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

伯夷是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孤竹君将死，遗命立次子叔齐为嗣。及卒，叔齐让位，伯夷逃避。周武王伐商，伯夷叩马而谏，以为不仁。武王灭商，伯夷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这是许多人都认同的事。孔子、孟子因之称伯夷为圣人。在本文，王安石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认为叩马而谏，不食周粟不可信，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作者这种不“人云亦云”的置疑精神值得肯定。

茅坤评此文时，说：“行文好，所论伯夷处犹是千年只眼。”

【原文】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馀，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果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

【译文】

发生在千年以前的事情，圣贤都已经讲解得很详细很明了，但后代的人不加以深入研究，完全凭借着偏执的见解和个人的学识，竟然提出某种说法，已经失去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学士大夫又一起拘泥错误不加改变的情况，还是有的，例如关于伯夷的说法就是这样。古代议论到伯夷的有孔子、孟子。像孔、孟这样可信的圣贤不只一次谈论到伯夷，因此他的事情就十分令人信服了。孔子说：“不记着过去的仇恨，想求得仁就得到仁，饿死在首阳山下，是个隐逸的人才。”孟子说：“不是仁厚的君主伯夷就不去侍奉，不站在奸人的朝堂之上，为避开商纣就隐居在北海的海边，眼睛不看不好的颜色，不侍奉无才的君主，伯夷可以当后朝历代的老师。”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伯夷处于商纣那样糟糕的时代，不记挂自己的仇怨，又不想在糟糕的环境下辅佐他，为了求得仁，忍受着饥饿而离开了混乱的俗世，不降低自己的身份蒙受耻辱，等待天下变得清明的时代的到来，所以被大家叫做圣人。但司马迁认为在周武王伐纣时，伯夷拦住武王的马劝他不要讨伐商纣，天下都尊奉周为天子，伯夷却当做羞耻，坚持道义不吃周朝的粮食，才作了《采》这首诗。韩愈同意了这种说法，也为伯夷作了颂，认为如果不存在伯夷、叔齐这两个人，乱臣贼子就会在后代接连出现，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了。商代国运衰亡而商纣用不仁暴政对待天下，天下的人谁不痛恨他？而特别痛恨商纣的，就是伯夷。他曾经和太公听说西伯善于赡养老人，就一起归服了西伯。这个时候，两个人想铲除商纣的愿望有什么不同吗？可是当武王发动起义时，太公辅佐着他，把黎民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而伯夷竟然没有参与这件事，为什么呢？大概两位老人是天下最有声望的了，年龄已经八十多岁，本来已经是高龄老人了。从海边到达文王的都城，计算起来也有几千里那样遥远，从文王兴盛到武王的时代，也不少于十几年，难道伯夷想顺服西伯而志向竟不能实现，死在北海之滨了吗？还是死在前往西歧的路上了呢？还是到达了文王的都城却没有活到武王的时代呢？如果这样说，依理推断那时他已经不在了。并且武王为了天下百姓提倡大义，太公辅佐他成就大业，单单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的，难道会是伯夷吗？统治天下有两种情形，仁和不仁。商纣做天子就是不仁，武王做天子就是仁。伯夷起初是不愿侍奉不仁的商纣而期望仁义的天子，后来出现了仁义的武王，又不去侍奉他，那么伯夷到底要怎么样呢？所以我说，圣贤分辨这件事已经很明白了，而后代拘泥于偏执成见和个人见识的人失去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唉！如果那时候伯夷没有死，到了武王代纣的时候，积极参加的会只有太公一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