。“百湅”通过反复锻打，使钢材组织致密、结构均匀，刚性增强，并形成层叠式的复合结构，使得整个武器的综合机械性能更为精良。所谓“百”可能是一种虚数，根据出土的“卅湅”钢刀，组织分层确实到了三十层。
随着冷锻制甲技术的出现，汉帝国钢铁铠甲的防御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现代科学实验表明，碳钢经冷加工变形，会有冷作硬化效应，其强度随锻造比增加。冷锻制甲还避免了热锻时金属氧化造成表面粗糙的缺点，能使甲片表面更加光滑。
对于汉帝国在军备上的优势地位，汉帝国西域副校尉陈汤曾经有过详细的论述。这位汉朝名将曾经阵斩匈奴郅支单于，并将其传首万里，留下“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名言。他论述道：以前胡人士兵五人才能抵上一个汉帝国士兵。因为胡人兵刃朴钝，弓箭质量不好。现在听说他们学得了很多汉帝国的军备技巧，但仍要三个人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
不过，他口中的胡兵主要指的是西域诸国中的乌孙国士兵。那么，拥有着典范般的古典帝国军事体制，由钢铁武器装备起来的汉帝国军队，面对“天之骄子”匈奴帝国军队之时，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晁错在他的《言兵事疏》一文中，对汉军将士和匈奴战士的优劣做过系统的总结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