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强盛的根基(4)
又比如由汉朝投降匈奴的卫律被匈奴人封为丁灵王，他家牲畜之多，被形容为“马畜弥山”，以山量谷记。由此可见当时匈奴畜牧业的“土豪”程度。那么，普通匈奴人到底拥有多少牲畜呢？经过前苏联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匈奴每人平均拥有的牲畜数与1918年一户蒙古牧民所拥有的牲畜数几乎相同。而在20世纪初，一个五口的蒙古家庭需要14匹马、3匹骆驼、13头牛、90头羊才能生活。我们以前说过，在匈奴时代，这样的一个五口之家，被算作一帐，要提供至少一名骑兵。由此可见，普通的匈奴骑兵就能实现一人五马的“土豪”配置。
汉军与匈奴战争中掳获匈奴牲畜记录
时间 地点或对象 牲畜种类及数量
公元前12年 河南地；楼烦、白羊王 羊（牛、羊）百余万
公元前72年 蒲离候水 马、牛、羊万余
公元前72年 乌员、候山 马、牛、羊二千余
公元前72年 候山 马、牛、羊七千余
公元前72年 鸡秩山 马、牛、羊百余
公元前72年 丹余吾水 马、牛、羊七万余
公元前72年 右谷蠡庭 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马、牛、驴、骡、橐驼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
公元49年 北匈奴 马七千匹，牛、羊万头
公元89年 稽落山、私渠比鞮海 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
匈奴骑兵坐骑的主力是蒙古马。现在这种古老的草原马种依然驰骋于内蒙古草原上。蒙古马普遍肩高13掌，也就是1米3左右。蒙古马体质结实、粗糙，平均体重在300—350公斤，特征是头大额宽，鼻梁平直，耳小直立，颈短厚，背腰平直，臀部短斜，肩短而较立，腹部大，四肢粗壮直立，关节强韧，肌腱发达，蹄质坚实，鬃毛长密。
内蒙古牧业系统曾进行过统一测算，蒙古马的普遍驮载量在100公斤以上，最大拉车挽力可达300公斤。短距极速能达到40千米每小时，10千米只需要花不到15分钟，长距离奔跑8小时可走60千米；优良品种可每小时前进13—15千米，日行150千米。相比之下人的速度就差多了。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2000米是4分49秒99，10千米是26分17秒53。而且这些长跑记录，是在绝对轻负荷状态下达到的。善于步行行军的解放军，5千米武装负重越野，20分钟就已经是优秀成绩。
由此可见，一人五马的匈奴骑兵在那个没有电报和汽车的时代，拥有着情报传输和机动力上的绝对优势。这使得匈奴骑兵能够快速绕过汉军防线，袭击毫无防护的和平居民，然后在大批汉军赶来前撤退。如果汉军追击，匈奴骑兵就会利用机动上的优势，不与汉军正面作战，或偷袭，或袭扰，或快速调集优势兵力合围汉军，甚至不断引诱汉军追击，然后将其引入大漠，使其迷路，靠饥饿和干渴来解决敌人。就像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里所写的一样：“（匈奴）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攻击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
汉高祖刘邦通过“白登之围”的困境，明白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汉帝国力量还很虚弱，还没有实力跟拥有雄厚军事实力，战争成本极低，却又凶狠难缠的匈奴帝国争锋对决。那个时候汉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经过秦末乱世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原大地早已是残破不堪，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急需休养生息。建立在废墟之上的汉帝国国力空虚，财政捉襟见肘，皇帝尚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驾车，大臣亦只能乘坐牛车，内部军事政治环境也很不稳定。
因此，汉帝国只能暂时采取怀柔的“和亲”政策。汉帝国定期从宗室选出女子，以汉帝国公主的名义嫁给匈奴单于。每年汉帝国还需要赠送一定数量的布匹、丝织品、谷物、美酒和金银给匈奴。
但这种和亲政策并没有浇灭匈奴帝国的掠夺野心。匈奴帝国的小股骑兵仍不时入犯燕、赵、代的边境城邑，掳掠人口，抢劫财物，给边地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冒顿单于甚至还给汉帝国当政的吕太后送来了充满嘲弄、羞辱的书信，信中声称：你刚死了丈夫，我这边也是一个人过，不如咱们两个人“凑合”过吧！
但是就算面对这样的羞辱，汉帝国也只能暂时隐忍下去。《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中对此作了如下评论：
汉高祖时候国家的软弱，是军事力量的发展还不够强大的结果。这种军事力量的弱小使得匈奴带给他们的危险远远比匈奴本身所具有的危险大得多。
匈奴通过与另外的游牧族敌人的战争，将自己的领土扩大到从满洲里直到黄河西部的大片土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兼并了其他游牧部落，通过对军队进行集中化的结构整顿，匈奴在更有效的军事组织内的武装力量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而汉朝这边，由于士兵们缺乏与匈奴作战的经验，由于指挥官缺乏严明的纪律约束，还由于贵族成员们对皇帝的忠诚不能得到保证，汉高祖军队的战斗力无疑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些因素使得汉朝的军队与匈奴的军队相比，客观上处于劣势。这种情势迫使汉高祖采取安抚的态度，以使汉朝最终能赢得时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专业化的军队，以保证汉朝取得最后的胜利。
新娘和贿赂都没有能够阻挡匈奴在边境地区发动抢掠和进行迅猛的进攻，他们还在不厌其烦地要求汉朝增加贡品。但是，这种政策使得边境地区的平衡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与大规模的战争相比，其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还是比较轻的。因此，和亲政策是保存经济力量和维护复兴的大汉帝国的领土完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此可见，汉帝国的忍辱负重其实是在韬光养晦。因为“白登之围”同样告诉了汉帝国，匈奴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汉帝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汉帝国只是在积聚国力中等待着，等待着自己的实力足以击败匈奴帝国的那一天。
经过六十年的忍辱负重和休养生息，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五 汉帝国的力量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了皇帝宝位。此时汉帝国的人口已经从建国初的1300万人，增长到了近3000万人。国家和民间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从京师到边远城邑，粮仓中都装满了五谷，府库中都堆满了财物。国库里的钱累亿万，因为存放太久，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民间马匹成群，骑母马的人都不好意思参加朋友聚会。帝国边境上有三十六个军马场，为帝国提供了将近四十万匹军马。
不过，真正支撑起汉帝国反击战的还是那个带有浓厚古典军国色彩的“耕战”体制。这个体制的开创者，正是那个无比强悍的大秦帝国。对于大秦帝国来说，“耕”与“战”都是国家的命脉所在。可农业生产无法培养出战争所需要的技能，为了战争而进行的军事动员和训练却要影响和破坏农业生产。因此为了平衡农业生产和保家卫国之间的矛盾，大秦帝国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军事动员体制。这套体制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前期军制一样，都是依托自耕农实行“公民兵”模式的义务征兵制。
汉帝国则在这种军事体制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当时，汉帝国的自耕农被称为“编户齐民”，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向国家缴纳税务，承担兵役。同样的，他们也拥有各种政治权利。“编户齐民”里的每个身体健康的男人在成年之后，都要到帝国的军事机构里去办理登记手续——“傅籍”（也叫做“始傅”）。这也代表此人被纳入了整个帝国的“耕战”机器。秦时一般认为男人到了十五岁就是成年了，因此十五岁是秦帝国男子开始登记“傅籍”的年龄。汉帝国一开始也将“始傅”的年龄定在十五岁，后来出于减轻负担，让人民休养生息的考虑，调整到了二十岁。
“傅籍”之后的男子，被称为“更卒”，每年要服一个月的“更卒之役”。这一个月里并不接受军事训练，但要为家乡承担劳役，比如修路、治河、开渠、漕运、运输物资。通过这种集体劳作，可以培养每个男子的团队精神、协作能力、管理统筹能力，养成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习惯。到了二十三岁，每个“更卒”就要转成“正卒”。正卒首先在汉帝国的地方部队里服役一年，负责当地的防卫和治安，期间将接受一整年的军事训练。
汉帝国的军事训练非常系统和专业。其主要宗旨是“一入习战”到“教成三军”。
首先，要学习兵法与战阵，接受队列、阵形训练。《汉官仪》说：“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官兵皆肄孙吴六十四阵，名曰乘之”。所谓“肄兵”、“讲肄”，主要当指学习兵法。《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总结了先秦时期丰富多彩的实战经验，到了汉代，仍然是兵学的经典。所谓的“习战阵之仪”，就是演练阵法，包括军事编制的序列、队形操练等。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在他的《剑桥战争史》中如此评价：“只有两大文明发明了步兵操练——中国和欧洲！”汉军战士要学习和掌握方、圆、锥形、钩形、雁行、箕形等阵的站位和队列变换，熟悉旗帜金鼓，熟悉用来表明士兵身份位置的章、幡、负羽，这些都是当时军人最基本的技能。
其次，要掌握优秀的单兵格斗技能。汉帝国的战士还要通过练习足球（蹴鞠）、摔跤（角抵）、跳远以及投石来强健体魄，习练弓弩、矛戟、刀剑和空手格斗来增强单兵格斗能力。班固的《汉书》记载，汉代当时的军队武术教科书，也就是“兵技巧书”，多达一百九十九篇，其中有一百多篇“射法”，六篇“空手格斗”，三十八篇“剑法”，甚至还有二十五篇讲授如何通过蹴鞠和角抵来强壮体魄的健身书。
再次，根据个人的特点和专长，接受步兵、骑兵、车兵各种专业技能的训练，然后被赋予“材官”、“骑士”等称号。
最后，还要进行兵种协同演练。步兵、骑兵、车兵混合编队，演练战争攻防。每年的秋天，汉朝军队都要进行大规模的“秋试”，对一年的军事训练进行考核，同时进行实兵军事演习。
汉帝国的男子在担任过一年“正卒”之后，帝国将根据每个正卒的军事素质、家庭财力和家庭里男子的数量，选取质优者，继续为帝国再服役一年。他们或者加入边防军，成为“戍卒”，守卫边境；或者加入中央禁卫军，成为“卫士”，宿卫京师。每个正卒、戍卒、卫士退役之后，将成为预备役，在需要时被征集入伍，一直为帝国服务到五十六岁。在服役期间，这些战士都是脱产的，全部由国家来供养。
依托这种“全民皆兵”“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度，以及预备役、地方卫戍部队、中央禁卫军和边防军的三级军事体制，汉帝国就拥有了源源不断、训练有素的士兵兵源。根据《中国军事通史》和《两汉乡村社会史》的估算，汉帝国在正常状态下，能拥有60—80万正卒、戍卒和卫士。此外，还有同等数量的更卒提供后勤补给和工程杂役。在这些人员身后，还有无数有过两年以上从军经历的预备役战士。
这种“寓兵于农”的征兵制度，虽然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但如果频繁地征调，必然会影响国家的整体经济运行。因此汉帝国在实行征兵制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募兵制。汉帝国征募那些具有勇敢精神，身体强壮、武艺高强，并且想为国家效力的壮士，在边防军和中央禁卫军里长期服役。这些人由国家提供钱粮来维持生计，成为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
这种征募的萌芽，其实在秦帝国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2002年，在中国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一批秦代简牍。这些秦简被称为“里耶秦简”。在里耶秦简中，有十二件简牍特别引人注目。这些简牍是秦帝国追讨债务的文书，其债权方是远在关中的阳陵县，而债务人都是从军于迁陵县（今里耶）的阳陵籍普通民众。这十二件简牍编号连续，形制、措辞、纪年亦非常接近，每一件都明确记有“（某某）戍洞庭郡”、“乃移戍所”、“阳陵卒署迁陵”这三句公文。由此看来，这十二名阳陵籍民众是千里迢迢从军于迁陵县的戍卒。
秦代法律规定，如果欠了国家的税金或无法缴纳国家的罚款，可以选择服役作为抵偿。因此，初看之下，这十二名阳陵人之所以到千里之外来当兵，是因为欠了国家的税金，或犯了过错欠了国家的罚款。但根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司空律》，秦帝国法律规定的服役抵偿标准为：勿需官府提供伙食者，每日服役可抵偿八钱；需要官府提供伙食者，每日服役可抵偿六钱。日本学者堀毅在其所著的《秦汉法制史论考》中曾经以“日居八钱”的标准推算过一年服役的抵偿金额。他认为一年中服役日数实为325天，325×8=2600钱，即使以“日居六钱”的最低标准计算，一年的时间至少应该可以抵偿325×6=1950钱。
阳陵戍卒名录
简牍编号 人名 籍贯 爵位 债务
J1（9）1 毋死 阳陵宜居 无爵（士伍） 赀余钱1640
J1（9）2 不豺 阳陵仁阳 无爵（士伍） 赀钱836
J1（9）3 不识 阳陵下里 无爵（士伍） 赀余钱728
J1（9）4 衷 阳陵孝里 无爵（士伍） 赀钱1344
J1（9）5 盐 阳陵下里 无爵（士伍） 赀钱384
J1（9）6 徐 阳陵褆阳 上造（秦20级爵位之次低级） 赀钱2688
J1（9）7 小欬 阳陵褆阳 无爵（士伍） 赀钱11211
J1（9）8 越人 阳陵逆都 无爵（士伍） 赀钱1344
J1（9）9 彖页 阳陵仁阳 无爵（士伍） 赎钱7680
J1（9）10 胜日 阳陵叔作 无爵（士伍） 赀钱1344
J1（9）11 不采 阳陵谿里 无爵（士伍） 赀钱1344
J1（9）12 广 阳陵谿里 无爵（公卒） 赀钱1344
据此，细读里耶秦简可以注意到，有个名叫“盐”的士兵，所欠罚款只不过区区384钱。显然，按照上述标准，算上服役期间的公休日，不出三个月，他即可全部还清欠款！而实际上，“盐”跟他的十一位同乡均在迁陵县至少戍守了两年。换而言之，十二名阳陵戍卒中，除了欠罚款较多的“小欬”（11211钱）和“彖”（7680钱）而外，其余十人早就已经没有债务了。而且，每一件简牍均记有阳陵司空“已訾责其家”或“已訾其家”的讨债记录。假设债务人被远遣他郡服役是为了抵债，依秦律，阳陵司空再去当事人家里作威作福，岂不是非法行径？就算真去讨债，也不写在司法文书上。唯一的解释是：戍卒们临行之前，并没有以兵役抵偿债务的相关协议。而且这些戍卒也没有要退役的迹象。相反，他们似乎还要继续在迁陵戍守下去。说明这十二个阳陵人其实是自愿的“募兵”，也就是靠挣取军饷为生的职业军人。
这些简牍也揭示了募兵制的演变过程：征兵制的戍卒或卫士，因为债务问题选择超期服役，偿还债务。债务还清之后，这些军士被丰厚的超期服役补偿款所吸引，将从军作为了自己的职业。
但要维持汉帝国这样庞大、专业和系统的战争机器，供养如此精锐、强壮的战士，就需要极大的战争成本。就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千里馈粮，日费千金”。相比之下，军事动员成本极低，不需要投入就能大量获得成熟战士的匈奴帝国，理论上要比汉帝国更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