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强盛的根基(2)

战争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事情，匈奴帝国的军事体制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匈奴单于既是匈奴帝国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事首领。单于主持下建立的政权系统，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单于属下的匈奴贵族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

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侯等二十四个中央高级官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这些官员同时也是领主，他们各有封地，虽然名称不一，但共同特点是每个领主都是骑兵统帅，也就是万骑长。“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匈奴最基层的单位是帐，一帐是一个五口之家，相当于汉帝国的一户。每帐要提供一名以上的骑兵。匈奴的什长领十帐之兵，是最小的作战单位；什长以上为百长，领兵约百人，百长以上为千长，统兵千人。千长由那二十四个万骑长统率，或由匈奴单于直辖。匈奴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也都由其所率领的骑兵多寡决定。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兵，对农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称雄的年代，马镫和马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匈奴骑兵都是骑在光背战马上，或者最多垫一块皮垫。因此骑手就不得不依靠双腿夹紧战马，以使自己保持在马背上。这种技术被称为骣骑，是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骑术。

驾驭没有马镫的战马驰骋、射箭，是现在的特技演员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就算借助马镫，普通人要想掌握骑马射箭技术也需要长期的练习。可是骣骑骑射对匈奴战士来说，却仿佛是一项天生就具备的战斗技能。可以说，匈奴人的生活就是军训。就如恩格斯所说：“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87页）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了匈奴人一种天然的生存方式。因此，每个成年男子既是生产者，更是战士。

骑马、放牧和射猎是每个游牧民的基本生活技能。匈奴人从小就先练习骑羊，射猎小鸟和野兽，长大开始学骑马，射猎更大的野兽。从小的狩猎生活和训练培养了匈奴人优良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畜牧生活能培养一个人的管理统筹能力和团队配合意识，这也为匈奴人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以服从指挥、协同配合为第一要务的军事生活。另外，每年的一三九月，匈奴的各个部落还要举行大会，进行集中训练和比试。大会还会组织集体围猎，作为军事演习。

因此，普通匈奴人非常习惯平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为士兵，冲锋陷阵的生活。匈奴单于不需要付出什么，就拥有源源不断的成熟战士。又由于匈奴的行政组织军政合一，单于及以下各级官吏平时既负责一切行政事务，又组织军队的训练，因此官兵关系密切，无将不知兵，无兵不知将，在战斗中尽可发挥最大的战斗能力。凭借此优势，匈奴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具有极低的战争成本和高效的军事动员体制。

匈奴妇女虽然一般不参与战争，但也能走马射箭。她们常在军中负责后勤和生产。当匈奴大军远征时，妇女们常驱赶牛马随行，“因水草为仓禀”，源源不断地供给后勤补给。这样，便避免了作战中运粮转输之劳，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可以说，整个匈奴帝国就是一个大兵营，战争成本极低，瞬间就能完成从平时到战时的转换。

此外，匈奴在继承斯基泰人军事风俗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改进和创新。比如将“饮用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这一习俗，改成了“斩首虏赐一卮酒”、“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匈奴战士只要参与战斗杀死了敌人，也就获得了参与分配战利品的权利，被劫掠到的人还将成为他的奴隶。而且，匈奴还有“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和“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俗，谁能将战死同伴的尸体运回去，就能得到战死者的全部家财和人口，丁壮战死后，其孤儿寡母不会流离失所。以上习俗也就免去了骑兵征战的后顾之忧。

因此，匈奴战士的作战意志和决心完全以利益为基础。当有利可图的时候，匈奴人就如同饿狼见到病弱猎物一样，群起而攻之，穷追不舍，直至啃掉猎物身上最后一块肉。可当无利可图，或遭遇强烈抵抗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即四散奔逃，丝毫不觉得耻辱。绝不挑战强者，只欺凌弱者，只有敌人无法还击的时候才会倾注全力——这就是匈奴的战争哲学。没有底线、没有荣誉感，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中如此描述：

一个骑马民族的所有身体合格的成年男性就是军队。一切从大草原出发，打开征服之路、侵入文明地区的骑马民族都是打‘真正的战争’。（他们）缺乏对使用武力的限制，除非彻底胜利，否则不会甘心终战罢兵。他们的战争没有克劳塞维茨式的政治目的，也没有文化上的转换效应，更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发展或社会进步。他们的目的是赢得财富去维持一种不变的生活方式，保持他们的祖先从马上射出第一支箭以来始终不变的天性。他们是为战争而战争的武士，对劫掠、风险和胜利有着动物般的满足与兴奋。

罗马人如此描述他们所面对的游牧对手：

在战斗中，匈奴骑兵（huns）排列成楔形，像是要发动集团冲锋似地推进。突然，他们会分散成小部队发动猛攻，虽然看似杂乱无章，但其实异常凶猛，准确狠辣。而且，他们的攻击速度极快，对手往往猝不及防。当箭射光之后，他们会非常勇猛地投入近身肉搏。

凭借着全民皆兵，军政合一，以及独特的劫掠文化，匈奴人发动战争的成本很小，所得的收益却很大。于是，匈奴人自然成为了大漠上的苍狼。他们建立的匈奴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游牧帝国。整个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起辽东平原朝鲜边界，西至阿尔泰山，深入中亚的咸海、黑海一带，向北远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他们征服了如此广袤的土地和如此众多的民族，以至于匈奴帝国被西域诸国称之为“百蛮大国”。

根据学者林干在《匈奴史》中的推算，匈奴单于大约统治着将近两百万的匈奴人。而学者马长寿在《北狄与匈奴》一书中写道：“匈奴所掠汉人奴隶至少有十多万；西域胡、丁零和西羌奴隶人口之在匈奴者，估计约二十五万；其余乌桓、鲜卑、楼烦、白羊等奴隶在匈奴者亦不下二十万，共计全国奴隶人口构五十五万余。此外，匈奴帝国在草原的内部和边缘还拥有很多被征服和奴役的部落。如东方的乌桓、鲜卑，北方的丁零、鬲昆，还有西方的西域诸多小国和部落。”

依托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匈奴单于可以随时动员起单于本部和二十四个万骑的三十多万骑兵！因此，骄傲的匈奴人以“天之骄子”自称。可大漠草原的物产无法真正供养起这个强悍的帝国。前苏联学者阿纳托尔·M·卡扎诺夫在他的《游牧民与外部世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为人类社会学家们所认同的观点：游牧是一个不能全然自足的经济模式，需要辅助性行业进行补充。

当时牧人所能选择的行业有两个：贸易和劫掠。英国学者约翰·基根对此有过论述。其观点可以简单总结为：“大草原上根本产不出足够的、文明世界所需要的东西。正常商业动机下的贸易根本无法长期维持，最后只能演变成依靠军事手段发起的劫掠。有如十九世纪英国人发现自己处于中英贸易的入超地位，也就是存在贸易逆差之后，就将鸦片硬塞给中国人。当中国政府禁烟之后，英国人就不惜发动‘鸦片战争’。英国人的行为与牧人的劫掠行为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牧人做不到英国人那样精致和周密。因此，对外劫掠，成为游牧帝国的谋生之道。劫掠在牧人当中就变成一件光荣的事情。在牧人与牧人之间相互掠夺的同时，牧人又进行着针对农人的单向掠夺。”

于是，这个被西域诸国称之为“百蛮大国”的可怕帝国成为了汉帝国的心腹大患。两个帝国的边境线与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这里是农牧两种生活的交界区，气候较为温润，土壤肥沃，水草丰润，既能农耕也可游牧。两个帝国，谁掌握了这条线，谁就拥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对于双方来说，双方的战争，是赌上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生存之战。

虽然牧人和农人的第一次剧烈碰撞爆发于匈奴帝国和汉帝国之间，但匈奴人与中原人的交往与冲突其实早就已经开始。根据美国学者狄宇宙在《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中的考证，中原人与匈奴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公元前457年。当时，中原晋国的大贵族赵襄子（战国七雄之赵国的创始人）派兵征服了一个名叫“代”的小国（位于今山西大同与河北蔚县一带）。史记也记载“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胡人就是中原人对于匈奴人先祖的统称）。也就是从那时起，匈奴人与中原人拉开了数百年恩恩怨怨的大幕。

狄宇宙还引用了拉铁摩尔（Lattimore，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的观点。

“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北方民族的‘新名字’反映出非中原民族经济专门化方面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由于中原人之外的民族被扩张的中原人强行驱逐到大草原中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转变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因为一些考古证据显示，在一个长时期内，中国北疆发生了从半定居的农耕—畜牧生活向游牧生活的转变。

尽管在胡人和中原人之间还有一些特有的、难以调和的敌意与距离带来的不和谐关系，但是总体上当时胡人和中原人都是喜欢和平的。大约在从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330年的时期内，胡人还是一个驯顺的善邻，这和后来匈奴人所成为的那种危险族群迥然不同。”

但是随着“胡服骑射”的盛行和战国长城的修建，这种和平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胡服骑射”是赵襄子的子孙赵武灵王进行的一场军事改革，目的是学习胡人服饰和胡人骑射武艺。

这是中原军队在战术上的一次重要革新。中原人在殷商时代就有乘骑之习，也有极其少量的骑兵。但这些骑兵主要是用于驿传及追捕逃奴，没有用于战争。春秋时中原骑兵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数量很少，通常和战车混合编制。到了春秋末期，赵襄子“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战国策·赵一》）。将车、骑并提，说明骑兵已开始向独立兵种过渡。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行重大的军事改革后，中原骑兵才迅速崛起。

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战国七雄中的燕、赵和秦国开始不约而同地在自己国家的北方边境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就是“战国长城”。它作为抵抗胡人侵扰的防御工事，目标是将胡人阻挡在山脉的凹处，好集中力量将其包围起来，进行战斗。如果把“胡服骑射”比喻成矛，那么“战国长城”就是盾。“矛”和“盾”的出现，说明此时的胡人已经从友善的邻居变成了危险的敌人。

“匈奴”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料中就与战争和征服有关。汉代刘向的《说苑》记载了燕昭王元年（公元前312年）的一条史料：“匈奴驱驰于楼烦。”这证明此时匈奴部族已经崛起，匈奴人征服楼烦部落（活跃于今山西省宁武一带）的事情甚至惊动了燕国的君王。

几十年后，进一步崛起和扩张的匈奴人就跟中原人有了直接的冲突。赵孝成王初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大将李牧在代郡和雁门，采取示弱于敌、诱敌深入的战术，大破入侵劫掠的十余万匈奴骑兵。此时的匈奴人虽然已经变得危险，但还不致命，因为他们还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的头曼单于时代，匈奴帝国已经初具规模，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强，南下扩张已是必然之举。但是头曼单于时运不济，迎头就撞上了已经统一中原的强悍的秦帝国。秦帝国为了破除匈奴帝国的威胁，调集兵力，修缮长城，修筑驰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率三十万秦军北击匈奴。第一阶段，秦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东西并进、南北夹击，夺取了匈奴势力薄弱的河套以南地区，推进到北河（今乌加河，当时为黄河的主流道）。第二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又发动了第二阶段攻势。蒙恬率军渡河，击败了匈奴主力，夺取了整个阴山地区和贺兰山高地。

头曼单于迫于秦军的兵锋，只能撤退到阴山以北的漠南地区。公元前209年，冒顿杀死父亲头曼，成为匈奴帝国的新单于，匈奴帝国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秦帝国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于中原。冒顿单于借此良机，向东击灭宿敌东胡人；南并楼烦、白羊王，全部夺回秦将蒙恬所占的河南地；向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部族；出兵西域消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各族。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冒顿单于在历史上首次把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区完全统一起来了。等到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起汉帝国时，匈奴帝国已经是拥有近四十万骑兵，并且不断南下劫掠的“可怕巨狼”了。

三 白登之围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为了防备匈奴的进一步南下，准备设置一道缓冲地带。于是刘邦将太原郡和直至北部边界的31个县划给韩王信（与击败项羽的韩信重名，因为他被封为韩王，所以史称韩王信）作为封地，以期韩王信能抵御匈奴。可是当年秋天，匈奴来攻的时候，韩王信却和匈奴约定好共同攻打汉朝。韩王信献出了国都马邑，投降了匈奴，并率军攻打太原。

勃然大怒的刘邦，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亲率32万大军反击。战役的初期，汉军进展顺利，连续击败韩王信的叛军以及叛军与匈奴的联军，甚至还击败了冒顿单于的先头部队。此时已经是冬季，天降大雪。而当时棉衣这类重要御寒物资尚未开始推广，因此，汉军士卒自然缺乏足够的御寒服装。普通汉军战士多被冻伤，甚至有十之二三的士兵被冻掉了手指。汉军的行动越来越迟缓，各部队之间也出现了脱节。

同时，刘邦在连胜之后，中了冒顿单于的示弱诱敌之计，产生了轻敌冒进思想。当刘邦亲率先头部队进驻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南三十里的白登山时，主力20万汉军还停留在楼烦、马邑一线。冒顿单于抓住汉军的这一漏洞，调集整个匈奴帝国的30多万骑兵，将刘邦和汉军先头部队合围在白登山。汉军苦战七日不得突围，情况十分紧急。

后世人有声有色地演绎了刘邦脱困的过程。无计可施的刘邦向随行的谋士陈平求助，陈平建议派人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皇后），让她劝说冒顿解围。汉高祖采用此计，派使者用重金贿赂求见阏氏，并送上一幅美女图。使者说：“汉朝有这样的美女，现在汉朝皇帝的状况非常困厄，打算把这位美女献给单于，以求脱困。”阏氏见图，担心单于得此美女，不再宠爱自己，便劝冒顿解围撤兵。她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就算你夺取汉地，可能也会水土不服，无法长住。汉帝被围了七天，军中没有什么慌乱，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冒顿听后决心动摇，于是将包围圈放开一角，汉高祖刘邦这才顺利逃脱。

其实后世所津津乐道的使者与匈奴阏氏的对话，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提及。相反，司马迁强调“其计秘，世莫得闻”。那个对话的版本，出自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家桓谭的《新论》一书。至于桓谭是如何能将一件发生在将近两百年前，连当时的人都不晓得细节的事情，描绘得如身临其境一般，就不得而知了。

更有意思的是关于白登之围的记述，《史记》中不同篇章各自有着不同角度的细节描写，堪称汉匈历史中的“罗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