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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第三篇
个体系列

一个人的仪式

让我就地撒把野

当男人爱上景儿

当女人就是景儿

照片着色、绘画戏装、底版作景、画照相布景——辉煌的表演大会。

表演大会上那些备受尊崇的师傅们，可曾想到，他们今天展示的技艺，明日正是他们的“罪过”。

1958年

1958年7月酷暑，北京照相行业业务技术表演大会盛况空前。中国照相馆、大北照相馆等首都照相行业龙头老大各个工种的老师傅和青年技工们，齐集一堂，争奇斗艳，各种技术工种集大成，成就了1949年以后照相业最为辉煌、也是最后一段佳话。

表演大会的拍照项目：

拍摄半身像

拍摄全身像

拍摄合影像

翻照

修底版技术表演：

修普通底版

修大尺寸底版

修版特技

照片着色

绘画戏装

底版做景

画照相布景

暗室技术

裁切照片

对片装袋

上亮

业务（接待顾客）

姚经才、张景安、李志涛等表演拍照技术。技工王作宏给底版修刮眼嘴，并扣上衣领。技师吴壬麟直接在照片上调配颜色，技工吴光绘画戏装照片，皮和璞画照相布，颜开时底版作景，纪美容用时7分32秒裁切各种尺寸照片100张，等等。

到20世纪末，这些表演项目，其中大部分已经成为照相考古学的议题。表演大会上那些备受尊崇的师傅们，可曾想到，他们今天展示的技艺，明日正是他们的“罪过”。

辈分长次，年龄大小，身材长短，脸形胖瘦。合家欢。

摄影间里已经布置得十分妥帖，当中摆着两张椅子，这是给爷爷和奶奶坐的；后面摆好了垫脚架，这是给站到最后列的男人们站的；女人站在中间；孩子们站在爷爷和奶奶的两旁。

橱窗陈列、修底组、着色组、修相组。

上海中国照相馆。

1959年

1956年，中国照相馆由上海部分迁京，落户到王府井大街。上海方面，重新组建中国照相馆，由沪上八家中小企业连同原“中国”留沪人员合组。1959年，合组后的上海中国照相馆作为全行业学习的榜样，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先进集体代表，出席全国群英大会。1959年，儿童读物《万里东风红旗飘》中收录了任大星的文章《合家欢的故事》，作者以文学的笔调记述了上海南京西路八十八号中国照相馆的故事。而这一故事的确是根据真人真事编写而成。中国照相馆代表张燮堂1959年在全国群英大会发言中讲述的故事原型、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周有铭一家照相的事，可文史互证。

《合家欢的故事》中这样记述道：

玻璃橱窗内的陈列

玻璃橱窗内陈列着不少栩栩如生的照片，左边全是人像照：这儿有胸前挂满像章的劳动模范，有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老农民，有排立整齐、英气勃勃的海军战士集体照，有健壮活泼的女运动员，还有带着幸福微笑的新婚夫妇......右边，则在“伟大祖国锦绣河山”八个红色艺术字的标题下，陈列着雄伟的鞍钢，新建的长江大桥等祖国的建设图景照。这两排小小的玻璃橱窗，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祖国飞跃发展的建设面貌，和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的精神面貌。

少先队员陈惠玲幸运地跟着中国照相馆的工作人员参观了修底组、着色组和修相组。

修底组的同志们，用着很细很细的毛笔，修着照相底片，他们不但能修去照相的人面部的一些缺陷，而且还能根据顾客的意见，使消瘦的人显得比较丰满，使苍老的人显得比较年轻。其中的一位叔叔，还改进了工作方法，用一种化学药水代替原来修底片用的铅笔，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现在已经在全国照相馆推广。

着色组的同志们，在已经印出来的照片上，着上颜色，使照片更显得像真人一般。他们也有先进的工作方法，那就是不但用笔，而且用细木棒，用棉花团，甚至用自己的指头沾了颜料往照片上着，这不但使颜色着得均匀，而且又着得快。

修相组的同志仔细修着照片，把照片上的一切毛病都消灭掉，他们把人们的眼睛修得更加黑白分明，轮廓更加自然、齐整。他们不光对大照片是这样，对小照片也是这样。

合家欢

终于，这二十六人连大夹小、熙熙攘攘的一大群人，上楼进入了摄影间。

替他们拍照的有两位摄影师。他们早就问清楚了这一家人的辈分长次，年龄大小；看过了这一家人的身材长短，脸形胖瘦。

摄影间里已经布置得十分妥帖，当中摆着两张椅子，这是给爷爷和奶奶坐的；后面摆好了垫脚架，这是给站到最后列的男人们站的；女人站在中间；孩子们站在爷爷和奶奶的两旁。当然，未满半岁的小毛，是由大嫂抱在怀里的。

营业员和家里人商量好，为了节约，决定拍摄八吋照；如果照得满意，再放大一张十二吋。营业员还主动地介绍他们用光纸印，他说，因为是合家欢，人的脸部小，用光纸印，脸部可以更清晰些，而且价钱也比用厚纸印便宜。

这一切准备停当后：

盏盏雪亮的、耀人眼花的灯打亮了。

私营出版商出版领袖像纯粹以投机营利为目的，不顾及政治严肃性。

1950-1960年

1960年2月22日，文化部办公厅曾就第一期《好党员》杂志封面上的毛主席像不够严肃问题，督促该刊改进发出通知。

20世纪50年代最初几年间，各地开始大量出版、印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照片或画像。但这些照片或者画像中存在着“不郑重、不严肃”的情形。1951年6月到10月出版总署检查了苏南《农民画报》、《山西画报》、《大众画报》、《西北画报》及《河南画报》等11种89期画报，其中刊印毛主席像176幅，大像占15幅，画得不好的有3幅；小像161幅，画得不好的有92幅。

领袖像绘制的主要缺点是：

随意勾画。在一些会场和室内布景画面中，墙壁上毛主席挂像，往往随意勾画几笔，便算了事，因此造成了各种歪曲形象。

画得不像。在有关连环画中，毛主席的像有画得完全不像的，甚至看上去竟是另外一个人。

1950年2月25日，政务院文委就拟订“关于绘制出版毛主席像暂行办法（草案）”，要求“业经规定之毛主席标准像，由出版总署责成新华书店统一印制发行。”各地私营出版业如欲复制标准像，必须于事前取得出版总署允许。但1953年8月29日，出版总署“关于处理私营出版商出版领袖像的通报”列举了上海等地私营出版商出版的各种形式的领袖像，粗制滥造，极不严肃。上海东方红、华美、长春等几家私营出版商出版的画像，绝大部分存在以下情况：一、画得不像，或用月份牌的画法，脸白唇红，十分难看；二、排列秩序不对，或将其他图画和人像拼凑在一起；三、有的附有随意编写的所谓“传略”，事实多有错误等。

通报提出，这些私营出版商出版领袖像纯粹以投机营利为目的，不顾及出版领袖像的政治严肃性，影响很坏，不能任其流行。

吟风弄月，男女恋爱。请劝令图片社和照相馆今后不再印制发售歌曲照片。

1960年

1960年10月14日，文化部“请劝令图片社和照相馆今后不再印制发售歌曲照片”，认为市面上出售的歌曲照片，有很多是思想感情不健康的，值得引起注意。

劝令函显示，经过文化部初步了解，北京市发售歌曲照片的，有国营人民图片社，城市人民公社作为副业生产经营的图片社以及照相馆（在歌曲照片上并不表明印制单位名称），单位分散，缺乏健全的管理。所印制的照片，绝大部分是爱情歌曲，这些歌曲的内容，很多是吟风弄月。其中虽然也有少数歌曲内容是健康的，但是在画面上也都印上了庸俗的男女恋爱场面。

经过调查，这些印刷品销售数量多达二三十万份，有的还向外地大量推销。

文化部责成北京市出版局、文化局，劝令他们立即停止印刷，并从市场上收回思想感情不健康的歌曲照片。

歌曲照片内容庸俗，形象低劣。非政治倾向。1960年

有关歌曲照片，1960年年底，文化部再次发出纠正“某些非政治倾向”的通知，提出某些经营机构盲目追逐营业指标，经营毫无政治意义甚至有害的商品。通知特别提出，有些书店看到市面上歌曲照片畅销，大多内容庸俗，形象低劣，但这些书店仍大量进货，大量推销。

通知说，这一切，总的说来是非政治倾向，有的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由于政治不挂帅、组织纪律性不强，为发行而发行造成的，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图书发行工作中的反映。

相关7：一张书签的政治错误。

1960年

1960年11月，一份来自河南淮阳县的人民来信，寄至文化部，信中夹带着一张书签，要求文化部予以取缔。

书签是用彩色胶版印刷，正面印了戴阔边帽，着红褂子像人的鸭子，背面印了“英雄的工人阶级是贯彻总路线的先锋！”字样，书签上没有印明出版、印刷者。

文化部的意见认为，这张书签的文字和图画联系起来看，是丑化工人阶级形象的。

文化部要求，对于这些“政治错误”的书签应严格追查来源，进行严肃处理。同时要求各地对当地文化用品公司或其他商业部门印刷出售的日历、笔记本、书签、画片、导游图和其他带有政治思想教育意义的印刷品应加强管理。

1962年11月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个人肖像，包括家庭照片，在政治权力场中的命运如何？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图像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英国图像历史学者戴维·金（David King）1997年出版的著作《人民委员消失了——斯大林时代对照片及艺术的伪造》（The commissar vanishes : the falsification of photographs and art in Stalin's Russia）一书，提供了大量令人不安的案例。那些面容被污损、涂抹，或从群像中被抠除、修理的个体，实际生活中的命运与此并无二致。其间，革命者的体态语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在我们的国度，这些图像案例，很多人并不陌生。那些光鲜的个人肖像、家庭照片，突然某一日，变得污秽不堪，那些照片中的某个人神秘地失踪了。这可不是哪个不懂事的捣蛋鬼干的哟！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普通人能够接受、认可的形象，当然还有气质，往往比想象的还要少。人们也容易对自己过往的装扮、情状只字不提。活在当下，恐怕也有这一层含义。很多人说，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口三代以上都是农民，但先人们农民形象的照片又在哪里呢？他们被选择性地剔除了。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烧毁，或者撕掉背信弃义恋人的相片，这是个令人心碎的仪式，并且多为一个人的仪式。通常，这达不到羞辱对方的目的，反而让自己愈加苦楚。为什么不公开举行这样的仪式呢？因为这行为直接否定的是先前的判断。特别是这判断遭遇过来自亲人的阻力，反对时，这个仪式会更私密。往日里深情凝视的这枚小照，独一无二的爱情信物，现在却变成了受骗的证据，还有比这更让人心碎的吗？烧毁，或者撕掉背信弃义恋人的相片，意味着要漂白自己的过去、敉平自己的伤痛。特别是准备重新恋爱年轻人的个人相册，其中被扯掉相片留下的浆糊粘贴痕迹，总是让新欢产生无限想象。这想象的味道，大多既酸且涩。相册主人的感受，又何曾两样呢！

撕毁一张恋人小照，有时还真是个力气活。第一下，撕两半，只要下决心就可以，不用很大的力气。但越往后，手中的抓头越小，撕起来就会愈加困难。特别是原本完整的形象支离破碎，每个部分都不可理喻地表达自己的时候，接下来的事儿就更难办了。撕照开始时忧伤的哭声一定转化为了愤闷的叫喊。那些碎片有多少扔进了废纸篓里，还有多少直接倒进马桶冲掉了呢？不知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课堂上，是否讨论过某一时段，这一人类青春期重要行为现象，不同族群之间是否会有差异？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1965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写道：

家庭照片的拍摄和注视以停止所有审美判断为先决条件，因为客体的神圣性和摄影者与照片的神圣关系足以无条件地为自身辩护，说它只想赞美拍摄对象，并通过完美地履行这个功能来拍完美的照片。

布迪厄所指的“注视”，应该是指照片主人的行为，而不是地摊上翻捡这些来路不明照片的闲散之人。特别是对于那些随时准备讨价还价，低价买进这些相片，打算回去把玩，或装点门面的风雅人士来说，让他们“停止所有审美判断”，那是个笑话。

写在相片的背面

民间相片的内容包含着怎样的秩序？

拥有它们就获得某种语意许可，

新的阐释会成为可能吗？

1949年以后这一时期的家庭照片，人们感兴趣的场景大多是一些人造景点——粗陋的公园，及那些昔日达官贵人的宅园，甚至皇家园林。着新装，逛公园，照相，作主人，这成为夹杂着现实与臆想的理想化生活方式之一种。当然，对于那些物质产品，如新兴的建筑，甚至包括遥不可及的家庭日常生活用品，如小汽车等，也会表现出明显的留影兴趣。而对于那些无名的风景，拍摄者则着力不多。与此对应的是，1949年以后，大量官方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则呈现出诗意、浪漫、世外桃源般景象。比照那些广为传播的官方政治风景标准照，家庭照片中诸多未经雕饰的日常景观，就摆不到台面上来了。拍摄者本人也大多谦卑有加：珠玉在侧，觉我形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