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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法国/司汤达/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

背景介绍

《红与黑》的创作取材于当时的一则社会新闻。1827年,司汤达读到《司法公报》上登载的一个家庭教师杀害女主人的刑事案件。铁匠的儿子安杜扬·贝尔特经神甫推荐,去米苏家担任家庭教师。不久他和孩子的母亲发生了暖昧关系,真相暴露后,出于怨恨和绝望,贝尔特在教堂枪杀了米苏夫人,因此被判死刑。司汤达根据这条社会新闻,构思一部题名为《于连》的小说,但两年后还没有写成,因为这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无法体现他痛恨封建复辟的政治见解。于是他重新构思并着手改造情节,把保皇党的阴谋活动作为中心事件写进了小说,1830年5月,他在校印期间又把书名改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再加上副标题“1830年纪事”。小说中有一段出版家与作家的对话:“如果您的人物不谈论政治,那么,他们就不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而您的书也就不再是一面镜子,如同您所希望的那样……”可见司汤达毫不隐讳这部小说的政治倾向,他要认真写出“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1830年前夕教会和国家的欺骗、厚颜无耻和虚伪”。虽然这部作品问世之后遭到多数人的误解,但作者本人却坚信这部书的价值。时至今日,这部作品已经成为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名著。

司汤达像

作者简介

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司汤达出生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城一个富裕律师的家庭,早年丧母,父亲是个保皇党人,家庭教师是个思想保守的神父。司汤达与他们格格不入,在家里,他只敬爱尊崇伏尔泰的外祖父甘尼永大夫。13岁那年,他进了由当地革新派创办的中心学校读书,并深受雅各宾党人数学老师格罗的科学和民主思想影响,为其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799年,司汤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当地的中心学校,来到巴黎,在军部谋到一个职务。从此,他跟随拿破仑的大军,参加了两种力量、两种制度在整个欧洲的大搏斗。直到1814年,拿破仑垮台,波旁王朝复辟,司汤达被“扫地出门”,不得已离开巴黎,侨居意大利的米兰。他在米兰期间,读书、旅行、研究意大利的音乐和美术,与从事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的烧炭党人有所交往。1815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音乐家传记》问世,从此开始他的写作生涯。1821年,意大利的烧炭党人的起义遭到镇压,司汤达被当局视为危险分子,被迫离开米兰回巴黎。在巴黎,他一面写作,一面认真观察复辟时期的社会生活,对自己时代的矛盾有了深刻的认识,终于写出了深刻反映七月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使他成为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其他重要的作品还有《红与白》、《巴马修道院》等。

名著概要

于连·索黑尔是法国外省小镇维利叶尔一个木材商人的儿子,虽然他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但是,他以为在王政复辟的社会中,神职是平民唯一可行之路,于是下定决心谋此一职。不久他又凭着他的聪明过人被聘为市长德·瑞那先生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在此期间,他与德·瑞那夫人产生炽烈的爱情,并希望借控制她而进入上流社会,但风声很快便传遍了整座城市。一个靠受贿发财的地方官哇列诺对于连当上市长家的家庭教师十分嫉妒,他也曾追求过德·瑞那夫人,但遭到了拒绝,正巧发现了他们的奸情,便向德·瑞那先生写了一封信告发。于是于连只能离开德·瑞那夫人家而进入贝桑松的神学院,德·瑞那夫人则受到良心的折磨,转而笃信宗教。

于连在神学院生活得很不愉快,没人喜欢他,但却受到院长彼拉先生的赏识。彼拉院长因支持德拉木尔侯爵的一件诉讼案件而失去了院长的职位,于是侯爵把院长弄到巴黎为他谋了个职业,于连也因受到院长的推荐而得以出任侯爵的私人秘书。于连离开神学院,兴奋异常,随即回到了维利叶尔,半夜里他翻越层层围墙,在离别14个月后重见德·瑞那夫人。于连在她的卧室中度过了整整一天,后被人发现才仓皇逃走。

前往巴黎的于连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对于共和主义的向往,而在社交界广结人缘,其交友的手腕也日趋纯熟与超然。于连在公务上很能干,最终成为侯爵的心腹,与侯爵家里的人混得也很熟。他对侯爵的女儿玛特儿很有好感,希望能够通过控制她而达到控制侯爵全家的目的。尽管他们等级差得很多,自尊心极强的玛特儿还是深受这位身份虽低却傲骨凛然、精力旺盛的于连所吸引并委身于他。事后玛特儿发现怀有身孕,便强迫父亲应允她与于连的婚事。侯爵知道此事后先是恼怒,但由于侯爵过度溺爱公主,在无计可施之余,他只好给了于连一笔财产、一个贵族头衔和一个军官职位。没想到于连得到这些后得意忘形,对玛特儿更是不屑一顾了。

正当于连与玛特儿公主的婚期将届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德·瑞那夫人给侯爵来了一封信,揭露了于连道德败坏的事,侯爵大怒,拒绝了女儿同于连的婚事。这将意味着于连再也不能进入上层社会。于连气急败坏,忿恨之余,骑马回到维利叶尔,以手枪射击正在教堂祷告的德·瑞那夫人,事后当场被捕。

《红与黑》插图: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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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修道院》是司汤达继《红与黑》之后又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也是他生前唯一获得成功的作品。小说以意大利的巴马公国为背景,以贵族青年法布里斯的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通过法布里斯的社会理想和个人野心的幻灭过程来反映19世纪神圣同盟统治时期的宫廷斗争和封建专制。小说表面上描写的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却是在影射当时的法国社会。因此小说一出版后,便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巴尔扎克对本书推崇备至,立即写了一篇长达72页的评论《贝尔先生研究》,承认司汤达是“当代高人之一”。他在给司汤达的一封信中说:“《修道院》是一部伟大的巨著。”这些评论在司汤达生前是很少见到的。

名家点评

司汤达生前并不为广大读者和评论家所理解,正如高尔基在为《红与黑》一书写的序言中所说:“司汤达是作家被批评界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一个极鲜明的例证。”但历史证明了他的价值。高尔基曾经指出他在文学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司汤达是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立即就开始敏锐而明确地表现它的特征的第一个文学家,他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腐化的不可避免和它的愚蠢的短见。”而另一位文学评论家路易·阿拉贡则明确肯定司汤达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他对小说,对写作,从而也是对作家是什么,作家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体现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伤愈后的德·瑞那夫人去狱中看望于连,而狱中的于连这时也从一切庸俗的野心中获得解放,他觉得只有自己对德·瑞那夫人的爱是真挚的,二人因此又相爱如初。另一方面,玛特儿依然爱着于连,她赶到维利叶尔,企图贿赂检察官;他的朋友福格也劝于连从狱中逃跑,但于连对这些都无动于衷。不久,当于连来到法庭接受审判时,他坦然地说:“死刑是我应得之罪。”最终被法庭处以死刑。

行刑的那一天终于到了,于连镇定地走向了刑场,他的穷朋友福格收殓了他的尸身,把他葬于山间的一个墓穴中。痴情的玛特儿决心效仿她的一位先人,她抱着于连的头颅,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德·瑞那夫人没去参加葬礼,在于连死后第三天,她因悲痛欲绝,也去世了。

阅读指导

《红与黑》自1830年问世以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的心。作品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家”于连·索黑尔是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个人奋斗的野心家的代名词,就像世界文学长廊中的其他典型形象一样脍炙人口。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要展示的一样,野心勃勃的于连不甘心久居人下,他少年时代就立下宏愿:“在拿破仑统治下,我会是一个军曹;在未来的神父当中,我将是一位主教。”而“红”是军服的颜色,“黑”则是神父长袍的色彩。这种“红”与“黑”的野心和梦幻,渗透了于连的灵魂,左右着他的一切言行,直至他走上断头台。然而,于连又不仅仅是一个伪善的钻营者和野心家,他性格中那种强烈的自尊和自觉的反叛意识使他与当时的一般人区别开来,成为正处在上升阶段然而依旧饱受落后的封建主义压制下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代表。因此小说对于连双重人格、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的描写,客观上也揭露了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残酷现实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青年一代的腐蚀和摧残。小说的副标题名为“1830年纪事”,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由此而深刻地了解“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和现实状况。

作为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没有冗长的环境描写,但对人物内心思想的刻画却不吝笔墨。而事实上,《红与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家所能达到的层次。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了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特别是对于书中人物爱情心理的描写更是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并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是一首“灵魂的哲学与诗”。所以司汤达又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由此可见本书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