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声名远播的“八邦寺”坐落在深山密林中间，寺院建在一个遥望十分壮美的山崖顶点，极其雄伟壮观。“八邦”，其藏语意为“财富汇集，人杰地灵”。“八邦寺”，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雄里更巴”，意为“经书堆积”，其原因是“八邦寺”也建有一座同“德格印经院”几乎同一时代的印经院。历史上，“八邦寺”曾经建有三所佛学院，这座“八邦印经院”，在德格地方也颇具影响，传说，这座印经院里还有“德格印经院”也没有的书籍。“八邦寺”的历代高僧，不仅在研究“五明学”方面颇有造诣和建树，而且在绘画、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等各个方面都是人才辈出，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八邦寺”的高僧、“呷玛呷则”画派的代表人物，让今人誉为“神奇画师”通拉泽翁，他所留下的大量绘画作品，就是对这座名寺也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今天，从民族文化角度看，“八邦寺”具有一种唯一性，通过这座寺庙，可以让人对文化与宗教，宗教与文化进行种种思考。

德格更庆寺，距德格司官寨咫尺之遥，也是德格土司家庙之一。是著名的佛学家、游吟诗人“唐东甲波”于公元1448年帮助自称“德格土司”的博塔创立的。人们称为“更庆”，意思是“大寺”。其含意，一是因庙宇建筑规模宏大，二是由于寺庙与德格土司家的特殊关系。历代以来，德格土司的后代，根据历代规矩，一人如承袭土司职位，一人则要出家为僧，而出家，一般都在“更庆寺”。更庆寺又是康区“花教”（萨迦）寺庙的主寺，其寺院的规模和实力，仅仅比不上西藏的“萨迦”寺，在整个藏区也是大名鼎鼎。它下辖7个分寺，分布德格县境内和西藏江达县。与其它寺院不一样，更庆寺没有“活佛转世”的规定，主持寺庙事务者，一般都是佛学造诣高深，著作颇丰，善管理，能理财，在僧人和信众中有威望，由德格土司认可的大喇嘛。历代，更庆寺内出现过许多学者，尤其是在“德格印经院”建成后，更庆寺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印经院”的管理，寺内更是高僧云集。

他们充分利用“德格印经院”与“更庆寺”联系紧密的优势，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把传播佛学同学问研究结合起来。由于资料丰富，他们研究的方向十分宽泛，从佛学理论到天文、历史、文学、音韵、诗词、医药、医学各方面均有涉猎，产生了大量著作，取得的成绩迄今也为人称道。作为藏戏中一个独树一帜的品牌：德格藏戏，也是因为更庆寺的扶持，更庆寺内僧侣的不懈努力，才得以产生和发展。德格藏戏，使用的是德格本地方言，歌舞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德格藏戏在更庆寺的扶持下，逐渐发展成熟，终于自成一个流派，形成了同西藏、青海等地的藏戏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

坐落在雀儿山北边的“竹庆”寺，是信教者心目中的红教圣地，由高僧登巴吉村于公元1692年创立。“红教”即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教派，本意是“古老”的教派之意。“竹庆”意为佛学中所谓的“大圆满”，传说“莲花生大师曾履临”此处。“竹庆”寺与白玉的红教寺庙“嘎拖”寺齐名，却拥有一百座下辖寺庙，遍布青海省果洛州、玉树州及四川省甘孜州各县，建寺以来就与不丹王国、尼泊尔王国红教寺院一直交往密切。

在地名“协庆”的地方，竹庆寺办有一所佛学院，这虽然是红教教派在康巴地区的最高红教学府，但却声名远扬。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内地汉区前来竹庆寺学经的僧人，自建寺以来，到解放初期不曾断绝。据有解放初期工作经历的人回忆，在1951年、1952年那段时间，人民政府费了不少力气才把逗留在“协庆”佛学院里的尼泊尔、不丹及印度的一些学经者送走。“协庆”佛学院，虽然主要培养大“堪布”，却也有专事培养“扎巴”的藏文启蒙、和佛学启蒙的一整套作法。“竹庆”的声望，在红教教派中的声望仅次于西藏的“桑耶”寺，超过了西藏的红教名寺“多吉召”寺和“鲁珠宁”寺。因此，德格土司把“竹庆”寺也作为家庙，对此寺格外看重。

竹庆寺出过许多高僧大德，历代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僧侣，除专攻佛学理论之外，他们还在天文、诗明、文学、医药、医学方面都极有建树，尤其是在绘画及雕塑艺术更有独到的地方。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竹庆寺”把“格萨尔”当着“护法神”供奉，而且把“格萨尔”的说唱本当作经书一样收藏起来，把有“格萨尔王”内容的藏戏作为本寺演出的传统节目。为了让节目有吸引力，他们运用绘画等技巧，创作、制作了有关“格萨尔”及其战将的大量面具，拓宽了“格萨尔文化”的传播渠道。以前把这个活动称为“跳神”，现在则称为上演“格萨尔藏戏”，竹庆寺从古至今，都坚持在每年的“央勒节”、即藏历7月初1日上演。对保护、传播“格萨尔文化”这件事上，竹庆寺发挥了其它任何寺庙都没有起过的作用。

黄教在德格地区势力不及别地，影响相对要小一些。但坐落在雅砻江边有一座黄教寺庙“更沙”寺却是非同小可，不可以寺小而轻视。相传，公元1655年，五世达赖派遣曲吉昂汪彭措到康区来建“霍尔十三寺”，曲吉昂汪彭措首先就在德格地面修建了“更沙寺”。由于在此庙前，康巴地区还没有黄教寺庙，人们就把这庙称为“新寺庙”，“更沙”之名由此而来。然后才陆续修建起了甘孜寺、大金寺、桑披寺、长青春科尔寺等一大批以后声威赫赫的大寺庙。由此，“更沙”寺是为康巴地区黄教寺庙的发源“母寺”，享有对各庙启用庙章的批复、保管权。“更沙”寺庙宇规模不大，但“更沙”寺也办有一所佛学院，专事培养各黄教寺院的喇嘛，一般来说，从“更沙”寺“曲惹措”佛学院出去的喇嘛，都具有“格西”资格。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随着寺院在德格的大量出现，尤其是青壮劳动力大量进入寺庙，对德格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勿庸置疑的消极作用。根据有关资料，德格的僧侣、尼姑曾经一度达到过占总人口30%的比例，对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乃至对必要的人口增长都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在今天看来，寺院的出现、在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同时，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文化、艺术、教育中心的作用。寺庙作为专事佛学研究的所在，让佛学典藉得以妥善保存、弘扬的同时，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德格地区、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医药医学、天文历算、诗词音韵等诸多领域文献的收藏、整理、保管的作用。

也许，这并不是寺院的初衷，但在事实上，寺院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而从不同教派的寺庙里，都曾经走出过许多大批学者。他们的研究，从佛学理论到其它各类学问几乎都有涉及，而且不少学者还极有建树。他们在努力弘扬佛法的同时，也进行了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发挥过重要作用。只是，在佛的耀眼的光环下，民族文化固有的光芒被弱化到几乎看不到，何况，“五大教派”为了各自教派自身的利益和发展，他们从来没有谁出来公开声明，要维护和促进民族文化。

在德格，“五大教派”都有其颇具代表性的寺院。所谓的“五大教派”的不同其实是表面的，只是各自的经典有不同的系统，在修行以及一些教规教义上的差异。这些不同和差异，对于不同派别的宗教界人士来说，是重要、必要的。可是即使如此，由于地域，由于历史，更由于各教派在本质上的一致，这些教派，事实上早已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对于一般的信仰群众来说，他们只是为了信仰，他们从来对于不同教派的信仰是一视同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各教派的不一样，不过是称呼和叫法上的不一致，无论信仰任何一个教派，信仰的结果无非是为了来世好起来。

由于黄教传入德格的时间相对要晚，德格土司所管辖的范围内，年代久远的红教、白教、花教势力强大，有土司扶持，信教群众众多。而黑教保持着浓厚的历史传统，因此，在民间也有雄厚的基础。黄教虽然发展势头强劲，而在德格，却没有很快就像在别处那样跃居主导地位，总体上看，而是同其它教派和平共处。不同的教派都在这里努力致力于保持自身的传统，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事实上各教派间从来就存在着竞争，却正是有了这种竞争，各不同教派才有了发展的动力，才具有了活力，才努力地保持和显现出了自身的特色。于是，才造就了德格这方土地上宗教文化的异彩纷呈。而藏传佛教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对这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这个地方的历史进程，对这个地方的发展变化，逐一地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三）德格的民俗在深受宗教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反过来对宗教产生了影响。德格民俗的背后，仍然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德格民俗中有朴素却深刻的、对自然、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

一方水土的习俗，是通过衣、食、住、行，通过婚丧嫁娶，礼仪禁忌好多方面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地方的节日，则常常是这一方水土民风民俗的集中展示。德格也不例外，从一般意义上看，德格地方的民风民俗，同整个藏族地区的民风民俗相差无几。但由于德格这地方的特殊原故，德格民风民俗中的文化积淀相对要厚实得多，尤其是宗教文化的长期潜移默化，就连民间的普通礼节及习惯也带有浓郁的宗教氛围。常常让人分不清哪些是信仰，哪些是民间习俗。所谓的民风习俗，不是奇闻异俗，不是陈规陋习，而是一种被人们熟视无睹的生活状态。是这种生活状态中显现出来的不同于别的地方的特性，是在这种状态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文化及文化意识。

外来德格的人常对路边的“玛尼堆”充满好奇，更对当地人们不断向本来已经很大的“玛尼堆”上掷放石块，遇到“玛尼堆”都忘不了从左向右行等等表示不解。其实，德格民众遇到寺院建筑、佛塔等宗教建筑都是从左向右行，以为这很平常。这样行走，早就成为习惯，走路时没有那种刻意地是为了尊敬佛或神灵，那种敬仰早就在心里生了根，怎么走路，从哪个方向走，早就不是问题。掷放石块，也成了习惯，有时并没有去放石块，也没有人就会出来指责。假若有本地人却是从右往左行走，人们也都知道，这人信仰的是“本波”教。信仰“本波”教者，并不像其他教派的信徒那样，整日念颂的是“嗡、嘛、哩、吧、咪、哄”，这已为许多人都知晓的“六字真言”。他们的这种走法，也如同他们念颂经文，同其他教派信徒所念颂的经文也不一样。他们念颂的是“嗡、嘛、芝、哞、耶、色、勒、都”，念颂的人成了习惯，听的人也成了习惯，都成了习惯。而这习惯，真的是充满了信仰的真诚，分不清楚“习俗”同“信仰”区别究竟在哪里。

在德格，许多人的名字是求活佛或是有声望、有学问的大“堪布”、大喇嘛赐的。这些活佛喇嘛，虽说也是从祝愿、祝福的角度在为别人取名，但他们所起的名字，很自然地带有浓浓的宗教色彩。例如，多吉，其意为“金刚”，普措，其意为“圆满”，群佩，其意为“弘法”，等等。他们也常会将与自己寺院有关的、或者干脆将自己名字中的一部份赐与求取名字者。如果求的是“白教”寺院的高僧大德，许多人很可能在名字中就有“嘎玛”这样的称呼。如果高僧名号是“四郎泽仁”，有可能求名字的人求得的名字中就有“泽仁”二字。

举以上两例来说“民俗”，无非是想说明，在德格的民俗中，宗教的氛围十分浓厚。而且在一种非常自然、几乎不为人察觉的状态里，民俗同宗教文化相融在一起。在大文化的范畴之内，宗教只能是“文化”的一小部分，但在德格，由于宗教文化被人为地强调得十分突出，更由于年深日久，这种文化所显现出来的力量就非同小可了。而其它许多“文化”，好多时候都显示不出特别的地方来，显示不出力量，而经常让人忘却和忽略。但是，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存在的，普遍地存在着。虽然这种文化的具体形态显得抽象，一时说不清是如何表现，更多还是在精神层面上。但这种“文化”，依然在“民俗”中，在人们的生活中。

比如尊老爱幼，德格人已经习以为常，不论是谁都认为这正常不过。在德格人尊老爱幼的寻常举动中，更有一个特别尊重舅舅的现象，人们也早就见惯不惊。大多会说，这是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却源于，人类曾经是从“母系氏族”社会中走出来的一个历史事实。母系社会，那是一个已经模糊了的遥远的历史文化概念。在那个社会形态里，人类都经历过“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期，这个家庭里的舅舅，其实很可能，同时还就是另外某一个家庭的父亲。他有父爱，只能倾注于侄儿身上。侄儿尊重舅舅，本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这个传统得以流传下来，能够积淀下来，成为习俗，成为风俗，其背后仍然是一种“文化”的作用。到德格，只要肯随时停下脚步看一看，看后再想一想，就会发现，德格“民俗”中的文化积淀真的十分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