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别留下我一个人——人类的社会性

“人肉搜索”的背后

2009年成都发生了一起公交车起火事件，当人们都在为这件不幸的事情感到难过的时候，有个网名叫“依依”的人在网上发帖说坐公交车的人都是投错了胎，没生在富贵之家，遭遇到这种事情是活该。这番言论自然引来了网友的一通大骂，随后立刻展开了人肉搜索，把她的三代祖宗、家庭住址、工作单位、七姑八姨都放到了网上，帖子的前面都有一句话：“依依小姐，别来无恙乎？”

网络搜索的影响也反映到了电视上，电视台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来讨论“依依小姐”的现象。迫于舆论的压力，这个依依后来在网上道歉，这件事情才告一段落。

提到网络搜索，很多人立马会想到百度等，但事实上网络上最具威力的搜索力量并不是这些世界搜索行业的巨头，而是汇集亿万网民力量的重量级武器“人肉搜索”。以前上网，人们可以说“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动物还是植物”，如今这句话早已随着“人肉搜索”的兴起而改变。

网民将人肉搜索形容为“网络通缉令”，任何违背网民意愿的事件和人物都有可能成为无数网友的合力追缉对象，直至被搜索者的姓名、照片、手机、家庭住址、工作单位、配偶和子女等等相关信息逐一曝光，让地球人都知道。如果有外星人，也不在话下。

人肉搜索是互联网时代复杂社会心理的网络镜像，它的草根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的心声。我们可以从中倾听到这个时代的脉搏，触碰到社会转型期社会心理的脉动。它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窥探心理”。这是人肉搜索大行其道的心理基础。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体现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以满足被这个群体其他人关注的需要。而窥探心理所折射出的正是被其他人关注的心理需要。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知道的比别人更多”而获得满足，以显示自己的“能耐”。个体都有窥探别人隐私的欲望，在一对一的形式下，这种窥探更多地表现出“单体型自足”的状态，而人肉搜索将这种“单体型自足”最大化，将个人性趣味演变成一定族群的身份标签。心理学家将其称为“共性意识”。

网络上的人肉搜索有其正面与负面的双重品格。从正面意义而言，是正义感让网民自动发起了人肉搜索。网民的务实理性让我们看到人肉搜索的成长契机，也看到了公民意识的凸显，勇于探索、不迷信权威，可以说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但通过人肉搜索的形式，在具有隐匿性的网络环境中，网民更容易宣泄个体的不满，容易激发极端情绪，从而导致对谴责对象的网络暴力。

人类为何害怕孤独

居住在拥挤而嘈杂的人群中的人们，常常会希望自己能拥有一方安静的、属于他个人的独有空间，不要受任何人的打搅。为此，人们设计了可以随时开关的门窗、可以上锁的抽屉或箱子。甚至有许多人还幻想着有一天能退隐到深山幽谷中，过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问题是，这样的生活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吗？

18世纪末叶欧洲探险家史金克（Alexander Selkirk）在一个荒岛上独居了4年。在这4年中，他可以自如地应付自然界的残酷，满足自己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却无法忍受孤独的感觉。为此，史金克学着《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鲁滨孙养了一条狗、一只鹦鹉，以及几头野兽为伴，每天和这些动物们进行长谈。但是，他仍然常常要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不能自拔。4年后，他虽然重新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但却无法完全恢复以前与人交往的能力。

1996年7月29日，40岁的意大利洞穴专家毛里奇·蒙塔尔独自到意大利中部内洛山的一个地下溶洞里，开始了一年的命名为“先锋地下实验室”的生活。这个实验室设在溶洞内的一个68平方米的帐篷里，里面有科学实验用的仪器设备，还有起居室、工作间、卫生间和一个小小的植物园。

在这一年中，毛里奇·蒙塔尔吸了380盒香烟，看了100部录像片，在健身车上骑了1600多公里。第二年的8月1日，蒙塔尔重回家人身边，这时，他的体重下降了21公斤，脸色苍白而瘦削，人也显得憔悴，免疫系统功能降到最低点；如果两人同时向他提问，他的大脑就会乱；他变得情绪低落，不善与人交谈。虽然他渴望与人相处，希望热闹，但他的确已丧失了交际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蒙塔尔的交际能力逐渐恢复了一些，他说：“在洞穴待了一年，才知道人只有与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享受到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快乐。过去，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常常倾向于独处。现在，让我在安静与热闹之间选择，那我宁可选择热闹，而不要孤寂。我之所以在洞穴中坚持了1年，只是为了搞科学试验。我丧失了许多与人交往的能力，这需要在今后的生活中重新纠正。但我不后悔，因为这场实验使我明白了一个人生的奥秘：生活的美好在于与人相处。”

所以说，人是社会性的，对于人来说，任何一个个体都必须或多或少地和其他个体发生关系，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并由此组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类社会。面对这样一些事实，心理学家不免要问，人为什么是社会性的？即人类个体为什么非要和其他人类个体生活在一起并进行相互交往呢？大多数的人类个体为什么无法忍受远离尘世的孤独生活呢？

所谓人类的社会性，是指人类的群集性，是指任何人类个体都愿意与其他人类个体进行交往，并结成团体的倾向。心理学家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社会性是人类社会一个极其普遍和重要的现象。最早对人类的社会性加以研究的心理学家是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他认为社会性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心理学家麦独孤认为，人类天生带有许多先天固有的特性，其中有一种就是要寻求伙伴，与他人结合在一起的倾向。这就好像蚂蚁由于本能集合在蚁群中，狒狒由于本能建立起复杂的群体结构，人也生活在自己的人类群体中。人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这样做是好的或正确的，也不是因为是有用的，而是人的一种本能。

我们知道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要和其他人在一起生活的社会性特征，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生活中，人的这种社会性欲望有时特别强烈，而有时又特别微弱，甚至有时人们更希望能单独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比如，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大学生，在某些时候，他们会盼望寝室中的人都赶快地离开，就留他一个人，他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听着轻松的音乐，此时，他觉得这一刻是他人生的最大享受。那么，是什么因素在加强或减少着人们要和其他人在一起的社会性欲望呢？

有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恐惧是引起并影响人们社会性欲望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我们为什么喜欢“随大溜”

有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让5个人围坐着一张桌子，实验者请他们判断线段的长度。每次呈现一组卡片，每组包括两张，一张卡片上有一条垂直线段，称为标准线段；另一张卡片上有3条垂直线段，其中一条与标准线段一样长，另外两条要么长了许多，要么短了许多，要求被试把那条与标准线段等长的线段挑出来。按理论，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做出正确无误的选择。

当第1组两张卡片呈现后，每个人依次大声地回答自己的判断，所有人意见一致，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然后再呈现第2组，大家又都做了正确的一致回答。就在大家觉得实验单调而无意义时，第3组卡片呈现了，第1位被试在认真地观察这些线段后，却做出了显然是错误的选择，接着第2、3、4位被试也做了同样错误的回答。轮到第5位被试，他感到很为难，左右看看，因为他的感官清楚地告诉他别人都是错的，最后，他终于小声地说出了与别人相同的错误选择。

这个实验是事先安排好的，前4名被试其实都是实验者的助手，他们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进行正确或错误的选择，而只有第5位被试不知道这一情况，是真正的被试。参加实验的真被试是具有良好视力及敏锐思维能力的大学生，并且从表面上看，他们可以任意地做出想做的反应，而实质上，也明确要求他们做出他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反应。但是，来自群体的压力很大，当绝大多数人都做出同样的反应时，个人就有强烈的动机去赞同群体其他成员的意见，因此有35%的被试拒绝了自己感官得来的证据，而做出了同大多数人一样的错误的选择，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从众行为。

生活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4个人一起去吃午饭，你看着菜单，小声嘟囔着：“今天吃什么呢？来一份炸酱面吧！”这时同伴中的一个人说：“我要一份牛肉面。”接下来其他两个人也都附和说：“那就吃牛肉面吧！”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也会说：“那我也和你们一样吧。”

这种现象，恐怕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吧。

人们都知道“我行我素”这句成语，而在现实中，却很难做到这么“潇洒”。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不是自己喜欢怎样便怎样，在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时候，人们要看多数人是怎样做的，自己才怎样做。

试验和生活中的现象都说明，当个人的感觉与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不一致时，个体为了使自己不被人认为“标新立异”，常常会放弃自己的看法而接受大多数人的判断。

为什么在理性和智力上都较完美的个人会抛弃来自他们自己感官的证据，而同意别人错误的意见呢？一般认为从众行为的原因来源于两种压力：一种压力为群体的规范的压力，任何与群体规范相违背的行为都会受到群体的排斥，个体由于惧怕受到惩罚，或者为了表明自己归属于群体的愿望，就会做出从众行为。另一种压力是群体的信息的压力。他人常常是信息的重要来源，我们通过别人获得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甚至许多有关我们自己的信息也是通过别人获得的。在一般情况下，那些我们认为能带给我们最正确信息的人，往往是我们仿效和相信的人。这种信息压力引起的从众行为无论在实验中还是在生活中的确存在，人们倾向于相信多数，认为多数人是信息的正确来源而怀疑自己的判断，因为人们觉得多数人正确的情况比较多。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随大溜的行为更容易发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失去判断自己行为的自信心。

不过，有的时候，人们的从众心理会变得很可怕。

2003年12月12日，在《江南时报》上有这样的一个报道：48岁的王先生遭遇车祸，肇事司机逃逸，受伤的王先生放在轻骑摩托车车厢内的4.8万元现款，因车子破损而全部散落在地。光天化日之下，50多名过路群众将钱一抢而空后逃之夭夭。

这样的事情中，每一个哄抢者都有着同样的心理，那就是：大家都在抢，又不是我一个人在抢。在这个事件中，从众的心理就充当了一个帮凶的角色。

随大溜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思维定式。思维上的从众定式使得个人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能够消除孤单和恐惧等心理。许多时候，在明知一件事情是违法或犯罪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不会去做，但是如果一群人中有人已经做了，并且在当时得益而没有产生处罚后果的时候，从众定式就会使人们产生非理性思维，法不治众的心理就会充斥于胸。这在犯罪心理学上叫“越轨的集群行为”，比较典型的如聚众哄抢财物、集体盗墓等。一般说来，这种集体行为是相对自发的，主要是由于人们之间的互动、模仿、感染而形成的。

发人深省的米尔格拉姆实验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服从权威与领导，是一件简单又自然的事情。这是因为从儿童时代起，我们就接受着家庭与社会的服从训练，听话的被誉为好孩子，不听话的就要受到惩罚。这种服从的意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从父母、从学校、从工作单位得到强化，最终使服从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

虽然，不同的人服从的程度有强有弱，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人敢宣称：“我从来就不理会服从！”因此，服从命令、接受要求，似乎是我们经过条件反射建立起来的“第二天性”。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服从理解为是为了维护社会团体所订立的标准，个人自觉自愿地服从普遍通行的行为方式。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能与社会相适应，成功地占据社会阶层的特殊位置，并扮演与之相应的社会角色。196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着手进行了一项服从实验，以探讨个人对权威人物的服从情况。这一实验被视为有关服从实验的典型性实验，取得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在社会心理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米尔格拉姆首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招聘受试者，每次实验，付给4.50美元的酬金。结果有40位市民应聘参加实验，他们当中有教师、工程师、邮局职员、工人和商人，年龄在25～50岁之间。实验时主试告诉这些应聘者，他们将参加一项研究惩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的实验。实验时，两人为一组，一人当学生，一人当教师。谁当学生谁当教师，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教师的任务是朗读配对的关联词，学生则必须记住这些词，然后教师呈现某个词，学生在给定的四个词中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选错，教师就按电钮给学生施以电击，作为惩罚。

实际上，每组被试中只有一个是真被试，另外一个是实验者的助手。抽签时，总是巧妙地让真被试当老师，而助手则当学生。

实验开始，充当学生的假被试与教师的真被试分别安排在两个房间里，中间用一堵墙隔开。在“学生”的胳膊上绑上电极，这是为了在“学生”发生错误选择时，可由“教师”施以电击惩罚。而且，实验者把“学生”用带子拴在椅子上，向“教师”解释说是为了防止他逃走。“教师”看不到“学生”，他们用电讯传声的方式保持联系。

给“学生”施以电惩罚的按钮共有30个，每个电钮上都标有它所控制的电压强度，从15V开始累计，依次增加到450V，每4个电钮为一组，共7组零2个，各组下面分别写着“弱电击”、“中等强度”、“强电击”、“特强电击”、“剧烈电击”、“极剧烈击”、“危险电击”，最后两个用××标记。

事实上这些电击都是假的，但为了使作为“教师”的被试深信不疑，首先让其接受一次强度为45V的真电击，作为处罚学生的体验。虽然实验者说这种电击是很轻微的，但已使“教师”感到难以忍受。

在实验过程中，“学生”故意多次出错，“教师”在指出他的错误后，随即给予电击，“学生”发出阵阵呻吟。随着电压值的升高，“学生”叫喊怒骂，尔后哀求讨饶，踢打墙壁，当电击为315V时，“学生”发出极度痛苦的悲鸣，已经不能回答问题；330V之后，学生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似乎已经昏厥过去了。此时，“教师”不忍心再继续下去，问实验者怎么办。实验者严厉地督促“教师”继续进行实验，并说一切后果由实验者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会服从实验者的命令，把电压升至450V呢？

实验结果却令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有26名被试（占总人数的65%）服从了实验者的命令，坚持到实验最后，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另外14人（占总人数的35%）作了种种反抗，拒绝执行命令。

米尔格拉姆在实验结束之后，告诉了被试真相，以消除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继米尔格拉姆之后，其他许多国家的研究者也证明了这种服从行为的普遍性。在澳大利亚服从比例是68%、约旦为63%，德国的服从比例高达85%。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虽然设计巧妙并富有创意，但也引出了不少争议。抛开实验本身是否道德这个问题不谈，单是实验结果就足以发人深省。人们往往低估了权威者对人的影响。那么，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服从，什么情况下会拒绝服从呢？哪些因素会对服从行为产生影响呢？米尔格拉姆通过改变一些实验条件，做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发现下列因素与服从有关：

1.命令者的权威

命令者的权威越大，越容易导致服从。职位较高、权力较大、知识丰富、年龄较大、能力突出等，都是构成权威影响的因素。

2.服从者的道德水平

在涉及道德、政治等问题时，人们是否服从权威，并不单独取决于权威人物，而与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密切相关。米尔格拉姆采用科尔伯格的道德判断问卷测验了被试，发现处于道德发展水平的第五、第六阶段上的被试，有75%的人拒绝服从；处于道德发展第三和第四阶段的被试，只有12.5%的人拒绝服从。可见，道德发展水平直接与人们的服从行为有关。

3.服从者的人格特征

米尔格拉姆对参加实验的被试进行人格测验，发现服从的被试具有明显的权威主义人格特征。有这种权威人格特征或倾向的人，往往十分重视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主张对于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他们往往追求权力和使用强硬手段，毫不怀疑地接受权威人物的命令，表现出个人迷信和盲目崇拜；同时他们会压抑个人内在的情绪体验，不敢流露出真实的情绪感受。

此外，情境压力对服从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如果主试在场，并且离被试越近，服从的比例就越高；而受害者离被试越近，服从率就越低。所以，就有学者担心，如果有一天战争发展到只需要在室内按按电钮的阶段，那么人们就有可能更容易听从权威的命令，那样后果将是可怕的。

洪川大师的“神品”是怎样诞生的

日常生活中，你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你在一条空旷的马路边散步，当另一个人在你身后急匆匆地赶过你时，你会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步伐；

你骑车上街买东西，当你发现后面有一辆自行车在向你骑的车子靠近，并正要超越你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加快车速；

你如果是位教师的话，虽然你有时候身体不大舒服，可是一上讲台，就来了精神；

还有在表演和比赛中，观众越多，情绪越热烈，演员和运动员们的劲头就越足，技术发挥得就越好；

……

后来，心理学家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并着手开始了研究。

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于1897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让被试在3种情况下，骑自行车完成25英里路程。第1种是单独骑自行车，第2种是有人跑步陪同，第3种是与其他骑车人同时骑行。结果表明，单独进行的情境下，被试的平均时速是24英里；有人跑步陪同时，被试的平均时速为31英里；而与其他骑车人同时骑行，平均时速为32.5英里。后来，特里普利特在实验条件下，要求儿童绕钓鱼线，越快越好。结果发现，大家一起绕的儿童比单独绕的儿童速度更快。

后来，更多的心理学家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于是，就把这种他人在场（比赛伙伴或观看者）引起的个体活动中效率相应提高的现象，叫做社会助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人是有惰性的，单独一个人时，无所谓输赢、好坏，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和你比较，你就觉得怎样都可以。当出现第2个、第3个人，甚至更多人，你的感觉就大不相同，你会感到有人在看着你。你会情不自禁地想：“他们也可能正在评论我干得怎么样呢，我一定要好好干，让他们瞧瞧。”无论是哪种环境下，人们都害怕被抛弃，总想要别人喜欢和接受自己。很明显，当你与别人在一起时，这些动机更为强烈，当别人在身边时，你总认为别人可能正在观察自己。也许，你根本就不认识身边的人，但你却可能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你进行着评价，而我们又是很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所以就不安起来，就会更加努力了。如果对方碰巧和你做着同样的事情，就会让你感到一种竞争的存在，人都是好胜的，谁也不想被别人比下去，于是你就会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不知不觉地提高了效率。

凡是到过日本京碧寺的人，都会见到寺门匾额上的“第一议谛”4个大字。这几个字写得龙飞凤舞，灵韵非凡，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欣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幅字还有一个有趣的来历。

大约两百余年前，洪川大师来到京碧寺，寺里的和尚请他写这4个字。洪川大师每写一字，都要精心构思，反复揣摩，真可谓呕心沥血。可是替他磨墨的那位和尚是个颇具眼力而又直言不讳的人。洪川的每一撇一捺，只要有一点点瑕疵，他都会“挑剔”出来。

洪川写了第一幅以后，这位和尚批评道：“这幅写得不好。”

“那这一幅呢？”和尚又摇头说：“更糟，还不如刚才那一幅。”

在一边的香客悄悄地对方丈说：“大师不在状态，会不会是嫌润笔费给得少了呢？”于是方丈向洪川委婉地提出了增加润笔费。

洪川本来是位一丝不苟的人，见此情景，也不说话，耐着性子先后写了84幅“第一议谛”。遗憾的是，没有一幅得到这位和尚的赞许。

最后，在这位“苛刻”的和尚离开如厕的空隙，洪川松了一口气，在心无羁绊的情况下，一挥而就写了这4个大字。那位和尚从厕所回来一看，跷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神品！”

洪川刚开始时写不好字，这就说明，他人在场并不一定就能导致社会促进的发生。有时，身边有别人在场，会引起我们效率的下降。这种现象叫做“社会干扰”。

关于社会干扰，心理学家皮森在1933年的实验中进行了证明。他发现，有一个旁观者在场，会减低被试有关记忆工作的效率。心理学家达施尔也提出，有观众在场时，被试即使是做简单的乘法，通常也会出现差错。

有旁人在场时，为什么有时会产生社会助长现象，有时又会产生社会干扰现象呢？这主要与下列因素影响有关：

1.与活动的性质有关

活动的性质，如果是简单易做的，不需要紧张思维的，那么就易产生社会助长现象。反之，如果是复杂的，需要高度集中注意的，并要深入思维的工作，那么就容易产生社会干扰现象。这由上述的实验所证实。

2.与活动的情境有关

活动中如有重要人物在场、熟悉人物在场，就可能产生社会助长或干扰现象。其一，为了保护自尊心，希望有良好的表现给他们看；其二，激发了活动的动机，如果过高，则产生社会干扰现象，如果适中，就会产生社会助长效应。

3.与活动结果的评价有关

一项活动如果事后要进行评价并与奖惩等紧密结合，那么就十分容易产生社会助长或干扰。这也是竞赛的目的之一。当然，竞赛过强，往往易于产生干扰，竞赛适中，往往易于产生社会助长。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助长的实质是别人在场反而使个人感到轻松，有利于个人的活动；而社会干扰的实质是由于别人在场使个人感到拘束，从而使活动受到抑制和干扰。可见，一个人对活动结果评价的意识直接会影响到社会助长或干扰的产生。

4.与一个人的个人特质有关

有的人喜好安静，不合群，在人多时就显得紧张局促，易出现社会干扰；有的人不怕生，“人来疯”，在人多时反而更善于表现自己，就会出现社会助长。

由此可见，社会助长和社会干扰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策略促进社会助长，防止社会干扰。

从“三个和尚没水喝”说起

俗话说，“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但心理学家却发现，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在这样的集体中，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倒有许多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导致了对集体不利、甚至非常有害的结果，“三个和尚”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小和尚独自一人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庙里。他每天挑水、念经、敲木鱼，给观音菩萨案桌上的净水瓶添水，夜里不让老鼠来偷东西，生活过得安稳自在。

不久，来了个瘦和尚。他一到庙里，就把半缸水喝光了。小和尚叫他去挑水。瘦和尚心想一个人去挑水太吃亏了，便要小和尚和他一起去抬水，两个人只能抬一只水桶，而且水桶必须放在扁担的中央，两人才心安理得。这样总算还有水喝。

后来，又来了个胖和尚。他也想喝水，但缸里没水。小和尚和瘦和尚叫他自己去挑，胖和尚挑来一担水，立刻独自喝光了。

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挑水，他们也没水喝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净水瓶也没人添水，花草也枯萎了。夜里老鼠出来偷东西，谁也不管。结果老鼠猖獗，打翻烛台，燃起大火，三个和尚这才一起奋力救火。大火扑灭了，他们也觉醒了。此后三个和尚齐心协力，每个人都抢着挑水，他们终于又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这种人多反而影响工作积极性，“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就是“社会懈怠”。

之所以产生“社会懈怠”这种现象，专家们的解释是：人们可能觉得团体中的别人没有尽力工作，为求公平，于是自己也就减少努力；人们也可能认为个人的努力对团体微不足道，或是团体成绩很少一部分能归于个人，个人的努力难以衡量，与团体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所以就降低个人努力，或不能全力以赴。

为了降低“社会懈怠”现象发生的严重程度，国外研究者提出许多增加个体的参与感与责任感的方法。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当工作较困难或具有挑战性，并且个体相信自己对团体有特殊贡献时，“社会懈怠”现象会有所降低。

为了避免“社会懈怠”现象的发生，在集体工作中，应合理地科学地安排工作，尽量发挥个体的潜能，戒除相互依赖性，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避免“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的社会浪费，尤其要防止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物提供“滥竽充数”的机会。具体方法如下：

1.若在三人之间出现了“收益不对称”，即假设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多，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

2.如果三人之间存在着“选择性激励”，即依据业绩、成就所实施的现代绩效考核，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面对呼救，为何人们会坐视不管

孔子说过：“见义不为无勇也。”虽然见义勇为一直被我们当做美德，可是在今天的社会中，见义不为、冷漠旁观却成了经常发生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社会上当然是一片道德谴责之声，但是谴责却不能减少它发生的频率。

1964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纽约市一个僻静地区，一名青年女子正沿大街走着。突然，一个男人从暗处冲出来攻击她，她挣扎着并大声呼救，经过一阵搏斗后，她受了重伤，但她还是设法从攻击者那里挣脱出来，她一边大声呼救，一边沿大街奔跑。几分钟后她又被那个男人抓住，又是一阵挣扎，搏斗持续了半个小时，她不断地大声呼喊，直到最后被杀死。据事后调查，在出事地点附近的建筑物中至少有38人听到了她的叫声和搏斗声，他们中许多人走到窗前看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一个人出去帮她，也没有人报警。

这种现象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实验加以研究，结果发现冷漠的旁观者是个体的利他行为减少的重要原因。其中一个实验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实验者）在大街上行走，突然向一位不知情的路人大叫：“救命！有人强暴！”而旁边另外安排的两位乔装路人，对此呼救声不闻不问而依旧向前走去。被当做实验对象的不知情的路人在听到呼救声时，所做出的反应不是立刻前去搭救，而是转头看旁边两个人有何动静，当他看到他们都漠然对待时，也就无动于衷了。这个实验表明，在紧急情况下，只要有他人在场，个体帮助别人的利他行为就会减少，而且旁观者越多，利他行为减少的程度越高。这种现象被称为“旁观者效应”。

心理学家曾组织了一项实验，被试为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实验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这些学生被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被告知他是与其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五个人谈话。而事实上他听到的话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在大喘一阵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就这样做；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有31%的人这样做了。后来，当问到学生们：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他们都说没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影响。

通过实验，心理学家认为，旁观者效应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影响”及“责任分散”。社会影响是指一个人在不能获得确切情况以便做出干预紧急事件的决定时，他就会去观察别人的行动，看看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不幸的是，那些旁观者很可能也在观察别人的反应，于是很快就发展成一种“集体性的坐视不管”的局势。他人在场还会导致一种责任分担，反正这个责任并不是单单由我承担的，周围还有那么多人，肯定会有人出手相助的。

心理学家认为，由于还有其他的旁观者，个体就把帮助受难者的责任推到了别人的身上。于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结果大家都成了旁观者。如果现场只有一个人时，他往往会觉得责无旁贷，会迅速地做出反应，帮助受难者。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产生负罪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就容易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

当然，心理学家对此所做的解释其目的不是要给你一个冷漠旁观的理由，而是要人们认识自己。所以，当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请不要等待，也不要犹豫，赶快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