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论

本文论述了谏官的地位、名分、职责以及君主应如何对待谏官等问题。谏官，也就是专掌谏诤君主及时政得失的官员。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天子的三公是高贵的人，而士的地位低贱，现在的谏官，就是天子手下的士。他们的责任重大，在历史上一直功不可没。唐太宗能够“从谏如流”，“有所开说，太宗必虚己纳之”，所以出现了繁盛一时的“贞观之治”。他们的地位与职责不相符，“今命之以士，而责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责，非古之道也”。因而作者引用孔子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必也正名乎！”

【原文】

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古之道也。所谓贵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谓贱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为公卿，或为士，何也？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为士；为其贤于士也，故使之为公卿。此所谓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也。今之谏官者，天子之所谓士也，其贵，则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以安危治乱存亡之故，无所不任其责，至于一官之废，一事之不得，无所不当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贵之也。其道德必称其位，所谓以贤也。至士则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废不可以预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称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过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责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责，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为之，非所谓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蛙为士师。孟子曰：“似也，为其可以言也。”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然则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责，有言责者莫不有官守，士师之谏于王是也。其谏也，盖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能谏，谓之不恭，则有常刑。盖自公卿至于百工，各以其职谏，则君孰与为不善？自公卿至于百工，皆失其职，以阿上之所好，则谏官者，乃天子之所谓士耳，吾未见其能为也。待之以轻，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轻，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虽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为可乎？未之能处也。唐太宗之时，所谓谏官者，与丞弼俱进于前，故一言之谬，一事之失，可救之于将然，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后从而争之也。君不失其所以为君，臣不失其所以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为，丞弼所以言于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后从而争之。上听之而改，则是士制命而君听也；不听而遂行，则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过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听。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乱之势也。然且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谆谆而不用，然后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师氏、保氏、司徒之属而大夫之秩也。”曰：“尝闻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矣，《周官》则未之学也。”

【译文】

用贤能的人管理无能的人，用高贵的人管理低贱的人，是自古以来的规律。什么人是贵呢？是公卿、大夫。什么人是贱呢？是士、庶人。一样是人，有的做公卿，有的做士，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不能做公卿，所以让他做士；因为他比士贤明，所以让他做公卿。这就是所说的用贤能治无能，用高贵治低贱。现在的谏官，就是天子手下的士，那些高贵的，是天子的三公。也只有三公因为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存亡，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尽到职责，即便一个官员的撤换，一件事情没有成功，都应该劝谏，因此他的地位在公卿大夫之上，用来显示出他的高贵。他的道德水准必须符合他的地位，这就是所说的用贤能的人统治。至于士就不是这样，做好一个官而其他百官的撤换可以不干涉，守好一件事而其他事情有再多的错误也可以不说话。符合他的道德，适于他的才能，任命他的官位。保持着自己的声望，安守着自己的本分，侍奉皇上不敢犯错误，这是君臣的分别和分辨上下的方法。现在用士给他命名，却用三公的责任要求他，有士的地位却受到与三公一样的要求，并非是古人的行为。孔子说：“一定要辨正名分！”辨正名分用来辨正职责。可是这样做并非是所说的辨正名分。自己不能辨正名分，却可以辨正天下人名分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蛙做了士。孟子说：“很相近，因为他能够发表言论。”蛙劝谏大王却不被听用，这使臣子不得不辞官回家。孟子说：“有言论职责的人不能发言就离开，有官守职责的不能履行职务就离开。”但有官守职责的就一定有言论职责，有言论职责的也都有官守职责，士师劝谏国君就是这种情形。他劝谏时是由于官职所在，这就是古代的做法。古时候官员各自进谏，百工各自以从事的手工艺活动劝谏。有时不能劝谏，就是不尊敬，就会有常设的刑罚。从公卿到百工各以他们的职责劝谏，那么国君又能和谁一起做不好的事呢？从公卿到百工，都放弃职权来奉迎皇上的喜好，那么这些谏官就是天子所说的士，我没有见过他们能做什么事情。对他很轻视要求却很高，这不是指挥臣子的做法。对自己要求很低又想掌握权力，也不是侍奉国君的方法。实在迫不得已，像唐太宗那样，恐怕还或许可能。即使这样，身怀道术能知晓天命的人，果真认为这样做可行吗？实际上并不能泰然处之。唐太宗的时候，做谏官的和丞相等辅佐大臣一起在皇帝跟前站立，所以有一句话说错、一件事情做错，都可以解救于未然，不让错误的命令昭示于整个天下。随后再以理抗争。国君不失为国君，大臣也不失为大臣，这样做恐怕基本上也靠近古代的做法了。现在皇上想做的事，丞相等人对皇上所说的话都不得而知。等到要求已经发出，然后再去论争。皇上听从劝告而改过，就是士制订命令皇上听从。如果皇上不听从而一意孤行，就是臣子没有尽到进言的责任而国君也会为自己的过失感到惭愧。臣子没有尽到用言论劝谏的责任，士制订命令而国君听从。这两方面是上下相悖而造成混乱局面的原因。这样做也算是不知道劝谏的方法了。若等到臣子的劝诫不被运用，然后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通，再去辨别也太晚了。有人说：“《周官》里的师氏、保氏、司徒之类的官职就是大夫的排列顺序。”我说：“我以前听说过周公做师氏，召公做保氏，《周官》却没有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