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慕尼黑悲剧：被出卖的不只是捷克(2)
就这样，讨论停下来了，直到第二天才继续进行。9月23日的一整个早上，张伯伦都在旅馆的阳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后给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说他准备把德国的新建议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严重的困难。希特勒在当天下午的答复中毫无让步之意，张伯伦要求在当晚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附有地图的备忘录。这时捷克斯洛伐克已开始动员，英法两国政府正式通知自己驻布拉格的代表，说以前曾负责劝说捷克斯洛伐克不要动员，现在不能再负这个责任了。当天晚上10时30分，张伯伦再度与希特勒会晤，至于会谈的情况，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在我同德国总理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他把备忘录和地图交给我。会谈从当夜10时30分开始，直到次日清晨两三点钟，在场的有德国外交部长，还有亨德森爵士和威尔逊爵士。
我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因此，我说得很坦率。我极力强调，如果坚持这些条件就可能会产生危险，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我说，这个文件的用语和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备忘录，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这将使中立国的舆论大为震动。我严厉谴责德国总理对我争取和平的努力毫无响应。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说过的话：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他还极其恳切地说，希望能与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苏台德问题和平解决，他极愿意重启谈判。当然他还说：“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殖民地问题，但这个问题不会引起战争。”
9月24日下午，张伯伦返回伦敦。第二天，内阁召开了三次会议。这时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强硬的舆论。结果决定拒绝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条件，并把这个决定转告德国政府。法国内阁同意这个决定，并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其效率出乎意料的高。9月25日晚上，法国总理和部长又来到伦敦，勉强接受了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义务。第二天下午，威尔逊爵士奉命携首相亲笔信去柏林见希特勒，那时正是在希特勒准备在体育馆演说的前三个小时。威尔逊爵士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希特勒表示不愿意放弃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所定的期限，即周六（10月1日），除非他在周三（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接到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则他将在这一天向这个地区进军。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当他提到英国和法国时，用语温和亲切，但对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则进行了粗暴而无情的攻击。他非常肯定地说，捷克斯洛伐克人必须在9月26日以前离开苏台德区，还说在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之后，不管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
局势日益恶化，我同政府的接触变得更为频繁。9月10日，我到唐宁街官邸拜访张伯伦首相，作了一次长谈。9月26日我又去了，或者首相邀请我去，或者很愿意接见我。这是关键的一天，下午3时30分，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阁会议室里接见我，我敦促他们执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勋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国、法国和苏联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一致反对希特勒侵略的决心。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个公报，看来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了。
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见相同，我当然就以为首相也完全同意了。当时有一个外交部级官员在场，就由他拟了稿。当我们分手时，我极为满意，如释重负。
当晚8时左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即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个公报，内容大要如下：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而英国和苏联必将支持法国。
公报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批准后立即发表了。
法国右派报纸对这个公报表示怀疑和蔑视。《晨报》说这是“巧妙的谎言”。
博内先生则忙着表示他的行动是多么进步。他对几个议员说自己不能证实英国公报，好让这些议员认为这并非他所希望的英国保证。当然，这种印象很容易就被传达了。
那天晚上，我和库珀先生在海军部吃晚饭。库珀先生告诉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动员英国舰队。这使我回想起25年前我自己的经验，那时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冲突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双方的军队已列阵对峙。捷克斯洛伐克有150万人在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后面武装待命，由具有高度组织和效率的工业机械武装起来。法国军队已部分动员，法国内阁虽然有点勉强，但仍准备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所承担的义务。在9月27日午夜之前，英国海军部向英国舰队发出了电报，命令舰队在次日动员。这个消息同时分发给英国各报纸（在下午11时38分）。9月28日上午11时20分，海军部正式发出英国舰队动员令。
……张伯伦自己准备向英国人民广播了。他在9月27日晚上说：
现在为了一个遥远国家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的争吵，我们在这里挖掘战壕、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可思议……
如果我认为还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毫不犹疑地进行第三次德国访问……
我这个人，打心底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我来说，好比一场噩梦。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国家决心要用武力恐怖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话，那就非进行反抗不可。因为在这种统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无法活下去的。然而，战争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张伯伦发表了这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之后，收到了希特勒对他的答复。这也对威尔逊爵士转交信件的回复带来了一线希望。希特勒主动提出德国愿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新国界的联合保证，还表示愿意对实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进一步的保证。这时，时间非常紧迫。戈德斯贝格德国的最后通牒，在第二天（即9月28日，周三）下午2时，就到最后的期限了。张伯伦写了一封私信给希特勒：“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事宜，如果你愿意，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周之内达成协议。”
……9月28日下午3时，希特勒通知张伯伦和达拉第，建议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举行会议……就这样，张伯伦第三次飞去德国。
关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已有过许多记述，这里只能强调几个重要特点。会议并没有邀请苏联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获准出席。9月28日晚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辞直接的通知，说是第二天欧洲四强的代表就要举行会议。“四巨头”迅速达成协议。会谈在中午开始，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备忘录写了出来，在9月30日凌晨2时签字。它基本接受了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自10月1日起，苏台德区分五批撤退，在10天内完成。
最终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最后，这个文件交给奉命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当这四位政治家等待专家们草拟出最后文件的时候，张伯伦首相问希特勒是否愿意同他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希特勒“欣然同意”。
9月30日早晨，两位领导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会晤，除了译员之外，没有别人参加。张伯伦提出了他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声明，其内容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继续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是两国和整个欧洲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是我们两个国家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一个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处理两国之间的一切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努力，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读完这个声明，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张伯伦回到英国，飞机在赫斯顿着陆，他下飞机时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他的专车由机场开出，在经过欢呼的人群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
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他又挥动那张纸说：“在英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唐宁街，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1938年时，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凯特尔元帅回答：“肯定不会。那时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27]的目的，就是把苏联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希特勒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德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又对了，他单凭自己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像在莱茵兰一样，元首的领导才能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时候，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都敌不过对他那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并服从的明星。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置疑的德国主人。宏图大业的画轴已经打开了……
这里不妨提出一些道德和行为准则，也许对未来有些指导意义。要评判这类事情，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况。也许人们当时并不了解某些情况，只能依靠猜测对事情作出估计，还可能受到情绪的影响。那些在气质和性格上喜欢对含糊暧昧的困难问题寻求斩钉截铁解决方案的人，那些一遇到外国挑衅就立即准备应战的人，并非都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低头忍受、耐心真诚地寻求和平妥协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后者可能是正确的。不论从道德还是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战争！宗教和道德同样都主张谦让和卑逊。这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少次战争由煽动者促成！
多少次引发战争的误会本来可以延缓决定而得以消除！也曾有过多少国家，彼此间进行过残酷的战争，而在几年和平之后，不仅成了朋友，还结成了同盟！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教义中的精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教友派[28]，然而，大臣们履行领导国家大事的责任，却不能以这种教义为根据。无论出于民族主义抑或意识形态的目的，他们首先应当确保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避免产生冲突和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本国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们的职位是他们给的），在不得不采取最后手段时，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了肯定而明确的判断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
如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这时，就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把战争推迟一年，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境地，或将更难取得胜利，则推迟战争没有什么好处。
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常常会遭受的痛苦的两难情形。这类事情的最后评判，只能由历史根据当时双方所知并在其后获得证明的事实来记载了。但这里有一条准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作出评判，即一个国家要遵守诺言和遵守盟国的条约义务。这个准则叫作“道义”。
人们所说的“道义”，往往并不与基督教的教义完全一致，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道义常常受自尊心的影响，而自尊心对于道义的激发有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过于夸大道义规范会导致空虚迂腐而不合常理的行为，不论它看来有多么美好，也不足为训。而在这一次，正是道义的准则指出责任之所在的时候，当时如果能对事实作出正确判断的话，就更能加强道义指令的力量了。
法国政府背弃自己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并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除了明智而公正的政策，还有侠义、道义，以及对受威胁的小国的同情，这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英国如果有条约义务的约束，一定会起来战斗。无论如何，英国已深深地卷入其中，历史只好这样遗憾地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了这一条致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