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朝政职官·名臣轶闻
1.什么是“封建”,它最初的内涵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一致吗?
翻开历史教科书,我们经常能看到类似“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词汇,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的一种社会形态,与中国古代所讲的“封建”含义不同。那么在古代,“封建”的含义是什么呢?
“封建”一词最早见于《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它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分封政治制度。所谓“封建”便是“封土建国”,即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给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各属区域内建立邦国。相传黄帝为封建之始,至周制度始备。
周朝时实行分封制主要是出于保卫中央政权的考虑,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蕃篱,屏蔽周室。”但发展到后期,各诸侯国间亲戚关系逐渐淡漠,东周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诸侯连年征战不休,分封制度已名存实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管理国家。严复在《论中国教化之退》中说:“秦并天下,更古制,更井田而为阡陌,废封建而置郡县,黜儒术而任名法。”汉朝初年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郡国并行制,但后来被废除。可见“封建”制度只是先秦存在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相差甚远。
现在我们说的封建制度是指社会形态的一种,它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与手工业相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形式。具有封闭性、独立性等特点。其中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地主阶级和农民是剥削的生产关系,二者尖锐对立。封建主义后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取代。
2.古书上常说“三公九卿”,这些官职具体是什么?
据《礼记》记载:“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言使能也。”可见,夏朝时期已经设立三公九卿之职。
然而,“三公九卿”具体为何职位,众说不一。西汉今文经学家认为,《礼记》所载“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
秦朝变革官制,不设三公。“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又设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为丞相副手。因为秦代最高职位有三,后人遂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具体而言:
丞相,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
太尉,最高军政长官,负责管理全国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里。
御史大夫,执掌全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
秦汉时期,在这三大职位下设“九卿”,作为中央行政机关分掌具体事务,如祭祀、礼仪、军事、行政、司法、文化教育等。其中包括:
1.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地位很高,属九卿之首。
2.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
3.卫尉,掌管宫门警卫。
4.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
5.廷尉,掌管司法审判。
6.典客,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
7.宗正,掌管皇族、宗室事务。
8.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
9.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泽之税。
随朝代的更替,“三公九卿”又有不同所指。如东汉确立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为鼎足而立的三公制;宋代以后,则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东汉时的九卿为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到了明清时期,九卿则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以及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以前的九卿之官己成虚衔或加官、赠官。
3.“丞相”和“宰相”是一回事吗,“宰”、“相”并称,是一个官职吗?
看关于古代的电视剧时,经常听到“宰相”或“丞相”之类的名词,都指代仅次于皇帝的最高行政官员,但历史上却没有“宰相”这个官职,这是为什么呢?
“丞相”一词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秦武王开始,设左、右丞相,但有时也设相邦,魏冉、吕不韦等都曾居此职。秦统一后只设左、右丞相。西汉初萧何为丞相,后迁为相国,萧何去世后,曹参继任。到文帝初年,设左、右丞相,以后只设一丞相。汉初各王国拟制中央,也在其封国中各设丞相,景帝中元五年改称为相。
唐宋以后,尚书省或中书省有时设左、右丞相,相当于原来的尚书左右仆射,位居尚书令或中书令之次,握有实权。明初,中书省无令,仅设左、右丞相,权力极大。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图谋不轨”之名诛杀了丞相胡惟庸,并下令撤中书省,废除丞相。由皇帝亲自掌管六部,直接管理国家政事。至此,中国历史上实行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被废除。
“宰相”则并不是我们历史上存在的官名,它是泛指最高的行政长官,通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西汉的丞相陈平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所以它的官名随着朝代更替,先后出现过:相国、丞相、大司徒、司徒、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多达几十种官名。
可见,丞相是具体的官职名,宰相则是指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丞相和宰相区别并不大,以至于经常被混用。
4.什么时候文官与武将开始分开的,上朝时文东武西的列班又起于何时呢?
文官与武将的分开,是指文官不再作战,而专门有了指挥作战的武将。人们对它们分开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观点。
《史记》中说,黄帝时期已设立了“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尚书》称,商朝时期,有了文武百官。虽然夏商时期,文武百官已经分门别类,可是卿、士大夫们既要管理政治上的事务,还要领兵作战。并且“司马”平时只管政治,而无统兵之权,战时统帅也是由天子临时任命的,战争一结束,统兵之权又会上交天子。可以说,在西周之前,文官武将是不分的。
又据《史记》记载,在春秋时期,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天子,他常亲自领兵作战。《左传》中也说当时文官武将都可领兵去作战,可见那时“大夫”是文武一体。也可以说,文官武将在春秋时期尚未分开。
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掌握了国家最高行政权。各国君主觉得那些既能管理行政事务、又能领兵作战的官员,一旦造反,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不造反,时间长了也会引起君权旁落。于是,他们决定采用文武分职的方法,让文官只负责管理内政,武将只负责领兵打仗。这样,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得以确立。可以说,战国才出现了专职将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士兵总量不断增加,指挥作战逐渐成为一门艺术,一支军队的指挥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富有管理、训练和指挥作战的经验。就在这个时期,一批名将应运而生,例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都是专职武将。而文官则专职负责朝中政事,不再领兵出征。
可见,文官武将分开的具体时间,应是战国时期。
那么,上朝时,文东武西的列班又起于何时呢?《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据此可知,文东武西是汉初叔孙通所定的朝仪,文东武西的排列位次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5.周瑜被呼为“大都督”,他这个官职与后来的“总督”、“提督”是一回事吗?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瑜曰:“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只恐将军狐疑不定。”权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言罢,便将此剑赐周瑜,即封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
从此,这位智勇双全,风流潇洒的周瑜便被人们称为“大都督”。那么,“大都督”是怎样的官职呢?它与后来的“总督”、“提督”是一回事吗?
一般来说,“大都督”一职是在战时设立的,为作战期间的最高军事领导,战后一般会收回,如司马懿,陆逊等;但也有例外,如周瑜,一直担任该职。
“总督”是在明朝时期开始设立的一种官职,指临时授大臣进行军务巡查,带有军事性质,如宣大总督、陕西三边总督等,其巡查范围有遍及数省者,也有限于一省内若干府州者。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开始常设两广总督。从那时起,总督兼管民政,成为地方军政首长。清朝时期,设立了众多的总督,比如直隶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等,他们统辖一省或数省的行政、经济及军事事务。
可见,这里的“总督”与“大都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提督”一职从明嘉靖年间开始设立。各省巡抚或镇守总兵官常常加封提督军务、提督等衔,可见,明朝时期的“提督”并不是正式官名。清朝时期则在每个省设置一名提督军务总兵官,属于省绿营兵的最高长官,但是受到“总督”的节制,也不是正式的官名。
可见“大都督”是在战争期间设立的,而“总督”、“提督”在和平时期也存在,而且,所管理的范围也比“大都督”广,涉及了行政、军事上的事务。如果说三个官职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都负责了一些军事上的事务。
6.何谓“三省六部”,它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制度?
中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三省六部”制,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划分方式,是最早从汉代开始,经隋朝确立,到唐朝完善的一种制度。其中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指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唐朝三省为中央最高中枢政务机构,一般为中书决策,门下审核,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分别为中书令(隋为内史令)、门下侍中(隋为纳言)、尚书令共行宰相之职。六部为尚书省属下的中央行政机构,分掌各方面的政务及政令的贯彻执行,并对中央担任具体事务的九寺五监及地方上的府、州、县等,有领导、监督之权。
隋三省六部制简表
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他们议政的场所叫政事堂。尚书令位高权大,自隋以来,基本不设(炀帝曾封杨素为尚书令),后唐太宗曾任此职,此后,唐朝不再授人以尚书令之职。左、右仆射代领尚书省事,职务等同宰相。贞观年间,唐太宗也经常召见品位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并加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等头衔,后来又出现“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宰相名号。
这些做法表明皇帝任用宰相的范围已不限于三省长官。宰相成员增多,既便于集思广议,又使之互相牵制,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皇帝大权旁落。但是由于职位重复与普遍化,所以三省六部制在唐中叶以后,趋向名存实亡。
宋朝沿用唐朝制度,亦设三省六部。元朝则只保留中书省,后来明代朱元璋废中书省,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清代沿用明制,至此三省六部制退出历史舞台。
7.“乌纱帽”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会成为官位的别称?
如今,“乌纱帽”已成为“官位”的代名词。那么,“乌纱帽”为什么会成为官位的别称?这又是从何时开始的?
乌纱帽原本是民间的一种便帽,正式作为“官服”则开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加上了“双翅”,明朝以后,戴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做官的代名词。
东晋成帝时,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都戴一种用黑纱制成的帽子,就是最早的“乌纱帽”。南朝宋明帝时期,王休仁对这种帽子做了改进。改进后的乌纱帽在当时很流行,官员百姓都喜欢戴。当时的乌纱帽颜色样式都不固定,全看个人喜好。
直到隋唐时期,乌纱帽仍然是作为常服的帽子。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书说:“自古以来,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但是,为了适应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隋朝用乌纱帽上的玉饰来显示官职的大小。
宋朝初年,为防止议事期间朝臣们交头接耳,赵匡胤想了一个办法,从此改变了乌纱帽的样式。这种乌纱帽其实叫幞头,是方形的,上面有一折,幞头后背的左右两侧各伸出一只脚,用铁丝或者竹篾为骨,后来慢慢把脚加长。这种幞头貌似庄严,其实在官员群聚的朝廷,甚为不便。至于地位比较低下的公差等都戴交脚或局脚幞头,乐官则戴牛耳幞头、银叶弓脚幞头等。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乌纱帽的命运有了关键性突破。由于官员们特别爱戴乌纱帽,朝廷遂正式将它列为王公百官上朝及处理公务的必要配备。并下了规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从此,乌纱帽成为了官员的特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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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纱帽
公元580年以前,不论当官的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可以戴乌纱帽。可是,真正显贵的并不是乌纱帽,而是白纱帽。因为白纱帽只有皇帝才能戴。
宋朝末年,宫廷政变,叛将萧道成头上就戴了一顶白纱帽,萧道成便是后来的齐高帝。当时,白纱帽又叫高顶帽,即使皇太子也只能在自己屋子里戴,因为他是未来的君主,而在皇帝面前他也只能戴乌纱帽。
8.现在的“省”是一级行政单位,它与古代的“中书省”有关系吗?
“省”在中国指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中国自隋唐以来就存在“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那么这两个“省”之间存在联系吗?
“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行政单位。截至2006年8月中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域——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
“省”最早的含义是指天子所居之所。唐朝时中央设三省六部,“尚书省”为其中一个。元代中央行政机关叫“中书省”,又于各地方行政区设“行中书省”,这是中书省的地方派出机关,简称“行省”。后来演变为“省”。现在“省”的概念由此发展而来。
“省”的概念反映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是封建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象征。它说明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9.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创立者是谁?
如果说“四大发明”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具体智慧,那么,科举制度体现的则是中国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造力。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人政治智慧的杰出体现。因而,有学者将科举制度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的确,科举制度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蔑视其他行业的“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宗族观念,当官以求富贵的官本位观念,无不打着科举制度的烙印。
那么,这样影响深远的制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又是谁首先提出了这一制度?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决定由中央亲自选拔官吏。据史料记载:公元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公元598年七月,又令五品以上的京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向朝廷举人。隋炀帝时期,公元607年四月,中央下诏,凡文武百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公元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但此时的做法,只是为了满足临时选举人才的需要,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后来,隋炀帝又设置了明经、进士两科,并通过“试策”的方式选举人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诞生。
隋代科举虽然只是草创,但是它已经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为后来科举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无论门第高贵还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都可凭借才学做官。
10.科举试卷收上去以后要弥封,这个制度是从何时开始的?
科举考试自隋唐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为了防止科举作弊,朝廷创立了弥封和誊录两种方法。现在举行重要考试,最后评卷前密封考生姓名、准考证号等信息的做法,就来源于科举试卷的弥封。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在唐代逐步完善。当时进行的考试,一般举人的姓名、籍贯等身份信息都是公开的,一些豪门贵族在发榜前就能够知道录取结果,考官也可从中玩弄手法,拉拢亲信。武则天时,因吏部选举多有不实,便命令应试举人将试卷上的名字糊起来,暗考以定名次。但是这种做法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考官在录取中,仍然“兼采时望,不专词章”。
北宋沿袭唐代旧制,考生“投卷”成风。主考官在去贡院的路上,达官贵人可以向他推荐人才,称为“公荐”。录取后,考生要登门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而自称“门生”。为了防止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和师生结党,赵匡胤和他的继承人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
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记载,建隆三年九月规定:“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宋太宗淳化三年殿试,礼部采纳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初次实行“糊名考校”法。即在举人考前先糊住其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项,在决定录取卷后,再拆弥封,查对姓名、籍贯,借以杜绝考官“容私之弊”。咸平二年的礼部考试中,朝廷曾选派官员专司封印卷首。明道二年七月,宋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从此,糊名考校就不仅施行于殿试、省试,也施行于诸州府了。这便是弥封制度。
弥封制度实行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弊的可能性。但是后来发现有考官指使考生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迹。为了防止这种作弊,朝廷采纳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大中祥符八年,宋廷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应举者考试成绩的优劣“一决于文字”。原来贵族和官僚利用科举搞腐败的特权被取消了。但是南渡以后,由于宋王朝的腐朽,徇私舞弊层出不穷,弥封也就流于形式了。
11.知府见知州,谁给谁磕头?
知府和知州都是中国古代官职名,均为地方行政长官。但这两个概念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二者在官衔和职能方面都是不同的。
“知府”一词最早产生于唐,当时建都之地称府,以府尹为行政长官。宋升大郡为府,以朝臣充各府长官,称以某官知某府事,简称知府。明以知府为正式官名,为府的行政长官,管辖所属州县。清沿明制不改。知府又尊称太守、府尊,亦称黄堂。
“知州”的产生是为了削夺节度使权力。宋太祖为了防止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重演,规定诸州刺史得直接向朝廷奏报和接受诏令,节度使不得干预除所驻州之外(所谓支郡)的政务。后来,逐步派遣京朝文官接替刺史管理州务,称“权知××州州军事”。“权”表示不是正式职务,只是代理;“知”就是管理的意思;州军事的“州”代表民政,“军”代表军政。简称知州。明、清以知州为正式官名,为各州行政长官。
据《日知录》载:“宋叶适言,五代之患,专在藩镇。艺祖思靖天下,以为不削节度,则其祸不息。于是始置‘通判’,以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尝为开封府尹。后无继者,乃设‘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可见,宋以前实行的是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并无“府”之说。
不过“州”是很早就有的,比如三国志中刘备曾为“益州牧”。那时候州比郡大,所以州牧就是一方诸侯,但没有“知州”的概念。唐初虽有“府”,但“府”的长官叫府尹,而非知府。准确讲,这两个官职都是宋以后才有的。一般来讲,知府比知州官衔要高,但也有和知府平级的;知州比知县管辖范围广,但也有和知县平级的。
12.明清科举的“八股取士”是怎么回事,严格到什么程度?
我们经常听人说“八股文”害死人,那什么是“八股”,这种制度真有那么可怕吗?
其实“八股”只是行文的一种体例,但它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明代成化年间(1495~1487年),科举考试的方法做了变更,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以后便承袭下来,格式愈益严格,而文章内容更加空泛。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其影响中国长达400多年。
八股文,是指文章由事先规定好的八部分构成。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开首用两句点破题意。承题,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起讲,用数句或十数句作为议论的开始,只写题大意,宜虚不宜实。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中心。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语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全篇总字数,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最后改作700字。
八股文除了体例要求严格僵化外,从命题范围来讲,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应试者还必须按四书五经的内容代圣贤立言,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八股文从形式到内容都严格到“僵死”的地步,任何人都无法施展,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十分明显。
然而明清取士,却以科举为重,而科举又以八股文为主,于是教育重心当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与如何做八股文上了,这就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八股文要求的排偶句式不务实,考试内容也仅仅是阐述清楚书中的“圣贤之言”,并不要求学子有任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造成很多考生闭门只读圣贤书,而对百姓和民间疾苦缺乏其本的观察力。最后考中的很多人并无真才实学,只是成为皇帝忠实的奴仆。
13.明清的科举考试和今天的高考一样吗,与公务员考试一样吗?
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中国历代皆有考试制度,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今天人们生活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重要考试,比如想上大学就必须通过高考,想成为公务员要参加公务员考试。有人认为,这是明清以来科举制度的延续,但真的如此吗?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封建等级和特权密切相关。很多寒门子弟,十年苦读只为一朝能够金榜题名,飞黄腾达。读书人走的道路叫“仕途”,更有人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于是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
为何古人认为书中有钱粮、美女和权势地位呢?因为考中举人的人能享受一些特权,可以免除差役和税粮。“官本位”之所以在封建社会根深蒂固,是因为官员掌握国家权力,而考中进士的人又都有官做。所以,读书人无不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明清以来,实行八股取士。这种制度用僵化的文章体例束缚人思想的自由发挥所论之题,千篇一律,老生常谈。
而现代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不光考查作文的功底,还包括其他自然科学知识。讲究知识的学以致用。通过合理的考查,达到真正选拔有用之才的目的,这与明清禁锢思想,只是为了选拔听命于皇帝的奴仆的考试存在本质差异。单就作文而言,高考或公务员考试题目都较为实际,考生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更为科学。另外,高考录取后,学子并无特权;公务员考试录用,按法律来讲,也没有特权,这是现代考试与古代科举的另一显著差别。
14.西方国家现在的“内阁”与中国古代的“内阁”性质一样吗?
现在电视里经常有“某国首相”来访的新闻报道,这里的首相指的是国家行政首脑,即“内阁首相”。在中国古代也存在内阁大学士的称呼,在明朝时代行宰相职权。二者在性质上有什么差异呢?
“殿阁学士”一说在唐朝时就有,如唐朝集贤殿中的学士、直学士等,其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并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学士,但都是给做过宰相的人加上的荣誉衔,无实际职权。
明朝时,朱元璋废除宰相职,由皇帝亲自指挥六部,但又需要有人帮助处理政务。于是“殿阁大学士”一职应运而生。洪武十五年,明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改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清代沿置,天聪年间设内三院,顺治年间改称内阁。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之衔。乾隆年间,规定三殿、三阁大学士之制。但因实权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内阁职权低落,参与重要政务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一定是内阁成员。军机处成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
可见“内阁”一词始见于明成祖时期。西方直到20世纪才有“内阁”的称呼并确立其合法性,但产生历史却很早。“内阁制”是君主立宪制的一种形式,内阁是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某个政党或构成多数席位的几个政党联合组成,由国家元首任命的。内阁最初始于英国,由英王的枢密院外交委员会演变而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在英王威廉三世时,枢密院与外交委员会已有“内阁”之称。一般认为,正规的内阁制始于英国1721年成立的以华尔波尔为首的内阁。以后,内阁这一形式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成为这些国家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内阁首相或总理就是政府首脑。
可见,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中国的“内阁制”虽然产生时间要早,但却是中央集权的反映,内阁成员属于皇帝的心腹或幕僚。西方的“内阁”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其本质是要限制王权,是政府的首脑机关。
15.顶戴花翎是什么,官员们为什要戴这些东西?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服饰也在不断变化。到了清朝,服饰经过漫长的演变,变得更为系统了。清廷对官员的服饰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官位不同,服饰的品质、数量、颜色也各不相同,甚至连帽子上一颗小小的珠子也有各种规定。这体现出森严的等级观念,而顶戴、花翎则是官员级别高低最典型的标志。
“顶戴”,就是官员戴的帽顶。从颜色来看,一、二品是红色;三、四品是蓝色;五、六品是白色;七品以下为金色。即使相同颜色的顶戴也不尽相同,比如,一、二品有纯红和杂红之分;三、四品有亮蓝和暗蓝之分;另外,进士、举人、贡生都戴金顶,生员、监生戴银顶。
此外,“顶戴”上戴的东西也有严格的区分:一品戴珊瑚;二品戴起花珊瑚;三品戴蓝宝石或蓝色明玻璃;四品戴青金石或蓝色涅玻璃;五品戴水晶或白色明玻璃;六品戴砗磲或白色涅玻璃;七品戴素金顶;八品戴起花金顶;九品戴镂花金顶。
“花翎”是皇帝赐予的一种插在帽子上的装饰品。“翎”分“蓝翎”和“花翎”。蓝翎是翎,花翎是孔雀翎,它有单眼、双眼和三眼之分。六品以下的官员只赏给蓝翎,五品以上的官员赏给单眼花翎。双眼花翎赏给大官,三眼花翎只赏给皇族或是有特殊功劳的重臣。
一般来说,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褒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因修皇族的族谱,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互保荐花翎。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都是。到清朝末年,甚至用钱也可以买到“花翎”,此时,清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
16.明清官服上绣有“禽兽”,为什么要绣那些图案呢?
看明清时期的电视连续剧,可以看到众文武官员身着官服,头戴官帽,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不论文官还是武官,胸前、背后皆配有动物图案。仔细观察,其图案又有所不同。
有些绣着仙鹤,有些绣着鹌鹑,有些绣着麒麟,有些绣着犀牛。总之,类型多样,不一而足。那么,政府为什么要规定在官服上绣这些图案呢?
原来是为了区分官职的大小。而为这些图案是官服制成后补缀上去的,固被称为“补服”或“补子”。不同的图案代表不同的官阶、身份与贵贱。只要一望官服上的“禽兽”图案,便可知道其人的品位和官阶,这和当今军人制服上的肩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官与武官所补缀的“禽兽”图案也有区别,主要是文官采用飞禽饰样,武官采用走兽图案。
文官补缀的图案分别为: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云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八品为鹌鹑,九品为练雀。
武官补缀的图案分别为:一品绣麒麟,二品为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罴,六品绣彪,七品绣犀牛,八品与七品相同也绣犀牛,九品绣海马。
制作这些“禽兽”图案的机构,是皇家专门织造丝绸锦缎的织造衙门。皇家织造衙门聚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他们用各种绣丝彩料,运用精湛的织绣技术,织绣出了栩栩如生的图案。
这种补缀制度,到清朝时非常严格,任何人不得随意增添,否则将以刑法论处。如年羹尧的儿子因穿了四团龙补服,在给年羹尧定罪时,就有“非其人,不得服其服,顺礼也”。尽管清廷三令五申禁止私自补缀比自己官职高的“禽兽”,还是有官员因自己的职位低,为了利益,冒着杀头的危险,找绣工造假。而那些只为谋取利益,穿着官服不办实事的官员,便被老百姓称为“衣冠禽兽”。
织锦一品文官仙鹤补子
织锦都御史獬豸补子
知识链接
官服上绣“禽兽”溯源
据说,饰以禽兽纹样来区分官员等级的方法最早源于武则天时期。武则天命令内府制作了一种新式的绣袍,就是在袍服上加绣不同的纹样,以区分文武官员品级。具体说就是文官的袍服绣禽,武官的袍服绣兽。成语“衣冠禽兽”就出自这里。可见当初的“衣冠禽兽”并没有什么贬损之意,只是标志而已。
这种新式的绣袍,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款新式官服,明清时期的“补子”就是在这种绣袍纹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7.清朝时,汉族大臣连对皇帝自称“奴才”都不可得,这是为什么?
“奴才”一词无疑是个贬义的称谓。可是,在清朝,满族人却以自己是皇上的“奴才”为荣耀,满族人自称“奴才”,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因为和皇帝没有主奴关系,只有臣子的身份,所以,就不能自称“奴才”。
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天保和马人龙为科场舞弊案共上了一个奏折。奏折开头是这样写的:“奴才天保、马人龙……”看过奏折后,乾隆皇帝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
乾隆为什么要说马人龙冒称“奴才”呢?因为马人龙是汉人。本来,满族统治者一向严格要求汉人与自己保持一致,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唯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才被认为是冒称。
从表面看,“奴才”似乎不如“臣”体面、有尊严,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鲁迅先生在杂文《隔膜》里写过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原来,“奴才”是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
18.过去官员出行为什么要鸣锣开道,什么人才能乘坐“八抬大轿”出行?
看古装戏,经常能看到官员出巡的情景。前面有差役鸣锣开道,后面是“八抬大轿”;一时间行人急着闪避,当官的耀武扬威而去。就是这样普通的细节,里面也有很多学问,它与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关。
鸣锣开道,现多用来指为某人或某物的出现做好准备,在过去则是为了宣扬官家的威严和权势。首先锣声的多寡就有讲究。锣鸣七下,表示县太爷起轿或行辕出行;鸣锣九下,是府一级的官员出行;鸣锣十一下,代表省、道一级的官员出行;皇帝出行,则要鸣锣十三下。
“轿子”也是中国古代官员或贵族喜欢乘坐的交通工具,产生年代非常早。《尚书·益稷》中,大禹自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四载”当中,就包括原始的轿子。1978年,在河南固始县侯古堆开掘的春秋战国的古墓中出土了三乘肩舆(古轿子)。它们的制作颇为精巧,包括屋顶式和伞顶式两种类型,这说明在此之前,肩舆已有了一段较长的发展过程。
先秦到两晋时期,统治者和官员出行主要以乘车为主,但轿子一直存在。唐朝时,轿子的使用则仅限于皇帝或妇女、老弱。宋朝时,轿子得到普及,大到皇帝官员,小到普通百姓,皆有使用。按照用途不同,分为三类:皇室王公所用的,称为舆轿;达官贵人所乘的,称为官轿;人们娶亲所用的那种装饰华丽的轿子,则称为花轿。抬轿子的人有多有少,一般2~8人。
人们常说的“八抬大轿”起初是官员等级的一种反映。民间的便轿一般为二人抬,官员则分为四人抬和八人抬。如清朝就规定,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可见在清朝,“八抬大轿”是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乘坐的,不像“鸣锣开道”,一个小县令也可以。
19.古代的官府为什么叫衙门,这个说法从何而来呢?
古代,人们都称官府为衙门。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由于猛兽拥有利牙,人们便用利牙象征武力,而“爪牙”则指代地位重要的将领。《诗经·小雅·祈父》记载:“祈父,予王之爪牙。”《后汉书集解》记载:“武帝征四夷,有前后左右将军,为国爪牙。”由此可见,古代君王非常器重能力超群的将领,把他们视为左膀右臂,并让他们执掌国家军事和武卫。这些将领就是君王的爪牙——像猛兽的利牙一样。
君王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常常将猛兽的爪牙摆放在办公和指挥场所。后来因为嫌麻烦,就在军营门外的营门两侧,用木头刻画夸张的兽牙作为装饰。这就是“牙门”。可见,“牙门”在古代是一个军事用语,是军旅营门的别称。
至于“牙门”何时演变为“衙门”,并成为官府的代称,没有详细的记录。但据史学家们研究,最迟应该出现在唐代。据唐人封演《丰氏闻见记》记载:“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稍讹变转而为衙也。”可见,当时官员都有点尚武精神。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也说:“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曰牙……俚语误转为衙。”
“衙门”一词在唐朝以后更加流行起来。到了北宋以后,人们几乎只知道“衙门”而不知道“牙门”了。以“衙门”为基础,又产生了一系列与官府相关的职业和物品的称谓,如“衙役”、“衙内”、“衙牌”等。到了近世和当代,“衙门”和“衙门作风”又逐渐演化成官僚主义的代名词。
20.为什么把报到称为点卯,古代的早朝都是卯时开始的吗?
“点卯”在北京方言中是指“到哪报到或看一眼”,有打个招呼或应付差事的意思。在古代则是指衙门开办公事和早朝的时间,具体来说,这与中国古代地支计时的方法有密切联系。
古代通常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分别用十二地支指代。如子时是指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然后依次是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个时辰对应两小时,卯时就是凌晨的五点到七点这段时间。
以明朝早朝为例,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三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到凌晨五点左右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通常,当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时,百官行一跪三叩大礼。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可见凌晨五点是宫门开启的时间,皇帝在卯时接见大臣并讨论政务,故有点卯一说。而不需要上朝的官吏则将这个时间作为开办公务的时间。每次事先查点人数时称点卯,吏役听候点名叫应卯,其点名册称为卯册。若需签到,则称为画卯。如李存《义役谣》:“五更饭罢去画卯,水潦载道归业晡。”
后来点卯制度流于形式,很多官员不过前去报个到或者敷衍应付一下。于是点卯也就有了应付差事的意思。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定都之地,深受皇权文化的熏陶,于是成为民间俗语也就不足为怪了。
21.现代人星期天公休,中国古代的官员能休假吗?
现代人工作或学习都是一周公休两天,而在中国古代,普通劳动者是没有休假概念的,官员们的休假制度,则散见于各代官志中。
据《汉律》记载,早在西汉时就有明文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意思是公务人员上了四天班,第五天则放假洗澡更衣,修发刮脸。到了东汉,这个制度又有了放宽。据《史记·百万君传》载:“官员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它规定官员不但可以洗澡更衣等,还可以回家看望老小、夫妇团聚。
到了唐代,休假制度从5日休一天改为10日休一天,即在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的最末一天休息。除此之外,每年的“清明”、“冬至”还放1~3天假,让官员回家祭祀祖宗,称为“至日”。宋朝公务人员的休假制度更加宽松,他们全年的实际休假达到98天。
明朝的休假制度较之宋朝有所改变。月假是3天,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冬至等节日可放假18天,每年休假只有50多天。清朝的休假制度前期基本上沿袭明朝,到后期则发生变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大量进入中国,他们每星期休假一天,时间一长,国人产生了认同感。到了1910年,清朝政府在上层基本上实行了星期天为公休日制度。
可见,中国古代是有官员的休假制度的,除了正常的公休日,还存在节假日,这与现代相同,但在具体规定上却有差异。中国双休日的规定开始于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重新发布修改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每周工作时间改为40小时,即实行双休日工时制,从当年5月1日起实施。
22.“公侯伯子男”是中国创制的爵位制度,还是从国外引入的?
“公侯伯子男”是中国古代的爵位制度,而在西方也有公爵、伯爵或男爵的等级特权制度。那么它是中国本土就有的,还是后来从西方引进的呢?
“公侯伯子男”是中国最早实行的爵位制度。据《通典·职官·封爵》载:“黄帝时,方制万里,为万国,各百里。唐虞夏:建国凡五等:公、侯、伯、子、男。殷: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摄改制,大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孟子·万章篇》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士受地视子、男。”
不同爵位虽然封地范围有大小,但在本国内的地位和权力却是相等的,仅仅是礼节上的待遇有一定程度的差别。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诸侯国内部的爵分为有卿、大夫、士三级,每级又分上中下三等。各国按国之大小待遇不同,如《左传》中载“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凡此种种,以后历代又存在变更和演化。
西方封建社会也存在类似的封爵制度,但是“公爵”、“伯爵”这些名词仅仅是我们按照汉语文化术语进行的翻译。以英国的爵位制度为例,五爵制度包括:Duke(公爵)、Marquess(侯爵)、Earl(伯爵)、Viscount(子爵)、Baron(男爵)。下面还有Baronet(从男爵)、Knight(骑士)等称号。法国与之类似。其他国家如德国将爵位分为十五等,波兰则实行四等爵位(没有子爵),匈牙利为三等爵位,没有侯爵和子爵。
可见,“公侯伯子男”的封爵制度在周朝以前就广泛存在,西方也存在封爵制度,但彼此不存在传承关系。
23.现今有60岁退休制度,古代官员也可以退休吗?
中国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到了这个年龄,就可以回家养老,享受天伦之乐了。
那么,古代官员们也可以退休吗?当然可以,官员退休在古代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叫做“致仕”,意思就是“把官职还给君王”。
《周礼》记载,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做官的到了70岁就要告老还乡,“还禄位于君”。
周以后各朝各代基本都沿用了这个制度。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明清两代则改成了60岁退休。尤其是清朝,官越小退得越早。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是:参将54岁,游击51岁,都司守备48岁,千总、把总45岁。
官员退休后是否依然享受国家的俸禄呢?唐以前,官员退休后,朝廷就不再发给他们俸禄了。比如,建初六年(公元81年),东汉大臣郑均退休后,皇帝只赐给他一个“终身尚书”的空名,没有分毫退休金。
唐代五品以上官员退休后,可拿到一半的禄米。宋代,真宗帝赵恒登基后,朝廷明文规定:文武百官退休后可按其俸禄,给予一半退休金。退休金制度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由于退休后,权力和地位都失去了,于是,有些官员便运用各种手段,尽量拖延退休时间。但也有不少贤达之士,退休年龄一到就主动退休,把事情让给年轻人来做。
有些人为此还写了退休诗以明心志。南北朝时期的梁代,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既是医学家,也是文学家,退休后便写了一首“退休诗”:
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闲恋绿畴。
笑看金笼牵鼻去,等闲落得用鞭抽。
在文艺作品中,常能见到这样精彩的一幕:“一卷黄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将下马。大喝:‘八百里加急!御赐金牌,阻者死,逆者亡!’”话音未落,烟尘滚滚中,骑者已如箭一般飞驰而去。
这是古人在快马传递紧急公文,有点像现代的邮政特急件。
古代没有邮局,传递文件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二十里设一个驿站,一站一站地往下传。文件传递时间则由紧急程度来定,紧急的要求每天三百里,特别紧急的每天四百里、六百里,所谓的“八百里加急”,就是特急件。遇到这样的信件,就要用最快的马死命跑,差不多可以日行千里。每到一个驿站换一次,吃喝全在马上。
非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启用八百里加急送信。因为这样的送信方式基本上是要跑死马的,如果送信人体质差一些,也会劳累过度而亡。历史记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曾亲自驾驭驿马日行三百里。而唐朝的最紧急通信要求日行五百里,其级别用的无疑是御马。比如,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唐玄宗则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可6日之内唐玄宗就得到了消息,算下来每天传递速度达到了五百里。
正如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所写的“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那么,对于这样紧急的任务,如果被强盗劫去了怎么办?
对于这一点,唐朝律法也有规定,如果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一旦延误时机导致战事失败则处于绞刑。《唐国史补》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处理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文书。本来应该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因夜间疏忽,只发了岭南一地。事后,这个员外郎就被免了职,而泄露机密的人则被处以绞刑。可见,如此严厉的法律,一般强盗是不会抢劫的。
25.中国从“共和”元年才有确切的纪年,这个“共和”与民国的“共和”性质一样吗?
通常意义上的“共和”是一种民主制度,指通过选举方式产生国家机关和元首的政权组织方式。但在中国历史上,“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有精确时间纪年的开始。这个“共和”与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是一个含义吗?
西周时期,厉王残暴不仁,乱杀谤王者遭到百姓反抗。国人起义后,他逃离镐京,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共和元年。关于为何称“共和”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厉王出逃后,周王室一直处于没有国君的局面,一度由朝廷重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政,据说二人经常在一起和其他大臣讨论政务,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共和”。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明正统论》亦记载:“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纪周、召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
另外有一种说法认为,“共和”与周、召二公无关,乃是指共伯和代理政事,故名。“共”是西周的一个诸侯国,伯是封爵,“和”乃是共伯之名。意思是当时国内无君,由当时很有声望的共伯和代理政事,因此这一年才被称为“共和”元年。唐代颜师古注:“共,国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宋代学者赵应麟在其著作《诗地理考·共和》中亦提到:“共伯和者,厉王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凡十四年。按《汲冢纪年》,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
可见,以上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理念有区别,后者指的是一种依靠选举制度产生的政权组织形式。
26.“徙木为信”和“作法自毙”分别是什么意思?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秦孝公在位期间,先后通过一系列措施使秦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徙木为信”讲的是商鞅在新法公布前通过“徙木”赏金的方式来竖立威信,而“作法自毙”则是他逃亡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徙木为信”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说的是商鞅在新法公布前,为了能够取信于民,于是在都城南门外竖立一根三丈之木,并称有能从南门搬到北门者,赏十金。没人响应。后加到五十金,有一个人搬了过去,果然得到了五十金。这样做显示出商鞅能够言必行、行必果,因此令行无畅,秦国变法取得了成功。
“作法自毙”则来自商鞅逃亡途中的感叹。由于商鞅废除了当时很多世袭贵族的特权,规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因此遭到了很多贵族的反对,但由于秦孝公的支持,奈何不得。有一次,太子师触犯了法律,商鞅请示孝公后,依法严惩。太子前去说情,但也无济于事。
后来太子即位,为惠文王。那些痛恨商鞅的贵族便诬陷他谋反。惠文王虽然知道商鞅没有谋反的动机,但由于太子师的事情仍下令捉拿商鞅。商鞅无奈逃出其封地,准备去往他国。这日来到关下,已是傍晚时分。守关士兵云:“商君有令,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商鞅无奈之下到一家旅店投宿,老板却说:“既是客人我们当然欢迎,请问您是谁,弄不清身份,我会被杀头的。这是商君的法令,违背不得呀!”商鞅当然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走出旅店,不由得仰天长叹:“我这都是作法自毙呀!”
27.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起义吗?
中国最早的农民起义是哪一次?这是个有争议的话题。现在史学家一般认为是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但在此之前也爆发过好几次起义,那么这些起义为什么不被认为是最早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呢?
据说武王伐纣时,由于兵力空虚,商纣临时释放了大量奴隶,将他们武装起来和武王的军队作战。但奴隶在阵间起义,倒戈相向。西周厉王在位时期,禁止国民谈论国事,采取高压政策和严刑酷法来统治平民。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拿起武器,攻入王宫,赶走了残暴昏庸的周厉王,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国人暴动”。
春秋末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盗跖。他率领手下9000人,攻城掠地,专好杀富济贫,被当时的奴隶主阶层视为“盗”。
战国时期,庄曾领导楚国人民大起义,杨宽的《战国史》称庄是农民起义领袖,在《吕氏春秋》、《荀子》和《商君书》上也有记载。这次起义发生在公元前301年,比陈胜、吴广起义要早100多年。
而秦末的大泽乡起义规模非常大。当时秦二世任用奸相赵高,大量征发人力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又兼以严苛的法律,百姓怨声载道。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一行900多名贫苦百姓被征发到渔阳,因大雨所阻,不能按时赶到,依秦律当斩。于是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率众起义。义军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给秦朝统治者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最后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战线太长而归于失败。
史学家一般认为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最早的农民起义。这主要是依据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划分,一般认为春秋为奴隶社会逐步解体的阶段,而战国时期封建制度才逐步确立。所以以前的几次起义只能算作是奴隶起义,而不是农民起义;庄领导的起义虽然发生在战国时期,但规模无法和大泽乡起义相比。
28.“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思是成也由于萧何,败也由于萧何,意为生死成败全系于一人。语出自宋朝洪迈的《容斋续笔·萧何给韩信》,“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故俚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语。”
韩信像
淮阴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韩信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用兵之道也为后世兵家所推崇。
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宰相,他曾月下追韩信,成就了韩信。但是,韩信之死也是因为他的谋划,所以大将军韩信的生死成败完全系于他,故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说。韩信年少家贫,后来投奔项梁,默默无闻;隶属项羽后,也只做个郎中,曾数次献策于项羽,均未被采纳。刘邦入蜀时,韩信弃楚投汉,仅捞到迎宾小吏的职位,却因犯法差点被斩首。他口出狂言,惊动滕公夏侯婴,被荐为治粟都尉。萧何发现韩信是个奇才,向汉王推荐,但仍未获重用。韩信自觉出头无日,便随众将逃亡。萧何未及请示,便月下追韩信。后来韩信被拜为大将军,这便是“成也萧何”。
之后韩信与项羽逐鹿于中原,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封王列侯。但后来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便削了他的兵权。陈王谋反,韩信暗中联络,但被家臣告发。吕后想召见韩信,但又恐其不肯就范,于是同萧何商议。萧何老谋深算,派人传旨韩信,声称陈王已经被捉拿斩杀了,列侯、群臣都要进宫朝贺。萧何欺骗韩信道:“你尽管有病在身,也得勉强进宫朝贺,以免皇上生疑。”韩信一时糊涂,踏进宫门,即被吕后预伏的刀斧手劫持捆绑,后在未央宫被杀。这就是“败也萧何”。
总之,萧何在韩信的人生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韩信因他而被重用,最后又因为他的机谋而死,着实令人感叹。现在人们便用这个典故比喻事情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由一个人造成的。
29.“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典出何处,它与“投笔从戎”有何联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意思是不进入老虎的洞穴,怎么可能得到虎子呢?比喻不经历艰险,就不能取得成功。语出范晔的《后汉书·班超传》。“投笔从戎”意为扔掉笔,穿上戎装,比喻文人从军。这两个典故都与东汉的班超有关。
班超(公元32~102年),字仲升,扶风平陵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班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超出使西域,竟立功封侯。”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故事便发生在班超出使西域的路途中。班超在西域出使多国,威名远播。一日,班超一行来到鄯善国。国王刚开始热情接待,但一段时间后却又变得十分冷淡。班超知道是匈奴使节来访,国王犹豫不决的缘故。于是召集手下随从商议:“最近国王突然对我们变得冷淡,一定是匈奴使节来游说,让他不知该靠向哪边。”
一不做,二不休,班超决定杀了匈奴使节以坚定鄯善国王皈依汉朝的决心。当时他对随从说了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了晚上,班超联合随从36人,冲入匈奴营寨,经过一番血战,匈奴使臣全部被杀。鄯善国王无法向匈奴交代,只好答应归顺汉朝。
班超出使西域几十年,加强了与西部少数民族的联系,沉重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为中国西部边陲的稳定和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
30.什么是“党锢之祸”,这里的“党”与现在的“政党”是一回事吗?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政治生态的反映,它是官僚士大夫和宦官矛盾尖锐化的体现。这里的“党”是指“朋党”,与现在政党的含义不同;“党锢”就是相关人士,如师吏门生、亲戚朋友一律不得重用。
东汉的历史是一部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历史。汉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扶持了一群娃娃皇帝。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
一些小皇帝长大后,手里并无实权,便倚重身边的宦官,以打击外戚势力。和帝、安帝、顺帝、桓帝都是如此。延熹二年,梁翼死后,桓帝把宦官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从此,东汉开始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得到重用后,也和外戚一样,到处扶植势力,安插亲信,形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集团。
东汉末年的一些豪强地主,属于官僚士大夫阶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资源。东汉自兴办太学以来,各地儒生多达七八万人。官吏和儒生经常聚在一起抨击朝政,通过上书向皇帝指出宦官专权的危害,并打击了一些宦官势力。其中官僚集团以李膺、陈蕃为首,太学生以郭泰为代表。
宦官为打击他们,公元166年,将李膺等人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情败露后,宦官于公元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后又陆续囚禁、流放、处死数百人。后来,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豪强地主阶层和宦官矛盾激化的反映。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其中体现出的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精神尤其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在历史上也有其进步意义。
31.东汉“清议”和魏晋“清谈”是一回事吗,它们各指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清议”和“清谈”两种现象。清议有两种含义,一指按儒家伦理来选拔人才,二指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宦官专权而进行的抨击朝政的活动,谈论内容多和政治有关。“清谈”则属于魏晋名士对哲学的探讨。
清议是庶族反对士族的一项制度。它是指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为官者一旦触犯清议,便会丢官免职,被禁锢乡里,不许再入仕。清议禁锢之科的设置从政治上来说是为了利用庶族来遏制士族,但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封建家族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作用。
此外,清议还指东汉末年官僚士大夫阶层和太学生反对宦官、抨击朝政的行为。当时宦官垄断仕途,引起士大夫和儒生等的不满,当时太学生已经发展到3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入仕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公开与宦官集团相对抗。
清谈则是魏晋文人一种娱乐和消遣的方式。围绕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清谈的进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藉以引起争辩。争辩或为驳难、或为讨论。
所以二者虽然都有“清”字,但在概念和意旨上却相去甚远。
32.“上品无寒门”这种现象出现在什么时间,又与什么制度有关?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是指在推荐的人才中上品中没有寒门子弟,而下品中没有门阀士族的势力。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有关,是中国古代一种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后,正式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的士人。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大小“中正”又各有属员,叫“访问”。经过“中正”品评,将士人分别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称为“九品”。这种以“中正”为中心论品定级,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便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主要考察“品状”。所谓“品”就是祖先做过什么大官,有几代人做过官,家世如何。“状”就是品德,但往往并不受重视。中正官在通过调查和访问后,注明个人的“品状”如何,然后向当时主管官员选拔的吏部推荐。品级则完全由世家大族来确定,于是就出现了品状不一的情况。有的品德评语很好,但由于出身寒微,只能定在下品。
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了制度保证,门阀制度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中正”一职有向朝廷推荐官员的权力,所以地位显赫。一般都是由官居高位的著姓大族把持。他们垄断了评定人物的大权,当然不会真正按才能选官,而只会单纯以家世名望高低来决定取舍。
九品中正制虽然给了一些庶族做官的机会,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重家世,轻才德,把真正的贤才排斥在外,而纨绔子弟却高居官位。《晋论》言:崔、卢、王、谢几大士族子弟,胎毛未褪,就已身为列候,有的尚在襁褓之中,头顶已戴上了乌纱。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这种状况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东晋南北朝时,国家权力由王、谢、瘐、桓等几大家族轮流执掌,士族门阀制度与当时国家的任官制度完全结合在一起。
其次,望族高门的士人品第虽高,但才能品德却一般。他们担任中正官后,往往徇私舞弊,贪赃纳贿。即使是不贪赃枉法,他们品评人物也完全凭个人好恶,正直清廉之士难有作为。作为被品评的士人,由于取得上品就可以做大官,不仅本人可获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权,而且子孙后代的仕途也就有了保障。于是一些士族不顾道德廉耻而大肆贿赂中正官,制造假家谱,采取种种卑鄙无耻手段极力钻营奔走。这一度造成当时官场的黑暗。
九品中正制从曹魏时建立,由于政治斗争和农民起义的打击,士族门阀制度走向衰落,以此为政治基础的九品中正选任制度也受到动摇,开始走向末日。隋朝建立后,罢除了九品中正之法,开始实行科举制。
33.为什么是“东山再起”,而不是“西山”或“南山”?
“东山再起”常用来形容一个人退隐后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后重新得势。出自《晋书·谢安传》:“隐居会稽东山,年逾四十复出为桓温司马,累迁中书、司徒等要职,晋室赖以转危为安。”
淝水之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其中一方的指挥就是当时晋朝的宰相谢安。当时前秦军队由苻坚率领,其步兵、骑兵,再加上车辆、马匹、辎重,队伍足有千里长,这使得晋孝武帝和京城的文武百官都慌了神儿,但谢安指挥若定,最后取得了胜利。
谢安是陈郡阳夏人,出身士族,年轻的时候,跟王羲之等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会稽东山游乐,吟诗谈文。他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高,大家都认为他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宁愿隐居在东山,不愿出来做官。有人曾推举他做官,他上任一个多月,就辞职回家了。于是士大夫中开始流传:“谢安不出来做官,百姓怎么办?”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又重新出来做官。由于其长期隐居在东山,所以后人就把他重新出来做官的事称为“东山再起”。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东山再起”指的是宋代宰相李纲。李纲是北宋的主战派,曾力荐岳飞担任抗金的统帅。岳飞为秦桧陷害后,他自己也被贬到离京城最远的海南岛崖州。由于路途遥远和水土不服,李纲到海南东山岭时大病一场,无法继续前行,于是就暂时住在那里。有一次,他去庙里上香算卦,遇高僧指点,便上山修行。后来宋孝宗继位,秦桧被杀,李纲得到赦免并官复原职,一直做到宰相。
这两个故事都是开始时隐居或被罢官,后来再次有所成就。“东山”是他们再起的地点,故有“东山再起”之说。今天我们常用这个词语表达经历失败后再次成功。
34.“乱七八糟”与历史上哪两场著名的政治大动乱有关?
“乱七八糟”是个成语,也是口语中使用非常广泛的一个词。它常用来形容毫无秩序、乱糟糟的样子。语出自清代曾朴《孽海花》第五回:“你看屋里的图书字画,家伙器皿,布置得清雅整洁,不像公坊以前乱七八糟的样子了。”
“乱七八糟”与中国古代两场政治大动乱有关,分别为“乱七”和“八糟”。“乱七”指的是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八糟”指的是晋朝的“八王之乱”,都是皇权斗争激化的产物。
西汉初年,刘邦大量诛杀功臣,铲除异姓王。为了加强刘氏宗族势力,又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但是,随着诸侯王的势力扩大,其弊病也显现出来。经过几朝的演变,到景帝时诸王势力越来越大,其中齐、楚、吴三封国几乎占天下之半,严重地威胁着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大臣晁错建议景帝进行“削藩”,减少诸王的封土。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引起诸王的强烈不满。景帝三年正月,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武装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景帝听信馋言,诛杀了晁错,但诸王军队不退。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兵征讨。周亚夫以坚壁清野的战术,多次打败七国军队。三月,叛乱基本平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周亚夫平七乱”。“乱七”一词,即出于此。
“八糟”指的是晋朝皇室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西晋初年,司马炎建立晋朝后,担心其他大夫会夺去他的政权,便把皇室子弟分别封为诸侯王,并规定享受许多特权。司马炎死后,继位的惠帝司马衷昏庸无能,贾后把持朝政。为独霸朝野,贾后将皇太子司马废为庶人后毒死。赵王伦趁机发动兵变,打出了为太子司马报仇的旗号。永康元年,赵王伦发兵进攻洛阳,斩杀贾后及其亲党,一场持续16年之久的皇权混战就此开始。由于先后参与这场战乱的共有8个同姓王,所以史称“八王之乱”。
“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都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困难。因此后人就用“乱七八糟”来表达混乱或无序的状态。
35.“胡说”、“胡闹”等词与“五胡乱中华”有关吗?
“五胡乱中华”是指晋朝时,五个北方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发动大规模叛乱而造成与汉族对峙的局面,又称永嘉之乱。我们日常口语中的“胡说”、“胡闹”、“胡乱”等词均来自这段历史。
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5个少数民族部落。两汉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定居中国北部地区,势力不断壮大。到西晋时期,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流域,威胁晋都洛阳。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长期以来受到压迫的胡人趁机起兵作乱,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相互混战的动荡时期。“五胡乱中华”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人民死伤无数。
我国深受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影响。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正统,当时长安城中太学里的学生就有数万之多,儒家理论尊崇周礼,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但是当时的胡人并不遵守这一套儒家价值准则,不按规矩和礼仪说话,不按一定的人际交往规则做事。于是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胡说”和“胡闹”。后来词义发生演变,泛指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不符合礼貌和原则的讲话或行为。
36.上“凌烟阁”是旧时文臣武将的追求,他们为什么要上这个“阁”?
凌烟阁本为皇宫中的普通阁楼,但因挂有开国功臣的画像而闻名。北周时就曾建凌烟阁,庾信 《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载:“天子画凌烟之阁,言念旧臣;出平乐之宫,实思贤傅。”但唐太宗造凌烟阁的事迹最为出名,上凌烟阁也成为很多文臣武将的追求。
凌烟阁本为贞观时三清殿旁一座普通阁楼,据唐刘肃《大唐新语·褒锡》记载:“贞观十七年,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世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绩、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
贞观十七年,当时的开国功臣多半已亡故,尚在人世的多已老迈。唐太宗感念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由著名书法家褚遂良题词,皆真人大小,经常前往怀旧。公元764年十一月(即代宗广德二年),代宗在凌烟阁为郭子仪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
可见,凌烟阁是当时置放开国功臣画像的地方。后世文臣武将为了取得功绩和威名,当然心向往之,这已经构成唐朝文化的一部分。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诗:“凌烟阁上功无分,伏火炉中药未成,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诗鬼李贺《南园十九首》诗:“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后世也多有“凌烟阁”句,《水浒传》第五十四回:“且教:功名未上凌烟阁,姓字先标聚义厅。”孔尚任《桃花扇·迎驾》:“不要取笑,日后画在凌烟阁上,倒有些神气的。”欧阳予倩《木兰从军》第十场:“不求图画凌烟阁,只为家邦致太平。”
37.《天官图》为何专画郭子仪,为什么说他“五福俱全”?
《天官图》是中国古代民间悬挂在中堂内的画,画上人物是天官郭子仪。相传郭子仪不但生前功名显赫,而且是个“五福俱全”的人物。何谓“五福”,为什么天官图专画郭子仪,而不是别人呢?
郭子仪(公元697~781年),汉族,华州郑县人,祖籍山西汾阳。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武举出身,高七尺三寸,勇武不凡。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联合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郭子仪正确地采取了结盟回纥、打击吐蕃的策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宁。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在当时的朝廷和民间都具有很高的威望。
据《太平广记》说,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此人肚量宽宏,一生共有八子七婿,儿孙满堂,终年85岁。他死后,有人把他的画像悬挂在中堂,称《天官图》,以祈全福全寿,后来在民间流行。
“天官”是老百姓对于郭子仪的尊称,就像民间把关羽尊为武圣人、关帝爷一样。这与他为人大度、与人为善、品德淳厚是分不开的。由于其人生轨迹完全符合中国古代所言的“五福”特征,因此被称为“五福俱全”的人物。
据《尚书·洪范》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汉桓谭《新论》:“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可见五福指的是长寿、富贵、健康、安乐、善终、子孙众多等含义。郭子仪享年85岁,就是在现在看来也算是长寿了,他一生荣华富贵,善始善终,八子七婿,可谓儿孙满堂。这在古人眼里就是完美人生的一种体现。人们崇敬他,也希望具有和他一样幸福美满的人生,于是称其为“天官”,并绘图加以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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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临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蝙蝠是好运和幸福的象征。人们常说的“五福(蝠)临门”,在一些民间绘图中,就是五只蝙蝠相互环绕的样子。
五福,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善终是能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或临终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自然地离开人间。
38.唐朝宦官能做监军,宋朝宦官能做最高军事统帅,这是怎么回事?
宦官是指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东汉、唐或宋末都曾出现过宦官专权的局面。中国唐朝时期,宦官可以外出监军,宋朝时宦官童贯曾作为最高军事统帅征讨辽国。为什么宦官会有这么大的政治影响力呢?
唐朝宦官权力有个逐步膨胀的过程。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稍有不轨便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但并没有形成气候。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开始大力发展阉人势力,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加到3000多人。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李隆基为消灭韦后势力,就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不可忽视。
唐朝末期,从唐穆宗以后到唐亡的8个皇帝之中,有7个是宦官拥立的。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唐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甘露之变”则是宦官专权的典型事件,一日之内600多名朝臣被杀,皇帝也被宦官软禁。
北宋宦官数量也有个膨胀的过程。据宋史记载,开国时纸面上的数字为“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仁宗皇年间,纸面的数字升到了180人。南宋的李纲《厚德录》卷记载:仁宗晚年,实际的宦官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人。北宋徽、钦二朝宦官人数达到高潮,“动以数千”计。北宋的宦官不仅可监军,还可出使和领兵打仗。
宦官专权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密不可分。有时候皇帝为了向外戚夺权,不得不倚重宦官。宦官在皇帝年幼或耽于淫乐时,就可能把持朝政,欺上瞒下,实现专权。唐宋时期,宦官监军制度使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明朝的东厂和西厂也是直接归属太监统领的暴力机关,所以出现宦官专权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39.长乐老冯道堪称“官场不倒翁”,他真是个“奸臣之尤”吗?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被称为“官场不倒翁”的人冯道。此人先后经历六朝,侍奉过11个皇帝,无论谁家天下他都位居高官,朝朝为公卿,而且三次拜相,居相位长达20余年。虽然官场不倒,但其政治品德却很值得探讨。后世欧阳修、司马光对其多有鞭挞,谓之“奸臣之尤”。那么,真实的冯道是不是不忠不义之臣呢?
冯道,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人。其父熟读诸子百家,对道家极为推崇。冯道出生不久,父亲便依据《道德经》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为其取名为道,字可道。冯道年轻时,曾做过幽州刘守光的参军幕僚,后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后拜冯道为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李存勖死后,明宗即位,因明宗想以文治国,又因冯道“劝进”有功,于是提拔冯道做了宰相,冯道从此开始发迹。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冯道任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后又加封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石敬瑭死后,契丹南下中原灭晋,冯道又主动投靠契丹,被封为太傅。后来契丹被迫北撤,大将刘知远建立了后汉政权,冯道官至太师。不久,郭威造反,冯道又率百官迎郭威进入汴京,加入后周政权,被拜为太师兼中书令。冯道死后,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
纵观五代历史,冯道先后任职于后梁、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六朝。在那种动荡的时局下,就连皇帝都走马灯般的轮替,而冯道却能一直官运亨通,五代末年,其声望更是一度达到顶峰,实为历朝罕见,因此被称为“官场不倒翁”。而其做官秘诀便是不讲忠义,只看实力。“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
40.何谓“依样画葫芦”,宋朝“不杀文人”的祖训是怎么回事?
“依样画葫芦”又作“依葫芦画瓢”,语出自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一:“颇闻翰林草制,皆捡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诊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不杀文人”的祖训则是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规矩,与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有关。
据说北宋初年,有个翰林学士叫陶谷,在太祖身边担任起草各种文书公告的工作。时间一长,他认为自己有功劳,便向宋太祖讨个高官做。谁知宋太祖却认为,“翰林学士起草文告,无非是参照前人的旧本,其间不过换几个字句,充其量不过照葫芦画瓢而已,谈不上有什么贡献。”陶谷深感失望,一气之下就作诗自嘲,其中有两句:“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从此以后,“依样画葫芦”就成了一句俗语,在百姓中广为流传。
宋太祖虽然对陶谷等文人颇为不屑,但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鼓励重文轻武,并留下了“不杀文人”的祖训。他要求后世子孙继位时,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的一条就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都不能杀。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也都是被流放了事。此外,宋代大大放宽科举名额,考中进士就可以直接授官。文官可以带兵,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副使也长期由文官担任,北宋时仅狄青一人,南宋时也仅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任到此职。
所以,宋代是文人的乐土。当时文化繁荣昌盛,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画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成为当时文人的真实写照。没有“廷杖”,没有迫害,有的只是书生意气。虽然党同伐异,却都是忠君爱国。
但是同时对于武将长期戒备的态度以及采取的一些不适当措施,导致宋朝一度出现文强武弱的局面。后来辽国、金国相继入侵,北宋被迫南迁,最后为元朝所灭。
41.“溜须”与“拍马”并称,你可知“溜”的是谁人的“须”?
“溜须”常与“拍马”并称,比喻刻意讨好、谄媚他人。那为何“溜须”便是曲意逢迎,“溜”的又是何人之须呢?
这“溜须”之人便是北宋时期飞扬跋扈的副丞相丁谓,我们通常说的“眼中钉”也讲的是他。被“溜须”的是北宋著名宰相寇准,他的很多事迹都在民间流传。一个忠,一个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丁谓在宋真宗时即在朝廷的监察、财政部门担任要职。他伙同王钦若大营道观,屡上祥瑞,以迎合帝意,不久升任副宰相,即参知政事。当时的宰相是寇准,丁谓对之毕恭毕敬,唯寇准之言是听。某日,朝中议事,宰相、副宰相等聚在一起用餐,汤水淋漓,沾污了寇准的胡须。丁谓站起来为之揩拂,即溜其须。寇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既羞又恼,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这便是“溜须”的由来。
寇准是北宋的大功臣,他最大的作用是与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1004年,辽国萧太后、圣宗皇帝率大军南下攻宋,深入宋境。大臣王钦若、陈尧叟主张迁都以避其锋,寇准则力排众议,建议宋真宗御驾亲征,鼓舞士气,打败辽军。皇帝勉从其议,至澶州督战,果然初战告捷,射死辽国大将萧挞凛,胜而议和,订和约,史称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共处了120多年。
寇准为人耿直,看不惯丁谓的玩弄权术、阿谀谄媚,所以才有上面的讽刺。宋真宗晚年,丁谓抓住寇准工作中的失误,与刘皇后合谋,三贬其官,最后将其流放至广东雷州任参军。丁谓取寇准而代之,升任宰相,独揽朝政,贪污受贿,为所欲为,成为当时老百姓的“眼中钉”。后丁谓与刘皇后发生冲突,也被贬官,流放至崖州(即今海南省三亚市),路过雷州时,丁谓求见寇准,寇准拒而不见,因此人们说寇准是忠臣,丁谓是小人。
42.“雪中送炭”一词出自何处,最早“送炭”的人是谁?
“雪中送炭”是指在下雪天给人送炭取暖,比喻在别人有困难时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语出自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大雪送炭与芥隐》诗:“不是雪中须送炭,聊装风景要诗来。”
南宋著名的诗人范成大一生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深受人们的喜爱。范成大晚年退居故乡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的著作被编为《石湖居士诗集》,其中有一首《大雪送炭与芥隐》诗:“不是雪中须送炭,聊装风景要诗来。”意思是说并不是因为下雪才必须送木炭过来,而是用这个做借口来要诗。
这是“雪中送炭”一词的出处,但典故更早。历史上最早“送炭”的是人楚怀王。战国后期,有一年冬天,楚国降下鹅毛大雪,楚怀王点上炉火、穿上大皮袄后都还觉得寒冷。这令他想到民间百姓的疾苦,沉思一会儿后,下令给全国的贫苦百姓和游客都送去取暖的木炭。人们很高兴,十分感激楚怀王。这就是“雪中送炭”典故的由来。
现在多用来比喻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雪中送炭”常与“锦上添花”相对,世人感叹人情冷暖,就会说:“只有锦上添花,哪得雪中送炭。”
世间雪中送炭者少,锦上添花者众。若一人身处窘境,急需帮助,亲戚朋友避之唯恐不及。雪中送炭者,实乃真感情,故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之说。
43.什么是“花石纲”,什么是“生辰纲”,它们关乎北宋的兴衰吗?
北宋末年,朝政腐败,宋徽宗喜欢奇花异石,故童贯、蔡京等人在江南设应奉局,置办“花石纲”,以投皇帝之所好。“生辰纲”则见于《水浒传》,该书以宋朝农民起义为背景,其中“生辰纲”为梁中书送给岳父蔡京的礼物。
高太后掌权8年后死去,宋哲宗亲政。他重新起用变法派,但是后来的变法者不像王安石那样真心实意地改革朝政,一批投机分子打着变法的幌子,趁机捣乱。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朝政更加混乱。宦官童贯以改革之名举荐蔡京为相,二人共同为皇帝在江南置办“花石纲”。
“纲”意指一个运输团队,通常十艘船称一“纲”;运送盐的商船队,叫“盐纲”;运粮的叫“粮纲”,专门给皇帝运送花石的船就叫“花石纲”。由于花石船队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要供应钱粮并出民役,有的地方甚至为了让船队通过,拆毁桥梁,凿坏城郭。因此,江南百姓苦不堪言。
“生辰纲”中,梁中书送给蔡京的是价值十万贯的金银珠宝,可见当时搜刮民脂民膏的程度。在朝中,童贯、蔡京更以改革之名打击了一批正直的大臣,司马光、苏轼、苏辙都先后被流放。
“花石纲”和“生辰纲”是北宋末年朝政腐败的反映。后来金国大举南下,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44.“岳母刺字”是真是假,岳飞背上有没有“精忠报国”四个字?
岳飞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抗金英雄。相传在他年轻时,岳母在他背上刻下“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岳飞驰骋沙场,报效国家,做出一番事业。那么“岳母刺字”真的存在吗?
岳飞像
据后人考证,“岳母刺字”在宋人的笔记和野史中均无记载,包括岳飞的曾孙岳珂所著的《鄂王行实编年》中也没有记录。岳母刺字最早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书云:“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但书中并未说明这四个字出自岳母之手。
到明代中叶,岳飞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成化年间创作的《精忠记》,也仅提及岳飞背脊有“赤心救国”字样。明朝末年,李梅草创,冯梦龙改定的《精忠旗传奇》称:“史言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大字,系飞令张宪所刺”。
“岳母刺字”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杭州钱彩评的《精忠说岳》。该书第二十二回以“结义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岳母训子”为回目。该回讲述岳飞不受杨幺的使者王佐之聘,其母恐日后还有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岳飞,倘若一时失察受惑,做出不忠之事,英名迟早毁于一旦。于是祷告上苍神灵和祖宗,在岳飞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该书详细记叙了岳母刺字的整个过程:先在岳飞脊背上用毛笔书写,再用绣花针刺就,然后涂以醋墨,使之永不褪色。但有学者提出,纹身刺字是一门特技,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绝非一般常人所能。岳母乃家庭妇女,不可能具有这种技艺,刺字一事显然是作者按照元、明有些传记中的记叙,加以想象发挥,艺术加工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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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配
刺配是中国古代刑罚的一种,是指在面部刺刻标记,押送边疆服役或充军,重者终身不释。此制始于五代的后晋,宋、元、明、清仿用,但“刺”与“配”本是两种不同的刑罚。
“刺”又称“刺字”,源自商、周时期的五刑之中的“墨刑”。秦汉时又称“黥刑”。《说文》云:“黥,墨刑在面也。”墨黥之刑是对犯罪较轻的人的一种刑罚,其方法是在受刑者的面额上刺字,并染上黑色,以作标记。“配”则从“迁”、“徙边”、“流”演变而来。东汉末年,“徙边”还成了死刑株连重刑中的一种,如“丈夫处死,妻子徙边”。南北朝时,北魏统治者改“徙边”为“流刑”,是新五刑(死、流、徙、鞭、杖)之一。到了五代,晋高祖滥用刑法,将废止了几百年的墨黥之刑又重新搬出来,“刺配”之刑由此产生。
45.郑和是七下西洋,还是九下东西洋,他为什么下西洋?
郑和是中国明代的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据史书记载,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但也有说法认为郑和“九下东西洋”。为什么有这两种争论,郑和又为什么要下西洋呢?
郑和,又称三保太监。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率领载有2.7万名士兵的船队从刘家港出发下西洋;到1433年最后一次航行结束,郑和先后7次下西洋,造访了东南亚、南亚、非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加强了与它们的联系,弘扬了国威。
但也有人认为,郑和九下东西洋,理由是郑和在下西洋前两年,曾先后到过暹罗(泰国)、日本等地。研究郑和问题的专家潘群教授1980年发表《郑和使日问题初探》一文,引用了大量史料证明郑和航海次数决不限于7次。1983年,《航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志诚的文章,题目便以《郑和九下东西洋》为名,公开表示了对潘群教授的支持。
现在学者考证的结果一般认为:永乐二年,郑和确实曾出使日本,当时由于倭寇劫掠,明成祖派郑和前去晓谕道义。但是,郑和曾在永乐元年下西洋的说法则被认为是不能成立的。由于日本属于“东洋”,所以即使郑和去过日本,也不影响郑和7次下西洋的通俗说法。
郑和下西洋得到了明成祖的支持,主要为了宣扬明朝国威,但也有人认为是为了寻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郑和下西洋无论目的是什么,都在客观上起到加强与世界各国联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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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太监
郑和,原姓马,字三保,宦官,曾与明成祖朱棣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朱棣当上皇帝后,任命其为内官监太监,由于小字“三保”,所以又被称为“三保太监”。
郑和于洪武四年出生。年少的郑和受父辈影响,对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明朝统一云南后,郑和被带到南京,做了宦官后到燕王府服役。燕王见他学习刻苦、聪明伶俐,遂选在身边,作为贴身侍卫。“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许多战功,成为朱棣称帝的主要功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后,赐“郑”姓给郑和,又将其升迁为内官监太监,所以后世多称他为“三保太监”。
46.作为一个太监,魏忠贤竟被称为“九千九百岁”,这是怎么回事?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魏忠贤是明朝末年的宦官,在明熹宗时期专擅朝政,残酷镇压东林党人,被称为“九千九百岁”。那么这个称呼是如何产生的呢?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直隶肃宁人。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之事,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朱由校即位,就是明熹宗。魏忠贤随之被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当时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对派,于是非东林派愤而结交魏忠贤。1624年,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但幸免于难,于是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天启五年,魏忠贤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等人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拆毁,讲学亦告中止,东林党被彻底消灭。
熹宗是个木匠皇帝,喜欢刀锯斧凿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这给魏忠贤把持朝政提供了机会,魏忠贤在各地收养“义子”,各地官吏阿谀奉承,也纷纷为他设立生祠。
魏忠贤喜欢听人谄媚,阉党势力也是不遗余力,投其所好。什么“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不绝于耳。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接魏忠贤时,竟行五拜五稽首的大礼,连呼“九千岁”。后来消息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有个只比皇帝少“一千岁”的魏忠贤。
拍马屁到极致便是“九千九百岁”,只比“万岁”差一点。后来崇祯即位后,魏忠贤遭到弹劾,被流放凤阳,在途中自杀。
47.什么是“出洋相”,真的是因为“出洋”而丢人现眼吗?
“洋相”乃指洋人的外貌,五官特征。明朝以来,不断有外国人到中国旅游或造访。那时候异域之人长相奇特,经常遭到众人围观。金发碧眼、长相丑陋,有人便认为外国人系“猫或其他动物所变”。
“洋相”既与丑陋相连,更兼以让人捧腹,搞笑之义。“出洋相”便是露出洋人的相貌或特征来,比喻不雅的举动或令人捧腹的行为。这是“出洋相”最早的来历,但也和“出洋”丢人现眼有关系。
清朝末年,伴随着西学东渐,一大批清朝官员争相出国,并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但实际上他们由于见识短浅,经常闹出笑话。据说李鸿章在访问伦敦时曾前往戈登墓前祭奠,戈登家人送给他一只名犬,是当时多次竞犬会上的头名,结果李鸿章回去就把这只名犬当肉吃了,并回书一封,称:“老夫耋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感欣得沾珍奇,朵颐有幸。”一时传为笑谈。
还有一位驻英国使馆的官员崔某,为了多赚钱,竟然叫妻子包洗全使馆人员的衣物,洗完就挂在使馆外面,其中就包括中国妇女的“裹脚布”。英国人看到白布随风飘扬,以为有丧事发生,结果闹出笑话。一些好事的记者更是拍成照片,在报纸上刊登出来。这“洋相”还真的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