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战国/中国古代第一部词典

作者简介

《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记载作者姓名。对于《尔雅》的写作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不同，有人认为是西周初年周公旦所作，后来孔子及其弟子作过增补，有人认为是孔子弟子编写的。这种种说法都令人怀疑。根据史料推测，《尔雅》成书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因为书中所用的资料，有的来自《楚辞》、《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而这些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书中谈到的一些动物，如狻猊（即狮子），据研究，不是战国以前所能见到的。《尔雅》成书的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在汉文帝时已经设置了《尔雅》博士，到汉武帝时已经出现了犍为文学的《尔雅注》。最初成书当在战国末年，是由当时一些儒生汇集各种资料而成。历经秦火、战乱之后，这部书在汉代初年重新问世，又经过经师儒生的陆续增补，才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尔雅》。

背景介绍

《尔雅》是一部以解释五经为主通释群书语义的训诂汇编，而训诂萌芽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才有较大的发展。因为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几百年间，语言文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人已经不大看得懂古书，需要有专门的学者来讲解。而汉代的统治者力图用儒家的经典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五经博士，在官学里讲授经义。这就促进了训诂的繁荣。

名著概要

已知最早提到《尔雅》这部书的是《汉书·艺文志》，其中它被著录为3卷20篇。此处所列的数字与现行本划分为19篇的歧异历来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现行版本19篇，每一篇的题目都以“释”字打头，紧跟的下一个字则描述本篇中所要处理的材料的性质。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题目及各篇的内容如下：（一）《释诂》：动词、通常用作形容词或副词的词，以及一些语法虚词。（二）《释言》：动词。（三）《释训》：原始的状态动词或者描述动词，其中许多是重叠的双音节词。（四）《释亲》：亲属称谓。（五）《释宫》：建筑用语。（六）《释器》：范围很广的器具之名，以及与使用这些词条有关的动词。（七）《释乐》：乐器名及某些音乐术语的条目。（八）《释天》：天文、历法及气象用语。（九）《释地》：地理及地质用语。（十）《释丘》：与土丘有关的用语。（十一）《释山》：与山有关的用语及著名山脉之名。（十二）《释水》：与河流、溪水有关的用语以及诸如岛屿和船舶的各种各样的相关条目。（十三）《释草》：草、草药以及蔬菜之名。（十四）《释木》：树及灌木之名。（十五）《释虫》：昆虫、蜘蛛、爬虫等虫类之名。（十六）《释鱼》：各种各样的水生动物诸如鱼、两栖动物以及甲壳类动物。（十七）《释鸟》：野禽之名。（十九）《释畜》：家养动物及家禽之名。这19篇的前3篇与后16篇有显著的区别，可以分成两大类。前3篇，即“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其中“释诂”是解释古代的词，它把古已有之的若干个词类聚在一起，作为被训释词，用一个当时通行的词去解释它们。“释言”是以字作为解释对象，被训释词大多只有一两个。“释训”专门解释描写事物情貌的叠音词或联绵词。《尔雅》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其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4篇解释的是亲属称谓和宫室器物的名称。在汉代，儿童在完成识字阶段的教育后，要读《论语》、《孝经》和《尔雅》这3部书。学习《尔雅》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增长各种知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尔雅》的知识容量比较有限，但是在古代已经非常可观了。

阅读指导

根据《尔雅》本身的分类，一类一类地看，注意把握大的方向：《尔雅》前三篇即“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尔雅》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

国语/战国/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

作者简介

关于本书的作者，历史上多有争议。唐宋以前，人们都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著。比如西汉时的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三十中提到左丘明整理了这部著作，还有东汉的班固、三国吴的韦昭、唐朝的刘知几等。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可以得知《国语》的成书经过为：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之作传，即《春秋左氏传》。后来，左丘明不幸失明，根据纂著《春秋》时所剩材料，编著了一本《国语》。根据《史记》记载，左丘明在20岁左右时，会见过年老的孔子，而在他编《国语》时差不多70岁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部书的形成就不可能早于约公元前425年。唐宋以后很多学者对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一事提出异议，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国语》是在战国初年编辑而成，作者有待进一步考证。

背景介绍

随着周平王的东迁，周王朝对于诸侯的控制逐渐受到挑战，各个诸侯国为了自己领土的扩张，攻伐与结盟这两种手段在诸侯国之间被普遍采用。在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中，对于治国方略、外交辞令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于前代经验的总结也成了历史的必然。这就是《国语》一书出现的历史背景。

名著概要

《国语》言谈为事实而发，事实又作为言谈的验证。它着重记述“邦国成败，嘉言善语”，故名《国语》。《国语》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所记载史实的时间，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约前976年），下至韩、赵、魏灭智伯，共约500年间的历史，内容涉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以记载言论为主，但也有不少记事的成分。这部书不是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除《周语》略为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重点记载了个别事件。可能作者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就是零散的，他只是将这些材料汇编起来，所以各国史事的详略多寡也不一样。其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半；《周语》三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

但《国语》不是编年体，它是以国分类。《国语》中《周语》排在最前面，内容也很丰富，它又和鲁、齐、晋、郑、楚、吴、越并列，所以又不像严格意义上的分国史体例。《国语》记载晋国史事最多，内容最丰富，其卷数占整书的近一半，相比之下，其他国的记载就很简略了，如《郑语》，仅记载了桓公与史伯的对话。因此，有人将《国语》称之为《晋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国语》记有穆、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十王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宝贵资料。《国语》的《齐语》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过大有裨益。《越语》用很大的篇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国语》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

《国语》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通过不同风格、特色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运，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国语》记史，生动、精练，为历代所称道。《吴语》、《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从吴败越，越王勾践卑事吴王夫差，最后终于灭吴，如此大事，包括两国最高层的谋略，大臣的劝谏，两国外交、内政、战争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除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外，作者还善于选取一些精彩的言论，用以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妄图用高压手段压制来自人民的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国语》中的《鲁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吴语》和《越语》在全书中风格较为特殊。它以吴越争霸和勾践报仇雪耻之事为中心，写得波澜起伏，很有气势。其中写到吴王夫差发兵北征，与晋人争霸中原，事情尚未成功，后院起火，传来了越王勾践袭击吴都姑苏的消息。夫差急召大臣合谋，采用王孙雒的建议，连夜布成三个万人方阵，中军白旗白甲，左军红旗红甲，右军黑旗黑甲，望去“如荼”、“如火”、“如墨”。晋军“大骇不出”，吴王乘势要求晋君让他当盟主，然后连忙撤兵，班师回吴。这一段写得有声有色，宛如后世小说笔法。

《国语》所反映的进步思想虽不如《左传》鲜明，然如祭公谏穆王征犬戎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又说：“无勤民于远。”召公谏厉王弭谤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都是很有意义的文章。从文学上的成就说，《国语》远不如《左传》。这从长勺之战可以看出。两书所记，意同而辞不同，一则简练而姿态有神，一则平庸而枯槁乏味。试一比较，优劣自见。

但《国语》记言之文亦有风趣绝佳者，如《晋语》记姜氏与子犯谋醉重耳一段，重耳和子犯二人对话，幽默生动，当时情景如在目前；而《左传》于此过于求简，反觉有所不足。此外《晋语》八记叔向谏晋平公事，滑稽讽刺有似《晏子春秋》；《越语》下载越王勾践与范蠡的问答多用韵语，也各具特色。

阅读指导

凡是研究古代史学的人，都在研究《国语》和《左传》的关系，鉴于此，我们在阅读时，可以把《左传》、《国语》进行比较，因为两者都同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都成书于战国时期，可以比较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同时《国语》也可与《尚书》比较，虽同属记言之书，但两者还是有其差别。

战国策/战国末/“文辞之最、行人辞命之极”

作者简介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的言论与行状的文章集，不是某一人的作品，它是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游说之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代，有人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的研究，讲究如何揣摩人君主观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他们对谈说之术非常重视，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不断收集资料，储以备用，有时并自行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是这样产生的。由西汉刘向辑录成书，书名也为刘向所定。刘向（约前77～前6年）是汉代著名学者，除经学与文学外，在古籍整理上贡献亦多。汉成帝时，刘向受诏校录群书，《战国策》即其中之一。据刘向《战国策书录》，该书收集的文章，在他以前已以《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书名流传。他做的工作只是收集，按国别和大体时间排序并除去重复章节。

背景介绍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地主制。在政治方面，由春秋时期小国林立的争霸局面，变为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大国争雄为主。这就促使各国国君和贵要人物去重视一些虽非出自世卿之家，但有某方面实际能力的人，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养士”之风。在这种形势的激发下，产生了怀抱各种政治主张的游士，奔走于列国之间，进行游说，希望自己的主张能被当政者采纳，而自己受到重用。

名著概要

汉代刘向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分编，共33卷，定名为《战国策》。它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至楚、汉之起以前，共245年间的历史。因而此书思想活跃，有许多纵横阴谋之术，不合于儒家的思想，故被儒家所排斥，未得在世广泛传播，后来便渐渐残缺不全。如刘向编订的《战国策》有《蒯通说韩信自立》一篇，曾被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淮阴侯列传注》所引，但后来《战国策》中此篇丢失。据《崇文总目》称，共散失11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从士大夫的私人藏书中访求书籍，并加以校订，正其谬误，重新凑足了33篇。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巩所校订的《战国策》与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在篇目上已有了出入。所以，历史上就存在两种文本的《战国策》，刘向所编为古文，曾巩所校补的为新本。

今本《战国策》的篇目如下：

（一）《西周策》1篇，分为17章。（二）《东周策》1篇，分为22章。（三）《秦策》5篇，分为64章。（四）《齐策》6篇，分为57章。（五）《楚策》4篇，分为52章。（六）《赵策》4篇，分为66章。（七）《魏策》4篇，分为81章。（八）《韩策》3篇，分为69章。（九）《燕策》3篇，分为34章。（十）《宋卫策》1篇，分为14章。（十一）《中山策》1篇，分为10章。以上共33篇，486章。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校订的。

《战国策》的学术价值，在于记载了战国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

1．战国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334年是魏国强大和魏齐争霸时期，属战国前期。本期中的重大事件，如魏国霸业的形成，魏、齐的争衡和互尊为王，在《史记》中均语焉不详，若明若昧，主要靠《战国策》保存了这些事件的梗概。

2．从公元前333年到公元前288年齐、秦称帝，属于战国中期。《战国策》所载，此期的大事有：五国相王，齐破燕，苏秦和燕、齐的关系。

3．自公元前287年到公元前221年是战国历史的第三阶段，属战国后期。这是齐、赵削弱，秦国由独立强大到统一的时期。尤其应提出的是《战国策》作为一部纵横家的言论集，特别记载了六国灭亡前夕合纵派游士的活动。战国后期，比较有力量与秦国相抗的是赵国，因为人民习于战争，又有廉颇、赵奢、李牧等名将指挥作战，故“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许多合纵的故事，包括苏秦游说六国之辞和佩六国相印之说，大致都是这个时期编撰出来的。这些聚集在赵国的游士后来被范雎派人分化、收买，最后发生分裂，不再谈合纵，于是张仪为秦破纵连横的故事也就出现了。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话剧，《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至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蒯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战国策》中运用工整的对偶和排比法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亦为汉赋所继承。《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形象，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著名的散文学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战国策》的影响。

作品特色

和《左传》一样，《战国策》也是一部历史著作。它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它原来的书名并不确定，是在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虽然我们习惯上把《战国策》也归为历史著作，但它与《左传》已经有了太多的不同。从春秋到战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作为威胁社会秩序纽带的“礼”也已然断裂，天下诸侯蜂起，战乱频繁，新兴的士阶层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战国策》，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气息。《战国策》以大量的事实展示了“士”的重要性，如《齐策四》记载齐宣王重用王斗，王斗举荐五个人出任要职，结果齐国大治；《燕策一》记载燕昭王师事郭隗，招揽天下之士，结果燕国强大起来，联合五国讨伐齐国。这些布衣之士左右天下局势的事迹被作者津津乐道，甚至加以虚构。他们甚至在诸侯王公面前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在《齐策四》中，道出：“士贵耳，王不贵。”这种思想不仅完全突破了讲究等级尊卑的宗法观念，而且与《左传》的民本思想根本不同。它说明，在社会的巨变中，作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士的影响力和地位在不断地上升，自我意识不断地加强，终于要和传统的贵族分庭抗礼了。这样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传统的道德在沦丧，传统的伦理在崩溃，人们撕掉了过去笼罩在国家和人际关系方面温情脉脉的“礼”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苏秦在失败时和富贵时人们的态度变化，正说明了那个时代崇实尚利的人际关系实质。名利思想已经侵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围绕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战国策》描写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上至诸侯王公，下至闾巷细民，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出现在《战国策》中，使得它的人物画廊空前地开阔。当然，最活跃的还是那些俊雄宏辩之士。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任意驰骋，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显示出卓异的风采。作者在叙述他们的事迹时，往往集中笔墨叙写一个人的事迹，通过富于特征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同时，作者还使用大量的夸张、渲染和虚构手法，和铺陈、排比、夸张、比喻的手法，造成酣畅淋漓的启示和铿锵有力的文章节奏。这样，就使得奇异曲折的情节与恢奇卓异的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既文采飞扬，又充满了传奇色彩。《战国策》在叙事写人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它辨丽恣肆、词采华丽的文风，在文学史上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艺术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的向前发展。

阅读指导

《战国策》一书，因其对战国时代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及谋臣策士们在此斗争中的折冲周旋有不少生动的记叙，可以作为史书来读。此外，该书叙事记言，起伏跌宕，文笔极佳，又可作为文学书来读。

庄子/战国/庄周/游逍遥、达齐物的智慧结晶

作者简介

关于《庄子》一书的作者，自司马迁开始，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先秦著名思想家，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较孟子稍晚，为惠施挚友。他曾做过蒙地漆园小吏，管理生产漆的工匠，任职不久即辞官。庄子一生视仕途为草芥，不追逐官禄，因而他家境贫寒，一生穷困潦倒，除讲学、著述外，有时靠打草鞋维持生活，有时靠钓鱼糊口。曾经向监河侯（官名）借过粮食，也曾经穿着粗布麻鞋见魏王。相传楚威王以厚金聘他做楚国的丞相，但他却坚辞不就，后来终身脱离仕途，过着隐居的生活。庄子蔑视权贵，鄙视吏禄，追求个人自由。他猛烈地抨击当时的社会，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圣人生而大盗起”，直接把矛头指向暴君，表现出对统治者和当时社会制度的不满和蔑视。庄子还是一位十分豁达的文人，面对什么事情都能处之泰然，并练就了一套“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的功夫。庄子一生虽处于穷困之中，但他能在逆境中博览群书，这使他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庄子的思想与老子相近，推崇并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并且“著书十余万言”，后被编成《庄子》一书。

背景介绍

庄子处于战国乱世，当时的许多统治者口尧心桀，盗用仁义之空名，奢谈无定之是非，以行其争权夺利、压迫人民之实，造成了社会黑暗和人生灾难。庄子生活的宋国，当时宋王偃“射天笞地”，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在此背景下，庄子对人生的前途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丧失了信心，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因而更加推进了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

名著概要

《庄子》亦称《南华经》，根据汉代流传的古本，有52篇，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3，共10余万字。但传世的郭象注本只有33篇：内篇7，外篇15，杂篇11。这些是不是都是庄子的著作，历来有争议。一般认为，《内篇》思想连贯，文风一致，是全书的核心，应当属于庄子的著作，《外篇》、《杂篇》冗杂，有可能是庄子门徒或后学所作。

《庄子》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书中绝大部分是寓言。所谓“寓言”指言在此而意在彼；所谓“重言”是借重古先哲或当时名人的话，或另造一些古代的“乌有先生”来谈道说法，让他们互相辩论，或褒或贬，没有一定的定论。所谓“卮言 ”就是漏斗式的话，漏斗空而无底，隐喻无成见之言。

《内篇》是全书的核心，包括《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道充符》、《大宗师》、《应帝王》7篇，各篇各有中心思想，但又具内在联系，反映了庄子的宇宙观、认识论、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和社会历史观。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主旨是讲人应该如何才能适性解脱，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他认为只有忘绝现实，超脱于物，才是真正的逍遥。庄子认为人生种种苦恼和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在于“有待”、“有己”，而“逍遥”的境界是“无所待”的，即不依赖外在条件、他力的。

《齐物论》表述了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强调自然与人是有机的生命统一体，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如果要达到解脱逍遥，就必须齐物，所谓“齐物”就是齐同物。首先，从绝对“道体”的高度来看，认识对象的性质是相对的，处于不断转化之中，其性质因而就无法真正认识。其次，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和知识的可靠性也是相对的，没有客观标准，所以知与不知是不能证明和区分的。再次，探求事物的是非、真假，应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所以庄子认为，不论客观万物还是人的内心世界都受“道”的主宰，因而事物的彼此、认识上的是非等都是相对的。

《养生主》主要讲人生观，即养生之道或原则。庄子正面阐述养生的原则，就是要“缘督以为经”，即顺乎自然的中道。而后，又以“庖丁解牛”等具体说明：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如何找出客观规律以适应现实并“游刃有余”，形体的缺陷不影响养生，养生主要是使精神得到自由，人之生死是自然现象，不必过分感情激动而影响养生，养生之道重在精神而不在形体。

《人间世》是讲处世哲学，提出了“心斋”的命题。他认为耳目心智无法去认识道，只有使精神保持虚静状态，才能为道归集，悟得妙道。又以一连串的寓言来说明待人接物要安顺，并说明有用有为必有害，无用无为才是福。

《道充符》主要是讲道德论。通过寓言的形式，写了几个肢体残缺、形状丑陋的人，但他们的道德却完美充实。庄子所指的“德”指领悟大道，因循变化，顺其自然。

《大宗师》的主旨是讲“道”和如何“修道”。“道”是客观存在的，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其存在不以它物为条件，不以它物为对象，在时空上是无限的，是一无始无终的宇宙生命。万物的生命，即此宇宙生命的发用流行。庄子认为，人们通过修养去体验大道，接近大道，可以超越人们对于生死的执着和外在功名利禄的束缚。修养的方法就是“坐忘”，即通过暂时与俗情世界绝缘，忘却知识、智力、礼乐、仁义，甚至我们的形躯，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

《应帝王》主要是讲政治。通过寓言来强调“无为”的重要性。

《外篇》和《内篇》中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在《秋水篇》中提到物质的无穷性、时空的无限性和事物的特殊性；在《则阳》篇中论述了关于矛盾对立面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思想；《天下》篇是介绍先秦几个重要学派哲学思想的专论。

作品特色

《庄子》艺术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庄子认为，至高无上的大道理难以用语言表达，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只能借助于直觉领悟。因此，《庄子》采用了“寓言”、“重言”、“卮言”为主的表现形式。所谓“寓言”，意思是言在此而意在彼，作者借助河伯、海神、云神、元气，甚至鸱鸦狸狲、山灵水怪等逸出尘想的艺术形象，演为故事，来讲述一定的道理。所谓“重言”，是借重古先圣哲或当时名人的话，或另造一些古代的“乌有先生”来谈道说法，让他们互相辩论，或褒或贬，没有一定之论。但在每一个场合的背后，却都隐藏着庄子的观点和身影。“卮”是古代的漏斗，所谓“卮言”，就是漏斗式的话。漏斗的特点是空而无底，“卮言”隐喻没有成见的言语。通过这三种暗示性的表现方式，《庄子》把深奥的哲理化作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似乎具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在《庄子》中，作者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奇幻丰富、光怪陆离的艺术想象世界，使得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作者向古代神话传说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再加上自己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编制出新奇怪诞的形象和故事，使作品充满了神奇莫测、出人意表的境界。在作者富有想象力的生花妙笔下，小到草木虫鱼，大到飞禽走兽，都获得了人的思想、情趣和性格，而在这些生物的活动以及它们所发的议论中，又表现出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庄子》这种恣肆纵横、奇特瑰丽的浪漫主义特征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人因此把《庄子》与浪漫主义的另一典范《离骚》并称为“庄骚”。

作品影响

《庄子》一书是道家与道教的经典，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庄子曾被统治者封为南华真人，《庄子》被封为《南华真经》。从魏晋玄学，到宋代理学，从嵇康、阮籍、陶渊明，到李白、苏轼，再到汤显祖、金圣叹、曹雪芹，《庄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

阅读指导

《庄子》一书文笔纵横、气势磅礴，使人读来往往有一种心神清旷、超然欲仙的感觉。《庄子》一书的后世注笺本比较多，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郭象的《庄子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释》、刘武的《庄子集释内篇补正》。文笔风流，发藏掘隐，各具千秋，可以说是读者阅读和领略《庄子》一书神采的理想选本。

荀子/战国/荀况/先秦诸子百家集大成者

作者简介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公元前313～前238年，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其政治、学术活动年代约在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到秦王政九年（前238年）间。荀子是战国末期与孟子齐名的一位儒家大师，是继孟子后儒家又一杰出代表。他曾游学齐国，在著名的稷下学宫讲学，并被尊奉为学官之长。后来做过楚国的兰陵令，也曾议兵于赵，论儒于秦，晚年定居兰陵，从事著作和教育。他的门人很多，赫赫有名的法家人物韩非和李斯就是他的高徒。公元前285年，正是齐王吞并宋国，兵强势盛的时候，荀子曾企图说服齐国宰相实行儒家的仁义王道，劝说齐国君臣选贤任能，重用儒家。但齐王听不进荀子的建议，荀子只好离开齐国去了楚国。不久，齐果然被燕打败。荀子总结这一教训时说，齐王不修礼义是使齐国由强到弱到失败的根本原因。荀子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是用于研究和传习儒家经典，以及从事教学。他的学生很多，李斯、韩非、浮丘伯等曾受业为其弟子。他善于吸收和批判诸子百家的学说，尤有功于诸经。荀子的著作十分丰富，在汉代抄录流传的有300多篇，后经刘向校正，定为32篇。有人说荀子是法家，也有人说他是道家，荀子自己则以儒家自居，对孔丘推崇备至。总的说来，荀子之学确是以兴儒尊孔为主旨，却又明显地受到墨、道、法、名诸家的影响。

背景介绍

荀子生活在中国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的战国末年，当时奴隶制度已经崩溃，割据局面即将结束，封建主义大一统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生产力和科学都有了新的发展，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如日方升，对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当时结束战国以来“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中提出了批判地综合百家之学的任务，当时有一个人试图担当这个任务，这个人就是荀子。

名著概要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子》这部书是荀子晚年为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而编写的。《荀子》一书现存32篇，一般认为，《大略》以下6篇是其“弟子杂录”，其余26篇为荀况手笔。

《荀子》明确论述了“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天论》篇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天的变化是自然的变化，而且是有规律的，日月、风雨、寒暑的运行与变化，不因人们的喜怒而转移。同时还充分肯定了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肯定了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和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强调了认识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他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并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形象比喻，说明学习没有止境和后来居上的道理，劝导人们要进行广博的学习，要发扬“锲而不舍”、“用心一也”的精神，反对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和杂而不专，成为激励后人学习的名篇佳句。

荀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性恶》、《修身》、《礼论》等篇中。他在《性恶篇》提出“性伪之分”的命题，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性”，而后天习得的则是“伪”。“伪”是“人为”的意思。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和“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只有通过封建伦理道德来严格加以限制，才能变成性善的，才符合封建礼仪。《礼论篇》认为，礼义起源对人的自然本性情欲情感的限制，起源于人们无限的欲求与社会有限的财富的矛盾。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求必须满足，但财富毕竟有限，因此只能按社会名分等级来确立消费的多寡，以解决需求和生活资料的矛盾。

荀子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强国》等篇中。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荀子提出了“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王制篇》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能“群”。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面对自然，面对野兽，必须联合成社会群体，而任何群体，必然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要有分工和合作，要有等级名分，并依次决定消费品之分配，以免发生斗争和内乱。《富国篇》提出“明分使群”的命题，指出一个人的能力不能兼通数种技艺，兼管各种事务。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靠众多人的生产品供给。群居生活一定要明其职分和等级。明确各人的职分是人能“群”的前提，而礼义是维持“分”的手段。荀子主张“以礼正国”。他所倡导的“礼治”，是通过社会分工，确立贫富贵贱的等级秩序。

荀子的礼论又是与乐论相结合的。《乐论篇》强调，礼乐不仅调节人们的物质需求，还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儒家的治道，是一种教化形态，它也包含法治、刑政，但主要是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一个人的人格，以礼节民，以乐和民。礼乐刑政，相辅相成。荀子把儒家的礼乐相辅相成之道发挥到极致，主张美善相乐，指出通过礼乐教化可以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质，纯洁人心，成就每一个和乐庄敬的生命，达到理想的胜境。《正名篇》、《解蔽篇》等主张名实统一，以名指实，达到名实相符，提出了制名的几条原则和防止认识的片面性的方法，具有丰富的逻辑学与认识论思想。《非十二子篇》、《解蔽篇》等对儒墨道法名诸学派的代表思想家有所评论和批判。

在如何治理国家问题上，荀子提出了“重法爱民”、“赏罚严明”的政治纲领。他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一定要有一套严密的政治法令和赏罚措施。对人民，在没有给他利益之前就从他身上谋取利益，不如先给他利益然后再从他身上索取利益更有利；不爱护他却重用他，不如先爱护他然后再重用他更为有效。荀子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治理好国家。

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子主张一方面用赏罚严明的制度来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强本抑末”、“节用裕民”、“开源节流”的经济措施，加强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品流通，不断开拓新的财源，限制统治阶级的费用，以此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荀子这种经济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人民的愿望。

作品特色

先秦诸子的散文发展到《荀子》，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内容和形式都有新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荀子的文章博大精深，涵盖面广。他的论文涉及哲学、军事、政治、经济、伦理、学术史、音乐等主要领域。在这些领域里，荀子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写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精彩篇章。荀子的文章另一个特色是严谨周详，说理缜密。他的论文长于正论反驳，有破有立。而驳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论文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后来韩非的努力下，这种文体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完善。如《正论》一文，荀子先列举6种世俗的说法，然后一一加以驳斥，最后申明自己的观点。

荀子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便是老练淳厚。在天下闻名的稷下，他最受人爱戴，多次被学者们推举为“祭酒”，他的学生更是高才辈出，如韩非、李斯等，后来都成为一国之相。荀子的文章，辩才无碍，气势磅礴，又自有一种长者的风范。在文中，很少用有故事情节的寓言而常连用一串比喻，如《劝学》最为突出：“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这几个比喻目标明确，就是为了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些比喻的运用，也增强了荀子文章说理的力度和长者的典重淳厚。

作品影响

荀子是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家大师，他不但在自己的论著中崇尚“大儒”而贬低“俗儒”，而且在现实中也是以“大儒”自居的。作为大儒的荀子，他对当时的经典无所不通，他继承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并有所发展创造，成为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学思想家。但他和孔子、孟子又有所不同，他的学问已经自成一派，所谓孔子之后儒家“一分为八”，荀子就是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荀子是位关键性的人物，他不但继承了先师的学问和思想，而且有所创新，发扬了儒家思想中比较进步的一些方面。也许正因为这样，唐代的韩愈认为荀子不再是纯而又纯的儒学大家。但我们认为，荀子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地方，正是他的勇于创新和大胆开拓。

阅读指导

阅读时要注意，荀子学术虽系出于儒家，但在体系上又兼容诸子百家之长，并批评儒家学说（特别是孟子学说）的唯心守旧成分，而有所倾向于法家，是一个半儒半法式人物。要注意荀子思想与传统孔孟思想之间差异并正确把握。

鬼谷子/春秋/鬼谷子/“智慧禁果，景世奇书”

作者简介

鬼谷子，生卒年不详，姓王名诩，一说为春秋时代卫国（今河南鹤壁淇县）人。

鬼谷子长于修身养性和纵横术、精通兵法、武术、奇门八卦，民间称其为“王禅老祖”，中国春秋战国史上一代显赫人物，是“诸子百家”之一，纵横家的鼻祖，也是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鬼谷子招收徒弟从不挑剔。其下有苏秦与张仪两个叱吒战国时代的杰出弟子。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鬼谷子先师既有政治家的六韬三略，又擅长于外交家的纵横之术，更兼有阴阳家的祖宗衣钵，预言家的江湖神算，所以世人称鬼谷子是一位奇才、全才。民间亦有传说鬼谷子是命理师的祖师爷。“鬼谷”之名，由其出生地或隐居地（今河南登封市内的归谷山）而得，因“鬼”、“归”二字同音相近，一音之传，兼之“鬼”字更富传奇色彩，故将“归谷”习称为“鬼谷”。最早记载鬼谷子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苏秦列传》中说：“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子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道教认为鬼谷先生为“古之真仙”，曾在人间活了百余岁，而后不知去向。

鬼谷子先师据传说是为个人而笑天下之人。也可以说是个难驾驭之人。他的书籍流传甚少，多为抄译。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一书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典《道藏》中。《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

名著概要

《鬼谷子》是一部争议颇多的先秦典籍，历代学者褒贬、毁誉不一。该书主要阐述了关于纵横、捭阖、反应、内捷、揣情、摩意、权量、转丸等技巧，在政治上主张“主事日成而人不知”；在军事上主张“主兵日胜而人不畏”；在经济上主张“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鬼谷子学说被道家和阴阳家奉为经典。

《鬼谷子》共有14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

《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此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

《鬼谷子》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书，因此可以说，《鬼谷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作品影响

《鬼谷子》是一部谋略学巨著，它素有“智慧禁果，景世奇书”之美称。

鬼谷子是先秦诸子之一，他精通数门学问，从衣、食、住、行、医等、了家理财、治国方案、外政外交、兵书战策、兵器发明、天文地理、神奇推算、养生教子等等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创立了纵横一派学说，并由弟子发扬光大，与当时文化衍生的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合起来称为九流十家。

《鬼谷子》一书在海外特别是德国、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地有很大的影响。如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称：鬼谷子因有察人之明和对历史可能性的洞察以及对当时外交技巧的掌握而成为最有影响的人物。他认为鬼谷子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怀疑论者。日本是受鬼谷子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迄今仍有一些学者信奉鬼谷子学说，自称鬼谷信徒。

延伸阅读

一天，鬼谷子想试探一下弟子庞涓和孙膑的机智与应变能力，于是他坐在屋里，对庞涓和孙膑说：“你们谁把我从屋里请到屋外，谁取胜。”

庞涓先试，他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跑进屋，对师傅说：“启禀师傅，元始天尊驾到，请您接驾。”鬼谷子听后无动于衷。庞涓第二次跑进来，连鞋都掉了一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师傅，九天玄女来了，正在外面等您呢！”鬼谷子身子动了动，但很快气定神闲了。庞涓不死心，第三次冲进来，一不小心摔倒了，两颗门牙磕断了，他掩着流血的嘴，支支吾吾地说：“师傅，大事不好啦，苏师兄跟张师兄打架，张师兄把苏师兄打死了！”这时鬼谷子站起身来，惊诧地看了看他，然后又坐下身来。

这次轮到孙膑了，孙膑一进来就满脸虔诚地说：“师傅，我恐怕不行啊。”鬼谷子一听这话感觉奇怪，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孙膑说：“您老人家能推断500年过去500年未来，我怎么骗得了您呢？”鬼谷子听罢赞美，不禁有些飘飘然了。孙膑话锋一转说：“不过，我敢断定，您老人家如果在屋外，我倒有办法把您骗进来。你想啊，外面的事是有天数的，您可以算出来；而屋里的事，是没有天数的，您出去了就算不出来了。”鬼谷子一听有些生气，心想：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他让人把自己连人带椅子抬到了外面。孙膑见师傅出来了，大笑道：“我已把师傅请出来了，我胜了！”

孙膑兵法/战国/孙膑/战国兵书之杰

作者简介

孙膑，真名失传。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山东鄄城北）一带人。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是孙子的后代，孙子死后100多年而有孙膑。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据载，青年时的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下山后，投奔魏国，得到魏惠王的宠信，被任为将。庞涓自忖才能不及孙膑，害怕他下山到魏国后影响自己的前程，更担心他到别国后成为自己的对手，于是决定设计陷害孙膑。不久，庞涓派人上山，以同朝为官为由，劝孙膑赴魏。孙膑不知是计，欣然允诺。不料一到魏国，便落入了庞涓的圈套。魏惠王听信庞涓谗言，无端处孙膑以膑刑，挖掉了他的两块膝盖骨，使之终身残废。孙膑身处危境，显示出卓越的智慧。他佯狂自晦，并设计归齐，得到大将田忌的赏识；又通过著名的“田忌赛马”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得到齐威王的器重，被任为齐国的军师，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公元前354年，魏国以庞涓为将率军伐赵，兵围邯郸。齐国应赵国之请，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击魏救赵。魏惠王见齐军逼进，急令庞涓回师自救。刚刚攻下邯郸的庞涓闻大梁告急，急率疲惫之师回救。至桂陵时，遭到齐军迎头痛击，几乎全军覆灭，庞涓仅以身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韩国。韩国难以抵挡，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膑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令军队逐步减灶，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背景介绍

战国时期，奴隶制度处于崩溃之中，封建制度正在逐步确立。各国不但重视发展生产，进行改革和变法，壮大自己的国力，而且还注重扩大地盘，兼并邻国。因而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兵员数量大大增加，精选将领和训练士卒成为形势的迫切要求，对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

名著概要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孙膑兵法》共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战争观上，孙膑总结了从三皇五帝到战国中期的一些主要战争的经验教训，在《见威王》篇中，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战争观。其贡献和主要观点有：（一）提出了“战而强立”、“天下服”的战争指导原则。他认为，在分裂、割据、混战和“诸侯并伐”的战争环境中，决不能靠“仁义”、“礼乐”去“禁争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达到“天下服”的目的。这是孙膑战争观的核心思想，揭示了战争的政治目的。（二）区分了“有义”、“无义” 战争，初步揭示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指出“有义”战争，“卒寡而兵强”，即兵员虽少，而战斗力强；“无义”战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即天下谁也无法使其防守坚固、战斗力强大。（三）阐明了战争胜负对国家安危、存亡的关系，指出“战胜”，能挽救和保存危亡中的国家；“战不胜”，就会失地害国。对战争要认真研究，高度警惕。（四）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指出，轻率好战者会导致亡国。战争不是儿戏，不可轻率进行，不能“无义”地贪求胜利。无止境地穷兵黩武，最后必然灭亡。

在军队建设上，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强兵的关键所在；强调治军不但要信赏明罚、令行禁止，还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包括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提高军队的全面素质。

在战争指导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观点。这里的“道”即战争规律。孙膑对“道”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概括：“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件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也就是说，“道”的内容包括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内容，战争指导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孙膑兵法》创建了“覆军杀将”的彻底歼灭战的作战指导思想。打歼灭战的原则与战法有：（一）明确了打歼灭战的标准为“覆军杀将”。指出，作战中既歼灭了敌全军，又杀敌将者，才算全胜，道明了战争的目的原则和战场作战的根本方针。（二）以“道”制全胜的原则。战争指导者，懂得战争规律，会运用规律指导战争，才能驾驭战争并取得胜利，使敌人欲生而不得。（三）采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的部署、战法制胜敌人。即在部署、区分兵力时，用三分之一的兵力与敌接触、交锋，用三分之二的兵力隐蔽待机，在发起进攻时，用三分之一的兵力突破敌阵，用三分之二的兵力伺机而动，抓住有利战机，聚歼敌人。（四）采用“中央无人”的阵法与战法围歼敌人。即三面设伏，一部断敌退路和援路，诱敌钻进口袋阵后，四面合击，围歼敌人，以求全歼。（五）以强击弱，以弱诱敌。即对战力弱、阵势乱之敌，用精锐部队攻歼之；对战力强、阵势严密之敌，用部分战力弱的部队引诱、牵制之。这是打歼灭战的绝妙战法。（六）对不同情况的敌人提出了不同的打法。《威王问》指出，我强敌弱时，用“赞师”战法，即用示弱藏形之计，诱敌出战，聚而歼之；敌强我弱时，用“让威”战法，即后发制人，先退一步，以小部队袭扰敌人，待敌疲惫时，相机用主力攻歼之；敌我势均力敌时，用“营而离之”、“并卒而击之”战法，即先设法迷惑、调动、分散敌人，使敌犯错误，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逐个歼灭；对走投无路之敌，用“待生计” 战法，即不要急于追歼，要虚留生路，使其上当，引而歼之。（七）以创造“阵”、“势”、“变”、“权”的指导艺术制胜敌人。即正确布阵，创造有利态势，灵活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夺取主动权，使四者有机结合，就能“破强敌，取猛将”而获胜。（八）用“必攻不守”的原则制胜。即把主要打击方向选在敌人空虚而又是要害之处，予以坚决的打击。强调运用“谋”、“诈”、“利诱”等手段欺骗敌人和充分利用有利地形造就有利态势，以趋利避害，扬长击短，克敌制胜，达到歼灭战之目的。

阅读指导

《孙膑兵法》发展了《孙子兵法》，两者有类似之处。在阅读时主要抓住孙膑五个方面的观点，即“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必不攻守”的积极战略，巧妙选势的灵活战略，以人为贵的治军原则，以“道”制胜的军事哲学，把这五个方面形成一个系统，再重点注意一下孙膑关于歼灭战的军事思想。

韩非子/战国/韩非/法家学说集大成者

作者简介

韩非（约前280～前233年），出身韩国贵族，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古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当时韩国国势弱小，屡败于秦国，割地损兵。于是，他曾数次上书韩王谏议变法图强，均未被采纳。韩非口吃不善言谈，但下笔滔滔，文辞雄辩，著有阐明自己法治理想的著作《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在这些书里，韩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此书流传到秦国。秦王看后遂有发兵进攻韩国之意。韩安王只好派韩非出使秦国以平息战事。韩非到了秦国以后，并没有受到秦王的重用，他曾多次向秦王建议，秦国要先稳住楚、魏二国，进攻赵、齐，暂缓进攻韩国，后又状告上卿姚贾私交诸侯，并警告秦王提高警惕。后来，李斯与姚贾陷害韩非，使之下狱，后来又使之在狱中服毒自尽。《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法术之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说林》、《说难》十余万。”这说明《韩非子》确系韩非所著。

背景介绍

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大动荡时代的末期。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变革，一方面加强了各诸侯国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使各诸侯国力量的不平衡加剧，于是出现了诸侯国之间更为激烈的兼并战争。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为争夺人才，各诸侯国广招贤士，为更多的新兴地主与士人进入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社会现实政治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的转变。各个学派纷纷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见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影响最大的学派当推儒墨道法四家。韩非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要求下脱颖而出。

名著概要

《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与今本《韩非子》55篇相同。《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著录《韩子》20卷，这说明《韩非子》从先秦流传到现在，基本上没有遗失的现象，这在先秦哲学典籍中，是不多见的。《韩非子》本名《韩子》，后因唐代韩愈的名气越来越大，后人为了加以区别，故改名《韩非子》。

在自然观方面，韩非通过对道家思想的诠释和借鉴，提出了唯物主义自然观：道不是存在于自然界之外，而是存在于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变化之中。道是万物的本原，又是万物的总规律。他又引进“理”作为事物的特殊规律。同时他把道和理的关系解释为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韩非子》坚持了彻底的无神论，认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自然界的天地没有意志。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受荀子的影响最大。他认为，人们的认识都必须依赖于感觉器官，人的眼睛能看东西，耳朵能够听声音，心能思考问题，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属性，所以他称之谓“天明”、“天聪”、“天智”。他说：“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失别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这就说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认识方法上，韩非主张“去喜去恶”，切忌主观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左右人们的认识。

《韩非子》一书，重点阐述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主要反映在《难势》、《难三》、《定法》、《扬权》、《有度》等篇中。在韩非看来，商鞅治秦只讲“法”，不讲“术”，不擅“法”；甚至片面强调“势”，这都是不全面的，“皆未尽善也”。只有把“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切实可行的。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五蠹》、《显学》、《诡使》诸篇主要阐述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变了，治国措施也要变，应以法治代替礼治，以官吏代替师儒，以耕勤之民、力战之士为贵而当赏，以五蠹之民为贱而当除。《显学》篇对儒、墨等显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抨击和驳斥，认为他们的学说不合时务，无益于当世。《诡使》篇则更明确地指出“道和者乱，道法者治”，主张明智的君主必须禁止儒家等有害于耕战之人，而尊崇能耕善战之士。《孤愤》、《说难》、《难言》等篇述说了推行新政、厉行法治的重重阻难，对占据要位的既得利益者“贵重之臣”作了深刻揭露和无情申斥，指明“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奸劫弑臣》、《说疑》、《爱臣》等篇集中揭露权奸近嬖对王权统治的严重威胁及其种种奸术。韩非指出君臣只是互相利用，君臣之交其实是计谋之交，没有情感或道德可言。《解老》、《喻老》两篇是韩非对道家的主要哲学范畴的阐释和发挥。一方面，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即道是“万物之所以成”。另一方面，他又说道是万物的总规律，即“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韩非借解释道家《老子》一书，对《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在这里，韩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畴。“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以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阅读指导

在阅读《韩非子》时注意两点：第一，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受百家争鸣浪潮的激荡，其思想虽以法家为主体，但多少也沾染了百家的色彩，这在书中时时有所体现。第二，可以结合相关著作阅读，历代集注《韩非子》以今人梁启雄的《韩子浅解》最为优异，该书不仅对每篇原著都有题解，而且还对各篇真伪作了考证。

墨子/战国/墨翟/中国逻辑学的代表作

作者简介

墨子，姓墨名翟，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家、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经验。有学者认为墨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后来在宋国的内乱中迁往鲁国。到墨子时，已经降为贱人。墨子擅长于车辖、兵器、机械制造，并且曾经与公输班较量过智巧。墨子早年时“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因为不满于儒家崇尚天命、繁文缛节、厚葬久丧、尚宗费财及爱有差等，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学派，招收徒弟进行讲学。他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教育目的，与儒家并峙。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号称“显学”，墨子在当时的声望与孔子差不多。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做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墨子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政治活动。墨家学派既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组织。墨子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基本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呼声，因此，墨子被誉为劳动人民的哲学家。

背景介绍

墨子的生活时代正处在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度已经开始崩溃，封建制度正在逐步建立过程中，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墨子代表的是作为小生产者的手工业阶层，他们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发言权。社会的动荡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苦恼，这些小生产者一方面希望社会的变革，一方面又害怕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混乱给自己造成损失。因此，他们一方面反对传统保守的社会制度，憧憬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理想，一方面又反对战争，反对暴力，他们幻想通过博爱来实现美好的社会。

名著概要

《墨子》是记载墨翟言论和墨家学派思想资料的总集，由墨子及其弟子乃至后学相递著述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71篇，今存15卷53篇。全书大致分五个部分：卷一有《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7篇；卷二至卷九共24篇，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11个题目；卷十、卷十一有《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大取》、《小取》6篇，通称为《墨经》；卷十二、卷十三有《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5篇；卷十四、卷十五有《备城门》等11篇。《墨子》记录了墨家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伦理思想、逻辑学说、自然科学观点和城守兵法等，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

《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反对世袭制度，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号，主持正义。墨子主张对统治者要限制，不能让统治者过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对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关于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的伦理思想以兼爱为号召，以交相利为实质。他认为人们之间不分贫贱，都要互爱互利，主张“兼相爱”，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

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子一方面倡天志明鬼，一方面非命尚力。他认为，天有意志，创造了一切，天能赏善罚恶，主宰人类一切行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国家的形成，都是天志的体现。天志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反对命定论，把人力的作用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同时，在认识论方面，墨子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文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有三表也。”即要重视历史经验、直接经验和实际效用。

逻辑思想主要反映在《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中，其中提出了辩的任务、目的和原则，揭示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实质作用，并做了较科学的分类。《墨经》6篇内容，已构成墨辩逻辑体系，它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佛教因明逻辑并称世界三大逻辑体系。在《小取》中论述了辩论的作用，即分析是非的区别，审查治乱的规律，弄清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辨别利害，解决疑似；还阐述了辩论的几种方式，对推理的研究也甚为精细。

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备城门》、《备高临》、《备水》等篇中，由于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因而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军事思想主要是积极的防御战术。

《墨子》中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涉及数学和物理知识的有40余条，包含了器械制造、冶金化学、动物等自然科学知识。

阅读指导

阅读时要注意墨子前后期思想的差异，特别要注意墨子前期思想中与儒家思想相似的地方。着重把握墨子的逻辑思想，同时可以联系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进行学习。

孟子/战国/孟轲/儒学“内圣”走向的开启者

作者简介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省邹县一带）人，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嫡孙子思的学生。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生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般认为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年）的说法，较为合理。孟子的经历与孔子颇为相似。孟子从30岁到40岁这段时间，主要的活动是收徒讲学，宣扬儒家学说。44岁时，孟子便带领着学生周游列国，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学说。他游历宋、齐、滕、魏等国，以王道、仁政学说游说诸侯，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鲁平王即位以后，他的弟子乐正克为政，孟子曾到鲁国，但未曾见用。滕文公即位后，孟子又来滕国。梁惠王十五年，孟子到魏国，这时已经70岁左右。次年，惠王死，襄王嗣位，孟子就离开了。但是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各国诸侯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只讲争霸争利，怎么会相信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呢？孟子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后，晚年和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结束周游生活后，83岁去世。

背景介绍

战国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割据混战的局面已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尖锐激烈的社会变革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下，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们著书立说，聚徒讲学，成为那个时期学术界、政治界的活跃人物。各派各家之间展开激烈争论，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

名著概要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作《孟子》七篇”，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却说“《孟子》十一篇”。现在一般认为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本来《孟子》七篇并没有分上下篇，到东汉赵岐著《孟子章句》时，才把七篇分为上下篇，后来加以沿用。在形式上有模仿《论语》之处，亦是摘取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字眼来命名，并没有别的意义。《孟子》一书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以驳论为主要的论证方法，与语录体散文《论语》略有不同。《孟子》翔实地记载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孟子思想和先秦文学、历史、经济和哲学的重要著作。孟子的政治思想是行“仁政”，即主张以德政争取人心，统一天下。“仁政”学说的新发展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天赋的“仁心”，即善的本性，这是实行“仁政”的保证。为了实施“仁政”，孟子还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社会分工论，反对“君民并耕”的主张。孟子认为王权是“天”授予，“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意通过贤明的君主来实现。孟子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万物皆备于我”。强调思想的作用，重视理性认识。

《孟子》一书的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仁者无敌。《孟子》一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仁义思想。仁是儒家学说中的中心，孔子常讲仁很少讲义，孟子则仁义并重。孟子的性善说是他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说：“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即善性），斯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矣。”孟子把法家的以法治国、以力服人、用暴力实现统一称为霸道，把儒家的以仁政治国、以德服人称之为王道，并且孟子深信“仁者无敌”。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倡“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把能否赢得民心看作是统治者成就伟业的关键，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在后来封建社会历史上，对于反对暴政、反对横行暴敛、要重视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有很好的影响。

第二，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超凡的胆略和自信，源于他对人性的思索。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善端，只要个体能够自觉地实行仁义礼智，经过努力就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被人们发展为不迷信任何权威的主张。他不仅有这种观点，而且还常常以古代圣贤为榜样，激励自己奋发向上。孟子的性善论有个根本的观点，那就是认为仁义礼智的本性，具体表现在人们服从现实社会的君臣、父子等伦理关系这些方面。他主张尚贤，重视修养，提倡为臣的要以仁义规劝君主，反对阿谀奉承，这有益于培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骨气，有益于澄清吏治、限制朝廷的胡作非为。

第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与孔子相似，都想做一个周公式的贤相，以辅佐当世的圣君，实现大治天下的伟业，并且在气魄和胆略上还略胜一筹。孟子在他的书中表露出这样的观点：要等待文王兴起后才振作的人，是平庸的凡夫，杰出能干的人才即使没有文王也能振作。他认为自己是民众中的先知先觉者，有责任以正道去启发引导天下万民。他认为，历史上每经五百年必定有圣王兴起，其中还必定有声望很高的辅佐者。那么从周朝到孟子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七百多年了，且逢诸侯争霸、烽烟四起的乱世，以他的眼光看，正当仁人志士有作为的时候。孟子认为，社会责任感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人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完满，而必须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这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精神是《孟子》中最富感染力的部分。

作品特色

《孟子》的文章体现出高超的辩论艺术。为了让自己的“仁政”理想推行天下，孟子动辄便与人言辞交锋，唇舌开战，而且必欲争胜。他曾经说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这种浩然之气，是一个正直笃行的士大夫对仁义道德进行坚持不懈的修炼，从而形成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人格魅力。由这种人格魅力所决定，《孟子》在嬉笑怒骂之间传达观点，绝不作吞吞吐吐之状，感情激越，词锋犀利，气势恢宏，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横行无阻，震荡乾坤。他对自己憎恶的人物与现象总是予以辛辣讽刺，猛烈抨击，毫不留情，因此文章总是显得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他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坚信不移，每当述及理想的时候总是激昂慷慨，深情无限。例如“鱼我所欲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两章以及向齐宣王宣扬仁政的威力等处，或悲壮，或庄严，或热情洋溢，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这些作品不仅有凌轹一切的理论力量，而且使读者受到感染。这种理直气盛的做人和行文的风格，以其巨大的魅力，影响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与人辩论中不管对方是国君还是平民，他都能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从容陈词，步步紧逼，纵横捭阖，有时因势导利，有时犯颜诘问，尤其善于抓住对方心理、抓住对方破绽展开长篇大论，大有战国纵横家的气概。

《孟子》的文章又以善用譬喻见长。孟子喜欢在说理文章中结构故事、使用寓言、恰切比喻，以阐述深奥的理论问题。这些譬喻大都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平易通俗而又发人深省。比如，他把百姓盼望仁政比作“大旱之望云霓”，把道义与生命的关系比作鱼和熊掌等，都浅显易懂，形象生动。书中的寓言大都不长，其中很少刻意渲染，但又寓意鲜明，涉笔成趣。如“日攘邻人之鸡”、“奕秋”等，都颇为生动传神。

阅读指导

《孟子》一书，主要着眼于孟子的“性善论”、“仁政论”和“义利观”。在解析“性善论”时，最好能够纵观历史上关于“人性”的看法，这样能加深对“性善论”的理解。

管子/春秋/管仲/春秋时最大的一部杂家著作

作者简介

管子（前725～前645年），即管仲，春秋初期颖上人。名夷吾，字仲，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他相齐40年，不以“兵车之力”，辅助齐桓公实现了九合诸侯、一霸天下的伟大功业。管子的思想和事迹散见于《国语·齐语》、《左传》、《战国策》、《史记》、《管子》等书，而《管子》则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其治国理论和实践。

背景介绍

管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几经人事变换的管仲终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在管仲相齐的40年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军事、政治、税收、盐铁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齐国国力大盛。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大国。而管仲的思想才学就体现在《管子》一书中。

名著概要

《管子》是法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主要记载了法家、特别是管子的许多治国思想，其中不少思想具有明显的辩证性质。《管子》一书包罗万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自然科学各个方面，涵盖法、农、兵、儒、道、阴阳各家思想，共有86篇，其中10篇亡佚，实存76篇，后人认为它绝非一人一时所作，兼有战国、秦、汉的文字，集有一批“管仲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其内容博大精深，主要以法家和道家思想为主，兼有儒家、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更涉及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等问题，《管子》一书大体上真实的记录和反映了管子的思想。《管子》一书虽然内容比较庞杂，但并非是毫不相关的资料的随意堆砌，从整体上来看，它有一贯的中心思想，内在结构也是系统和富于逻辑性。在先秦诸子中，“襄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可以说，《管子》是先秦时独成一家之言的最大的一部杂家著作。

《小匡》体现了管仲“相地而衰征”和“四民分生而居”的经济理论；《牧民》篇体现了管仲“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社会经济思想；《牧民》、《形势》、《权修》、《立政》等从不同方面讲述了国家的为政之道与治国方略；《小匡》等多次谈及军事编制；《内业》提出了“天道之数，人心之变”的哲学思想；此外，《任法》、《法禁》主要体现法家思想；《宙合》体现阴阳家思想等等。

作品影响

《管子》在诸子百家中具有重要地位，后人视它的思想为秘笈。《管子》法治的思想较之孔子的“为政以德”、老子的“无为而治”、孟子的“仁政”“王道”应该说对当时的统治来说是更具合理性和更富成效的。它主张统治者为政以德，重民、爱民、安民、富民，从宏观上为整个社会的治理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管子》记载了非常丰富的管理思想，尤其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管理中的运用使其更具现代价值。《管子》从人性恶、人有不同需要推出了法治。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现代的管理观。《管子》作为一部集大成之作，曾经达到“家有之”的程度。

延伸阅读

管仲当政以后，首先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发展经济。他采取了许多“富民”的经济政策：放弃公田制度，分田到户；废除劳役地租，按照土地的好坏，分等级征收实物地租；规定盐铁官营，设立“轻重九府”，由政府掌握铸币权；并根据每年的收成，收购或抛售谷物，既可以平抑粮价，又能够从中得利；重视商业贸易，尤其是境外贸易，以免税的方法来进行鼓励；发挥齐国临海的地理优势，大兴鱼盐之利。

管仲还改革行政组织，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行政区划规定好了之后，管仲下令禁止随意迁徙，禁止杂处改业，使人们各定其居，各守其业，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接着，他又推行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按照行政组织来设立军事组织，人们平时生产，战时从军，这一举措不但扩大了兵源，还增强了战斗力。为了解决齐国军备缺乏的问题，管仲实行了用兵器或者铜铁赎罪的政策，就连一般的民事诉讼，也可以用箭作为诉讼费。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整顿之后，齐国迅速强大起来。

吕氏春秋/秦/吕不韦/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

作者简介

吕不韦（？～前235年），战国末年秦相。原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后来到韩国经商，成了“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吕不韦在赵都邯郸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子楚（即异人），认为“奇货可居”，遂予重金资助，并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后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子楚遂为太子。次年，子楚即位（即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没过几年，庄襄王死去，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即后来的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至此，吕不韦在政治上达到了空前显赫的地位。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命食客编著《吕氏春秋》，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国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自知不免，于是饮鸩而死。

背景介绍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割据混战的局面已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实现全国统一在战国后期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各国都想以自己为中心来实现统一，为实现统一的目的，必定要进行兼并战争。当时秦国的变法比较彻底，在兼并战争中，无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逐步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名著概要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众多门客共同编辑。完成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年）。该书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以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为宗旨，熔诸子百家之说于一炉的理论巨著。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共160篇，20余万字。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它写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吕氏春秋》并没有均等地对待各派学说，并没有简单地把各家观点原封不动地糅合在一起，而是赋予所吸收的各家学说以新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它改造和发展了孔夫子开创儒家学派时的儒家思想。如关于儒家维护“君权”的思想，在《吕氏春秋》里，实质虽然没有变，但有其独特的形式，它主张拥立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的国家。对法家、农家、墨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吕氏春秋》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吕氏春秋》中的法家是儒家化了的法家，墨家是兵家化了的墨家，如此等等。

《吕氏春秋》依照预定计划编写，有明确的目的，有大体上统一的学术见解。全书分纪、览、论三部分，以纪为主干。按其形成而论，十二纪是采用阴阳家的《月令》作为章法，仿照《管子》的《幼官》和《幼官图》作的。它把一些论文分配在春夏秋冬四季之下。《吕氏春秋》分配在春季之下的论文都是阐述养生方法的，分配到夏季的论文大部分是有关教育和音乐的，把主要是兵家和法家关于战争的论文分配到秋季，把提倡忠信、廉洁、气节、中庸、节葬等内容的论文分配到冬季。

《吕氏春秋》的《八览》、《六论》则分门别类地对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生产技术等无所不及，每览八篇，每论六篇。

《吕氏春秋》中有不少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关于物质起源的问题上，认为“太一”是万物的本原，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产生出来的，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就是“道”的名称，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形状的“至精”的气——“精气”。“精气”派生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上至天上的日月星辰，下至地上的水泉草木，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的状态中。在认识的来源上，《吕氏春秋》认为人的知识绝非天生，而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在认识的方法上，主张要想取得对事物的正确的认识，必须去掉主观偏见，强调认识事物还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承认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历史是一个统一的、前后相连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了解今天的事情，有助于了解古代的事情，知道古代的事情，对了解今天的事情有帮助。

阅读指导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照搬，而是吸收，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加了新的内容。它其中所提供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则更应细细品味，慢慢斟酌。

九章算术/西汉/中国古代数学名著

作者简介

《九章算术》集先秦至西汉我国数学知识之大成。根据刘徽的记载，《九章算术》是从先秦“九数”发展来的。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西汉张苍（？～前152年）、耿寿昌（前1世纪）收集遗文残稿，加以增补整理，编成《九章算术》。《九章算术》的成书年代各家说法不一，约在公元50～100年间。书中系统地总结了战国、秦、汉以来的数学成就，共收集了246个数学的应用问题和各个问题的解法，列为九章。是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背景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促进了数学知识和计算技能的发展。当时各国实行按亩收税，就必须有测量土地、计算面积的方法；要储备粮食，必须有计算仓库容积的方法；要修建灌溉渠道、治河堤防和其他土木之事，必须能计算工程人工；要修订一个适合农业生产的历法，必须能运用有关的天文数据。那时的百姓已经掌握了相当丰富的、由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技能。虽然没有一本先秦的数学书流传到后世，但无可怀疑的是《九章算术》中的绝大部分是产生于秦以前的。

名著概要

《九章算术》是一部经几代人整理、删补和修订而成的古代数学经典著作。现传本的成书大约是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九章算术》包括近百条一般性的抽象公式、解法，246个应用问题，分属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每道题有问（题目）、答（答案）、术（解题的步骤，但没有证明），有的是一题一术，有的是多题一术或一题多术。它涉及农业、商业、工程、测量，方程的解法以及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共九章。《九章算术》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在代数方面，《方程》章中所引入的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书中关于线性方程（方程组）的解法和现在中学讲授的方法基本相同。“算术”在西汉时期是数学书的代用名词，算字的原意是计算用的竹筹即小竹棍。“算术”本意是应用算筹计算的方法，这里的算术包含当时的全部数学知识与计算技能，这与现代算术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九章算术》以计算为中心，在应用问题中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数学的发展。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这些国家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方田章提出了各种多边形、圆、弓形等的面积公式；分数的通分、约分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完整法则。后者比欧洲早1400多年。

粟米章提出比例算法，称为今有术；衰分章提出比例分配法则，称为衰分术；商功章除给出了各种立体体积公式外，还有工程分配方法；均输章用衰分术解决赋役的合理负担问题。今有术、衰分术及其应用方法，构成了包括今天正反比例、比例分配、复比例、连锁比例在内的整套比例理论。西方直到15世纪末以后才形成类似的全套方法。

少广章介绍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其程序与现今程序基本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位数和分数开方法则。它奠定了中国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方面长期领先世界的基础。

盈不足章提出了盈不足、盈适足和不足适足、两盈和两不足三种类型的盈亏问题，以及若干可以通过两次假设化为盈不足问题的一般问题的解法。这也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果，传到西方后，影响极大。

方程章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相当于现在的矩阵；解线性方程组时使用的直除法，与矩阵的初等变换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西方，直到17世纪才由莱布尼兹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这一章还引进和使用了负数，并提出了正负术——正负数的加减法则，与现今代数的法则完全相同；解线性方程组时实际还施行了正负数的乘除法。这是世界数学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第一次突破了正数的范围，扩展了数系。外国则到7世纪印度的婆罗摩及多才认识负数。

勾股章提出了勾股数问题的通解公式：若a、b、c分别是勾股形的勾、股、弦，则a2+b2=c2。

阅读指导

就《九章算术》的特点来说，它注重应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以筹算为中心的数学体系，读者在阅读时可以以各章论述的定理为核心，结合书中所给的例题和答案，边阅读边分析实际问题，这样可能更有利于理解其中的数学知识。

淮南子/西汉/刘安/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的系统总结

作者简介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刘安（前179～前122年），汉高祖刘邦的少子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皇叔。刘长谋反死后，汉文帝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安智慧过人，很有文才，好读书鼓琴，不喜欢驰骋射猎。他对中央心怀怨恨，常常想要叛逆。他用施恩行惠的方法争取人心，召集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为羽翼，究天论地，著述立说，使淮南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学术中心。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招集以道家为首的百家游士，仿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集体写作《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子》或《淮南鸿烈》。“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作者自认为此书包括广大而光明的道理，所以称为《淮南鸿烈》。由于后来谋反事发，刘安自杀。

背景介绍

汉王朝高层多来自民间，参加过农民起义，了解人民力量的伟大，采取了比较符合人民要求的“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政策。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思想领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

作品评价

《淮南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有人说比《老子》更系统，比《论语》、《孟子》更深刻，比《墨子》更全面，比《庄子》更现实。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神学目的论，坚持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把认识描绘成一个过程，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发挥众人智慧和力量的无为而治，反对封建统治者任情纵欲的压榨、骚扰人民和独断专行等，这些思想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淮南子》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许多哲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对它进行了批判或吸收。

名著概要

《淮南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是“道”，是道始于一，不是道生一。在天地未形成之前，大宇宙是一个浑然一体，没有定形的“一”。既然世界万物的最后根源是物质的“一”，那么万物的产生及其发展就决不是有意志的天安排的，而只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天极尽高，地极尽厚，白天日光普照，晚上众星闪亮，阴阳的变化，并不是什么天有意志的体现，而是按照万物自然而然发展变化的。阴阳四时，并不是为了生成万物而代御，雨露也不是为了滋养草木而降。万物的生长不过是自然的神妙作用和阴阳变化的结果罢了。

《淮南子》认为，人类历史也有一个混沌纯朴的时代，称之为“至德之世”。“至德之世”以后，社会发生了大动荡，急剧地向两极分化，一方面，人主、贵族极尽宫室、花园之乐，另一方面，黎民百姓无所归宿。同时《淮南子》认为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必然的现象，技术的进步是适应人民克服困难、趋利避害要求而产生的，不应该因循守旧，而应该日新月异。生产技术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也是不断进化的，那么法令制度也应当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相应地改变。这些观点自然有助于汉初封建王朝建立新的法制。

《淮南子》认为，既然自然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原则，那么，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遵循事物的自然规律，实行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循理”，不要纵欲。这就是要求君主在施政方面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要放纵个人欲望。君主施政治国必须重视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国家的根本问题。衣食有余，封建道德观念就会加强，封建秩序就会安定和巩固。反之，社会就会发生争夺暴乱，统治地位就会动摇。因此，君主要把保证人民的衣食问题当作一个根本问题。《淮南子》还提出了保证人民衣食之源的方法。另一方面，要“因资”，不要自用。这就是说在用人方面，要求君主放手任用众人的才智，不要自作聪明地包揽一切，这乃是“君道无为”的重要内容。它要求君主虚心好学，集中众人的智慧。同时主张发挥每一个臣下的长处，反对君主干涉职能部门的工作。如果君主与臣下争能，官员就会无所事事，顺意取宠。众人的才智藏而不用，君主势必弄得智穷力竭，成为孤家寡人。君主的本职工作应该是“无为而有守也，有立而无好也”。即君主不应该做具体工作，而是把操守“法律度量”、驾驭臣下当作本职工作。在立法和持法时，要合乎民心，执法要以身作则。要重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能较正确地对待个人与众人的关系。

在认识论上，《淮南子》首先承认有独立于人们主观意识之外的外物的存在，但是，这个外物不是不可知的，人具有反映外物的能力，这个外物是可以被人所反映、所认识的。书中还提到认识过程中掌握原理和正确方法的重要性，只要遵循事物的普遍法则，根据天地本来的样子去对待事物，认识和处理天下所有事物并不是难以企及的事情。

阅读指导

《淮南子》一书将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和一部分儒家思想糅合在一起，但倾向于先秦道家，所以在阅读时要加以辨别，如《淮南子》中对于“道”的阐述就不同于《道德经》；关于“无为而治”的论述也有所不同，只有注意不同点，才能更好地把握此书的精髓。

史记/西汉/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汉朝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大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和散文家，自幼深受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想熏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司马迁自幼好学，博闻强记，十岁的时候便通读《左传》、《国语》等史籍。青少年时，向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精通天文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20岁时，开始到各地游历，足迹遍及名山大川，从而更广泛地领略到人间冷暖和风土民情。此次远游，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了社会，积累了知识，并对其进步历史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回长安以后，入仕郎中，其间随武帝巡游了很多地方。元鼎六年（前111年）奉命“西征巴蜀”，到达邛、笮、昆明一带，从而进行了第二次大游历。元封元年（前110年），父亲司马谈病逝，元封三年，即继任父职做了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收藏的大量文献典籍。此时，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专志写作的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武帝下狱并遭腐刑。他在身心上受到极大摧残，痛苦之中，数欲“引决自裁”，但恨《史记》未能成稿，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忍辱发愤地过了8年。出狱之后，任中书令，继续笔耕。征和二年（前91年），历经16年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司马迁大约卒于汉武帝末年，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叫《太史公》。

背景介绍

司马迁生活在充满阶级矛盾的汉武帝时代，此时西汉已开始从鼎盛走向衰弱。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为了稳定和巩固统治地位，采取了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继位时，西汉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诸王的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汉武帝在北方抗击匈奴，向西打通了西域，往南开辟了西南，使西汉成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与此同时，汉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出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局面。所以汉武帝在位期间，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这就从思想上给司马迁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名著概要

《史记》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52．65万字。它记载了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近3000年的历史。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新的历史著作的编写方法，它就是后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种体例组成。《史记》的五体结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本纪”是全书的提纲，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专取历代帝王为纲，以编年的形式，提纲挈领地记载了上起轩辕，下迄汉武这一历史阶段的国家大事。

“十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以清晰的表格，概括地排列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事，或年经国纬，或年纬国经，旁行斜上，纵横有致。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类，以汉代年表为详。

“八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现象为主体，对礼乐、天文、历法、经济、水利等制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记述，具有文化史性质。

“三十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其中主要包括春秋战国以来的诸侯国君、汉代被封的刘姓诸侯子侄以及汉朝所封的开国功臣。此外，还有《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和《外戚世家》。

“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还有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该部分以“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为标准。最后，还专录《太史公自序》一篇。

《史记》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正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具有以下长处：首先，发凡起例，创纪传史书体裁。秦汉以前，诸朝列国史书体例纷杂，记事笔法各异，鉴于这种情况，太史公确立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系，首创五体，互为表里。因此，《汉书》以降，直至《明史》，整个封建正史全都袭用纪传体例，除断代为书之外，“少有改张”，就连民国期间成书的《清史稿》也一仍其旧而未变动。其次，立意深刻，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且将陈胜比做汤、武，肯定他们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

阅读指导

《史记》的作者主要通过史例来选择、组织、论述史料，读者可以扣住史例来分析和评价历史。读者可以在对客观史实的叙述过程中，来感悟司马迁的观点。由于作者在某些章节上的写法是“显古隐今”的，读者可以委婉含蓄地看出作者的观点。

汉书/东汉/班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作者简介

班固（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班固出身于一个世代显贵豪富的家族，并有家学渊源。父亲班彪，字叔皮，到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不满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班彪有二子：班固、班超。班超为东汉时通西域的著名将领。班固从小就非常聪明，9岁便能作诗文，长大之后，班固熟读百家书，并深入研究。渊博的学识以及很强的写作能力，为他以后的作史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他23岁那年即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去世，班固私自修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班固申辩。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来的班固的书稿时，十分欣赏班固的才华，并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定文书。此后他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同撰成《世祖本纪》。随后迁任为郎，典校秘书。班固后又写了功臣、平林、公孙述的列传、载记28篇。后来明帝又命令班固继续完成他原来所欲著述的西汉史书。班固通过一再的思索之后，经过潜精积思20余年，终于在建初七年（82年）完成了《汉书》。《汉书》一写成，影响就很大。和帝永元初年（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谋反而畏罪自杀，班固因此受到牵连。先被免官，后有人因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便借机搜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时年60岁。班固死后，《汉书》尚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主要由班固的妹妹班昭继续完成。

背景介绍

班固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社会生产发展经济文化繁荣的时期，这就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东汉统治者为了总结前期的历史经验，迫切需要编写前朝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又只写到汉武帝，武帝以后便缺而不录，虽有许多学者相继加以续补，总归不是一部完整的史著；加之司马迁又把汉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这与“汉承尧运”是不相称的，也是东汉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西汉一代历史应该重新编写，独立成书，这些就是班固创立断代史的客观要求。

名著概要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体制全袭《史记》而略有变更，《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汉书》有纪、表、志、传，改“书”为“志”，没有世家，凡《史记》列入世家的汉代人物，《汉书》均写入“传”。《汉书》这种体裁上的改动是符合历史事势变化的，是合理的。《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了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在表的部分，《汉书》立3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是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专议汉代以前的古代人物，表现了班固评论人物的论事标准，暗示出他对汉代人物褒贬的立意，且网罗甚富，亦不无裨益。而《百官公卿表》记述了秦汉官制和西汉将相大臣的升迁罢免死亡，是研究古代官制史、政治制度史的重要资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予以丰富和发展，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将《史记》的《律书》《历书》并为《律历志》，《礼书》《乐书》并为《礼乐志》，增写《史记·平准书》为《食货志》，改《史记·封禅书》为《郊祀志》、《天文志》，《河渠书》为《沟洫志》。除上述诸志增加了主要是武帝以后的内容之外，《汉书》还创设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汉书》十志比较《史记》八书在先后次序上也有所不同，《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者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继承了《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史记》列传篇题的定名，或以姓，或以名，或以官，或以爵，多不齐一，且排列顺序难为论析。《汉书》则一律以姓名题篇，排列顺序是先专传，次类传，后四夷和域外传，最后是外戚和王莽传，整齐划一。《汉书》将《史记》的《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详细记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是研究古代中国各兄弟民族和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汉书》主要有4个特点：

第一，《汉书》较真实地记述和评论了西汉一代的政绩及其盛衰变化，从一统功业的角度，对于各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热情的称颂。《汉书》评述西汉政治，有用“时”“势”或“天时”变异来表达历史是发展的看法。

第二，《汉书》广泛地评价了各种人物在西汉政治中的作用。他记述汉代的兴盛时，承认是由于有众多的文臣武将和智谋极谏之士，在中央和地方的各方事务中竭其忠诚，作出贡献。

第三，《汉书》暴露了皇权的争夺、外戚的专横，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淫奢，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斗争，暴露了西汉外戚势力的专横、残暴与奢侈。《汉书》以很多笔墨暴露了王室及大臣聚敛财富，奢侈淫逸。

第四，《汉书》详细记述了古代尤其是汉代的政治典制，表现了西汉文化的发展规模及其重要价值。其中《刑法志》记述了古代的兵学简史，叙述刑法典核详明，首尾备举，论其变化正本清源。《食货志》系统地记述了自西周以至王莽时期的农政和钱法，反映了1000多年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侧面。《地理志》先叙由古之九州说而进至秦的郡县变迁，是中国地理最为详尽的记载。

阅读指导

读者在阅读《汉书》时，可以尝试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较阅读。《汉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史记》的风格，但《汉书》十志对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部分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书志体，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品味这个特点。由于《汉书》的作者喜欢使用古文字，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作者简介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范晔的祖先是东晋的世家大族，祖父范宁，曾任豫章太守，著有《春秋谷梁传集解》一书；父亲范泰，曾任御史中丞。范晔少时就出继给叔父范弘之，因而被封武兴县五等侯。刘裕势力发展时，范晔投靠刘义康，在其部下担任要职，参预军机大事。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亲死后他守制去官。此后他虽担任了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的打击排挤，元嘉九年（432年）被人告发参与拥立刘义康一事，因此以谋反罪被杀，时年48岁。范晔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再加家学的影响，他广泛涉猎经史资料，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不但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史学家，而且是有贡献的文学家、音乐家和发明家。范晔为人正直，有气概，屡屡触犯封建礼法；有才华，但却恃才傲物，与同僚不合，他的死与此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不仅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临死前，他还向政敌宣称：“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应报相导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范晔死时，只完成了《后汉书》的纪和传，没有志。到南梁时，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30卷，加以注释增补，附在范晔原著的后面。时至南宋，才将范晔所著和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30卷重新校勘，合为今天的《后汉书》。

背景介绍

范晔著《后汉书》开始于宋文帝元嘉九年。当时刘宋王朝正处于兴盛时期，政治稳定。统治者为了更进一步巩固政权，很注意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而编写史书，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范晔就十分重视从历史中去总结经验，他编撰《后汉书》的目的就是要总结前人之得失。由于范晔当时被贬，郁郁不得志，他编撰《后汉书》亦有寄情于著述之意，要通过对历史的论述来发表他的政治见解。范晔著《后汉书》时，前人已撰写过不少的东汉史，对于前人的著作，范晔都用发展的眼光去进行考察。

名著概要

《后汉书》全书共120卷，记载自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间195年的史事，包括本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

《后汉书》在撰写上，不仅吸取了前人的撰史经验，接受过去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而且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进一步开拓了纪传体史书叙事的范围，并在纪传体史书写作手法上总结积累出一定的经验。

《后汉书》在编纂上有几点很有创造性：

1．《后汉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的体制，基本上按照已有的传目去叙事和写人，但又不完全囿于旧有的模式，而是针对东汉一代特有的社会风尚和特点，适时制宜地创设一些新的传目去反映。

2．立传以类相从，叙事繁简得宜。《后汉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立类传的做法，但在某些方面又有发展。《后汉书》中的类传，一般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或按人品相同，或按事迹相近，或按性质相类等原则来归类立传，使得某个历史事件或某类人物得到集中的反映。《后汉书》的类传中，传主是各有独立的传记的，与整个类传联系起来看，可表现出其一般性；而各人的事迹又表现出其个别性。

3．注重史评，特崇论赞。论赞是《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中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在每篇纪或传之后的论，主要是针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而作评论，或者是作者对于历史、社会、政治的见解。赞放在每篇纪传的最后面，是四字为句的韵语，作为史学评论的一种特殊的形式，用来品评人物，或补充正文与前论辉映。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在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结，对其言论进行具体分析。

范晔重视东汉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很注意当时的海上交通问题。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这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丝绸之路在此时重新出现兴盛之势。《西域传》中大笔描述了当时情况说：“立屯田于膏腴之野”，“邮置于要塞之路”，好一派繁荣的景象。此外，范晔在《西域传》中叙述了大秦社会的富裕繁荣，并认为这是与其民主政治分不开的，大秦国王按时治理国事，“国无常人，皆简立贤者，国有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而“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很明显，范晔这是作中西对比，以史为鉴，针砭当时封建君主专制之失，也表达了他对大秦民主政治制度的向往。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字技巧相结合的特点。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

阅读指导

由于《后汉书》注重对史料的评价，特别是重视论赞，论赞是作者针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而提出思想见解的评论，读者可以抓住这些论赞，领悟作者对各人物和事件的观点，就能更好地读懂《后汉书》。

论衡/东汉/王充/中国古代哲学划时代的著作

作者简介

王充（27～104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王充的祖籍本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先祖因立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但只过了一年就失去了爵位。随后就在当地安家，以农桑为业。王充的家庭非常重义气，好行侠。他的祖先因为要避开仇敌，迁到了钱塘，后来就弃农经商。王充的父亲与伯父因为与豪族结怨，最后迁居到上虞。王充6岁开始学习读书写字，8岁到书馆学习，从小品学兼优。18岁左右，到京师洛阳上太学。王充聪颖好学，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兴趣极为广泛。因为家境贫困，他经常在洛阳书市上阅读别人卖的书籍，并且能够过目不忘，因而他通晓诸子百家的学说，注意力并没有局限在儒家经典上。后来，王充回到乡里教书。他也曾在县、郡、州里做过一些小官，但在职时间均不长，往往因意见不合得罪当权者，最终弃官而去。王充的晚年与仕途无缘，孤独无靠，贫无供养，郁郁不得志。他一生著作多种，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

背景介绍

王充所处的时代是东汉之初，儒家思想在社会思想领域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上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所谓谶，是关于政治的宗教语言，所谓纬，是相对“经”而言，即对儒家经典的解说和补充，以此宣扬迷信。谶纬迷信在汉代就开始盛行。汉章帝时，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召令诸儒在白虎观聚会，编撰了带有浓厚神学味的著作《白虎通义》，大肆宣扬迷信。东汉的思想界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论衡》问世。

名著概要

《论衡》一书共38卷，计85篇。其中《招致》篇已失，实存84篇。《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明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的基本思想包括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反对迷信的无神论思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

一、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并由此生发出其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汉儒唯心主义者认为天地是由“太初”产生的，这个“太初”是虚无缥缈的本原。针对这种观点，王充提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天和地都是从元气中分化而来的，天气和地气交合就产生出人和物来。“气”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王充进一步提出了自然无为论。他认为“元气”产生万物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不可能是天的故意安排和制作。他以“元气”自然论为武器，否定了天地生人、派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他认为天地生人，就如同夫妇生子一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婴儿的耳目口鼻、发肤纹理、肌肉血脉和骨骼是在母亲腹中自然形成的。这就否认了造物者的存在，坚持了以自然的原因说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

二、反对迷信的无神论思想。当时流行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如果君主统治无道，老天就会用寒温不节、风雨失调来谴告。王充认为，谴告说与自然无为的天道是相违背的，是否认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性的。他指出，自然灾害并非政治黑暗所导致的上天谴告，而是一种自然现象。《论衡》反对迷信的思想还体现在他的无鬼论。他首先用“元气”自然论的观点来解释人的生命现象，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形知观。他认为人的生命乃是阴气和阳气交合而成的。阴气构成骨肉形体，阳气构成精神意识。由阳气构成的精神，只有依赖于由阴气构成的五脏器官，才能产生出聪明智慧等精神现象。《论衡》明确肯定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并为其无鬼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人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阴阳二气结合在一起的缘故。人死之后，精神离散而形体腐朽，人就又还原为本来的气。正是由于物质变化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人死之后不能复生为人之形。王充进一步指出，人们所见的“鬼”只是一种幻觉。“鬼”的出现是人身体患病、思想恐惧、精神恍惚所致。

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认识论上，《论衡》反对神化圣人，否定了圣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提出了注重效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王充指出，世上没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任何人大都必须依靠感觉经验，才能了解事实获得知识。圣人也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成的，他反对把圣人偶像化，反对把圣人之言奉为圭臬。同时，王充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来源，而且也是检验知识的必要手段，这就是“效验”。

四、历史观。王充认为，国家的治乱、朝代的兴衰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历史是进化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由自然原因所决定的治乱往复的规律。《论衡》不仅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而且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

阅读指导

《论衡》一书是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立场上，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对谶纬学说进行的批判，因而读者可以拿《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对照阅读，这样王充的观点更鲜明，更容易掌握。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中国第一部字典

作者简介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许慎。许慎（30～124年），字叔重，汉昭陵人。曾任汶长、太尉南阁祭酒。从贾逵受业，博通经籍，时人谓之“五经无双许叔重”。此书作于和帝永元二年（100年），历时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121年）才告完成。许慎在病中遣其子许冲将此书连同一份相宜的奏章献给安帝。《说文》之所以会在编成之后被耽误了20多年才面世，这与许慎编纂这本书的目的，以及与一世纪末二世纪初汉代朝廷的政治、学术环境有密切关系。

背景介绍

《说文解字》是在经学斗争中产生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学术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场论争。秦以前的典籍都是用六国时文字写的，汉代称六国文字为“古文”，用古文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秦始皇出于愚民政策的需要，把这些用古文字写成的《诗》《书》等典籍付之一炬。西汉初年，一些老年儒生凭记忆把五经口授给弟子，弟子用隶书记下来。隶书是汉代通行的文字，称“今文”，用今文书写的经书，称今文经。后来陆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经书。这样在汉代经学家中就分成了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两派。两派的区别不只是表现为所依据的经学版本和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表现为怎样使经学为封建统治服务上。今文经学家喜欢对经书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宣扬迷信的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家则强调读懂经典，真正理解儒学精髓，为此侧重名物训诂，重视语言事实，比较简明质朴。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他编著《说文》是要以语言文字为武器，扩大古文经学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影响。

名著概要

《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全书共收单字9353个，另有重文（异体字）1163个，附在正字之末，把9353个字分别归在540个部首之中。

《说文》一书的突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建立部首是许慎的重大创造之一。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此，对汉字义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义符加以归类，这是汉字学家的工作，这项工作，由许慎最先完成了。《说文》一共分540部，除了个别部首还可以合并与调整外，从总体上说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图。许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费苦心，把形体相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这等于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况：其一，词义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词义属于积极的排在前边，属于消极的排在后边；其三，专有名词排在前边，普通名词排在后边。许慎创造的540个部首和一部之中各个字的排列方法，都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这种排列方法更能体现部首与部首、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同。

2．训释本义。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义，基本上是这个字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许慎在《说文》中紧紧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一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

3．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许慎在每个字下，首先训释词义，然后对字形构造进行分析，如果是形声字，在分析字形时就指示了读音，如果是非形声字，则常常用读若、读与某同等方式指示读音。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而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许慎深知“音义相依”、“义傅于音”的原则，所以在《说文》中非常重视音义关系，常常以声音线索来说明字义的由来，这为后世训诂学者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原则。

4．以六书分析汉字。在许慎之前，有仓颉依据六书造字的传说。现代文字学家认为，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有六书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没有具体阐述，更没有用来大量地分析汉字。许慎发展了六书理论，明确地为六书下定义，并把六书用于实践，逐一分析《说文》所收录的9353个汉字，这在汉字发展史和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从而确立了汉字研究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

《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研究《说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等；其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中第三种最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4人之中，尤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突出。

阅读指导

《说文解字》一书就阅读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因而，阅读该书最好能选择其注释本，例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释例》和《说文解字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

伤寒杂病论/东汉/张仲景/中医“众方之祖”

作者简介

张仲景（约150～219年），原名机，字仲景，以字行。东汉南阳郡涅阳（今河南邓州穰东镇）人。据史料记载，年轻时曾跟从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青出于蓝，医术远超其师，终成汉代贡献最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医术精湛，素为诸家所称颂。相传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孝廉，建安年间官居长沙太守，因此被人呼为张长沙，他的方书亦被称为“长沙方”。相传他经常在公堂之上为人诊病，如今的“坐堂医”由此得名。张仲景一生的著述十分丰富，可惜大部分都已失传了，只留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统称为《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一书，撰成于东汉末年，然而其具体之年份却难于考证。今多据其自传推断，其著述应始于建安10年（205年）之后，终于建安15年（210年），另有观点认为，“建安纪年”为建安12年，则著书应是在建安20年以后。尚有人认为建安乃建宁之误，则著述应始于建宁10年（178年）之后。张仲景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背景介绍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其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官逼民反，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统治者纠集武装力量疯狂镇压，战火绵延，天灾频仍，疫病流行，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严酷的现实迫切需要解决伤寒病的防治问题。张仲景因此立志发愤钻研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攻读经典古代医书，并结合当时医家及自己长期积累的医疗经验，终于写出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临床医学名著。

名著概要

《伤寒杂病论》共16卷，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该书流传至宋代，后由林亿等人整理校定为现存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中药方剂方面，《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首，使用药物达214种，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了汉朝以前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记载了对疾病的各种治疗原则、治疗方法和治疗各种传染病和杂病的药方，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该书把病症分成若干条目，每条先介绍临床表现，然后根据辨证分析，定为某种病症，最后根据病症提出治法与药方。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综合论述传染病、流行病理论与治疗规律的重要部分，共10卷。

《伤寒论》在大量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发病因素、临床症状病候表现、治疗过程与愈后等等之共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综合分析，从而创造性提出了六经辨证的理论学说，即将当时几乎年年常发的许多热性病，按其发病初期、中期、末期不同的临床表现，以及不同治疗的反应与结果，分为辨太阳病、辨阳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此即历代所称的“辨伤寒六经病”，由此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有的学者视六经病为六个征候群以帮助学者学习理解。实际上，太阳病所论基本上是综合论述了许多传染性或流行性疾病初发的症状、征候表现，以及切脉等四诊之要点和治疗之原则方法等。在这些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张仲景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及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依据各种传染病、流行病与不同病人体质等不同反应所表现的千变万化的征候，作出了颇富科学思想的综合、分析、论述和预见性结论。与此同时，张仲景还以“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一说为王叔和整理时所加），集中论述了伤寒的切脉与切脉诊断等问题。

《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即六经病证的辨证论治体系。它以六经辨证为纲，方剂辨证为法，对六经传变过程中之征候、脉象等各阶段的审证、辨脉、论治的结果，给予遣方、用药等，进行了有规律性的论述。世称《伤寒论》113方、397法，虽不尽确切，但其逐条评述传染病、流行病不同发展时期不同表现的因素、病理、症状、体征以及据以诊断的依据，治疗处方用药的原则与具体方法，无不条分缕析。

《金匮要略》是《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专论内科等杂病，共3卷。全书共分25篇，所论述之内科杂病有：痉、湿、、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疟、中风、疠疖、血痹、虚劳、肺痈、咳嗽上气、消渴、黄胆、下痢等40多种；外科、骨伤科方面疾病有：痈肿、肠痈、浸淫疮、刀斧伤等；此外，还有妇科病症等专门论述。

该书认为上述疾病等等之发作，其病因不越三条，即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为外因；七情（喜怒哀乐悲惊恐）过甚为内因；金刃、虫兽咬伤与饮食偏颇而造成伤病者为不内不外因。张仲景对内科等杂病之认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地进行比较具体的叙述，在诊断上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多以脏腑经络为重点，运用营卫气血、阴阳五行等学说，以指导临床治疗之实施。该书共收方剂262个，其特点与《伤寒论》之方剂一样，药味精炼，配制严密，多富有针对性。该书记载了对自缢患者的抢救，其所叙述的原则要求、技术要领，特别是对人工呼吸法全过程的生动描述，几乎与现代之人工呼吸法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富有综合性技术要求。

阅读指导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临床医学著作，不同于《千金方》等。所以在阅读时，要更多地注重对内科病、外科病等病症的诊治。对六经病证的辨证论治体系要深刻领会：以六经辨证为纲，方剂辨证为法，论述六经传变过程中之征候、脉象等各阶段的审证、辨脉、论治的结果，给予遣方、用药等。

太平经/东汉/道教基础理论经典之一

作者简介

《太平经》的流传主要有三种：即齐人甘忠的《包元太平经》（12卷），于吉的《太平清领书》（170卷），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144卷）。现今的太平经主要是综合以上三书而成。甘忠无考，于吉一作干吉，三国吴琅邪人，初住东方，后至吴会，以烧香读道书治病为事，信者甚众。为孙策所杀。张道陵（？～156年）原名张陵。东汉沛国丰人。本太学生，博通五经。曾任江州令。后以儒学无益于年命，乃弃儒习道。顺帝时入蜀。得道后，作道书，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创立教派。入道者需输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其徒尊称为“天师”。后裔袭承道法，居江西龙虎山，世称“张天师”。

背景介绍

西汉时期，儒家思想确立了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之后，道家思想受到了严重影响。尽管这样，道家思想仍继续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发展着，尤其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发展的步伐加快。随着道教的形成，除了阐发道家思想的著作之外，一些早期道教的理论著作也相继出现了。《太平经》就是其中典型的一部。

名著概要

《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太平经》曾三次出现于洛阳而闻名于世：第一次是在东汉顺帝（126～144年在位）时，琅琊宫崇到洛阳献此书，朝廷认为“妖妄不经”，收藏了之；第二次是在桓帝（147～167年在位）时，隰阴人襄楷到洛阳上奏又推荐此书，朝廷以其“诬上罔事”下狱治罪。第三次是在灵帝（167～189年在位）即位后，认为襄楷推荐的《太平经》有道理，后此书遂流行天下，巨鹿人张角获有《太平经》，并以此组织“太平道”发动起义。

《太平经》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17卷，共计170卷，366篇。《正统道藏》收入太平部时，仅存57卷，甲、乙、辛、壬、癸五部全佚，其余五部各亡佚若干卷。

该经卷帙浩繁，杂采先秦阴阳五行家、神仙家、道家、墨家及儒家谶纬之学以成篇，除宣扬神仙信仰方术外，还触及世俗的社会政治问题。其主要内容可分以下四方面：

一、“太平世道”的社会政治思想。《太平经》以“太平”名书，有其解释：“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太平经》追求的理想世界是无灾异、无病疫、无战争、君明臣贤、家富人足、各得其乐的太平世道。主张帝王当行道德，黜刑祸，理政应法天地、顺自然。它将帝王分为上君、中君、下君、乱君及凶败之君。认为帝王是天然的统治者，理想的政治是以有道、德、仁的明君治理天下，实行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满足人民生活之急需，方能致太平，得人心而称天心。它还强调君、臣、民三者关系的协调，认为君明、臣良、民顺“三气悉善”，是太平长治的根本条件。“君导天气而下通，臣导地气而上通，民导中和气而上通”，君、臣、民三者相得，上下相通共成一国。还以阴、阳、和比拟君、臣、民，君阳臣阴，应依阳尊阴卑之则，各居其位。阳盛则阴衰，君盛则臣服。阴、阳、和三者相通，道乃可成。“天下太平不移时”，太平盛世即可实现。

《太平经》还主张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下可革谏其上；反对贱视和残害妇女，提倡人人应力作以获衣食；反对为富不仁，提倡救穷周急；反对以智欺愚，以强欺弱，提倡孝忠诚信，主张断除兵戈武备等。它的社会政治主张即襄楷上疏所称的“兴国广嗣之术”，主要反映了当时处于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向往太平盛世的思想。

二、“奉天地顺五行”的神学思想。《太平经》称“天者，乃道之真，道之纲，道之信，道之所因缘而行也。地者，乃德之长，德之纪，德之所因缘而止也”。告诫信道者当“奉天地，法天道，得天心，顺天意。天可顺不可违，顺之则吉昌，逆之则危亡”。帝王为天之贵子，尤应顺承天道；顺天地者，其治长久，否则当遭天罚。“天人感应”是《太平经》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天人之感应，表现为自然界之变异灾祥，“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天地为灾异”。灾异乃天警告人君之“天谏”，若不听从，必降重殃。认为天是冥冥中的最高主宰，能赏善罚恶，具有无上的权威。

阴阳五行说是《太平经》的主要理论基础。认为：阴阳五行体现天道之理则，恒常不变，人须绝对顺从，不可失其道。“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一阴一阳之理，遍于天地，为道之用。事无大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故阳安即万物自生，阴安即万物自成”。阴阳之关系可互生互变，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相得，道乃可行。

三、善恶报应思想与承负说。《太平经》认为天地及人身中皆有众多之神，受天所使，鉴人善恶，掌人命籍，“善自命长，恶自命短”。对人之善恶，天皆遣神记录在簿，过无大小，天皆知之。天赏罚分明，行善者可得天年，如有大功，可增命益年；若作恶不止，则减其寿算，不得天年；或使凶神鬼物入其身中，使其致病。善恶之标准，最重要者为孝、忠。行孝忠者可被荐举，现世荣贵，天佑神敬，乃至白日升天；不忠不孝者，罪不容诛，天地鬼神皆恶之，令其凶夭，魂神受考。

《太平经》在《周易》“积善余庆，积恶余殃”说的基础上，提出承负说。何谓承负？“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即为善可遗福子孙，作恶将遗祸后人。承负的范围是：承负前五代，流及后五代。如能行大功，可避免先人的余殃。国家政治也相承负，前朝纲纪失堕，后朝遂被其灾。但承负代代积累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力行善，反常得恶；或力行恶，反常得善的现象。《太平经》认为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所致。承负说是道教立教的理论依据之一。

四、长寿、成仙、祈禳、治病诸方术。《太平经》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为长寿升天之要道。人之生命须神、气结合，或精、气、神俱备。如长期保守精神与形体的结合，使神不离身，就可达到长生久视。此方法为“守一”，也就是守神。“守一”可度世，乃至长生久视。此外，还有食气辟谷、胎息养形、守静存神、存思致神等仙道方术，以及尸解和白日升天两种成仙形式。

《太平经》记载的符咒祈禳诸方术有：卜占决吉凶，神咒以使神，佩、吞神符以避邪治病，叩头解过，依星宿而推禄命等。《太平经》中所谓“法”、“诀”，皆与道术有关。《太平经》载后圣李君授青童大君《灵书紫文》，内有二十四经诀，不外符箓禁咒与服食炼养之术。

《太平经》还载有灸刺、生物方、草木方等治病方术。灸刺即针灸，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病。禽兽行之属谓之生物方。草木能相驱使，谓之草木方。认为动植物内均含有“精”，具有疗病之神效。它还阐述静功内养及保健之法，其要旨为：乐和阴阳、守柔不争、安贫无忧、慎用饮食、勿犯风寒、清静存神和内视守一。

阅读指导

《太平经》是一部深奥难懂的道家经典，如果直接阅读原文，难度更大。初读者可以找一些注释《太平经》的书籍，作为参考，也可直接读一些比较好的注释书籍。

搜神记/晋/干宝/六朝小说之白眉

作者简介

《搜神记》的作者是晋朝人干宝。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县）人。少年时便勤于学习，博览群书，以才气闻名，被朝廷征召为著作郎。曾著《晋记》，记事忠直而文笔婉转，被誉为“良史”。又著有《春秋左氏义外传》等书。干宝喜好阴阳术数。传说，他家中曾发生两件怪事：他父亲的妾随父陪葬十余年，后来开墓，竟然生还，并说“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某年，干宝的兄长气绝身亡，尸体却未冷，很多天后复苏，叙说自己碰见鬼神的种种事情。这些事情触发干宝，“集古今神奇灵异人物变化为《搜神记》”。书写成之后，送给刘惔，刘惔读后说：“卿可谓鬼之董狐。”对其人其书推崇备至。

背景介绍

魏晋时期，我国陷入长期的分裂状态，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民族之间矛盾尖锐，民众的生活痛苦不堪。痛苦的生活容易催生人的幻想，晋人笃信天地鬼神的存在，鬼怪故事很流行。

在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东汉后期以至魏晋南北朝，老庄哲学渐渐兴起。对汉代的儒学感到厌倦的士人，借用老庄哲学标榜的“自然”和“无为而治”，企图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这一社会思潮的根本内涵即是对个性价值的重视。在“任自然”这个名目下，他们所要得到的是更大的精神自由，是个人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

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迅猛发展起来。无论北方南方，无论上层下层，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寺庙建筑遍布各地。南朝梁武帝虔诚信奉佛教，甚至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为奴。道教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东汉末年正式形成。它讲求仙，讲炼丹，不但不否定现世生活，相反以各种法术来帮助享乐，也很受民众的欢迎。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说。”一语道破《搜神记》产生的背景。

名著概要

《搜神记》主要内容是记载鬼神怪魅，作者著此书的主旨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该书是较早集中记述神话传说、俗闻逸事的专书，共收集故事464篇。书中故事大都源于神话传说、宗教演义和民间传闻，虽然虚妄荒诞，却也各有理寓。讲忠孝节义的，反映儒家观点；讲神仙术数的，植根道教思想；表现因果报应的，源于佛学宗旨；劝善惩恶则是三教殊途同归的目的。如果我们撩开其鬼怪世界的神秘面纱，可以窥见民俗风情，可以了解世道人心。

书中有很多鬼故事：有的写人鬼相恋，如卷十六《紫玉》、《附马都尉》、《汉谈生》、《崔少府墓》等，这些故事或者反映帝王扼杀自由恋爱的专制，或者反映女子对婚姻和生儿育女的渴望，都写得情节曲折，楚楚动人；有的写鬼扬善惩恶，如卷五《赵公明参佐》中勾魂使者徇情枉法，放还阳寿已尽的高官王佑，阴曹使者深情地述说放他生还的理由，“卿位大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士也，如何可令死？”又如卷十七《倪彦思》中，鬼魅痛斥前来驱鬼的典农：“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那贪官污吏被揭疮疤，立即“大怖而谢之”，大快人心；有的写不怕鬼的故事，最著名的是卷十六的《宋定伯》。宋定伯不怕鬼而能制鬼获利，很耐人寻味。歌颂英雄人物的凛然正气与藐视鬼神妖怪是本书的主题之一，这类作品中传颂最广的是卷十九的《李寄》。无能昏官年年搜求童女祭祀巨蛇，巨蛇先后吃掉九个女孩。童女李寄自告奋勇，愿作祭品，设法将巨蛇杀死。李寄的智勇双全，令人钦敬。

本书中的神怪故事都有“神道设教”警世醒俗的意味。神道一如人道，有正有邪有善有恶有宽有猛，秉性各不相同。同样是凡人戏谑地指神像为婚，卷四《张璞》中的庐君义还二女，而卷五《蒋山祠（三）》中的蒋侯却逼死三子，贤与不肖相映成趣。魏晋人太信神，因此多淫祀，本书对这种现象有所揭示。卷十九《丹阳道士》写龟、鼍之辈冒充庙神，徒费人间祭祀酒食。后来毁庙杀怪，地方才太平无事。卷五《张助》更妙，桑树空洞中生出李树，目痛者偶然休息树阴下，碰巧病愈，于是哄传有神，能使盲人复明。因此不论远近的人都来祭祀，“车骑常数千百，酒肉滂沱”。后来被张助道出原委，拆穿骗局。这则故事对当时滥信神者无疑是当头棒喝，具有反迷信色彩。

本书精彩篇章不少，脍炙人口的还有卷十一《三王墓》、《东海孝妇》、《韩凭妻》等。这些故事反映了社会上层统治者的残暴、荒淫和昏聩，下层百姓无辜惨死的血海深仇以及他们渴望复仇申冤的强烈心态。《三王墓》中干将、莫邪的儿子眉间尺为报父仇毅然自刎，借手侠客，通过神奇的方式最终杀死楚王。这种复仇精神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个故事虽然虚幻，结果却大快人心，因而被广为传诵。鲁迅先生还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小说《铸剑》，收在《故事新编》中。《韩凭妻》中荒淫无耻的宋康王活活拆散韩凭、何氏一对恩爱夫妻，并将他们迫害至死。结果韩凭夫妇虽然未能同穴而葬，然而两墓各生大梓树，“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树上早晚栖息着一对鸳鸯，交颈悲鸣。在悲剧色彩中，显示他们没有被帝王的淫威所征服，以超自然的力量重新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至死不渝、忠贞不屈的抗争精神。这个故事的结局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末尾“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很相似，也和后世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末场彩蝶追随双飞情景相仿佛，都是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象征，有浓烈的浪漫色彩。《东海孝妇》是一个著名冤案，孝妇周青被昏聩的太守判成死罪，行刑时鲜血逆流而上旗杆，行刑后东海枯旱三年。这个故事与卷七《淳于伯》情节类同，都是对“刑罚妄加”黑暗司法的控诉和揭露。

总之，《搜神记》464篇小说中有很多貌似离奇、实则广泛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故事，读者在品味怪诞情节的同时，也能够形象地了解历史，受到启迪。

阅读指导

《搜神记》是古代民间传说的总汇，有一部分是后来民间传说的根源。它所收的传说有许多至今还流传在平民口头上，例如“蚕神的故事”、“盘瓠的故事”、“颛顼氏二子的故事”、“细腰的故事”等；或者经过许多变化，而演变成今日流行的传说，成为后代戏曲的素材，比如“董永的故事”、“嫦娥的故事”等。《董永》、《三王墓》、《李寄》、《韩凭妻》、《毛衣女》、《神农》、《华佗》、《嫦娥》等篇甚至得到国际民俗学界的重视。我们读《搜神记》，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很熟悉的故事的雏形，这是很有意思的。

《搜神记》中有不少故事是精彩的文言小说，有人物形象、曲折情节、生动细节乃至对话、动作等，欣赏它们能够获得美的享受。然而也有些故事情节简单，形象单薄，像简要新闻。当时小说发展尚处雏型阶段，对素材的整理加工还比较粗糙，不及后世的精雕细琢。任何事物的发展期往往如此，不能因为这些瑕疵而否定全书。

三国志/晋/陈寿/叙事可信、文笔优雅的断代史

作者简介

陈寿，字承祚，晋朝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兴十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4岁。他自幼好学，从小师从于谯周，谯周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历史学家，著有《古史考》等书。在这位历史学家的教授下，陈寿少年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蜀汉时，陈寿曾担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朝中大臣多阿附于他，陈寿不为所屈，后受排挤去职。曹魏灭蜀以后，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陈寿受到司空张华的赏识，在西晋政权中担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在这个时期，由于中书监荀勖和中书令和山乔的奏请，要他整理诸葛亮文集。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孙吴降晋，三国鼎立的局面最后统一于晋。从这个时候开始，陈寿着手撰写《三国志》。陈寿还著有《益都旧传》、《古国志》等书，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三国志》成书以后，张华、杜预等都很赞赏陈寿的才华，纷纷向皇帝推荐他出任要职。张华推荐陈寿为中书郎，由于荀勖与张华有矛盾而对陈寿也有不满，将陈寿调任长平太守。因为此地与洛阳相距较远，陈寿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去了这个职务。镇南将军杜预表荐他可任散骑侍郎，但此职已有寿良担任，后任陈寿为治书侍御史。两个职位都是皇帝左右的侍从官，职位都很重要。不久陈寿因母病危去职。接着母亲死后葬在洛阳而不葬于蜀，受到贬议。其实是他母亲有遗言要葬在洛阳。数年后担任太子中庶子，还来不及就职，即因病去世。

背景介绍

陈寿能编撰出《三国志》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具有的主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从主观方面看，陈寿从小对历史就有兴趣，精研了《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其中如《春秋左氏传》，是编年体史书的范例，《史记》和《汉书》，是纪传体史书的典型。《三国志》从体例上来看，可以说完全取法《史记》和《汉书》，但又有所改变。从客观环境来看，陈寿的历官行事，也有助于他研究历史，从事著述。在仕蜀期间，曾任东观秘书郎，入晋以后，历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等职。而这些职务，即是史官之职。陈寿任著作郎的时候，受命整理诸葛亮的文集，并且写了一篇全面评价诸葛亮的文章，呈给晋武帝。由此可见，陈寿有不少时间，担任的是史官之职。陈寿生活在三国后期和西晋前期，由他撰写三国史，有其便利条件。当代人写当代史，对不少史事，可以说是耳闻目睹、闻见真切。由于陈寿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决定了《三国志》这部书能成为传世之作。

名著概要

《三国志》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纪传体史书，名为志，其实无志。全书共65卷，分为《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记载了汉献帝初平元年到晋太康元年之间共90年的历史。其中《魏志》1～4卷是帝纪，《魏志》其他部分和《蜀志》、《吴志》全部是列传。《三国志》成书后就受人推崇，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的特点。

《三国志》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三国并列为书，创纪传体国别史的典范。东汉末年，由于军阀割据，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记载这一时期历史，也以三国并列，成《魏》、《蜀》、《吴》三书，是切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魏》、《蜀》、《吴》三书合起来就是一部书——《三国志》。由于这种可分可合的特点，因此说它是纪传体国别史，是切合实际的。

第二，记事以历史时期的特点为断限标准，不为王朝年限所约束。《三国志》也是一部断代史，它所记录的历史就是三国时期的历史。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建立和灭亡，各不相同。魏国建立最早，曹丕称帝在220年，紧接着第二年刘备建立了蜀国，第三年孙权建立了吴国。最先灭亡的是蜀国，263年为魏所吞并，两年以后，魏国为司马炎所取代，建立了晋朝，最后灭亡的是吴国，直到280年，投降于晋。陈寿撰《三国志》时，正视了这个历史实际，所以断限的起点不定在曹丕建国，而是从汉灵帝末年开始，上溯了将近四十年。这是很有卓见的。

第三，取材谨慎，史事编排详略互见，少彼此矛盾、重复之嫌。《三国志》在叙事方面，对于史事的安排是比较严密的。同是一事，采取详略互见，即避免了重复，又充分再现了当时的历史。

第四，全书文笔简洁，记人叙事，生动传神，在传记文学方面，亦有较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是写不出著名史书的。陈寿从小就以“属文富艳”著称。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指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一些真实情况。如他在《荀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阅读指导

《三国志》的文笔比较简洁，记人叙事，生动传神，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可以把它当作传记文学看待。《三国志》的记事以历史时期的特点为断限标准，读者在阅读时，不要因各王朝存在的年限而限制了事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