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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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上古史

第一章 汉族的由来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现在世界上,固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之上,究竟民族宜乎单纯,还宜乎复杂?假如说复杂,可以复杂到怎样程度?自然也还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他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

建立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近来有人说:“汉”字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种族的本名,主张改称“华族”或“中华民族”。殊不知“汉”字做了种族的名称,已经二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国兵和外国兵,就称“汉蕃步骑”,这就是以“汉”字为种族之名的一证。而且现在还是一句活语言。——譬如现在称汉满蒙回藏,岂能改作华满蒙回藏?况且“种”、“族”二字,用起来总得分别。汉族不能改作“华种”,若称“华族”,这两个字,有时候当他贵族用的,不免相混。若称“中华民族”,四个字的名词,用起来怕不大方便。而且现在“中华”做了国号;中国又是五族共和,这四个字,用到最近的时代,意义也容易混淆。总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词,来改通行的语言,极难妥当。所以本书仍旧用汉族两字。

然则汉族还是从“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入“有史时代”,其形迹还有可考的呢?这便是“汉族由来”的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里。最为详博。但是他所举的证据,还不尽可靠,我现在且举两种证据如下。当看蒙文通《古史甄微》。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谨严的。

其(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然则昆仑究在何处呢?《尔雅》:“河出昆仑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蔽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都以河所出为昆仑。河源所在,虽有异说,然都起于唐以后,不能拿来解释古书。要讲“古代所谓河源”,《史记·大宛列传》所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其说自极可靠。那么,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一定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疏》:“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这一个昆仑,在如今西宁县的西边青海地方,和前一个昆仑无涉。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郭璞《山海经注》,也说:“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

其(二)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左传》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国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都是个证据。近人因此附会到《列子》上头的华胥之国,固然不甚可靠。列子这部书,本来真伪夹杂,这一段又是寓言。凡寓言里的人名,地名,以至一切物的名,都不宜求其物以实之。然而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上称他做大夏,似乎是这地方的旧名。为因汉时西域诸国,譬如安息、大夏等,都能证明他是译音。《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之阴,取竹于溪之谷”,似乎就是这一个大夏。那么,阿母河流域,似乎也是古代汉族的居地。参看近人《太炎文集·论种姓》。

以上两种说法,如假定为不谬,则汉族古代,似居今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这一带地方,据人种学历史家考究,原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汉族入中国,所走的大概是如今新疆到甘肃的路。近来人多说,“汉族沿黄河东徙”。这句话,似乎太粗略。现在的黄河上源,在古代是氐羌人的根据地。见第六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汉族西来”,现在虽没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将来古书读得更精,古物发现得更多,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一定可以大为明白。这就要希望诸位的努力了。

第二章 古史的年代和系统

研究历史,“年代”是很紧要的。因为历史的年代,好比地理的经纬度。然而古史的年代,大概是很茫昧的,然而咱们现在既然要研究历史,无论如何茫昧,总得考究他一番。

请问从何研究起呢?那么,自然总要以一种传说为凭。古书上记得最整齐的,就是《春秋纬》。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引他道:

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尚书序正义》引《广雅》,作二百七十六万岁。修飞作循飞,流讫,毛刻本作疏讫。

这种数目字,一看已是宏大可惊了。据现在史家所考究,埃及等开化最早之国,历史也不满一万年,中国如何得独有二三百万年呢?不问而知其不可信了。然则请问从何下手呢?有了:古人的时间观念,很不发达。所传述的事情,都没有正确的年代。所以读后世的历史,可以按着年月,考求事实。读古代的历史,却只能根据事实,推求年代。而古人所传说的事实,又总要把他归到一个“酋长”或者“半神半人的人”身上。所以考求古代君主的系统,便可大略推见其年代。

那么,古书上所说最早的君主是什么人?不问而知其为盘古了。

徐整《三五历纪》:“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太平御览》卷二。

这一段神话,似乎纯出想象,其中并无事实。近来又有人疑心盘古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其说亦颇有理,见第三章第二节。盘古以后的君主,又是什么人呢?那也不问而知其为三皇五帝了。

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氏……兄弟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原注“天皇以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纪》也”。案这是司马贞所列的或说,其正说同郑玄。

《尚书大传》:“燧人为燧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风俗通·皇霸第一》引。《风俗通》又引《礼纬含文嘉》同。又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谯周《古史考》,都同此说,见《曲礼正义》。

《白虎通》:“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

《礼记·曲礼正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令丞相御史曰:……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索隐》:“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

以上是三皇的异说;五帝的异说,也有两种。

《史记正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

《曲礼正义》:“其五帝者,郑注《中候敕省图》云……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

咱们现在所要研究的,有三个问题:其(一)三皇五帝,到底是什么人?其(二)他们的统系是否相接?其(三)三皇五帝以前有无可考的帝王?

关于第一个问题:皆德号。除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的或说,似乎也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拉来的不算外,见第三章第二节。《白虎通》的第一说和《尚书大传》本来相同。《尚书大传》“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可见得三皇是取天地人的意思;与《史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隐》“泰皇当人皇”的说法正合;伏生就是秦博士之一;这两说一定是一说。《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代宓牺立……一曰:女娲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原注“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按见今《淮南子·览冥训》。则女娲就是祝融;《白虎通》第二说,和郑玄的说法相同。五帝的两说,就是后一说多了个少昊。还有《尚书伪孔传序》,把伏羲,神农,黄帝,算做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算做五帝;这是无据之谈。皇甫谧和造伪孔传的王肃,是一路人,所以他所做的《帝王世纪》,和他相同。这其间的关系,只要看丁晏的《尚书余论》就明白了。所以现在不列这一种说法。咱们要辨别这两说的是非,就要入于第二个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黄帝以后,世系都是明白可考的。是《大戴记·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极,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牛,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傲;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是《史记·五帝本纪》所本。

一种是把其间的年代说得极为辽远的。就是《曲礼正义》:“《六艺论》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钩》云:女娲以下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又《祭法正义》:“《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闽本宋本作一。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案古人所谓某某生某某,不过是“本其族姓所自出……往往非父子继世”。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据了《大戴记》的《帝系篇》,就说他《五帝德篇》的五帝,是及身相接,原不免武断;然而后燧人到帝喾,其间的世次年代,也决不会像《礼记正义》所引诸说那么远。《五帝德篇》:“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可见古人对于年代的观念,全然和后世不同;照孔子对宰予的说法,是连死后也算进去。这许多数目字,全然不足为据。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想,只好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姑且算他是及身相接的;就是不及身相接,其间相去的年代,也必不远。燧人、伏羲、神农,姑且算他不是及身相接的;这几个君主,本来没有紧相承接的说法;而介居其间的君主,却有不能不承认他存在的;譬如女娲氏。司马贞说他在伏羲、神农之间,似乎不能就相信;然而《淮南子》既然记载他和共工战争的事实,《礼记》的《祭法》,又有“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一句,就是一个旁证:《白虎通》三皇的第二说,又列一个祝融;把《淮南子》核对起来,祝融和女娲就是一人;就又是一个旁证;有这两个旁证,就不能不承认了。

三皇五帝,既然得了一个勉强的算法,就可以进而考究第三个问题了。《补三皇本纪》:“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案以上一段说法,系根据《庄子·箧篇》,《史记·封禅书》。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案这一段议论,自极通达;然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所谓“宗于代宗”,似乎就是“封太山”,《周礼》“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郑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按“《史记》,这《史记》不知道是什么书。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绝世无后”,就是董子所谓“绝地”;那么,六十四民,就是董子所谓下极其为民;然则管子所谓七十二家,正就是这些上古无名号之君了。所可疑惑的,周朝时候所记得古代的君主,何以能有如许之多,而且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恰合于九九八十一之数,恐怕是宗教上的理由,不能当他历史了:据《春秋繁露》所说,分明是随意推算。就算不是如此,司马贞所举五龙氏……无怀氏一大篇君主的名号,也大概是无事迹可稽的,况且只有一个五龙氏在燧人以前,咱们现在也只得姑且截断他,把古史的年代系统,姑且推到燧人为止了。

《史记》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元年:从此以前的年代,都不可靠。咱们现在,姑且用《汉书·律历志》所推,夏四百三十二年,殷六百二十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计算。因为别种书所载数目,也差不多;这部书,究竟是以历法推古代年代最古的。共和元年,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在此以前,周朝还有一百二十二年,再加上殷朝的六百二十九,夏朝的四百三十二,共是一千一百八十三,就在民国纪元前三千九百三十五年;尧舜两朝,用《史记》的尧九十八,舜三十九,加上居丧三年计算,共是一百四十年;其余帝喾、颛顼、黄帝三代,用尧舜年代的平均数——七十年去算他,就加上二百一十年,从燧人到伏羲,姑且用荣伊说黄帝的例子,算他每人三百年,其间间代之主,就都包括在这三个人里头。又加上九百年;那么,燧人氏的元年,就在民国纪元前的五千一百八十五年了。纪年起共和。以历法推年代。这种算法,固然极为可笑,然而现在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想,也只得姑且如此,总算是“慰情聊胜无”罢了。

第三章 三皇五帝

第一节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既然知道中国可考的古史,起于三皇五帝,那么,咱们现在讲历史,就可以暂时从这里起了。

要晓得一个时代的历史,总得先晓得这个时代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见在古书里的很多,关于社会状况的也不少,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条理系统,而且不尽可靠。且慢,我现在找着两种书,说这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却是很明白的。一种是《白虎通》的论三皇,他说: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卧之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菇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农最后。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见第十章第一节。燧人的时候还在“渔猎时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一群的女子,都是一群的男子的妻,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渔猎时代,还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到畜牧时代,因为畜牧要花劳力起的,也见《社会通诠》。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羲时候,便进入“游牧社会”。游牧社会,人民便从山谷之中,分散到各处平地;“家族制度”,就从此发生,所以有“夫妇之伦”。从游牧时代,变到耕稼社会,总是因为人民众多,地力不给;所以神农才要“教民农作”。《白虎通》这一段话,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

一种是《易系辞》说伏羲以后的创作,他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义》自此已下,凡有九事,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故连云黄帝尧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耕稼时代,人民四处分散,更不能如游牧时代之“列帐而居”。一切需用的东西都不能取诸近处,所以“商业”就随之而起。商业既兴,“水陆交通”,就随之便利。

农耕时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渐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讲究。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蓄”,就要防人“掠夺”;所以“战争”、“守御”的事情,也就随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所以就有“文字”。这一节所述,于社会进化情形也是很对的。

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三皇时代,君主的传统,还不可考;到五帝时代就不然,就不是紧相承接,也必相去不远。可见得五帝时代的历史,更比三皇时代明白。咱们现在,就得要提出几件五帝时代的大事来讲讲。其第一件,便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这件事,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是:

黄帝者,少典之子,《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案,阪泉,《集解》引服虔,只说是地名,涿鹿,服虔说是山名,在涿郡;似乎是的。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的涿郡今涿县。

近来的人说,蚩尤是三苗的酋长,三苗,就是现在所谓苗族;苗,先汉。苗——蛮,黎——里——俚。蚩尤——三苗。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先,后来给汉族驱逐掉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事。这句话不很精细。三苗是古代的一个国名,不是种族之名;他的民族,却唤做“黎”;黎族的君主,起初是蚩尤,后来才是三苗。《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释文》:“马王云: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又《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释文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礼记·缁衣》:“甫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正义》:“案郑注《吕刑》云: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著其氏而请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据以上几种说法,三苗究竟是饕餮,还是浑敦、穷奇、饕餮三族之后,虽不能定,然而的确是个国名——就是氏族之名——并不含有人民——种族——的意思。《高注》:“一曰:放三苗国民于三危也。”就是郑注所谓著其氏而谓之民,也并不是指人民。蚩尤,马融说:“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郑玄说:“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则蚩尤还在少昊以前,似乎郑说为是。这一族人君主虽是蚩尤三苗,人民却是九黎。和汉族竞争,从黄帝时代起,直到尧舜时代止,看上文所引《吕刑》郑注,就可明白。不可谓不久;然而曾到黄河流域与否,毫无证据;《吕氏春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也只到今汉水流域。他的占据江域和汉族的占据河域,孰先孰后,也史无可征;怎能武断说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前呢?

这一族人,现在称他为苗,乃是蛮字的转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无涉;试看古代“三苗之国”亡后,历代都只有所谓蛮,并无所谓“苗”;从元明清以来方渐次改称为“苗”,就更无所谓蛮可知。蛮是中国人通称南方异族之名,他种族的本名,实在是“黎”字。后世都写作“俚”或又写作“里”;《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其实是本名。今呼为‘俚人’”是也。这一族人,似乎本来住在中央亚细亚高原,后来沿长江东徙的,何以知道呢?《后汉书·南蛮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之以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近来有人说:这盘瓠就是盘古,盘瓠传说,今畲民等仍有之。关于盘古的神话,都是苗族所传,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这话很奇而很确。为什么呢?(一)盘瓠、盘古,声音相同;(二)关于盘古的神话,思想和中国别种神话不同;(三)汉族古帝,都在北方;独盘古则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见任《述异记。》(四)汪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都说:“苗人杂糅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文献通考》引。近人笔记,说广西岩洞中,往往有崇宏壮丽,榜为盘古庙的;庙里奉祀的,是盘古和天皇、地皇、人皇;阴历六月初二,相传是盘古生日,远近聚集,致祭极虔。见《地学杂志》。照此说来,不但盘古是苗族的古帝,连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后一说的三皇,也是苗族的古帝了。《遁甲开山图》说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起于形马。《御览》卷七十八。柱州,以昆仑山高若天柱然,故名;形马,山名,旧说在蜀。《通鉴外纪》。据此看来,天皇,人皇,实在是从如今的青海到四川的。昆仑,见第一章。熊耳山,在如今河南的卢氏县,龙门山在陕西韩城县、山西河津县之间,也和四川的山脉相接。所以《华阳国志》也说“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到三苗时代,就进到左洞庭、右彭蠡的地位了。《史记·吴起列传》。《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记集解》《夏本纪》。和《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引《郑注》道:“《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今中国无之矣。《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岷山相连。”则黑水就是如今的金沙江,一者,黑水祠在滇池,滇池是金沙江流域;两者,金沙江古名泸水,“泸”就是“卢”,也就是”,就是“黑”。三危山,就是如今的巴颜哈喇山脉。三苗是江域之国,把他窜到这个地方,一定因为三苗是九黎之君,三危是黎族的根据地,叫他去治理,却很相宜,所以史记说:“以变西戎。”《禹贡》:雍梁二州,都以黑水分界;是雍州的西南界,到如今青海木鲁乌苏北岸;梁州的西界,到如今川边这一条水的东岸;断乎没有两条黑水的。入于南海的“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当时道金沙江,实在还没到他和岷江合流之处,所以就把岷江算做长江的上源。后人凿定了海是洋海的海,就生出许多异说来;却又因为哈喇乌苏,译言黑水,就把来附会禹贡的黑水;殊不知哈喇译言黑,是句“蒙古话”;这个名词,一定是蒙古人侵入青海之后才有的。古人所说的山,都是所包甚广,和现在地理学上所谓“山脉”、“山系”相当;断没有像志书上所说,仅指一峰一岭的。《水经注》:江水“东过江阳县南——如今四川的泸县——雒水从三危东,道广魏雒县南——如今四川的广汉县——东南注之”。可见得三危二字,所包甚广。《括地志》把他凿定在“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就又生出疑问来了。《括地志》这句话,是跟《山海经》“三危在敦煌南”——《水经注》三十一卷引——来的;殊不知《山海经》下文,还有“与岷山相接,南带黑水”两句,所谓在敦煌南,和《说文》说“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一样;因为中国郡县,极尽于此,只得如此说法;并不是说他在敦煌境内,或者极近的地方;不然《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敦煌郡下,为什么都不说有三危山呢?照第一章所考据,于阗河的上源有昆仑,河曲的东面,又有昆仑;这两个昆仑,其实原是一山,不过因为一处是汉族发祥之地,一处为西戎所据,所以分出“海内”、“海外”罢了。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山,所包甚广的一个证据。这一条例子,讲古代的地理,用处甚大,请诸位牢牢记着。

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颛顼、帝喾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没有甚么实事可述。《史记》系根据《大戴礼》。大抵这两位君主,功业本不及黄帝、尧、舜,所以《易系辞》也把他略掉。

尧舜时代,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禅让”;咱们现在且把他提出来研究研究。这件事据《史记》所记,是:

《五帝本纪》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弟傲,能和以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太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丧毕,禹乃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把他算做历史;然而到底有个刘知几,明目张胆攻他;《史通·疑古篇》。还有造《竹书纪年》这类书的人,也是对于儒家的话怀疑的。《五帝本纪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现在的《竹书纪年》,却又是明以来的伪书。咱们现在,且引几句非儒家的话看看。

《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淮南子·齐俗训》昔有扈氏为义而亡。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

《韩非子》说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非儒家的话,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们现在,且再就儒家的话,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记》,和《尚书》、《孟子》都相同的。《史记·孟子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通《五经》,尤长于《诗书》”。那么,《孟子·万章上篇》所说,一定都是《书》说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书说;《史记》上和《孟子》相合的话,是同源异流的。未必史迁曾见过《孟子》。然而把《尚书》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对,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书大传》“舜耕于历山,尧妻之以二女,属以九子也”。《初学记·帝王部》引。这是《尚书》今文家言。《书·皋陶谟》伪孔分做《益稷》。“无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释文》“傲,字又作”。《说文》字下,“《虞书》曰:若丹朱,读若傲”。又引“《论语》曰:荡舟”。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只有《淮南子·泰族训》“尧属舜以九子”,和《孟子大传》相合。此外《吕氏春秋·去私篇》就说“尧有子十人”。《求人篇》说“尧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庄子·盗跖篇》又说,“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篇》“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皆父子兄弟之亲也”。丹朱被杀,别处都没有征验;然而尧杀掉一个儿子,似乎是真的;这个儿子,恐怕就是参看《癸巳类稿》卷一》。

(二)《小戴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各种书都同的。《大戴记·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务训》,《汉书·刘向传》,《三国志·薛综传》,《吕凯传》。又《小戴记·祭法》“舜勤众事而野死”,《国语·鲁语》同,郑玄韦昭,都把葬于苍梧之野解释他。独有《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句话,不知哪里来的。案《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索隐》引《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书说的。“迁于负夏”的迁,作懋迁解。《史记》下文“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一定是后人窜入。《史记》这部书,给后人窜乱的地方极多;请看近人崔适的《史记探原》。苍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粤的边界似乎有被窜逐的嫌疑,刘知几就很疑心他。所以今文家把他讳掉。这个“今文家”三字,是指经学真有传受的人,并不是指古文既兴以后的今文家。请看末一段。然而鸣条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让”,如何舜会死在这里,讳了半天,似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赵岐《孟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释《孟子》“东夷之人也”这一句。《吕氏春秋·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可见得鸣条和南巢历山相近,正是所谓“东夷之地”。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书·汤誓序》正义引“郑玄云:南夷地名”,已经微误。至《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这个,本来是无可考的,伪孔硬说汤都偃师,桀都安邑,《正义》勉强附会,才生出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种种曲说来,参看第四章第二节自明。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也极为可疑。孟子答万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顾炎武就说“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也”。(《日知录》)然而古人所说万国、三千、千八百,实在是个虚拟之词,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参看第七章)。有庳苍梧,地极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这个疑团,更无从解释了。

(三)《新序·节士篇》:“禹问伯成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至公也;舜亦犹然,今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是以野处也。”这一段,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万章的话,大相反背。刘向是个博极群书的人,《新序》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自然不能谨守家法。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违反的一证。《书·甘誓序疏》:“……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故伐之。”这个说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太史公这一段文字,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和《书》义不合,《尚书》:虞夏同科(见义疏),太史公说“虞夏之文”,是指尚书而言可知。“尧将逊位……然后授政”是述书义;“尧让天下于许由……何以称焉”。是述非儒家的载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难也”,与“此何以称焉”句相呼应。既不能一笔抹杀,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极注重实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又听见许多传说,然而六艺无征,自然要委决不下了。而又六艺阙然,无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许由实在就是伯夷。他说尧舜时候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第二次分做八伯,四个是兜、共工、放齐、鲧,余无可考。第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见《尚书略说》,原文……“《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案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即是四岳,故云四时之官也。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为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尧典》注言兜四人者,郑以《大传》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尧时,当别自有人,而经无所见,故举四人例之。……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为羲和之四子,为四伯;其后共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案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在八伯之首,而称太岳。《春秋左氏》隐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申,吕,齐,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原注“本《庄子》”)正附会咨四岳巽朕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语》太子晋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国,命曰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太岳,遂号为四岳,其实四岳非指伯一人也……”据他这个说法,尧让天下,就是让之于四岳;和《尧典》“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的话正合;然而四岳里三个,倒就在“四罪”之中’《尧典》(伪古文的《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岂不可骇。儒者于此,没有一句话疏通证明;让国的许由,也不提及一字,一任非儒家去传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又《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正义》:“《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据此,则益是皋陶的儿子,禹要行禅让,而皋陶死后,任政于益,反有世及的意思,这一层也很可疑。

以上所举几条,不过是彰明较著的;要是仔细搜寻起来,一定还有许多证据。总而言之:“唐虞揖让”,“汤武征诛”,都是为公而不为私。孟子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别一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就是儒家里头,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纯粹是儒家的学说;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制考》,自然明白。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为功为罪;孔子这个人理想的博大;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看《孟子·万章上篇》便见;这一篇的话,都是孔门的“书义”,上文已经说过了)却很是可惊;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说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责任,后世的儒家,也应当分负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历史,都要用这种眼光看。

第四节 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也是当时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尧典》上只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个字。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吕氏春秋·爱类篇》说“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似乎仍旧是河患;但是《吕氏春秋》这句话,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佚,只有辑本,所以现在就引《吕氏春秋》。尸子是晋国人,他单说龙门吕梁,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参看胡渭《禹贡锥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经训》“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实在是“弥漫于中国大平原”之上了。原来古时候,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这个说法太长,不能细讲;欲知其略,请看孙星衍的《分红导淮论》。《白虎通》:“谓之渎河?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劲著大,故称渎也。”《风俗通》引《尚书大传》:“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水经·河水注》“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则四渎之渎字,实在含有“通”、“浊”二义;“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浊”同“周通”二义。这都是相传的旧训,决非郦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灾区极广。尧时候的水,据《尧典》看起来,似乎“是多年的积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说:

《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也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书说,见上节。这许多话,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因为用不着文饰。

禹的治水,《史记》总叙他道:“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这些琐细的问题,且别去考据他。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穑……”的说法相合。可见得当时治水,实在是禹为主而益、稷佐之。《史记·殷本纪》载《汤诰》“古禹皋陶,旧劳于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继业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导诸水,使之各有去路。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本来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趋势,叫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济四水,就是诸水的纲领,所以这四条水,就唤做四渎。《风俗通·山泽》引《尚书大传》:“江、淮、河、济为四渎。”《汤诰》:“东为江,北为汉,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因为当时诸水互通,所谓四渎,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以为诸水之纲领,所以济汉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的意思,也不是凿定,把江、淮、河、汉算做四渎;所以“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济并举,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这等处,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不必泥定字面,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这十一个字,最能得概括的观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统系。至于详细的情形,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现在暂不必讲他。禹贡里的地理,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见第七章。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贡锥指》先看一遍。这部书,虽不很精,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这一部,倘要再看别种,也就有门径了。

第四章 三王时代

第一节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

“三王”就是“三代”,似乎应当算到东周之末;但是《孟子》已经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古人所说的“三王”、“三代”,大概专指夏殷西周。我如今也图立名的方便,用个“三代时代”,来包括夏殷西周三朝,和五帝时代对举。

要讲三王时代的事情,自然要从夏朝讲起。然而禹的治水,已经编入五帝时代;启伐有扈,第三章第三节,也已经略说;这件事情的详细,是无可考见的;此外夏朝的事情,较为著名的,只有“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一件事。我们现在要讲这件事,且请先看夏朝的世系图。一、二、三、四等字,系表君位继承;所用的线,是表血统上的统系。

据下文看起来,这个图,未必尽可靠;然而现在他无可据,只得姑且照他。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是夏朝一件著名的事,却又是一个考据问题。这件事,《史记》上只有“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作五子之歌”十八个字,和《书序》相同,其余一概不提。《伪古文尚书》说:“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于洛之;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伪古文的不可信,无待于言;这一篇,尤其荒谬可笑。别的且勿论,各种书上都说太康兄弟五人,他却说“厥弟五人”,那么,连太康倒有六个了。羿的代夏,详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咱们现在,且把他抄在下面。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圉,而用寒浞《杜注》: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如今山东的潍县。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孟子·离娄下篇》: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杜注》:今平原鬲县。如今山东的德县浞因羿室,生浇及恃其残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杜注》: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如今山东的寿光县。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如今山东的潍县。处浇于过《杜注》:东莱掖县北有过乡。如今山东的掖县。于戈《杜注》:戈,在宋郑之间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浇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魏绛告晋悼公的话。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后缗方娠杜注后缗相妻逃出自窦,归于有仍,梁履绳《左通补释》,《春秋经》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梁》经传并作任叔。仍任声相近,或是一地。……案《地理志》,东平有任县,盖古仍国。如今直隶邢台县附近。《杜注》:后缗,有仍氏女。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杜注》:椒,浇臣。逃奔有虞,《杜注》:梁国有虞县。如今河南的虞城县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杜注》:纶,虞邑。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杜注》:女艾,少康臣使季杼诱《杜注》: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伍员谏吴夫差的话。

以上都只说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至于太康为什么失国,始终没有提及。我们再看:

《墨子·非乐》: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彰闻于大,大用弗式。

《逸周书·尝麦》: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

《墨子》的话,不甚可解;然而“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十二个字,大概是说“饮食”、“作乐”的。“彰闻于大”的“大”字,惠氏栋说是“天”字之误,见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也大概不错。其余不必强解。合着《墨子》和《逸周书》看起来,似乎夏之亡,由于沉湎于酒,又好饮食,又好音乐;其事起于启,而亡国却在他五个儿子手里。“胥兴作乱”四字,不知道是什么事;彭寿是什么人,也不可考。《竹书纪年》:“帝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就是据着《逸周书》伪造的,惠氏以为可信,就差了。武观就是五观,据下文所考,确是五个人,不是一个人。还有《楚辞》的《离骚》,有几句,却像总述这件事的始末的: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五子就是武观,为什么呢?《楚语》,“启有五观”,《书·甘誓》疏引作“夏有观扈”,看韦注,似乎《书疏》是错的。韦昭注“启子,太康昆弟也”;《汉书·古今人表》:“太康,启子,昆弟五人,号五观。”《潜夫论·五德志》:“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是为五观”,诸说皆同。“武”、“五”是一声之转。那么,为什么要称观呢?《水经》巨洋水注:“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杜注:“观国,今顿丘卫县。”卫县,就是如今山东的观城县。然而依我看来,这话未必可信。为什么呢?(一)观城决不能称为洛,《书序》虽不可靠,然而这一篇却和《史记》、《潜夫论》都相合的,没有反对证据。不便就疑心他。(二)卫县是后汉的卫国,前汉名为畔观;杜预的注,似乎有点牵合。(三)古人注文用个盖字,都是疑辞;郦道元说“盖其名也”,可见也只是推测,不敢决定。所以我说“夏有观扈”的观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考据清楚,且不必把他来和太康兄弟五人牵合。然则太康兄弟五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说且算他在洛。他为什么要在洛呢?他居洛之前又在何处呢?这个问题,却不能有圆满的解答;我且引证一个人的话,来做一个推测。

金鹗《禹都考》:求古录礼说》卷四。世言禹都安邑,其误始于皇甫谧《帝王世纪》,郦道元浍水注因之;近洪氏颐煊,谓禹都阳城,不都安邑,足以证其谬矣;然其所考犹未详也。鹗窃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阳城,而其后乃都于晋阳。案《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言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洪氏颐煊谓阳城亦属颍川郡,与阳翟之地相近;或当日禹所都阳城,本在阳翟,故《汉志》云。鹗考《史记·夏本纪》,禹避舜子于阳城,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阳城,盖即所避之处以为都也。赵岐《孟子》注,阳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阳城县西北二十三里;则阳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县是也。若阳翟,今在开封府禹州,其地各异。《汉书·地理志》,于偃师曰:殷汤所都;于朝歌曰:纣所都,于故侯国皆曰国;今阳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国,可知禹不都阳翟矣。……然《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谓唐叔,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于殷虚,启以商政,则禹之都即唐国也。唐国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杜预注《左传》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晋阳是也;本于《汉志》,其说自确。《水经》云:晋水出晋阳县西县壅山。郦道元注,县,故唐国也;亦本《汉志》。乃臣瓒以唐为河东永安,张守节以为在平阳;不知唐国有晋水,故燮父改唐曰晋;若永安去晋四百里,平阳去晋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晋乎?唐定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郑康成《诗谱》云:魏国,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与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传》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服虔以为尧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证也;但在晋阳,不在安邑;皇甫谧、郦道元以安邑为禹都,此为谬耳。……

我以为古代的事情,都不过传得一个大略;都邑之类亦然,不过大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区区计较于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是白费心血的,所以阳城到底在登封,还在禹县,这个问题,暂可不必较量。至于所论禹都晋阳一层,实在非常精确。禹都河北这一层,造伪书的人,也似乎知道的;不过知道得不甚精确;他脑筋里,只有一个“魏国夏禹所都”的观念;见战国时的魏,是都安邑,就以为安邑必是禹都;禹都既在安邑,就桀都也在安邑了;桀都既在安邑,就连鸣条也搬到河北去了;辗转牵率,就闹出绝大笑柄。见下节。然而禹都虽不在安邑,却不害其为在晋阳;并且“惟彼陶唐……乃灭而亡”几句《夏书》,怕确也是指太康亡国的;不过造伪书的人,不应当把兄弟五人改作“厥弟五人”;再把这几句《夏书》硬栽在他口里,算是他所做的歌罢了。这样看来,太康似乎是本居晋阳,失了国,逃到洛的;当时还离河北不远,到后来,才给寒浞等愈逼愈东,以至于灭亡。少康虽灭寒浞,曾否恢复河北却是一个疑问;所以桀之都,又在河南了。见下节。然则后羿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左传》说:“后羿自迁于穷石”;《淮南子·地形训》:“弱水,出自穷石”,高诱注:“穷石,山名也。在张掖北,塞水也。”似乎太远些。然而尧本都冀州,羿在尧手里就是射官,见《淮南子》。是个西北之国,却也不足为怪。难道羿是从西北塞外侵入的么?看春秋时候的情形,便知道如今的山西省,在古代强半是戎狄占据之地。又夏好音乐,羿好田猎,也似乎一个是久居开明地方的人,一个是从塞外侵入的。这个实在证据不足,只可存为一种推测罢了。

第二节 夏殷的兴亡

夏朝从少康以后,无事可见。《史记》说: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又说:“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那么,夏朝的衰弱,是从孔甲时候起,至桀而灭亡的。

《史记》记夏殷兴亡的事:

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桀败于有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中作诰。既绌夏命,还亳。

这一段事情,须把他的地理考核清楚,才能知道当日战争的形势。案上文所见的地名,是(一)亳,(二)葛,(三)昆吾,(四)有之虚,(五)鸣条,(六)三,(七)泰卷陶;除有之虚无可考外,其余的,我都替他考核如下:

亳的说法,最为麻烦。据《书经正义》所引:

一)郑玄云: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帝喾厘沃序疏》

(二)《汉书音义》:臣瓒者云: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同上

(三)杜预云:梁国蒙县北有亳城。同上

(四)皇甫谧云:《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即今梁国宁陵之葛乡也;若汤居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岂当使民为之耕乎?亳,今梁国熟县是也。同上。又《立政》“三亳阪尹”疏:皇甫谧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

(五)郑玄以三亳阪尹,共为一事;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南辕,西降谷也江氏声,《尚书集注音疏》说“降”是“函”之音转,降谷,就是函谷。

这所引诸说,《立政》和《帝喾厘沃序》的《正义》,都说是不能定其是非。咱们当考核之初,有一件事,应当注意的,就是三亳是周初的事,不能和汤时的亳,并为一谈。皇甫谧的错误,就出在这里;他硬把周初的三亳,和商汤时候的亳,并为一谈;就把蒙、熟区区地方,硬分做南北两亳,去配偃师的西亳;这个,清朝的王鸣盛氏驳得他最痛快,他说:《尚书后案》卷六。

盖薄县者,汉本属山阳郡,后汉又分其地置蒙、熟二县,与薄并改属梁国;晋又改薄为亳,且改属济阴;故臣瓒所谓汤都在济阴亳县者,即其所谓在山阳薄县者也案《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臣瓒曰:汤所都”。其“汤居亳今济阴亳县是也”见于河南郡偃师县下亦即司马彪所谓在梁国薄县;案《续汉书·郡国志》,薄县下“汤所都”。杜预所谓在蒙县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谧所分属于蒙熟者也;本一说也,孔颍达《书诗疏》,案《诗·商颂·玄鸟疏》皆误认为异说,其谬已甚。……而皇甫谧巧于立说,又以一薄分为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师旧说,以合《立政》三亳之文;不知《立政》三亳,郑解谓迁亳之民而分为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皇甫谧之谬如此。……

这个说法,精核极了;但是王鸣盛是一生“佞郑”的,他就一口断定亳在偃师,而于皇甫谧去葛太远,不便代耕之说,却只把“其说浅陋,更不足辨矣”九个字,轻轻撇过,这个却也未足服人。皇甫谧的话,大概是信口开河,没有一句可据的。但是这一驳,却不能全说他无理。

我说古人的“城名”和“国名”,是分不开的;“国名”自然不能随时变换,所以新迁了一个都城,大概就把旧都城的名字,做他的名字。譬如晋国的新绛故绛。商朝是随便搬到什么地方,都城都唤做亳的;所以“所谓亳的地方”,实在很多;但是当成汤时,考核得出来的,却也刚刚有三处:

(一)是如今陕西的商县。这个是魏氏源《书古微》上说的。《汤誓序发微》。他所举最强的理由是(1)《书序》“汤始都亳,从先王居”,先王就是契;《周语》:“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韦昭注:“玄王,契也。”据《史记》世系看起来,契到汤,恰好十四世。又《商颂毛传》,也说玄王是契。伪孔传说先王是帝喾,实在大错了的。契封于商。《书帝喾厘序疏》:“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2)《诗·商颂》疏引《雒子命》《书纬》“天乙在亳,东观于洛”。《艺文类聚》引《尚书中候》,“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东观于洛,降三分沈壁”。亳一定在洛之西,才可说东观。(3)《史记·六国表序》:“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看他所连类并举的,就可以知道亳一定在雍州境内。

(二)就是偃师,这个,班固、《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有尸乡,汤所都。”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河南郡偃师县注引《皇览》,“有汤亭,有汤祠。”又“尸乡,在县西三十里。”说法,都和郑玄相同。依我看起来,还有一条证据:《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史记》:“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臣。”有莘是周太姒的母家,在如今陕西阳县。《吕氏春秋·本味篇》:“有氏得婴儿于空桑,后居伊水。命曰伊尹。”伊尹见汤的时候在有莘,后来居于伊水,就是汤始居商县,后居偃师的旁证。

(三)就是汉朝的薄县,后来又分置蒙、熟的,地当今河南商邱、夏邑、永城三县之境。这个班固于薄县下,虽没有说是汤所都;然而后文论宋地,说:“昔尧作游成阳,舜渔雷泽,汤止于亳;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王鸣盛硬说止字是“游息”;然而古人说“某某之遗风”,都是指他久居之地,不是指他游息之地,《汉书·地理志》的本身,就处处是证据。不能如此曲解;况且孟子的话,就是一个大证据;岂能袒护着郑康成,反疑心孟子。孟子所用的,都是《书》说,是有传授的,上章已经证明了。

然则当汤的时候,既然有这三处可指为亳,汤到底是先住在哪一个亳,后来才迁居到哪两个亳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一考当时用兵的形势。上文《史记》所举汤用兵之地是:

《汉书·地理志》,陈留郡宁陵下,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如今河南的宁陵县。

昆吾昆吾有两处:(一)左昭十二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是如今河南的许昌县。(二)哀十七年,“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注》:“卫有观,在古昆吾之虚,今濮阳城中。”是如今直隶的濮阳县。桀时的昆吾在旧许,见后。

鸣条,见第三章第一节。

,《续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定陶,有三亭。如今山东的定陶县。

泰卷陶。《书序》,汤归自夏至于大仲虺作诰。《史记索隐》:“……卷当为……解尚书者以大今定陶。……旧本或旁记其地名,后人转写,遂衍斯字也。”又《左传》定元年“仲虺居薛”,薛是如今山东的滕县。

又《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汤当伐桀之前还伐过韦顾两国;韦在如今河南的滑县,《左传》注“东郡白马县有韦城”,《郡国志》作韦乡。《通典》:滑州韦城县,古豕韦国。顾在如今山东的范县。《郡县志》:顾城,在濮州范县东二十八里,夏之顾国。

又桀的都城,《伪孔传》说在安邑。《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他说“汤升道从,出其不意;在河曲之南”。《正义》:“盖今潼关左右。”“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他说“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皇甫谧就再连昆吾也拉到安邑来,说:“今安邑见有昆吾邑,鸣条亭”;然而昆吾所在,证据确凿,苦于不能一笔抹杀,就说明“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而亡。”如此信口开河,真乃千古笑柄。金氏鹗据《史记》吴起对魏武侯“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幽王三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断定桀之都在洛阳,韦注引禹都阳城,还不密合。《求古录礼说》卷六《桀都安邑辨》。我说:古人都邑所在,不过传得个大略,见上节。阳城、洛阳,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无从硬断。《小戴记·缁衣》引尹吉就是《尹诰》,书经篇名。序书的又把他唤做《咸有一德》,见郑注。“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注,“天当为先字之误。……夏之邑,在亳西。”《正义》:“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云:禹都咸阳。……”咸阳,是误字,如今《汉书·地理志》注引《世本》、《续汉书·郡国志》引《汲冢古文》,正作阳城,“西邑夏”,似乎是对于东迁的夏而言之。《国语》史伯对郑桓公曰:“昆吾为夏伯矣。”韦昭注,“祝融之孙陆终第三子,名樊,为己姓,封于昆吾。昆吾,卫是也。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据此,桀似乎是始都阳城,后迁旧许,同昆吾在一起的;所以同日而亡。《商颂郑笺》。

再看《逸周书·殷祝篇》“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于中野。……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又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就可以知道桀的踪迹,是步步往东南退的。《御览》八十三引《尚书大传》略同。

桀既然是往东退,汤自然是往东进;那么,一定是先都商县的亳,再都偃师的亳,再都邻葛的亳的。不过,“既绌夏命还亳”的亳,却无从断定其在哪一处。因为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他唤做亳,所以不敢断定这亳是灭桀以前最后所住的亳。何以知道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他唤做亳呢?据上文所考证,当汤的时候,就有三个亳,是一个证据;左襄二十年,“乌鸣于亳社”,是宋国的社,还唤做亳社。《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徐广曰:荡音汤,社,一作杜。”《索隐》:“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其邑曰荡社。徐广云:一作汤杜,言汤邑在杜县之界,故曰汤杜也”,《封禅书》:“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隐》:“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杜亳。”《说文》:亳,“京兆杜陵”。是汤之后在雍州的,所居的城,还唤做亳。是两个证据。所以我只说汤的时候,考得出的亳有三处。并不敢说汤的时候,亳只有三处。

然而汤用兵的形势,却因此可以推定。商周用兵形势相类,秦亦相类。

汤初都于今商县的亳,后来进取偃师;桀大约是这时候(或者不是)弃阳城,退到旧许;汤再进到现在河南的东境(邻葛的亳);从此以后,伐葛,伐韦,伐顾,然后迥向南伐昆吾。伐昆吾,就是伐桀;桀是从中野、不齐、鲁,步步东南退,最后逃到鸣条;汤以其间,又伐三

鸣条是东夷之地;三、鲁,也是和东夷逼近的。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中野、不齐无可考。我们因此悟到: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过周朝灭纣,东征,伐淮夷,是武王、周公、成王三世相继,汤却是一个人干的罢了。《孟子·滕文公篇》:“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赵注》:“载,始也。……一说,言当作再字;再十一者,汤再征十一国;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国也。”不论十一、二十二,总之汤用兵的次数很多。

第三节 商朝的事实

以下商朝的帝系图,是据的《史记·国语》“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亡”,又姜氏告公子重耳,“商之享国三十一王”。《大戴礼·保传篇》:“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少闲篇》:孔子告哀公“成汤卒崩,二十一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九世,乃有末孙纣即位”。都和《史记》世数相合。又《书经·无逸篇》述殷中宗高宗祖甲诸君享国的年数,似乎也还确实。

商朝一代,可考见的事情,分述如下:

其(一)是伊尹放太甲。《史记》上说: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见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这件事,本来没有异说,伪古文《太甲》才说“王徂桐宫居忧”,又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伪《传》就说“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又解《书序》的“太甲元年”,做“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伪《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做“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以就之;就把外丙中壬两君革去,又把《史记》的“太甲既立三年”,“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两个“三年”缩成一个三年了。这是不值得一辩的。但看上文商朝的世数,各书都与《史记》合,就知道决不能略去外丙、中壬两君。商朝的“君位继承”,大概是“兄终弟及”,而所谓“弟”者,以“同母”为限,所以《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者法商而王,故立嗣予子,笃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孙,笃世子。”《公羊》何注隐七年。说:“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别同母者,《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厚异于群公子也。”《史记》:“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废适”的“适”字,包括“弟”与“子”而言;和“诸弟子”的“诸”字一样。以次当立的母弟,唤做“适弟”;同母的弟兄,以次都立尽了,似乎应当回转来,立长兄的儿子;譬如,仲壬死了立太甲,沃甲死后立祖丁;这个也要包括于“适子”二字之中。至于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自然是非常之举,与所谓“古之人皆然”的“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无涉。《论语·宪问》,《小戴记·檀弓》。因为他在三年以外。桐宫,《史记集解》:“郑玄曰:地名也,有王离宫焉。”赵岐《孟子》注(《万章上》)也只说“放之于桐邑”。《史记正义》:“《晋太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阪,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阎若璩又说——《尚书古文疏证》——《续汉书·郡国志》梁国虞县有桐亭,虞是如今河南的虞城县,离邻葛的亳,只有七十里。才便于伊尹,既然摄政,又可往来训诲。这两说:怕都是因亳而附会的,未必可据。

其(二)是殷朝的屡次迁都。据《史记》所记是:

仲丁迁于敖。《书序》作嚣,《正义》“李曰:嚣,在陈留浚仪县(如今河南省城西北)。皇甫谧云:仲丁自亳迁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就是《括地志》的说法),二说未知孰是。《史记正义》:“《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

甲居相。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甲筑都之所故名殷城也。”

祖乙迁于邢《书序》作“祖乙圮于耿”,《正义》“郑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迁也。……”又《正义》前文说皇甫谧“又以耿在河东,皮氏县耿乡是也”。《史记索隐》“邢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正义》“《括地志》云: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县。故耿国也”。

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都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案这个亳,就是偃师,见上节。

……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这个河北,不能确定其在什么地方。《史记·项羽本纪》:“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集解》:“案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有人疑心这殷墟是武乙所迁,然亦无确据。

其中考得出理由的,只有《书·盘庚序正义》引“郑玄云: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乐徙。”此外都无可考见。《书·盘庚》“盘庚迁于殷”。《正义》:“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于今五邦”,《释文》:“马云:五邦,谓商丘,亳,嚣,相,耿也。《正义》:郑、王皆云:汤自商徙亳,数商,亳,嚣,相,耿为五。”

其(三)是殷朝的兴衰。据《史记》说是:

(太甲)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大戊)殷复兴,诸侯归之。

(河甲)殷复衰。

(祖乙)殷复兴。

(阳甲)帝阳甲之时,殷复衰;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盘庚)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小辛)殷复衰。

(武丁)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甲)淫乱,殷复衰。

(帝乙)殷益衰。

大抵所谓兴衰,以诸侯之朝不朝为标准。其中中衰的原因,只有从仲丁到阳甲,是由于内乱,可以考见,此外都无从稽考了。

第四节 商周的兴亡

周朝的先世,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后稷,《史记》上说: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如今陕西的武功县。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立,不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这其间要注意的,便是“后稷卒,子不立”的后稷,是最后居稷官的,并不是“封弃于邰,号曰后稷”的后稷。不以后的世系,《史记》所载如下:

——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追尊为大王。——季历是为公季,追尊为王季。——昌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

他所述的事迹是: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如今陕西的县。……古公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逾梁山,止于岐下。如今陕西的岐山县。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公刘父不为戎狄所化。

大抵如今的陕西,在古代是戎狄的根据地。参看第六章第一节。所以周之先世,屡为所迫逐。公刘、古公,都是其中能自强的令主。古公之后,更得王季、文王两代相继,周朝的基业,就此光大起来了。

文王和纣的交涉,《史记》所记如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帝纣乃囚西伯于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祗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郡县志》:“故虞城,在陕州平陆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闲原,在平陆县西六十五里,即虞芮让田之所。明年,伐犬戎见第六章第一节。明年,伐密须《汉书·地理志》:安定郡阴密县,《诗》:密人国。如今甘肃的灵台县。明年,败耆国;今《尚书》作黎,《释文》:“尚书大传作耆。”《说文》:黎邑,“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如今山西的长子县明年伐;《集解》:“徐广曰:在野王县西北。”《正义》:“《括地志》云:故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歧下而徙都之在如今陕西县境内。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七年而崩。诠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大王,公季为王季。

文王受命称王的年代,和纣囚文王的年代期限,各书互有异同《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又说:“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则克黎。”“伐崇则称王。”见《诗·文王序》,《礼记·文王世子》,《左》襄三十一年疏。郑康成说:入戊午二十九年受命,明年改元,改元后六年而伐崇,居丰,称王就在这一年。又有一说:以为文王再受命,入戊午二十四年受洛书,二十九年受丹书,俱见《诗·文王序》疏。《左》昭十一年,卫北宫文子说:“纣囚文王七年。”《战国·赵策》,鲁仲连说:“拘之牖里之库百日。”然而文王在纣的时候,必有“称王改元”的事情是无可疑的。

武王伐纣的事情,《史记》上所载如下: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是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以上所述,是武王伐纣的事实,然而周朝的功业,实在是到成王时候才大定的。《史记》上又说:

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乃罢兵西归。……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武王已克殷后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成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成王既迁殷遗民……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据以上所述,可见得武王克纣之后,周朝的权力,仅及于洛邑。管、蔡和武庚同畔,这件事不入情理。大概“主少国疑”的时候,武庚想趁此“光复旧物”,管、蔡也要和周公争夺权位,叛虽同时,却是各有目的的;其曾否互相结合,却无可考了。周公东征,是一场大战。《孟子》“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他这战争,大概是和东夷的交涉,《说文》:“周公所诛国,在鲁。”又《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可见得这时候,东夷全畔。薄姑齐地,见《汉书·地理志》。东方毕定之后,仍旧要营建洛邑;成王亲政之后,还要去征淮夷,残奄;可见得周初用兵的形势,和夏商之际,实在是一样的。周营洛邑,就和汤从商迁到偃师相同;其用兵东夷,和汤迁到邻葛之亳以后,用兵的形势相同。参看第二节。以上的年代,据《史记》,是文王受命后七年而崩;后二年——九年——武王观兵孟津;又二年——十一年——克纣;后二年——十三年崩,周公摄政七年,而致政于成王。《汉书·律历志》载《三统历》之说:是“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纣。……还归二年,乃遂伐纣克殷。……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后七岁而崩。……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摄政五年。……后二岁,得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岁。……”又周公摄政七年的年代,孔、郑不同,见《礼记·明堂位》疏。

又成王和周公的关系,《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二年而毕定。……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王亦未敢训周公。……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蒙恬列传》载恬对使者的话,与此说相同周公在丰,病,将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郑康成注《尚书》,却与此大异。他解“我之弗辟”句,“读辟为避,以居东为避居”。《豳谱》和《鸱·序疏》,又《尚书·金》释文。说“周公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诗·七月序》疏。又注“罪人斯得”,说:“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恐其刑滥,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鸱》之诗以贻王。”《·》。注“王亦未敢诮公”道:“成王非周公之意未解,今又为罪人言,欲让之,推其恩亲,故未敢。”《·序疏》。注“秋大熟未获”道:“秋,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豳谱疏》。注“惟朕小子其新迎”道:“新迎,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诗·东山序疏》。以为于是“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则居摄之元年。”《礼记·明堂位疏》。这两种说法,自然以《史记》为准,为什么呢?(一)者,《史记》和《尚书大传》相合。《尚书大传》说雷风之变,在周公死后,见《路史后纪》十,《通鉴前编》成王十一年,《汉书·梅福传》注,《儒林传》注,《后汉书·张奂传》注引。又《白虎通·丧服篇》:“原天之意,子爱周公,与文武无异,故以王礼葬,使得郊祭。《尚书》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礼亦宜之。”亦与《尚书大传》同义。(二)者,“避居东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不合情理。我想周公摄政,就在武王崩的明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残奄”,一定如《史记》和《尚书大传》所说。《尚书大传》,见《礼记·明堂位》疏。但郑康成所读古书,是极博的,他所说的话,也决不会没有来历。我想这一段成王和周公冲突的历史,一定在周公归政之后。《左传》昭公七年,公将适楚,“梦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可见得周公奔楚,是实有的事。俞正燮《癸巳类稿·周公奔楚》义,引这一段事情,以证周公之奔楚,甚确。但以居东与奔楚并为一谈,却似非。奔楚之后,不知道怎样又跑了回来,回来之后,不知道怎样死了。古人的迷信最重,活时候对人不起,到他死了之后,又去祭他求福,是不足怪的事。《汉书·匈奴列传》:“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这件事,很可以推见野蛮时代的心理。雷风示变,因而改葬周公,因而赐鲁郊祭,事虽离奇,其情节未尝不可推想而得。那么,周公之“以功名终”,怕又是儒家改制所托了。

第五节 西周的事迹

西周的事情,《史记》所载如下。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今《尚书》作伯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命》,复宁。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如今山西的霍县。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吾昔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索隐》:“地名,在西河介休县。”如今山西的介休县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幽王嬖爱褒似,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幽王以虢射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避戎寇。骊山,在如今陕西的临潼县。

这其间可以研究的,有几件事情。

其(一)是昭王南征不返的事:案《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杜注》:“昭王……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正义》:“《吕氏春秋·季夏纪》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反振祭公。高诱注引此传云: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由此言之,昭王为没于汉,辛余靡焉得振王北济也。振王为虚,诚如高诱之注,又称梁败,复非船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书。”又《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索隐》:“宋忠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逐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后于西翟。”这件事的真相,固然无可考见;然而有可注意的两端:其(一)诸说都说是溺于汉,不说卒于江上。其(二)《吕氏春秋》说“昭王亲将征荆蛮”,宋忠也说“昭王南伐楚”。江汉可以互言,并没有什么稀奇,巡狩和征伐,以古人说话的不正确,也未必有什么区别。然则这件事情,依情理推度起来,实在是战败而死的。然则这一战究竟是败给谁呢?《左传》下文“昭王南征而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杜注》:“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依我看起来,这句话实在弄错了的。案《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受封居丹阳。《汉书·地理志》,说就是汉朝的丹阳县。汉朝的丹阳县,是如今安徽的当涂县,未免离后来的郢都太远。清朝宋翔凤,有一篇《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根据《世本》,左桓二年《正义》引。说受封的是鬻熊,不是熊绎,这一层我还未敢十分相信;然而他考定当时的丹阳,是在丹水、析水入汉之处,实在精确不磨。他的原文道:见《过庭录》卷四。

《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楚世家》亦言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遂取汉中之郡。《屈原传》作大破楚师于丹浙。《索隐》曰:丹浙,二水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为县名,在宏农,所谓丹阳浙是也。案《汉志》:宏农郡丹水,水出上雒冢领山,东至析入钧。密阳乡,故商密也。浙即析县,并在今河南南阳府内乡县境内。《水经》,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领山,东南过其县南,又过商县南,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郦注》:丹水通南阳郡。《左传》哀公四年,楚左司马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者也。京相曰:楚通上洛要道也。《郦注》又云:析水至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杜预曰:县北有三户亭,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壁,霞举,若红云秀天,二岫更有殊观。丹水又南径南乡县故城东北,又东径南乡县北,丹水径流两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于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吕氏春秋》曰: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即此水,又南合均水,谓之析口。是战国丹阳,在商州之东,南阳之西,当丹水析水入汉之处,故亦名丹析。鬻子所封,正在于此。

据此看起来,当时的楚国,正在汉水流域。昭王这一役,一定是和楚国打仗而败,渡汉溺死的。

其(二)周朝的穆王,似乎是一个雄主:他作《命》,作《甫刑》,在内政上颇有功绩,又能用兵于犬戎。虽然《国语》上载了祭公谋父一大篇谏辞,《史记》上也有的。下文又说“自是荒服者不至”,似乎他这一次的用兵,无善果而有恶果;然而古人这种迂腐的文字,和事势未必适合。周朝历代,都以犬戎为大患,穆王能用兵征伐,总算难得。又穆王游行的事情,《史记·周本纪》不载,详见于《列子》的《周穆王篇》和《穆天子传》。《周书·束皙传》,《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这两部书,固然未必可信;然而《史记·秦本纪》、《赵世家》,都载穆王西游的事;又《左传》昭十二年,子革对楚灵王也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这件事,却不是凭空捏造的:他当时能够西游,就可见得道路平静,犬戎并不猖獗。

其(三)是厉王出奔和共和行政的事。厉王出奔这件事的真相,也无可考见。不知道逐他的究竟是谁。近来有人说,中国历代的革命都是“暴民革命”,只有这一次,却是“市民革命”。《饮冰室文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依我看起来,这大约是王城里头人做的事情。共和行政有二说:其一便是《史记》所说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还有一说,是出在《汲冢纪年》又不是如今的《竹书纪年》。和《鲁连子》上的。说有个共伯,名和,摄行天子之事。这两部都是伪书,《史记正义》已经把他的说法驳掉了,一翻阅就可明白。

其(四)西周的盛衰,其原因有可推见的。周朝受封于陕西,本来是犬戎的根据地。参看第六章第一节。历代都和犬戎竞争,到大王、王季、文王,三代相继,才得胜利,周朝立国的根据,到此才算确定。同时他的权力,向两方面发展:其一是出潼关,向如今的河洛一带,后来渡孟津伐纣,营建东都,所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其一便是出武关,向汉水流域,所以韩婴叙《周南》,说“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水经注》三十四。现存的《诗序》,也说“文王之道,被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汉广序》。就周公奔楚,所走的也是这条路。后来他权力退缩,受敌人的压迫,也是从这两方面而来。昭王南征而不复,便是对于南方一条路权力的不振。宣王号称中兴,尚且败绩于姜戎,可见得戎狄的强盛。到幽王时候,东南一方面的申,申国,在如今河南的南阳县。和西方一方面的犬戎相合,西周就此灭亡了。这种形势,和前乎此的商朝,后乎此的秦朝,实在是一样的,通观前后自明。

第五章 春秋战国

第一节 春秋

周平王东迁之后四十九年,就是民国纪元前二六三三年,鲁隐公元年。入春秋,直到前二三九○年止,孔子卒的一年。其间凡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时代,列国的事情都有可考见,和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一个王朝的历史”大不相同了。咱们现在要讲春秋时代的历史,就得先把当时几个大国提出来讲讲。春秋时代的大国,大国皆近边。江河流域相争。是晋、楚、齐、秦,其后起的就是吴、越。咱们现在且略讲他的起源和情势如下:

(一)齐 齐国的祖宗,唤做吕尚。四岳之后。这个人,大约是文王、武王的谋臣。武王定天下之后,封于营邱。山东的昌乐县。后世迁徙到薄姑,在博兴县境。又迁徙到临如今的临淄县。《史记》上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货殖传》也说“故太公望封于营邱,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大约是临朐县南大岘山上的穆陵关。北至于无棣,在孤竹国境,如今直隶的卢龙县。五侯九伯,汝实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大概齐国的强,由于(一)奖励工商业;(二)周初东方未定,要想借重他,畀以大权之故。

(二)晋 晋国的始祖,是成王的兄弟,唤做唐叔虞。封于唐。他的儿子燮,因地有晋水,改称晋侯。后世迁徙到曲沃,又迁徙到绛。《诗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尧始居此,后乃徙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至曾孙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阳焉。……穆侯又徙于绛。”案叔虞所封的唐,在如今山西太原县,以为在平阳,是误谬的,详见朱右曾的《诗·地理征》。曲沃,是如今山西的闻喜县。绛,就是翼,如今山西的翼城县。曲沃灭翼之后,仍居于此。春秋时候,晋景公又迁新田,仍名曰绛,就把曲沃唤做故绛。新田,也在闻喜县境。徙绛的穆侯,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太子仇,少的名成师。穆侯卒,仇立,是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伯立。封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受封之后六十七年前二六五六至前二五九○。桓叔之后灭翼。灭翼的唤做武公。武公卒,子献公诡诸立。灭霍,如今山西的霍县。灭魏,如今山西的芮城县。灭耿;如今山西的河津县。又灭虞,如今山西的平陆县。虢。如今河南的陕县。《史记》说“当此时,晋疆西有河西,陕西大荔县一带。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河南的沁阳县。晋国就成了一个强国了。

(三)楚 楚国是帝颛顼之后,受封的唤做熊绎,居丹阳。见上章第五节。熊绎之后,五传而至熊渠。《史记》上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集解》:“张莹曰:今江陵也。”中子红为鄂王《集解》:“案九州记曰:鄂今武昌。”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之后,七传而至熊仪,是为若敖,若敖再传而至霄敖,是为冒。冒卒,冒的兄弟熊通,冒的儿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如今湖北的随县。……曰:我无弟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于是始辟濮地而有之。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如今湖北的江陵县。文王二年,伐申。……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案宋翔凤的《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考定丹阳在丹析入汉之处,已见上节。他又考定越章便是春秋时候的豫章,在如今的当涂。原文:“越章,亦作豫章,越豫声之转。《左传》定二年,桐叛楚,吴子使舒鸠人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秋,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按桐国,在今安庆府桐城县治;舒国,在今安徽庐州府舒城县治,巢邑,在今庐州府巢县治;其地并在江北,与汉豫章郡在江南者,相去六七百里。吴人必不设疑兵于六七百里之外,知豫章当与舒巢桐邑相近。疑汉丹阳县在今当涂,乃是春秋之豫章。……《左传》昭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如越劳楚于汉豫章郡今南昌府,既非楚子入吴所经;若指章水入江之处,则为今九江府湖口县,中隔广信饶州,皆为吴地;知豫章之是越境之北界,断在当涂之地。盖越之故地,熊渠伐而有之,乃称豫章。秦以其地置鄣郡,鄣与章通用,盖以豫章名之。汉复改鄣郡为丹杨,或取杨越之名,亦未可知。……”他又说:“鬻子后数世至熊绎,始南迁荆山,不通中国,而壹用力于蛮夷;故至熊渠而西连巴巫,东收豫章,江汉小国,靡不服从;楚能雄长荆州之地,当时称之曰荆;故《郑语》,史伯称荆子熊严;《春秋》于桓公之世,楚并称荆。至僖公初,渐以名通上国,乃还其始封号曰楚子。原注,“用《梁》语”。昭十二年《左传》,右尹子革言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此言荆山而不言丹阳,知熊绎是居荆山而非居丹阳者。荆山,在今湖北襄阳府南漳县西八十里。……《左传》昭四年,晋司马侯称荆山为九州之险;盖居荆山则汉水环其东北,足以北阻中国,东控汉东诸侯;既与诸夏为限,遂能壹用力于蛮夷;是熊渠之强大,由得荆山之险也。……郢又在荆山南三百余里;楚武王时,中国无伯主,迁郢则不但据汉水之固,并可俯瞰江滨。……《郑语》:楚冒于是乎始启濮。韦注,濮,南蛮之国。《书·牧誓》,《孔传》:濮在江汉之南。盖楚冒时已拓地于江南武王遂迁郢,俯江滨以逼之。江南蛮夷诸国,尤畏楚之逼己而不敢叛,而后专力从事于汉东诸侯。……”案楚国受封的,究竟是鬻熊,还是熊绎?所谓“熊绎辟在荆山”的“荆山”,是否定在如今的南漳县境或者其范围还可稍广?我还未可断定;然而楚国的受封,必在汉水中游流域。到后来沿汉而下,以达于江,他所征服的地方,西至如今的川楚,东至如今的苏皖交界,然后从事于汉东。是的确不错的。读了这一篇文字,于楚国盛强的原因和春秋时代长江流域开拓的历史,可以“思过半”了。

(四)秦 秦国之先,《史记》说也是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业《史记正义》据《列女传》,说就是皋陶,柏翳就是益,已见第三章第三节。他的后世,有一个唤做造父的替周穆王御而西游,周穆王封他于赵城,如今山西的临汾县。便是七国时赵国的始祖。又有一个唤做非子的,替周孝王主马,周孝王邑之于秦如今甘肃的天水县。为附庸,便是秦国的祖宗。非子的曾孙,唤做秦仲,周宣王以为大夫。叫他去伐戎,为戎所杀。有子五人,宣王召之,与兵七千再叫他去伐戎,破之。五人之中,最长的唤做庄公。宣王依旧给他做西垂大夫,居于犬丘。如今陕西的兴平县。庄公的儿子唤做襄公。当犬戎幽王之时,发兵救周,战甚力;平王东迁,襄公又发兵送他;于是“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戎,即有其地。……襄公于是始国。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前二六七七年。襄公的儿子,唤做文公。文公十六年前二六六六年。“以兵伐戎,戎败,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于是周朝初兴时候的形势,就给秦国人占去了。

(五)吴 吴的先世,《史记》上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先也。……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寿梦二年。前二四九五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案断发文身,是粤族的风气。太伯当时,实在是逃到粤族里去的。当时江南一带,全然是未开化之地。所以当春秋的上半期,吴国还是寂寂无闻。参看第六章第五节自明。巫臣的输入文明,实在是吴国开化的大助力。

(六)越 越之先,《史记》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如今浙江的绍兴县。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案越国的开化,比吴国更晚,所以从允常以前,简直连世系都无可稽考了。

综观以上六国,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公例。就是“当时诸国,接近于异族的都强,其居于腹地的都弱”。齐近莱夷,晋近狄,秦近戎狄——当时的戎狄,是一族,都是所谓犬戎。楚近黎族和粤族,吴越皆与粤族杂居,参看第六章自明。其实商周的先世,也是如此。商灭夏,周灭商,都是从陕西用兵于河南、山东,和秦的灭周,正是一样。所以太史公《六国表序》,把“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连类并举,可惜禹兴于西羌其详不可得而闻了。近人《中国之武士道》序,说这个道理,颇为透彻,可以参看。我说接近异族,因竞争磨砺而强,固然是一个道理;还有“接近异族,则地方荒漠,而拓土易广”。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此外可称为二等国的,便是:

都曲阜,如今山东的曲阜县。

康叔封于朝歌。春秋时为狄所破,迁于楚丘,如今河南的滑县。

武王弟叔振铎,封于陶丘,如今山东的定陶县。

微子封于商丘,如今河南的商丘县。

宣王的弟友封于郑,如今陕西的华县。后来东徙于虢郐之间,如今河南的郑县。

陈胡公,舜之后。封于宛丘,如今河南的淮宁县。

蔡叔度之子胡。封于蔡,如今河南的上蔡县,平侯迁新蔡,如今河南的新蔡县。昭侯迁州来,如今安徽的寿县。

伯夷之后。封于许,如今河南的许昌县。灵公迁于叶,如今河南的叶县。悼公迁于夷实城父,如今安徽的亳县。又迁于析,实白羽。如今河南内乡县。等。

此外小国还甚多,限于篇幅,不能尽列。要通知春秋时代各国的形势的,把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做参考书最好。因为他很完备周密。

春秋时代的大势,咱们且略讲如下:

前二五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鄄,如今山东的城濮县。创霸。前二五七四年,山戎伐燕,齐桓公伐山戎以救燕。前二五七一年,狄人灭邢,又灭卫。齐桓公合诸侯的兵,迁邢于夷仪,如今山东的聊城县,邢的本封,在如今直隶的邢台县。封卫于楚邱。见前。前二五六七年,齐桓公合诸侯伐楚,盟于召陵。如今河南的郾城县。前二五五四年,齐桓公卒,诸子争立,国内乱,齐国的霸业就此告终。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定了齐国的内乱,要想图霸。前二五四九年,和楚人战于泓,水名,在如今河南的柘城县。大败,宋襄公受伤而卒。宋国的霸业只好算未成。

宋襄公死后,北方的诸侯,都折而入于楚。前二五四三年,晋文公和楚人战于城濮,如今山东的城濮县。楚师败绩。后此北方的霸权,在晋国手里。

晋文公反国时,秦穆公与有力焉,所以秦晋甚睦。城濮战后二国尝合兵围郑。以其贰于楚。郑国派一个大夫,夤夜缒城去见秦穆公。秦穆公听了他的话,不但撤兵解围,而且还派三个将官,帮同郑国人戍守。晋文公死后,这三将暗中差人招呼秦穆公,叫他潜师袭郑,自己做内应。秦穆公听了他,发兵东来。晋襄公袭而败诸崤。在如今河南的永宁县。获其三帅孟明视等。旋又放了他。秦穆公引咎自责,仍用孟明视。前二五三五年,伐晋,破之。《史记》上说他“遂霸西戎,辟地千里”。然而终春秋之世,秦国始终不能得志于东方,所以崤的一战,关系是很大的。

晋襄公死后,继立的是晋灵公,颇为无道,而楚庄王日强。前二五○八年,晋楚战于如今河南的郑县。晋师败绩,楚庄王称霸。

前二四九○年,宋臣华元,因为和晋楚两国的执政都要好的,出来合二国之成,盟于宋西门外。然不久,楚共王就背约,郑叛晋。前二四八六年,晋厉公和楚共王战于鄢陵,如今河南的鄢陵县。楚师败绩,共王伤目。然而郑国毕竟不服晋。晋厉公旋亦被弑。晋人立了悼公,又和楚争逐久之,到二四七三年,才算把郑国征服。

悼公死后,晋楚都衰。前二四五七年,宋臣向戌,再合晋楚之成,为“弭兵之盟”于宋,从此时局一变。大抵从晋文公创霸以后,到弭兵之盟以前,北方的鲁、卫、曹、宋等,是常服于晋的;南方的陈、蔡、许等,是常服于楚的;只有一个郑国,叛服于晋楚之间。晋楚争霸,大抵所争的就是郑。弭兵之盟,说“二国之从交相见”,把这个藩篱打破了。于是楚国的灵王,出来合诸侯,北方诸国遂纷纷奔走于楚。然而从弭兵之盟以后,直到春秋时代之终,因晋楚争霸而起的战役,可以说是没有,这个究竟也是向戌的功劳。

晋楚皆衰以后,就是吴越的世界。吴国的强盛,起于前二四九五年巫臣的适吴,已见前。从此以后,吴国时时同楚国交兵,楚国不利的时候多。前二四一七年,楚相囊瓦好贿,辱蔡昭侯,蔡昭侯如晋请伐楚,晋国人为他合了北方的诸侯。这时候的晋国,是六卿执政,腐败得很,大合了诸侯,以求贿而罢。蔡昭侯再请于吴。吴阖闾为之出兵,大破楚师于柏举。如今湖北的麻城县。就攻破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逃到随国。幸而有个忠臣,唤做申包胥,到秦国去请了救兵来,吴师大败,昭王才得复国。

这时候,越国也强起来了。吴人在郢的时候,越人就乘间入吴。前二四○七年,允常卒,阖闾乘而击之,败绩于李,如今浙江的嘉兴县。阖闾受伤而死。前二四○五年,阖闾的儿子夫差,败越于夫椒。如今江苏吴县西边的西洞庭山。越王勾践,以余兵栖于会稽的山上,遣大夫种卑辞厚礼以求和。夫差许之,勾践归国,卧薪尝胆,以求报仇。而夫差从破越之后,就骄侈起来,沟通江淮,北伐齐鲁,与晋国人争长于黄池。如今河南的封邱县。前二三九三年。前二三七九年,就给越国人围了起来。前二三七七年,越国人把他的都城攻破了,夫差自杀,吴国就此灭亡。于是勾践带兵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如今山东的滕县。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

大抵春秋时候,可以分做几个时代。

(一)从前二五九○到前二五五四年,是齐桓公称霸时代。

(二)从前二五五三到前二五四四年,是宋襄公图霸不成,楚人强盛时代。

(三)从前二五四三到前二四五八年,是晋楚争霸时代。

(四)从前二四五七到前二四四一年,是楚国独盛时代明年,楚灵王被,平王立,不复事诸侯。

(五)从前二四四○到前二四三八年,是晋楚皆衰,吴越尚未强盛的时代权力未及于中原。

(六)从前二四三九到前二三八七年,是吴国强盛时代其间吴国虽已败于越,然对于北方,威力还在。

(七)从前二三八六年以后,是越国强盛时代。

大抵长江流域的开辟,是从春秋时代起的。五帝时代,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其与黄河流域竞争的实情,已无可考。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美化行乎江汉之域”,固然也利用南方的形势,去包围纣,然而不是长江流域的国能独立和黄河流域竞争。而其开辟,又先从中游流域起,次到下游流域。因为文化从北方来,由汉域入江域,所以开化从中游起。至其上游流域的四川,则直到战国时秦灭巴蜀,才算入中国的版图。南岭以南的闽粤二江流域,入中国版图,更在秦并天下之后。参看第六章。于此可以见得中国本部开辟的早晚了。

第二节 战国

春秋以后,又二百五十七年,天下才归于统一。就是从前二三八九年起,到前二一三三年止,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形势,便是春秋时代号称大国的晋,分为韩、周同姓,后裔事晋的,唤做韩武子,封于韩原,如今陕西的韩城县。赵、见上节。魏。周同姓毕公高之后,名毕万,事晋献公,献公灭魏,便把魏地封他。周威烈王令魏斯、韩虔、赵籍为诸侯,事在前二三一四年。这时候,晋君还在,到前二二八七年,三国才废晋君而共分其地。战国时候的齐国,也为田氏所篡。田氏是陈国公子完之后——田陈同音,就是个字。——周安王令田和为诸侯,事在前二五九七年。越灭于楚;前二二四五年。而直隶北边的燕,召公之后。封于蓟,如今的京兆。渐渐的强起来;于是齐、燕、韩、赵、魏、秦、楚,并列为七个大国。

七国之中,除燕最小,所处的地方又偏僻,无足轻重外。《燕世家赞》:“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在七国之中,燕国其实只算得二等国。楚国自然最强,因为春秋时代,晋楚本强于齐秦,而这时候,楚国又没有分。齐国的形势,和春秋时无甚出入。韩、赵、魏似乎力分而弱,然而“晋国,天下莫强焉”,他强国的资格,究竟还在。只有秦国,从春秋的末期,久已寂寂无闻,入战国的初期,又国多内难,河西的地方,为魏国所夺。又因为僻处西垂,开化最晚,大家都有些瞧不起他。到孝公的元年,前二二七三年。《史记》上还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如今陕西的华县。滨洛如今陕西的北洛水。伊洛的洛,正字应当作雒。以北,有上郡;如今陕西榆林肤施一带。楚自汉中如今的汉中道。南有巴、如今四川的保宁县。黔中。如今湖南、湖北、四川三省交界之处。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国势可谓凌夷极了。秦孝公的元年,已是入战国的一百十七年,所以战国的前半期,列国的势力,是平均的。秦国的独强、六国的破灭,全在从前二二七三到前二三八九这一百四十一年之内。

孝公即位之后,用了商鞅,定了变法之令,把全国的人,都驱到“农战”一途,于是秦国的国势,就骤然强盛起来了。秦之盛:地势、竞争、质朴、变法。秦用兵路线。秦国的攻六国,可以分做两截看:其第一截,是“自完主义”,就是要全有如今陕西的地方。前二二五一年,商鞅出兵伐魏,大败魏兵,魏入河西以和。于是魏惠王弃安邑,如今山西的夏县。徙都大梁。如今河南的开封县。秦国既除了肘腋之患,又开了一条渡河而东的路。前二二三九年,秦国人又伐魏,取了上郡,于是如今陕西地方,全入秦国的版图。前二二二七年,秦国又灭了蜀。蜀的地方,本是最为富饶,而且因山川之险,从战国以前,从没和别国交过兵。秦国得了这一块“处女的富源地”,更其“富厚轻诸侯”。汉高祖和项羽相持,就是用的关中的兵,巴蜀的饷。战国时代的秦,想必也有这种情形。所以《战国策》上,说他得蜀之后,“益富厚,倾诸侯”。

他进取的兵,可以把他分做三路看:前二二二四年,败楚,取汉中。到前二一九一年,司马错伐楚,取黔中,楚献汉北之地。明年,白起伐楚,取鄢、就是春秋时的鄢陵。邓、如今河南的南阳县。西陵。如今湖南的东湖县。又明年,白起再伐楚,拔郢,烧夷陵。在东湖县,楚先王坟墓所在。楚东北徙都陈,如今河南的淮宁县,后来又迁到寿春,如今安徽的寿县。这一支可以算是“出长江流域的兵”,攻楚的。其中又分为两支,从江汉上游,顺流而下。其“出河南的一支兵”所走的,便是如今从陕西出潼关的一条路。前二二二二年,伐韩,拔宜阳。如今河南的宜阳县。从此以后,韩和东西周,都入秦人掌握之内。他却又“出一支兵于河北”:前二一七三年,伐韩,拔野王。如今河南的河内县。于是上党如今山西的晋城县。路绝,上党的人不愿意归顺秦国,就降了赵。秦国的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如今山西的高平县。坑降卒四十万,就攻破了上党,北定太原。于是过娘子关到直隶,出天井关到河南的路,都在秦国人手里。前二一六八年,秦国就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如今直隶的邯郸县。这时候,列国救赵的兵,都不敢进,幸而有一个魏国的公子无忌,夺了晋鄙的兵,击败秦军于邯郸下,三晋才算苟延残喘了几年。前二一六○年,秦灭东周,又伐韩,取荥阳,如今河南的荥泽县。成皋,如今河南的汜水县。地界直接大梁。前二一五七年,秦始皇立。立后十九年,就是前二一三九年,灭赵,赵国的公子嘉,自立为代王,和燕国人合兵,驻扎在上谷。如今直隶的怀来县。秦始皇派王翦驻扎在中山如今直隶的定县。以图燕。燕国的太子丹,派勇士荆轲到秦国去,要想刺杀秦始皇,事情没有成功。秦始皇大怒,发大兵围蓟,燕王奔辽东。前二一三六年,秦灭魏。明年,攻楚,又明年,把楚国灭掉了。前二一三三年,大发兵攻辽东,虏燕王喜。还灭代,虏代王嘉。明年,就把灭燕的兵南攻齐,虏齐王建。于是六国尽亡,秦国就统一天下了。周赧王的灭亡,在前二一六七年。先是敬王从王城(洛邑西城)徙居成周(洛邑东城),考王时,封弟揭于王城,是为东周桓公,桓公的孙惠公,又自封其少子于巩(如今河南的巩县),是为东周惠公。赧王时,又徙都西周。赧王入秦,西周君也同时灭亡。东周君又奉周祀七年,到前二一六○年,才给秦国灭掉。其余诸小国,许亡于郑,郑亡于韩,曹亡于宋,宋亡于齐,鲁及陈、蔡皆亡于楚,只有卫国,到前二一二○年——秦二世元年,才给秦国灭掉。

秦国所以能灭掉六国,下列三条,大约是最大的原因:(一)秦国和戎狄竞争最烈,以磨砺而强。晋在太原时近狄,迁绛之后,距敌较远。和楚竞争的“黎”、“越”二族,和齐竞争的莱荑,都不是强敌。比不上犬戎。参看第六章。(二)秦国所据的地势,和商周先世是一样。参看第四章。从这地方出函谷关攻山东,出武关攻南阳、襄汉,都是上流之势。秦国攻楚的路,和楚国先世拓土的路,也是一样。参看上节自明。(三)秦国开化较晚,所以风气朴实,国力较六国为充足。试看李斯《谏逐客书》。列举当时淫侈的事情,秦国竟没有一件。大抵文明进化已久的国,往往不免于暮气;文明程度太浅的国,因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强盛的元素都太缺乏,又兴旺不起来,就暂时强盛,也不能持久,吴越就属于这一种。战国时代的六国属于前一种。只有新进于文明的野蛮国家,最为可怕,秦国就属于这一种了。

秦国吞灭六国,我国的封建时代实在应当说是分立时代,但是封建这名词,通行已久,现在姑且沿用他。就此告终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便是“我国的分裂时代从最早可考的时代起,到底共有若干国,后来怎样渐次吞并,归于统一的”呢?这一个问题,我请在第七章里头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