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中国经典名著

尚书/春秋早期/“纪言述事之祖”

作者简介

《尚书》是由谁编写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孔子编写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弛，《诗》、《书》缺佚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之别，今文《尚书》是汉代伏生所授，在汉代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传授。东晋末年，又有梅赜献出的古文《尚书》，综合起来，便形成了今天流行的《尚书》本子。但据清代阎若璩、惠栋等人考证，确认古文《尚书》为伪本。不过其中仍保留了原已散佚的今文《尚书》，因而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名著概要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儒家经典《六经》之一，故又称为《书经》，也简称《书》。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其体裁属史料选辑，它的内容主要是商、周二代的政府文书，如政府报告、公告、誓词、命令之类，因而可以说它是一部远古的行政档案汇编。

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都言明《尚书》为百篇，但经过秦始皇焚书，《尚书》一度散佚，到了汉文帝时，才由伏生口授出来，共28篇。这就是所谓的今文《尚书》。

28篇中以朝代分，计《虞书》2篇：《尧典》、《皋陶谟》；《夏书》2篇：《禹贡》、《甘誓》；《商书》5篇：《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勘黎》、《微子》；《周书》19篇：《牧誓》、《洪范》、《大诰》、《金滕》、《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其内容大都是历史人物的言语以及朝廷的文诰。若按其性质可分为以下六类：1．讲述帝王事迹：如《尧典》，这已经可以称之为正式历史；2．记载典章制度：属于后来志书性质，如《禹贡》，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志；3．议论国家政治：《洪范》就是箕子为武王论天地之大法、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4．誓师词：如《甘誓》、《牧誓》；5．策命：如《文侯之命》；6．诰：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有的是自上而下，也有的是自下而上。由此可见，前三类是历史记载，后三类是文书档案。

虽然仅存28篇，但它所涉及的历史很长。《虞书》这两篇的内容上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看作是姊妹篇。《尧典》着重记载尧和舜的事迹，反映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解体的历史。《皋陶谟》的中心问题是讨论治国的方略，提出“知人”、“安民”，同时提出了“五礼”与“五刑”。这说明当时等级制度与国家机器正在酝酿产生中。《夏书》这两篇反映夏代两件大事：禹治水和夏王伐有扈。禹治水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历史传说，先秦古籍中多有记载。夏王伐有扈则是中国社会制度转化的一件大事。此外《禹贡》一篇的重要性，不单在于记载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传说，同时还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古代地理名著，文中详细地记载了山川的方位和脉络，行政区域划分方面，将全国区分为9州。《甘誓》一篇，虽然文字极为简短，但它所写的战争事件，意义非常重大，对研究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文献依据。《尚书》中记载殷商时代历史的，共有5篇：《汤誓》记载了商王朝的建立；《盘庚》、《高宗彤日》两篇记载了商王朝的中兴；《西伯勘黎》、《微子》记载了商王朝的衰亡。可见5篇基本上反映了商王朝的发展过程。记载周代历史的共有19篇，在今文《尚书》中所占篇幅最多，其史料价值最高。由《牧誓》至《顾命》这15篇，所记载的是西周初期的历史，亦即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历史。《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等的主要内容是写周王朝建立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周王朝建立以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的措施。就历史事件而言有：武王伐纣、平定武庚禄父及三监的叛乱、周公执政、成王之死与康王受命。

阅读指导

《尚书》在所有中国古代典籍中，最为难读。因此，要阅读《尚书》，必须参照其他书一块儿来读。其中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和《周本纪》，司马迁在写作时利用了《尚书》中的大量资料，并用当时的语言叙述出来，因而对阅读《尚书》很有帮助。此外，在版本选择上，可供选择的有孔颖达的《尚书正义》、蔡沈的《书经集传》、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以及刘逢禄的《尚书今古文集解》，这些书各有所长，可供读者选择。

诗经/春秋/响彻千年的木铎钟声

作者简介

《诗经》是我国古时的一部诗歌总集。它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写出来的。《诗经》的作者，有的本诗中就有记载，例如《小雅》的《节南山》明说“家父作诵”，《巷伯》明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的《崧高》、《保民》都明说“吉甫作诵”；有的可以从别种古书上查出来，例如《尚书》说《鸱》的作者是周公旦，《左传》说《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公夫人，《常棣》的作者《国语》说是周公、《左传》说是召穆公。

但有作者可指的毕竟是极少数，大量的诗是采诗官从民间收集起来的，我们无法知道那些优美而婉转的诗歌的作者到底是谁。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个情景：人高兴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日常的言语不够，便用歌唱。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也要用歌唱表达感想。歌谣越唱越多，留在了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谣，就可借着抒发感情，要是没有合适的，就删改一些，直到满意。这样，歌谣经过大众的修饰，经采诗官记录下来，结成集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完全可以说，《诗经》的作者就是上古的大众。

背景介绍

《诗经》中作品的年代大多不可考，但它所收诗的年代断限，一般是由比较公认的最早或最晚的几首诗来确定的。《豳风》中的《东山》、《破斧》据记载是反映“周公东征”的。周公东征在周成王四到三年左右（前1113～前1112年）。《诗经》中最晚的诗是《陈风·株林》，它所反映的是“刺灵公”的事。据《左传》记载，陈灵公淫乱的事，在周定王七年（前600年），相当于春秋中叶。也就是说，《诗经》中诗篇的时代，应上起西周初，下不晚于春秋中叶。

西周和春秋时代，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中国由许许多多诸侯国统治着。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或者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乐工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乐工们是伺候贵族的，搜集的歌谣自然得迎合贵族的口味，平民的作品往往必须经过乐工们的加工后才会入选。除了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殊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所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当时还有这样一种风气，臣下想要劝谏或者赞美君主的时候，往往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而是作了诗献给君上，让乐工唱给君上听，这就是献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带着乐谱的唱本、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还是有三百来篇唱词流传了下来，这便是后来的《诗经》。

名著概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诗歌305篇（《小雅》中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15《国风》，诗160篇；《雅》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包括《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

《诗经》歌咏的内容很复杂，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分别选择若干重要的类型加以介绍。

《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以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灵的乐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丰年多黍多，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关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如《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祷神求子，后来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把他丢弃，后稷却历尽苦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

西周后期，由于戎族侵扰、诸侯兼并，社会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如《瞻卬》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忧虑，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莫惩！”

《国风》中也有这一类的诗，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相鼠》也是类似的作品：“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也很多。《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又如《卫风·伯兮》：“伯兮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兮，无使也吠。”一个打猎的男子在林中引诱一个“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劝男子别莽撞，别惊动了狗，表现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郑风·将仲子》写道：“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仲子”是她所爱的情人。但她却不敢同他自由相会，且不准他攀树翻墙，只因父母可畏。《国风》中有许多情诗，咏唱着迷惘感伤、可求而不可得的爱情。又如：“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陈风·月出》）“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阅读指导

阅读《诗经》，我们能获得美的享受。诗歌的美不仅体现在内容上，而且体现在手法与节奏上。古人说《诗经》有“六义”，即风、雅、颂与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的性质、体制上的分类，赋、比、兴则是诗的创作手法上的分类。朱熹《诗传纲领》云：“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赋”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为比，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章，以河洲上雎鸠之关关而鸣以求其偶为比，以兴起后二句所赋的淑女、君子之为佳偶，这一类诗是“兴”的作法。

《诗经》中的诗以四言诗为主，但也有例外。《郑风·缁衣》云：“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敝”和“还”是一言的。《小雅·祈父》云：“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是二言的。《召南·江有汜》云：“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前四句都是三言的。《召南·行露》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都是五言的。《小雅·十月之交》的“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的。但以全部《诗经》而论，终以四言诗占绝对多数。《诗经》中也有“兮”字调，如《周南·麟之趾》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则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摽有梅》的“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则间一句用“兮”字。以全部《诗经》而论，虽然“兮”字调只占极少数，但还是可以看出由《诗经》增变到《离骚》体的“兮”字调的痕迹来。

黄帝内经/春秋至战国/“医学之宗”

作者简介

《黄帝内经》冠以黄帝名，并非真为黄帝所作。《淮南子》曾指出：“世俗之贱今，必托之于神农、黄帝。”《内经》既非黄帝之作早已为确论，但其成书究竟何时？又出于何人之手？对此，历代以来意见纷纭，终未能取得共识。综观历代学者，《内经》现存本的汉代原本是由谁编订一无所知。仅有的争论在于第9篇的部分内容，第66～71篇的全部及第74篇有关“五运”的部分，这些都不见于全元起的校注本，而一般认为是后人所伪造的。由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版的注释中推测这些部分是由唐人王冰补入的，这种看法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可。而只有范适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他极其繁复地论辩哪些部分是由五代或宋初的无名氏补入的。在《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问题上约有以下几种观点：如说成书于春秋战国说，说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说，说成书于西汉说，或谓更为晚出说等等，现仍为学者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在这个争论上，有一点则为大家所公认，即明代医学家吕复之所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

名著概要

《黄帝内经》这一名称常常分别冠于《素问》、《灵枢》、《太素》、《明堂》四本书标题前。自北宋以后它常作为前两部分的总称，在这种用法上，它常缩写为《内经》。《黄帝内经》由黄帝与同样具有传说色彩的六大臣之间的对话组成。尽管最著名的部分是黄帝提问，由岐伯作答，但在其他部分这些大臣也参加谈话。全书中他们对宇宙、人们生活的直接的环境与人体、情绪之间的关系、对生活习惯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对体内各脏器之间的关系、对生命过程与病理过程之间的关系、对于病症与症状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如何通过对所有这些的分析而作出诊断与医疗决定都提供了见解。《黄帝内经》流传甚广，现就《素问》、《灵枢》分述之：《素问》：公元6世纪全元起首次对《素问》做全面注释，当时第七卷早佚，故只有8卷。762年，王冰补注，称为《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其中除72～73篇有目缺文外，经王氏补入了“旧藏”7篇。11世纪，北宋校正医书局对王氏注本再加校勘注释，改名《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成为宋之后历代刊刻研究之蓝本和依据，刊刻本有数十种之多。

《灵枢》：在《汉书·艺文志》名为《九卷》，公元6世纪前后，其名有《针经》、《九虚》、《九灵》、《灵枢》等不同书名之传本。南北朝、隋唐间，《针经》注本多种曾有流传，并见于隋唐及日、朝之医事法令，甚至将其列为医学教材，但未能流传后世。如前所述，宋代刻刊《灵枢》（1135年）后，即成为《九卷》之唯一刻本流传于世，虽有12卷本与24卷本之不同，但篇目内容次第等并无差异。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等。二者之共同点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与技术。

《内经》认为：认识人类疾病必须首先认识人类自身。《内经》的作者们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并实地进行了人体体表与内脏的解剖。

《内经》中涉及许多高明的医疗技术。例如该书不但记述了水浴疗法、灌肠技术，而且比较正确地论述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脱疽的外科手术截趾术等。《内经》已设计使用了筒针（中空的针）进行穿刺放腹水的医疗技术，这是一次改善腹水治疗和减轻患者痛苦比较成功的尝试。筒针穿刺放腹水虽然未能创造出根治腹水的方法，但作为一种医疗技术在后世继续得到发展和应用。

《内经》提倡疾病预防强调早期治疗。中国医学自古就十分重视促进人体健康以预防疾病的思想，追其源则始于《内经》。

阅读指导

《黄帝内经》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由黄帝提问，六大臣作答，在阅读上，要把重点放在黄帝的提问、岐伯作答的部分上，这是全书最著名的地方所在，要注意把握书中关于宇宙、直接的环境与人们情绪之间的关系、生活习惯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病症与病症之间的关系等的见解。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黄帝内经》的专业性还是很强的，因而可以先通过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读物做初步了解，然后再进行阅读。在版本上最好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校注本。

山海经/春秋晚期/“古今语怪之祖”

作者简介

《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众说纷纭。传统上《山海经》被认为是大禹及其助手益所作，如《论衡》、《吴越春秋》及刘歆的《上山海经表》所说。另外一些人表示怀疑，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已发现：《山海经》编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后人又加以假合，与原意相差甚远。北齐的颜之推注意到了书中出现的汉代地名，认为是在秦代焚书之后或董卓所加，此后随着考古学与辨伪学的发展，禹、益之说日趋被否定。当代学者较一致认为《山海经》是由几个部分汇集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但具体看法又不同，有学者认为《山海经》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以《山经》成书年代最早，为战国时作；《海经》为西汉所作；《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为东汉至魏晋所作。有的学者对《山海经》中的《山经》与《禹贡》作比较研究，结论是《山经》所载山川于周秦汉间最详最合。至于时代当在《禹贡》之后，战国后期。

名著概要

《山海经》记述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囊括了天文、历法、地理、气象、动物、植物、矿物、地质、水利、考古、人类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诸多内容。同时也保留了大量远古神话传说。《山海经》的今传本为18卷39篇，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部分，其中《五藏山经》5卷，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共21000字，占全书的2/3。《海内经》、《海外经》8卷，4200字。《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5卷，5300字。

《山经》以五方山川为纲，记述的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海经》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格。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尤为可贵。

卷1～5分为26节，描写了447座中央陆地上的山脉。每座山的描写至少包括它的名字，它距前面提到的山脉的距离，以及关于其植物、动物和矿物的信息。还包括对居住于一座山或者一群山脉上的守护神和怪物以及某些神话传说的评说。当一条河与一座山相连时，原文详细说明了河流的起源和出口、流向以及其中所见的物品。在24个小部分的末尾，还提供了一些有关山精崇拜的规定，这些记载对研究中国早期宗教是十分重要的。卷6～18的内容有些不同。地名几乎无法确认，植物学和动物学让位于虚构的民族学；医学的、占卜的和仪式的规定再也找不到了，神话纪录倒为数更多。

作者以《中山经》所在地区为世界的中心，四周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所记录的山系，它们共同构成大陆，大陆被海包围着，四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再外还有荒远之地，这就是《山海经》所描绘的世界。

《山海经》的地域范围依今天的行政区划来分析，大致如下：《南山经》东起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包括今天的浙、赣、闽、粤、湘5省。《西山经》东起晋、陕间的黄河，南起陕、甘秦岭山脉，北抵宁夏盐池西北，西北达新疆阿尔泰山。《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古、宁夏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东抵河北太行山东麓，北至内蒙古阴山以北。《东山经》包括今山东及苏皖北境。《中山经》西达四川盆地西北边缘。

《山经》以山为纲，分中、南、西、北、东五个山系，分叙时把有关地理知识附加上去。全文以方向与道里互为经纬，有条不紊。在叙述每列山岳时还记述山的位置、高度、走向、陡峭程度、形状、谷穴及其面积大小，并注意两山之间的相互关连，有的还涉及植被覆盖密度、雨雪情况等，显然已具备了山脉的初步概念，堪称我国最早的山岳地理书。在叙述河流时，必言其发源与流向，还注意到河流的支流或流进支流的水系，包括某些水流的伏流和潜流的情况以及盐池、湖泊、井泉的记载。《山海经》中最具有地理价值的部分《五藏山经》，在全书中最为平实雅正，从形式至内容都以叙述各地山川物产为主。

另外本书中记载的医学史料、药物知识，对研究中国医药学的萌芽和演化尤为重要。据学者吕子方统计，《山海经》载录的药物数目，动物药76种（其中兽类19种，鸟类27种，鱼龟类30种），植物药54种（其中木本24种，草本30种），矿物药及其他7种，共计137种，并且所收载的药物有明确的医疗效能的记述。经过长期的研究证实，《山海经》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矿藏地质文献，所记载的226处金、银、铜、铁、锡等矿藏，现在大都可以证实。

楚辞/战国/屈原/神奇而瑰丽的骚体之祖

作者简介

《楚辞》是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诗歌集，它编纂于西汉末年。编纂者是著名的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和宋玉。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秭县（今湖北省秭归县）人，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7年。出身贵族，是楚武王后裔，曾任左徒、三闾大夫。怀王时，主张联齐抗秦，选用贤能，但受其他贵族排挤而不见用。遭靳尚与上官大夫等人毁谤，先被放逐到汉北，又被流放至江南，终因不忍见国家沦亡，怀石自沉汨罗江而死。传说，屈原投汨罗江这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村民得知他投江，赶紧划着船，在江上打捞。但江水茫茫，已经无法寻找了。村民们怕鱼儿咬伤屈原的尸体，就用竹叶包了米饭，撒在江中喂鱼，就算是对屈原的祭奠。从此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人们为了怀念屈原，都要划龙舟、包粽子。这一习俗流传下来，就成了我们现在的端午节。

宋玉的生平，古书中记载很少。传说他是屈原的学生，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

背景介绍

与黄河流域一样，长江流域也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文化就是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楚人很早就和中原的国家有联系，同时，它也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楚文化的兴起比中原文化迟，原始宗教——巫教盛行可以说是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

南方的自然经济条件比北方优越，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不需要结成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这就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与此不同，在楚国，艺术，无论娱神的还是娱人的，都是在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展示的是人的活跃的情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地的歌谣演变出了楚辞。

名著概要

《楚辞》一书中选编了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及宋玉的《九辩》、《招魂》等名篇。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0余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宏伟的抒情诗。它的写作年代，是在屈原被放逐之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班固把“离骚”解释为“遭忧作辞”；王逸则把“离骚”解释为“离别的忧愁”。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总之，这是屈原在政治上受到严重挫折之后，面临个人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离骚》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叙述他是楚王的同姓，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吉祥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赐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并且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党人”是同诗人敌对的，代表着邪恶。他们只顾苟且偷安，使楚国的前景变得危险而渺茫，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谓余以善淫”，诬蔑诗人是淫邪小人。诗人受到沉重的打击，却更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复用各种象征手法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同时，再三坚定地表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而后诗人在想象中驱使众神，上下求索。他来到天界，然而帝阍——天帝的守门人却拒绝为他通报。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以相通。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给予指点。灵氛认为楚国已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翔在一片广大而明丽的天空中。在幻想中，正当诗人“高驰邈邈”的时候，“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既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外，也就别无选择。《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章》的内容都与屈原的身世有关，这与《离骚》相似。在《九章》中，《橘颂》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深固难徙”的品质，以表现自我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黏滞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从而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其他篇章，多为屈原在放逐期间所作。《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放逐中写的一首纪行诗。诗中叙写作者南渡长江、又溯沅水西上、独处深山的情景。其中的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代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哀郢》作于秦将白起攻陷楚都以后。屈原在流亡中，亲眼目睹了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心情沉痛，写下这首诗，哀叹郢都的失陷。《怀沙》是屈原临死前的绝笔。诗人一面再次申说自己志不可改，一面更为愤慨地指斥楚国政治的昏乱，表现出对俗世庸众的极度蔑视。诗人希望世人能够从自己的自杀中，看到为人的准则。《九章》的大部分都反映了屈原流放生活的经历，这些诗篇善于把纪实、写景与抒情相结合，以华美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写出复杂的、激烈冲突的内心状态。

《天问》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172个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在当时已经有公认答案的，但诗人并不满足，还是严厉地追问，想找到新的答案。比如尧舜，在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在《离骚》、《九章》中也被反复当作理想政治的化身来歌颂，但在《天问》中，他们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它明显受到屈原的影响。《九辩》中袭用或化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现成语句的地方共有十余处。《九辩》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九辩》的哀愁，主要是一种狭小的、压抑的哀愁，基调是“惆怅兮而私自怜”。宋玉的文才，他的怀才不遇的遭遇，他的见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影响了后世标榜清高而自惜自怜的文人，写出许多伤春悲秋的诗文。

阅读指导

楚辞受楚地歌谣的影响很深。楚歌的体式和《诗经》不同，不是齐整的四言体，而是每句长短不一，句尾或句中常用“兮”字作语气词。这也是楚辞的显著特征，阅读时不可不注意。

楚地盛行的巫教也影响了楚辞，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楚辞充满奇异的想象和炽热的情感。诗人在表现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比如《离骚》由“神游”到“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这是楚辞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

中原文化对楚国的影响在楚辞中也有明显的痕迹。《九章》中的《橘颂》全诗都用四言句，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作《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这种影响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过程的反映。

周易/西周至战国晚期/“推天道以明人事之书”

作者简介

对《周易》的作者说法不一，传说伏羲氏画卦，周文王作彖辞，孔子作传，不见得可靠。据近人研究，它可能产生于殷周之际，是对于古代卜卦的记录，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而成。而其中的传等形成于战国晚期，是多人合手而成的。

背景介绍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客观情况和规律性缺乏认识，因而产生宗教迷信，当时人们是根据神灵的启示来判断吉凶的，而传达神灵启示的手段是占卜。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占卜逐渐成为一门专业，从事这门专业的人叫做“卜人”或“筮者”。这些卜人，把他们积累的经验编辑成书，以便翻检和传授。在夏朝有《连山》，在商朝有《归藏》，在周朝时出现了《周易》。

名著概要

《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的部分主要包含卦象、卦辞和爻辞。“传”的部分主要包含彖传、象传、文言、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等，古称“十翼”。从不同的角度而言，它是古代的卜筮学、哲学、预测学、信息学、系统学、伦理学、宇宙代数学的混合产物。它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武术、炼丹、养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心理、伦理、军事、宗教、卜筮等等领域。它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方法和思想，如简单性原则、相似性原则、循环原则以及稳定与不稳定、无穷演化的思想等等。

《周易》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起源，自然界与人及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也是由两性相交产生的。万物在阴阳两势力的矛盾中产生变化，而变化的形式就是通过交感。《周易》认为世界上没有东西不在变化。变化又是有阶段性的，发展到最后阶段，就会带来相反的结果，“物极”就要走向反面。

《易传》是《易经》的解释。它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也称《十翼》。《彖》是对卦辞的解释。《象》是对爻象和爻辞的解释。《系辞》总论《易经》的基本观点，阐发这些基本观点如何应用于自然和社会。《文言》专论乾、坤两卦的基本概念。《说卦》论述六十四卦的排列秩序。《杂卦》说明卦名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

《易传》的基本思想：（一）“—”“--”宇宙存在论，“—”为阳爻，“--”为阴爻。宇宙存在说的观点：第一，八卦产生不是人类主体思维之虚构，它来自人们“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对宇宙客观存在的认识。第二，八卦论说宇宙生成存在的逻辑思维，是从人的生命之源，来推演宇宙其他事物之源与其变化。男女交而生人，故宇宙亦在交合中产生。第三，宇宙是对立统一体。第四，八卦用对立统一解释事物的普遍性质。六十四卦来自八卦之重叠，八卦最终取自阴（--）阳（—）二符号，（—）（--）二符号是对六十四卦所阐述的各种具体事物的普通性质的抽象化，（—）（--）抽象的对立统一物，代表了事物的普通性质。（二）“变则通”的宇宙发展论。第一，《易传》肯定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中存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第二，变化是事物吉凶的征兆。第三，事物的变化的原因是事物间相互交感的矛盾运动。（三）《易传》社会学说：《易传》对自然的揭示，为人类社会管理提供了摹拟的依据。在孔子看来，有一种本质无边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天（乾）一定在上，地（坤）一定在下，在上者必尊，在下者必卑。这种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思想，便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

《周易》把“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如履卦九二爻辞有：“履道坦坦，幽人贞吉。”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里所讲的“道”，就是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十翼”对于《周易》所提出的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可以说是理解很深刻、发挥很透彻的，超越了《周易》作者的水平。

阅读指导

阅读《周易》，重在理解其最基本的概念，以及它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但是阅读起来还是有相当困难的，因此，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这里着重推荐如下几个版本，以供读者选择：中国书店出版的唐代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孔颖达撰《周易正义》，宋代朱熹撰《周易本义》、清代丁寿昌撰《读易会通》。而最能帮助读者理解的当属近人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之故事》和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这几本书可以说代表了现代人研究周易的成就。

六韬/商末周初/姜子牙/兵家权谋之始祖

作者简介

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商朝末年河南卫辉人。尊称太公望，武王尊之号为“师尚父”。其始祖四岳伯益因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地（尽在河南南阳），因此得吕氏。姜子牙出世时，家境已经败落，所以姜子牙年轻的时候为谋求生计干过宰牛卖肉的生意，后被周文王重用。姜太公后成为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著有《六韬》一书，誉为“兵家权谋之始祖”。

名著概要

《六韬》一书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一卷，共61篇，近2万字。卷一《文韬》即论治国用人的韬略，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12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作战的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卷二《武韬》主要讲用兵的韬略，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5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此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方能制胜。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13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12篇，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五《豹略》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8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10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堪称“先秦军事百科全书”。

作品影响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其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几乎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最突出。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受到世人瞩目。

阅读指导

《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极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道德经/春秋/老子/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源头

作者简介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历来有争论。根据《史记》介绍如下：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东）人，是春秋时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生卒年月不详。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吏”，所以他谙于掌故，熟于礼制，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并且有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较孔子年辈稍长。世称“老子”。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争夺王位的内战，这场长达5年的内战，最终以王子朝失败告终。王子朝失败后，席卷周室典籍，逃奔楚国。老子所掌管的图书也被带走。于是老子被罢免而归居。由于身受当权者的迫害，为了避免祸害，老子不得不“自隐无名”，流落四方，后来，他西行去秦国。经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时，关令尹喜知道老子将远走隐去，便请老子留言。于是老子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相传老子出关时，骑着青牛飘然而去，世不知其所终。

背景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封建制度先后在各个国家确立起来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而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时也有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各个政治集团的争夺，就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性质。面对当时的社会动乱，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济世之方。儒家主张礼治、德治和贤治；墨家反对礼治，但也主张德治和贤治；法家反对墨家而主张法治。同诸家相对立，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在于人们的智巧太多，欲望太甚；而智欲的根源在于物质生活的发达和种种造作有为的政治。

名著概要

《道德经》又名《老子》、《老子五千文》，是中国道家的主要经典，全面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全书共81章，分上下两篇，上篇37章为《道经》，讲的是世界观问题，下篇44章为《德经》，讲的是人生观问题。全书文辞简奥，哲理宏富，且体系完整，内容丰富，涉及宇宙、社会、人生、军事、政治、医学等各个方面。其中“道”的观念，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老子反对儒墨两派的道德观，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不追求道德，提倡柔弱虚静，减少私欲，知足不争；理想政治是无为而治，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老子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成、变化和根源。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的“道论”的中心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说，“道”是万物之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就是说，作为宇宙的本原就是道，它是永远存在的。道的运行是自由的、必然的，即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是宇宙的母体。老子认为，道产生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生养着万物，万物各成其形，各备其用。所以万物没有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的尊崇，德的贵重，不是有谁给它爵位，而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产生天地，德畜养万物，长育万物，成熟万物，覆盖万物。老子的“道”是超形象、超感觉的观念性存在，是无，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味道。

《道德经》一书中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它触及了矛盾普遍存在的原理，提出了一系列对立范畴：阴阳、刚柔、强弱、智愚、损益……它认为这些对立双方处在互相依存之中，而且这些对立的双方又是互相成就、互相转化的。对立双方之所以能互相转化，乃是因为它们的相互包含，不过，对立面的转化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老子的辩证法是来自实际、返诸现实的。老子观察了自然界的变化，生与死、新与旧的相互关系，观察了社会历史与政治的成与败、福与祸等对立的双方的相互关系，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同时还深刻地论证了相反相成的的道理：长和短二者只有彼此比较才能显现出来，不同的声音产生谐和，前后互相对立而有了顺序。总之，老子承认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老子还初步意识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

老子的“道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天道自然观”。所以老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基本上是人当法道，顺其自然。至于如何治理国家，老子认为最好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让人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用无所作为听其自然发展的办法，来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在老子看来，无为正是有所作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反对用刑、礼、智这些来治理国家，反对向人民加重赋税，反对拥有强大的兵力。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不要“圣智”、“仁义”、“巧利”，国家就大治了。这三种东西不足以治国，最好的办法是使人们着意于“朴素”、“少有私欲”，不求知识，就可以没有忧患了。

老子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是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他的这一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减轻剥削的愿望。这是老子政治思想的进步因素。但是，小国寡民的理想，却是幻想，它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作品特色

《道德经》一书，基本是抽象的理论阐发，而不涉及人物描写。它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句式比较整齐，多用韵语，读起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但在韵语之外，又恰到好处地结合了散体文章，这种韵散结合的文体，使得它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独树一帜，既不同于《论语》的语录体散文，也不同于《诗经》的韵诗，而显得别具一格。

《道德经》的第二个艺术特色是善用比喻。为了说明一个比较深奥的道理，老子常用身边的事物打比方。如为了说明“有无相生”的道理，他以碗为例：如果一个碗做成实心的，看起来是“有”了，可它起不到碗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在碗这个意义上是“无”；而如果把它做成空心的，看起来它的中心是“无”，可正是这必要的“无”，使它有了碗的功用。这些例子，都取之于人们的生活本身，所以显得通俗易懂，但却能将“有无相生”这样抽象深奥的道理讲得透彻明白。

《道德经》的第三个艺术特色是它的行文凝练精妙，多用格言警句。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这些格言警句短小精悍，而且寓意深刻，具有很深的启发意义。和差不多同时期的语录体《论语》相比，显得更为精警洗练。因此有人认为《道德经》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将生活中的谚语和格言汇总在一起而形成的，所以不是每一句话都紧扣道家的思想。当然，这些都是瑕不掩瑜的小问题。

作品影响

《道德经》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思想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战国时期，儒家的孔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都受到《道德经》的影响。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并渗入到政治生活中，名相萧何、曹参在治国时，“镇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汉书·刑法志》）。东汉末年，道教奉老子为教主，视《道德经》为经典。魏晋时期，玄学昌盛，在朝的玄学家注重《道德经》的无为而治，在野的玄学家提倡《道德经》的“自然”之说，《道德经》的思想成为抒发政治主张、抨击现实的武器。大唐盛世，帝王自称为老子后裔，为之立庙，唐太宗采用“无为而治”为兴国方针，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将《道德经》开为贡举策试的经典之一，并亲身为它作注。宋代帝王对道教情有独钟，宋真宗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把《道德经》列为太学及地方学校的课本。这一时期，《道德经》的思想对理学也有所渗透，并影响甚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每个朝代在其鼎盛时期，无一例外地采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理念，即内在的、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理想。

《道德经》的影响不仅时间久，历史长，而且领域广、方面多。在宗教上，它是道教的开山之作；在修身方面，“功成身退”是文人入世的信条；在军事方面，“以柔克刚”成为军事家奉行的准则；在管理方面，老子的“以人为本”是日本企业最基本的信条；在艺术方面，“道法自然”成为书法家、绘画家、诗人遵循的理念；在文学方面，《道德经》精警凝练，处处闪烁着哲人的智慧，妙语巧喻、格言警句比比皆是，蕴含人生哲理。

《道德经》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它也备受关注和推崇，形成了老子热。《道德经》被译成多种文字，海外发行量居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首，堪与《圣经》比肩。他的思想影响了诸如托尔斯泰、奥尼尔、海德格尔、爱因斯坦、汤川秀树等世界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阅读指导

《道德经》是一部哲理诗，用诗歌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道理，往往缺乏必要的论证，这也是造成人们理解不一以至误解的重要原因，这就要求阅读时，一定要把握其特点，一定要弄清《道德经》所谈问题的针对性和角度，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其深刻含义，从中吸取其有利于自身健康发展的东西。

孙子兵法/春秋/孙武/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作者简介

孙子即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子出生于齐国乐安，出身将门家庭，生卒年月不详。他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由于内乱陈完出奔齐国，以食邑改姓田氏。孙武的祖父孙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封地乐安，并封其为齐国大夫。后因孙武家族人谋反作乱，不得不逃往吴国。公元前512年，孙武因文武兼备得到伍子胥引荐，得到了吴王阖闾的重用，并以自著兵法13篇献于吴王阖闾，阖闾得知孙武能用兵，封其为大将。

背景介绍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连年争战，战争规模也日益扩大，长期的兼并战争使各国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对作战的战略战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扩大领土，迫切需要总结战争经验，找出战争的规律，制定用兵的战略战术。《孙子兵法》正是诸侯兼并、战争频繁以及诸子百家学术争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

名著概要

《孙子》，又称《孙子兵法》、《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传世本《孙子兵法》13篇，是孙武一派兵家的著作，其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属于孙武，但经过他的门生和战国兵家的整理补充。该书中所描写的战争规模，似是战国时代的情况。现存的《孙子兵法》是经过三国时代曹操删定编注的，全书分为13篇：《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长期战争的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一些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原始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其思想内容主要有三方面：

一、战略指导思想

战略论是孙子军事学说的主体部分。孙武在此书中首次提出了战略概念——“庙算”，具体论述“安国保民”的最高目标、“五事七计”的全局运筹、“不战屈敌”的止战谋划、“知彼知己”的作战指挥等战略思想。在战略论中孙子提出“安国全军”、“唯民是保”的战略目标，把“重战”、“慎战”作为根本用战原则。并从其对待战争的严肃态度出发，评述了“五事七计”的重要性。“重战”，即重视战争，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应取态度是：“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慎战即开始须慎重，其原则是：“非利不动，非地不用，非危不战”。“五事七计”书中详述“道”（治道）、“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度）五要素，及其“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对战备全局作正确估计的条件。但孙子并没有认为军事力量越强越好，而是主张顾及国力，有限地发展军事。孙子反复强调要以“伐谋”、“伐交”作为优先的决策，总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而在实战中争取一“军”、一“旅”、一“卒”、一“伍”之“全”仍不失为上策。如此，“谋”“攻”思想已贯彻到底。

孙子关于“知彼知己”和“致人而不致于人”之说，为作战指挥的战略原则。并尽可能“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争取“先机之利”，“致人”、“不致于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二、作战策略思想

以战略为基础，孙子提出相应用兵策略。其重要策略原则有六：其一，因利制权，因敌制胜。其二，奇正相生，出奇制胜。其三，避实击虚，击其惰归。其四，我专敌分，以众击寡。其五，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其六，示形用诈，诡道制胜。

三、军事哲学思想

孙子论“天”：“阴阳、寒暑、时制也”，是自然界之天；论“道”：“令民与上同意也”，具有民本主义因素。在书中把具有理性思维的人，放在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的主体地位，并详细分析了战争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孙子重视矛盾的相互依存，尤其重视矛盾的相互转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无恒形”，关键是造成“胜兵先胜”的条件，促使矛盾向有利方面发展。《孙子兵法》除三个主要方面以外，各篇均有其主题思想，又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计》篇论述的是能否进行战争的问题。开宗明义指出战争是国家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因而首要的是明了战争的规律和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客观条件。该篇主要提出了“道”、“天”、“地”、“将”、“法”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

《作战》篇主要阐述的是如何进行战争。孙子认为，战争的消耗和战费的开支是十分庞大的，战争旷日持久势必危及国家的存亡，所以主张速胜。

《谋攻》篇主要论述如何进行攻敌的问题。孙子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取得最大的成功，即力求不战而胜，不靠硬攻而夺取敌城，不需久战毁灭敌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要知己，还要做到知彼。

《形》篇主要讲如何利用物质之“形”来保全自己，取得完全的胜利。孙子认为，只有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当取胜条件不足时，应采取守势；当取胜条件具备时，则应采取攻势。

《势》篇主要阐述如何造成有利的态势，来压倒对方。强调“势”与“造势”。所以，要出奇制胜，就应该善于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情况的变化，改变奇正的战法。此外，要造成有利的态势，还必须善于故意向敌示弱，诱敌以利，以达到欺骗和调动敌军的目的，造成战胜敌军的有利时机。

《虚实》篇主要论述指挥作战如何争取主动权，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指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军争》篇论述的是如何通过机动掌握主动，先于敌人造成有利态势和取得制胜的条件。

《九变》篇主要讲述了如何发挥指挥上的灵活性。孙子认为，灵活性的基础在于对利弊进行全面的衡量。

《行军》篇主要讲述如何配置、组织军队、观察判断敌情和团结将士。孙子认为，行军作战必须占据便于作战和生活的有利地形，善于根据地形配置兵力。

《地形》篇主要论述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如何指挥军队的行动。孙子认为，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

《九地》篇论述在九种不同的作战地区指挥作战的原则。孙子认为，在不同的作战地区，将帅应该根据地形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行动。

《火攻》篇主要指出火攻的目标、种类、发火的物质和气象条件，以及实施方法。孙子认为，火攻只是辅助军事进攻的一种手段。

《用间》篇主要论述使用民间间谍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孙子认为，是否了解敌情对战争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

作品影响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学著作的杰出代表，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军事思想、军事体系、文学语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跨越古今，渗透中外，荣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美誉。

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无不从《孙子兵法》中汲取养料，行军治国平天下。秦末的项羽，汉代的韩信、霍去病，三国的诸葛亮，唐朝的太宗李世民，宋代的岳飞，明朝的戚继光，都曾从《孙子兵法》中受益匪浅。他们运用其理论指导战争、治理国家。到近代，它更是声誉日隆，影响甚大。孙中山先生曾说：“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形成了中国的军事哲学。”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他称孙武是“中国古代军事学家”，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他不但在著作中多次提到孙武和《孙子兵法》，而且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创造性地灵活运用这部兵书的理论精髓。可以说，《孙子兵法》丰富和促成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思想。

1772年，法国神父约瑟夫·阿米欧在巴黎出版了法文《中国军事艺术》丛书，其中有《孙子十三篇》。1815年，拿破仑大败滑铁卢后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一日，读到《孙子兵法》，拍案叫绝，唏嘘慨叹：“倘若早日见到这部兵法，我是不会失败的。”

日本一些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士必读《孙子兵法》，认为它是一本“商战圣典”，是任何人都应该学习的一本书；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将它列为必读书目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流行“《孙子兵法》热”。《孙子兵法》不但受到军事界和战略家的重视，而且已经扩展到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如经济、体育、管理、外交等，尤以商业和管理业中的应用最为瞩目。

总而言之，《孙子兵法》以高度凝炼的形式概括总结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和法则，是一门攻无不克的艺术、创造辉煌的科学。

阅读指导

《孙子兵法》在现代已不仅仅是一部军事学著作，更多的人把《孙子兵法》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因而在阅读时，不能仅仅要求了解事例本身的蕴义，更应注意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学以致用。

延伸阅读

战国中期齐国的军事家孙膑是孙武的四世孙，著有《孙膑兵法》。它的体系与风格和《孙子兵法》一脉相承，强调“必攻不守”、“贵势”的战术思想。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将《孙子》、《六韬》、《吴子》、《三略》、《尉缭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合在一起，号为“武经七书”。

论语/春秋末期/孔子/“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吼吟”

作者简介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但孔子出生时家境已衰落。他父亲孔纥，又名叔梁纥，曾做过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宰，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下层的“士”。他的母亲姓颜，名叫征在。孔子早年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分熟悉六艺，加上孔子天资聪明，谦虚好学，因此学识日进。孔子30岁时，他的博学举世闻名，并且开始招收门徒，传授古代文化典籍。孔子早年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后因鲁国内乱，旅居齐国，后又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50岁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但由于他的主张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了矛盾，被迫离开鲁国。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思想，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并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的时间，但他始终没有找到贤明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奔走于各国期间，孔子仍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言论。公元前484年，浪迹约40年的孔子重返鲁国，此后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定本。孔子晚年生活屡遭不幸，独子孔鲤、得意门生颜渊和子路都先他而去世。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逝于家中，弟子们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然而终其一生，他没有为自己著书立说。他逝世之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其平日的言传身教收集整理，编辑成《论语》。

背景介绍

春秋时期，是一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奴隶和自由民的反抗斗争不断，一些主要大国，在争霸的形势下，为了顺应社会变革的潮流，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社会变革的结果是：诸侯的逐渐崛起和周王室的日益衰落，一些大国尽力发展自己的实力，出现了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大国争霸”局面。这个时期各诸侯之间兼并争霸战争以及相互交往的频繁，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名著概要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全书总共20篇，计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等，篇名取篇首的前两三字为题，无意义。全书言简意赅，古朴生动，既富于启发性、哲理性，又幽默诙谐，口语化，体现出语录体散文的独特魅力。

《论语》的核心是仁的精神和境界。而在《论语》中对“仁”这个概念作了多角度的阐释，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三是“仁者人也”。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仁”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想达到“仁”的标准，就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主体。孔子还提到很多其他道德名目，如忠、孝、义、信、廉等。但他认为这些都是局部性的东西，能做到某项或几项，值得肯定，但还不能算是达到“仁”。孔子把求仁看作是人生的根本原则。他认为，礼和乐固然能陶冶性情，加强修养，但一个人能否成为品质高尚的君子，关键还在于他能否自觉地按照“仁”的要求去进行实践活动。孔子反对“过”和“不及”，以中庸为至德，对人处世常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但在求仁行义问题上，他认为求仁或违仁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有志之士应当为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而奋斗。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分剥削压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张。他又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要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搞好政治。综观《论语》，孔子以德治天下的决心和构想昭然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孔子的德治主义自然是四处碰壁，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改变初衷。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相对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

孔子重义轻利，但并非一概否定功利。他重视公利，主张见利思义，旨在谴责见利忘义、为谋私利而不择手段的行为，要人们追求合乎正道的利益。孔子的义利观，有义利相分的倾向，也有义利并重的倾向。

与从政事业相比较，孔子一生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就要大得多。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向平民普及文化教育的人。他不但提出“有教无类”的原则，而且还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力。

作品特色

《论语》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它以当时通俗平易、明白晓畅的口头语言为主，又吸收古代书面语言精粹洗炼、典雅严谨的长处，形成了一种言简意赅而又深入浅出、朴实无华而又隽永有味的独特语言风格。《论语》善于从常见的生活现象中概括出深刻哲理，尤其善于把深邃的哲理凝聚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抽象的说理文字具有某种诗意。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通过赞扬耐寒的树木，来歌颂坚贞不屈的人格，形象鲜明，意境高远，启迪了后世无数文人的诗情画意。《论语》词汇丰富、新鲜、生动、活泼，大量使用排比、递进、并列、对偶等手法，句式长短相间，错综变化，造成迂徐婉转、抑扬唱叹的效果，有很强的表现力。同时，《论语》中经常采用“比物连类”的含蓄手法，造成特殊的意蕴和审美效果。如《阳货》：“不曰坚乎！簟艋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瓠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连用三件具体实物，一层进一层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把微妙的心理寄寓在浅近的形象之中，再辅以重叠反诘的句式，更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衷，耐人寻味。

作品影响

《论语》自西汉武帝以后，由于孔子及儒家地位的提升，成为每个文人的必读书。从元代仁宗皇帝开始直到明清，更是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不仅是平民百姓教育子孙的启蒙读物，而且也是士人考取功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宝典。北宋赵普曾对太宗赵光义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可见，《论语》包含有深邃的政治思想和治国之道。

该书的另一大价值体现在文学上。由于它是中国散文的最初形式——语录体，多为记言，所以言简意赅，生动凝炼，质朴无华，不少篇章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妙语联珠，发人深省，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前者由东流之水联想到人生的沧桑，富有诗意，含着哲理；后者由树的常青象征风骨的凛然。这样的句子，《论语》中比比皆是，许多已成为今天常见常用的成语，如因材施教、当仁不让、过犹不及、三思而行、功亏一篑等等。此外《论语》大量运用语气词、叠句、排比、对偶等手法，许多章节富有故事情节和感情色彩，对后世的小说、散文、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作为构成中华文明的儒家经典，《论语》对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文化价值观、道德素质、风俗习惯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阅读指导

阅读《论语》一书，关键是在于读者的出发点。这里所提出只是可供选择的版本。自《论语》成书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北宋邢的《论语注疏》、南宋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还有近人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论语》的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重视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使民以时，与民实惠”，而“不可滥施刑罚，不教而诛”。另一方面，它是站在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立场，要为恢复礼乐教化而努力，因此提倡“仁悌孝信”，反对“犯上作乱”。这种矛盾是由孔子当时所处的阶级、社会、时代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在阅读的时候，应该客观地进行分析，剔除那些落后的东西，保留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以充分吸取《论语》中熠熠发光的珍贵思想。

延伸阅读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之一。诸子百家除儒家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

儒家的另一本经典著作是由亚圣孟子所作的《孟子》，他提倡“仁政”，认为士大夫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善养浩然之气”，这对后代文人的思想影响甚大。

荀子是孟子之后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著名弟子有李斯、韩非。《荀子》同样是荀子门人辑纂的语录，其构思之缜密，结构之严整，条理之清晰，可称鸿篇巨制，在文学上成就斐然。

大学/战国/曾子/“初学入德之门”

作者简介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约为秦汉之际儒家的作品。一说是曾子所作。

曾子（前505～前435年），春秋鲁南武城人，名参，字子舆，孔子弟子。其事迹散见于《论语》各篇及《史记·仲尼弟子传》中，《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八十篇，已佚。

名著概要

《大学》就是大学问的意思，就其实质来说，它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大学》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进行了从内到外的总结，《大学》全篇所阐释的是一种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大学》一开始便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把“修身”作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出发点。具体说就是，《大学》明确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儒家道德修养原则，即“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而“修身”正是《大学》“三纲八目”说的核心。《大学》开宗明义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修明天赋的光明德性；“亲民”就是管理好臣民百姓，“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这三个基本原则被认为是封建统治者一生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所以这也叫做“三纲领”。要达到这三个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必须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通过对《大学》中“三纲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一种递进的逻辑关系。这一关系表明了道德主体从“在明明德”出发，经过“亲民”的发展，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这种对主体修为实践活动的规定直接引发出“内”、“外”两种相联系的具体修为方式，儒家同样以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提出了“八条目”的具体实践之道。

《大学》在提出了“大学之道”即“三纲领”说之后接着又提出了“八条目”之说。一般来说，我们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道德的内在修为，而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的外在修为。《大学》提出的“修身”途径主要是指“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步骤：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大学》认为，修身的起点是格物致知，《大学》对格物致知没有作过多的解释，通过历代一些学者的注疏，我们可以看出，所谓 “格物”就是指“对自然外界进行研究”的意思，“格物”、“致知”是联系紧密、层层递进的两个步骤，“格物”的逻辑结果是获得了对万事万物运行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而这正是“致知”的内在含义。而“致知”的来源首先是个体对客观外界事物的认知，所以《大学》说：“格物而后致知。”《大学》教人如何防止个人感情欲望的发展。《大学》把修身看作根本，而修身是建立在取消或以之忿恨、恐惧、好乐、忧患各种感情欲望的基础之上。只有对这些感情欲望彻底消除或抑制，才能达到“致知”的境界，否则“修身为本”只能是一句抽象的空话。《大学》认为最根本的修身方法应该是“慎独”，也即“内心反省”，也就是说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就是不要欺骗自己，就像厌恶臭味、喜欢美色一样。所以，君子即便是独自一人时，也务必要谨慎地进行内心反省。小人在别人看不见时做不好的事，看见了君子就躲躲闪闪，把不好的德行掩盖起来，以证明自己有好的德行。人们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的，一旦把他们的本质看透，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讲，人的内心必然要表现于外表的，所以，君子一个人时也要进行自我修养。在政治观上，《大学》直接秉承了孔子、孟子的思想，主张统治者不要过分盘剥人民，要爱民，其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它强调统治阶级要修己，目的在于取得被统治阶级的理解，达到所谓上行下效的结果。

阅读指导

在阅读《大学》时读者应该有意识地记忆一些其中的言语，最好是能够背诵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就能比较好地理解其中的一些哲学思想。《大学》中的许多内容是用来修身的，读者在阅读时，可以静下来修养身心。

中庸/战国/子思/“孔子传授心法”

作者简介

子思（约前483～前402年），孔子的孙子，名，字子思。关于子思的生平，现存资料极少。只有《孟子·公孙丑》记载他受到鲁缪公优礼一事，其余不甚了了。《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23篇，已佚。现存《礼记》中除《中庸》外，《表记》、《坊记》等相传也是他的作品。关于《中庸》是否是子思的作品，历来就有过多次争议，汉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肯定子思“作《中庸》”。近代多数学者根据《中庸》中的思想也认为它出自子思之手，后人曾对它作过增损和润色，但并没有失去原作的本来面目。

名著概要

《中庸》首先主要体现为以“诚”为本体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诚”原本指的是十分完美的、“至善”的精神世界。在《中庸》中是一个道德概念，构成了世界的本原，成了第一性的东西。“诚”就是天道，它本身不是有什么另外更高的东西产生的，而是“自成”的，更进一步地说，它不但“自成”，而且还产生万物、派生万物。《中庸》讲的这个从道德精神本体到物质演变过程的“诚”，集中地体现了它的唯心主义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推衍方法的前提是“至诚无息”。

其次表现为“尊德性”、“道学问”的认识论和修身术。《中庸》说，一个人如果完完全全地把“诚”体现出来，就达到了“至诚”的境界，便与“天道”合一成为“圣人”。如何达到“至诚”，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明白自己的本性，即“尊德性”；一条是从事学习，接受教育，即“道学问”。《中庸》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是说，人的本性是由天命决定的，顺着这种天赋的本性的行为，才算作道。因而“反求诸其身”。明白和保持这种天赋的道德本性——“尊德性”，乃是修身的根本要求。对自己的行为，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和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也要谨慎警惕。《中庸》的这种明白和保持天赋的道德本性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内省、自身体验的先验论。“道学问”是达到“至诚”的另一条途径。“道学问”可以分为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们如果能按照“道学问”这五个步骤去做，“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果加倍的话，那么“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任何人都能达到目的。在认识论中，认为有了“诚”就有了一切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是最可靠的、最根本的知识。另一方面，“明”也可以达到“诚”，“明”的目的就在于恢复“诚”。

最后体现为“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中庸》认为，“诚”的具体化，就是“中庸”，也叫“中和”、“中道”。《中庸》一书把“中庸”当做处世从政的根本法则。“天下之达道”就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这五者是人人具有的五方面的关系，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为“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靠通行天下的三达德：智、仁、勇，仁是这三达德的核心。

《中庸》认为，在人与政治制度等政治实体的关系中，人是活的主动的因素，治国之本在人而不是在于政治实体，如制度、法律、已形成的政治传统等。据此主张人治，反对法制和政治。同时《中庸》认为只有修身之人才能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

阅读指导

《中庸》这本书自从被朱熹从《礼记》中提出来以后，便成为了士大夫进身求名的必读书。因此，在阅读该书时，应着重体悟《中庸》一书中所阐释的儒家的生活哲学内涵，体悟“中庸”、“诚”、“明”等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从而对自己的人生修养有所裨益。

考工记/战国/世界第一部手工艺科技专著

作者简介

《考工记》是我国先秦时期的手工艺专著，据考证是春秋末年齐国的官书，作者不详。令人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和社会动荡的原因，特别是秦朝统治者的“焚书”暴政，这部珍贵的科学文献一度散佚，直至西汉才重新问世。当时河间献王广征图书，开献书之路，有人献《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悬赏千金而不得，于是将《考工记》补入代替，所以《考工记》又叫《周礼·冬官考工记》。

背景介绍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阶段，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此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工艺，而且分工更为精细，打破了春秋以前“工商食官”的格局，除了官府手工业外，还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学术百家争鸣，许多士人都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班、墨翟、李冰这样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为了进一步组织和指导生产，需对已获得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思想进行总结，《考工记》便是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名著概要

今见《考工记》一书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出现的。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所起。《考工记》全书记载的范围很广，涉及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容器、乐器、玉器、皮革、染色、建筑等项目，每一项目又各自有更细的分工。《考工记》记述了三十项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和制作工艺，并在记述各种经验技术知识的同时，力图阐述其中的科学道理。在书中记载手工艺技术的文字中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学知识，特别是关于力学、声学、热学的知识，堪称中国古代的物理学技术著作。

《考工记》一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约与总目、总论相当，主要述说“百工”的含义，它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获得优良产品的自然的和技术的条件。第二部分分别述说“百工”中各工种的职能及其实际的“理想化”了的工艺规范。书中说国有六职，即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

在《考工记》的卷首，概述了当时工商业蓬勃兴起、手工业高度发展和分工日细的特征，这表明《考工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春秋时期手工工业生产中各种工艺技术和操作经验的总汇，是对中国自上古到战国初期的手工艺科技知识的总结，对了解我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主要科技成就在于：

在金属冶铸方面。“攻金之工·六齐”条谈到了不同使用性能的器物应使用不同成分的合金，说：“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这是世界上记载最早的合金规律。“堨氏为量”条谈到了合金熔炼过程中，如何依据火焰和烟气颜色来辨别熔炼进程，这是世界上关于观察熔炼火候的最早记载。

在丝绸漂印染技术方面。“氏湅丝”条谈到了“以楝为灰，渥淳其帛”，“昼暴诸日”等丝绸漂湅操作，这是我国古代关于灰水脱胶、日光脱胶漂白的最早记载。“钟氏染羽”条谈到了“三入为，五入为，七入为缁”的染色工艺，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媒染剂染色的最早记载。这些记载在世界上也是较早的。

在标准化管理方面。“氏为量”条说金属熔炼时，需“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这是对熔炼工艺的一种规范。又如“车有六等之数”条说：“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 这是对车轮尺寸的一种标准化管理。若依齐尺（每尺约合19．7厘米）推算，此兵车、乘车之轮直径应为1．30米；而经测量，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16号车轮直径正好为1．30米。

在力学方面的论述较多，在“轮人”、“骑人”、“弓人”、“矢人”、“匠人”等条都曾涉及。有古代关于滚动摩擦与轮径关系的最早记载，有以沉浮法来确定物体的质量分布，把箭羽作为负反馈控制装置的最早记载，对惯性现象也有明确的记载，书中指出“马力既竭，辀犹能取也”。意思是说，马拉车的时候，马虽然停止前进了，即对车不再施力了，但车还会前进一段距离。此外，《考工记》中还记载了一些其他的力学知识，如力的测量、斜面受力分析、材料强度和建筑施工中的一些力学知识等等。

在声学方面，中国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物体发声的高低与物体的振动之间的关系。《考工记》中记载：“凫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意思是说薄钟和厚钟的振动是声音清浊的来源，这里清浊讲的是音调的高低。我们现在知道音调的高低由振动的次数决定，而振动情况与发声物体的厚薄有关。中国古代工匠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道理，并应用于实践。《考工记》中记载：“磐人为磐，让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意思是说，当石制的磐体发声太高，则磨磐体的两旁，使其变薄，振动次数减少，声音就正常了；反之就磨它的两端，使磐体相对变厚，因而提高振动次数，声音就正常了。此外从《考工记》记述制钟、制鼓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工匠对声音的音品、响度等概念也有一定认识。

在实用数学方面。“车人之事”条、“筑氏为削”条、“辀人为辀”条、“轮人为轮”条、“矢人为矢”条、“氏为量”条等，都包含有丰富的实用数学知识，并分别涉及到了分数、角度、嘉量容器的计算方法等问题，对后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车人之事”条谈到了矩、宣、、柯、磬折，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套角度概念。

在天文学方面。“辀人为辀”条谈到了二十八星和四象，且明确地提到了其中一些星的名称，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古代关于二十八星最早的较为明确的记载。《周礼·春官·冯相氏》、《周礼·秋官·哲簇氏》虽也提到过二十八星，但都不曾明确地提到星名和四象。

《考工记》中对春秋时期，中国古人所掌握的测温知识也有记载。据《考工记·轮人篇》记载，当用火烧烤一根木条并希望把它弯成轮牙时，只有恰当地控制火候，才能使木条外不断绝，内不折裂，旁不弯曲。在论述熔铸青铜合金时，书中明确记载要先把铜熔化再加进锡料（含有锌、铅），并对冶炼过程中火候、合金颜色的变化进行了准确的描写。今天我们知道，在熔铸青铜过程中，温度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要注意缩短液体合金在高温下停留的时间。因为组成青铜的几种原料铜、锡、锌等，铜的熔点最高（1083℃），锡、锌等熔点都远低于这个温度。所以现代冶炼青铜时，都总是先把铜熔化，然后加锡、锌等原料。中国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掌握了这个诀窍，实在难能可贵。

阅读指导

因为《考工记》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很多术语与现在相差甚远，所以在阅读时，最好翻阅一下字典词典；其次先从第一部分了解当时获得优良产品的自然的和技术的条件；最后了解“百工”中各工种的职能及其实际的“理想化”了的工艺规范，这是作者比较有见地的方面。

左传/战国/中国史学叙事传统的开山之作

作者简介

《左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最重要典籍；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价值。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和文学的名著，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西汉以来的许多记载，都说《左传》是左丘明所撰。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刘歆亦谓：“《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然而这个说法是大成问题的。《论语·公冶长》篇载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据此，左丘明是孔子尊重的前贤，不是孔丘的弟子，年龄不会小于孔子。但《左传》记事，却说到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还称赵无恤之谥为“赵襄子”。知伯之灭在孔子死后26年，赵无恤之死更在其后，左丘明怎么能活到那时？再说，《左传》的文风绝不同于孔子。可见《左传》的作者决不会是与孔子同好恶的左丘明。在清代和近现代，还有一些学者如刘逢禄、康有为、徐仁甫等，认为《左传》是刘歆窜乱他书的伪作而托之左丘明。这种说法因论据不足而多为人所不取。究竟《左传》是左丘明写的，或是左史倚相、子夏、吴起所纂，还是哪些人的集体创作？要作一个明晰的结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鉴于《左传》所记涉及孔子死后数十年之事，而其文风又驳杂浮夸，故历来有不少学者，如唐人赵匡，宋人叶梦得、郑樵等，都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代的另一个左氏，却又说不出他的名字。目前一种较有影响的说法，认为《左传》是由吴起纂集而成。此说源自清代的姚鼐、章炳麟，而现代学者郭沫若、童书业、钱穆等都赞同之。

背景介绍

周平王东迁以后，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急剧变化，阶级斗争复杂激烈，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地主阶级逐渐兴起。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都必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国有大事，互相赴告；会盟朝聘，史不绝书；褒善贬恶，直笔不隐。因此各国史官便自觉地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备编纂之用。这时候，从前专门记载王朝、诸侯的诰命和大事记如《尚书》、《春秋》之类，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于是产生了以记载各国卿大夫和新兴阶级士的言论以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这就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新型历史著作。

名著概要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有18万余字，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后长达259年。《左传》一书，丰富多彩。其主要内容为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其次则为天道、鬼神、灾祥、卜筮、占梦之事，作者认为可资劝戒者，无不记载。

《左传》的记事文体大概可分三类，每类的来源不同，其史料价值因之而异。第一种是文字比较简短，但有月日，此类应出自当时史官记事，其史料价值最高。其次是一般记事，包括那些零星的故事，一般无时间记载，多半出自各国私人记录，史事与传说都有，一般是可信的，少数是后人插入的，那就不可信了。再其次是一些长篇大论的文章，类似《国语》，很像后人借题发挥，其可信度就很小了，有的是不可信的，当分别观之。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文学意义。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影响，《左传》通过人物言行所表现的进步思想是很显著的。首先是民本思想，例如卫人逐其君，晋侯以为太甚。师旷说：“或者其君实甚……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师旷这番议论，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表面上似乎没有摆脱天道鬼神的观念，但实际上却是根据人民利害来发表他的政见的。其次是爱国思想。弦高遇秦兵侵郑，机智地以犒师为名，因而保全了郑国（僖公三十三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申包胥如秦乞师，七日夜哭不绝声，勺饮不入口。秦竟出兵，败吴而复楚（定公四年）。作者记载这些动人的历史事件，就是有意表扬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作品特色

尽管《左传》被认为是一部阐释春秋时期鲁国史书《春秋》的作品，但《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

《左传》是一部史书，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它没有对历史事件做客观的罗列，而是以“礼”的规范总结历史、批判人物，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同时，作者敏锐的目光已经深刻地穿透了历史，看透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看透了新旧势力的消长和社会变革的趋势。作为一部刚刚摆脱了“巫”文化不久的历史著作，《左传》已经开始表现出“人”的觉醒的力量，这就是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的“民本”思想。一方面，《左传》揭露了贪婪无耻、暴虐荒淫之辈，褒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另一方面，在《左传》的作者看来，只有尊重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政权才能稳固。在《桓公六年》中，作者借师旷之口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庄公三十二年》，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议论，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奴隶社会行将衰亡的时代。表面上看来，天道鬼神的痕迹依然无法抹去，但实质上，“民”已经成为与这些神秘力量平起平坐，甚至高于他们之上的宇宙间的高大形象。在黑暗的奴隶社会，这是怎样的一道人性的曙光啊！由它所埋下的人性觉醒的火种，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

严格来讲，《左传》并不是文学著作，但它却处处孕育着文学的细胞。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左传》的叙事能力比以前任何一种著作都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在作者笔下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描写，更是曲折完整，精彩动人，为后人所称道、所借鉴。《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不但像城濮之战、鄢陵之战这样的大战役写得惊心动魄、曲折动人，就是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左传》并不限于对战争过程的描述，而是将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都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在那样久远的年代，这种早熟的叙事能力令人感叹不已。而且，《左传》在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使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在很久以后才产生。然而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借助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儿孕育着。《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所创立的文史合一的创作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阅读指导

《左传》既然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的重要历史著作，还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阅读时，可以关注《左传》的语言，特别是对春秋时期几次大规模战争的描写，体会《左传》对行文辞令的表达，既委婉曲折，又刚劲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