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论

唐贞观六年，唐太宗下令把已判死刑的三百九十名罪犯释放回家，并限定他们第二年秋天一定要回来报到接受死刑。第二年九月被释放的罪犯全部自动归案，无一人逃亡。唐太宗将其全部赦免。对这一历史佳话，欧阳修却认为唐太宗此举是不近人情、不可为常法的，是一种“上下交相贼”的行为，指出国家的法治必须“不立异”、“不逆情”，才能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使那些奸佞残暴之徒不敢存侥幸心理以身试法。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信用、道义应该用在品德美好的人身上，徒刑、死罪应该施加到品德败坏的人身上。刑罚判处死罪的，一定是罪大恶极，这又是品德败坏的人当中的特别坏的人。宁肯为正义而死，不肯随便侥幸地活着，因而把牺牲性命看做像回家那样自然，这又是品德好的人当中尤其难得的人。

在唐太宗继位后的第六年，审查了判处杀头的三百多名罪犯，下令释放他们回家，命令他们到时候自己归来接受死刑。这是拿品德好的人难做到的事情，要求品德最坏的人一定要做到。那些罪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动归来，没有一个过期的，这是品德好的人难以做到的事，却成为品德最不好的人容易做到的事。这难道是与人情相近的事吗？

有的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品德坏的小人了；但是，等到恩德降临到他身上，可以使他转化成为品德好的人。因为恩德进入人的思想深，改变人的行为就快，是有这样的人的。

我说：唐太宗之所以做这件事，正是因为他想追求以德服人的好名声。然而，怎能知道唐太宗在释放罪犯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赦免，所以释放他们的呢？又怎么知道罪犯们在被释放回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只要自动归案就必定获得赦免，所以又归来的呢？如果是唐太宗料到罪犯们一定会归来才释放他们，这就是上面窥测下面的人心；如果是罪犯们料到唐太宗一定会赦免他们才回来，这就是下面窥测上面的心思。我只看到上面和下面互相窥测来凑成这种美名，哪里有所谓施舍恩德的皇帝和哪里有知道信义的罪犯呢？否则，唐太宗对全国人民施行恩德，到这时已有六年了，六年都不能使品德坏的人不干最坏的事，不犯最大的罪；却用一个短时间的恩德，就能使罪犯们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了信用和道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呀。

既然如此，那么怎样做才对呢？我说：先释放一批罪犯，如果他们按期归来，就杀掉他们，不要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罪犯，如果他们又归来，那就可以知道确实是被恩德所感召的了。然而，这是肯定没有的事情。至于释放后能归来就赦免他们，偶尔可以这样做一次；假如一再这样做，那么，杀人的都可以不死了。这能作为治天下的正常法制吗？不能做正常的法制，难道是圣人的法制吗？因此，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法制，一定要植根在人情之中，不标榜特殊来显示高明，不违背人情去追求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