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同几个人又把拥护起义通电的有些事情再商量了一次，好些昨晚没有考虑到的细节也提了出来。西康省政府代主席张维炯觉得大体也只好这样了，最主要的是省政府先要表明态度，这也是刘文辉主席再三强调的事情。对于个人，当然是希望都能服从省政府的决定。

但是，从昨晚他就看出来，自己身边的人，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和打算，只是还没有到非要搬到桌面上来说的时候。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不出来公开同省政府的决定唱对台戏，对有些人和有些事睁只眼、闭只眼为上策，张为炯觉得只要能维持现状，等到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来接收了，一切就万事大吉。

费了半天的神，有些疲惫，也有些饿了。唐英说，少扬兄，是不是各人填饱了肚皮再说？唐英也不容易，他的烟瘾早就发了，只是所要商议的事情非同小可，他也只好忍着，但还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看到张先春、陶世杰的精、气、神也下去了，他就呵欠连天地对张为炯提出下午再议的建议。

张为炯说，就是那几点意见，话都说得差不多了。我看，下午也不再开会，各人分头去抓紧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事在电话里联系。最先站起来告辞的是陶世杰，作为省政府的秘书长，昨晚和今天商量的好多事，件件都要他去落实。

等三个人都走了，张为炯才在过道上大声地咳嗽一声。他的勤务兵外号小安娃，闻声就来到了他身前，给他递上那根湘妃斑竹手杖、黑颜色的呢帽子，又为他披上那件人们称之为“将校呢”缝制的黄色军大衣。

勤务兵小安娃，现在又叫做公务兵，跟随张为炯多年，对张代主席的行为习惯已经十分熟悉。在过道上为张代主席穿戴完毕，小安娃就一声不响的、迅速地走进办公室，从桌子上拿起张代主席的那个大大的、黑色公文包，走出来关好门，这时，张为炯自己为自己正了正帽子，刚好转身要走。

小安娃提着那个黑色公文包，紧随在距离张为炯一步路的后面，他看得出，张代主席心里有事，凡是这种时候，最好是少说话。他当然不清楚张代主席的脑海里究竟在想什么，可有一点却是明白的，张代主席想的都是大事。

走的是回公馆的路。张为炯的公馆，原来是一处叫做“育卡”的“锅庄”。据说在民国初年，这个“锅庄”就维持不下去了，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这个地方口岸不太好，偏僻了一些。“育卡”在藏语里就是“城边上”的意思。受刘文辉之托到康定来“代理省主席”，张为炯就把“育卡锅庄”租下来，成为自己在康定的栖身处。

若要论权势，在西康省，除了刘文辉，就要算张为炯的权势最大，但张为炯这个人凡事都以谨慎为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也不事张扬。他的“张公馆”除了例行的有几个警卫外，从外观上看，不过就是一处围墙里面有两排旧房屋而已。

张为炯突然改变了方向，回头对小安娃说，走，到张胡子的“大不同”去喝碗羊肉汤，喝了还得回办公室。也不等小安娃回答，对直就朝坐落在康定水井子侧边的“大不同”羊肉馆走去。

自从康定成为一个“茶马互市”的中心，酒楼茶馆生意兴隆，烟馆妓院也随处可寻。也算得上康定的一个特点，中国大江南北的各种小吃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不同民族的风味小吃在这里都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藏族的吃食、回族的吃食更是显示出了与别的地方不尽相同的风味来，而汉族人在这里开饭馆、开酒楼、卖小吃，也尽量迎合来自四面八方人的口味。“大不同羊肉汤”，就是这样一个不论你是哪个民族，不论你是官是民都乐于去一饱口福的好去处。

羊肉馆的老板看到带着勤务兵的人物到来，急忙把一张桌子擦拭一番，十分利落地端上两碗雪白的羊肉汤，羊肉沉在下面，汤面上飘浮着青幽幽的芫荽，红亮亮的鲜红海椒碎末，一阵香气扑鼻。张为炯对这个操着浓重的崇州口音的老板吩咐道：去，到“彭玉米馍馍”的摊子上拿两个金钩玉米馍馍。张胡子答应一声，飞快地去了。

张为炯去街头吃午饭时节，唐英带着一个副官、两个护卫也往他的“唐公馆”走去。

唐英，字永晖，四川仁寿人。和刘文辉也是保定军校同学。他长期随刘文辉在川中逐鹿，任过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刘文辉得势时，任国民第二十四军第四师师长。刘文辉退守西康，曾任二十四军一三六师师长。后来领中将军衔，以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长名义住在康定，他是刘文辉指定的驻康定的军事负责人。

“唐公馆”原来也是一处“锅庄”，叫做“孔达瓦锅庄”。意思是“房屋后面的锅庄”，据说，这座“锅庄”前面，以前还有一间房屋。这处锅庄，院落宽大，房间颇多，房屋的布局酷似北方的四合院。唐英看上这个地方，一个原因就是这座“锅庄”正对康定城中的“将军桥”，唐英认为自己本有中将的军衔，住在这地方正合身份。

其实这座“将军桥”之所以叫做“将军桥”，是因为清朝乾隆四十年，“乾隆皇帝打金川”时，一个将领曾领兵驻扎在距离“安觉寺”不远的一侧，人们就把那个清朝将领住过的地方叫做“将军衙门”。与衙门相对的桥，就成了“将军桥”。民国初年，镇守使陈遐龄被北洋军政府封为“康威将军”，陈遐龄一时兴起便重修这座桥，还亲自题写了“将军桥”三个字分别悬挂在桥的两头。

唐英年过五旬，人胖，走路有些发喘。偏偏，要过将军桥，还得先经过“三步两座桥”，而那路面却又因为漫上了水，结成了一层冰。这是折多河边的几户磨房主，为了引水冲动磨青稞、磨麦子的磨盘，把水从河里引上来，经过磨房后，水还得流回河里去。于是就有了一条引水来的水沟，又有了一条让水流回河里的水沟。三步路之间，就修了两座石头砌成的涵洞桥，这地方一年四季路面都有水，却有了一个雅称：三步两座桥。

唐英在护卫的搀扶下，总算回到公馆。上楼，直接进了客厅。他买下这个地方后，把所有的房屋都重新修饰一新。上了楼，转右手就是客厅，这是三间房屋改造成一个大客厅。客厅里醒目的是一架雕花大屏风，屏风底色漆黑发亮，雕刻的花鸟草虫，泥金彩绘，分外鲜明。屏风前，绛红色的羊毛地毯，显示着一种华贵气派，客厅中间，置放了一个巨大的藏式铜火盆，木炭火让室内温暖如春。宽大的八仙桌两边各摆两把硬木太师椅，一侧，却又放置了一座三人皮沙发。

屏风后，则安放了一张宽敞的烟榻。烟榻左右，有条几，条几上放置着漱口用的铜盆、白铜水烟袋、哈德门、红炮台等各种香烟、康定城中少见的时令水果、景德镇产的茶杯、茶碗。靠墙，一顺风摆放着四把硬木太师椅。烟榻前，放置了两个高脚痰盂，这地方是唐公馆里唐英招待朋友过瘾的地方。与熟人、朋友谈话谈得累了，走到屏风后，就成了神仙。

今天，真有点累，来不及去他个人独自过瘾的地方，打了一个手势，便对直进了客厅。手下人早已心领神会，用不着吩咐，就能各司其职，装烟枪，端灯盏，准备漱口水，泡一杯茉莉花茶，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极有章法。

过了瘾才说吃午饭，丢下饭碗，又有点想吃两口烟。唐英就倒在他平常抽鸦片烟的烟榻上，美美地抽起烟来。这烟抽得舒畅，心情就好了许多。天垮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管他那么多，眯上一阵再说。想到这里，唐师长就觉得眼皮睁不开。不料，刚要梦周公，一个护卫却跑来在他耳边说：傅团长来了。

傅团长名叫傅德铨，字绍达，四川华阳人。唐英任混成旅旅长时，傅德铨就是他手下的一个连长。来到西康之后，任营长，曾经带兵驻扎在理塘。1935年底到1936年初，发生了以反对刘文辉、驱逐刘文辉的“诺拉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傅德铨及他的家人一度被诺拉手下扣为人质。他却沉着应对，分化、拉拢诺拉部下，脱险后，经数月苦撑，带兵保住了巴塘。

事后，即升任二十四军第四十团团长，带兵驻军巴塘，西康省保安司令部在巴塘设第五区（即康南地区）保安司令部，傅德铨又兼职康南地区保安司令总司令。

傅德铨一直驻防巴塘，他是1949年6月才到的康定，而让他到康定来，却是唐英的命令。

1949年1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刘文辉，本意是拉拢、稳住刘文辉，刘文辉却看出了老蒋统治中国的日子不长了。返回后，刘文辉即把在雅安的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宣、在西昌的二十四军副军长兼一三六师师长的伍培英、在康定的川康边防副总指挥唐英等人召集起来，对军事上的事情进行了安排部署。

在成都、雅安等地逗留一个多月，5月，唐英返回康定，即向张为炯、王玉岗等人通报成都、雅安之行的情况，传达了刘文辉的军、政各部门务要各安其职守，静观全局变化的指示。唐英还强调，在当前时局面前，一切行动得听多谋善断的刘文辉主席指令。

刘文辉此时已将二十四军的大部兵力悄悄调往雅安周围，以防不测。宁属地方，二十四军副军长兼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手下只有两个团的人马。康属地方虽约有三个团的兵力，却是傅德铨团在巴塘，杨仁安团驻防甘孜，王伯仲团驻守在道孚、新龙，距离康定都有好几天的路程。

省政府所在地康定只有王玉岗的警卫团，兵力只有600来人。身为川康边防副总指挥的唐英，名义上是刘文辉指定的康属地区的军事负责人，但他能够调动的兵力仅为一百多号人的“学兵连”，唐英才让老部下傅德铨带领一个加强连回驻康定。

就这样，6月，傅德铨才带了一个加强连从巴塘来到了康定。

傅德铨身为唐英老部属，在“唐公馆”出入很是随便。此时的他不仅早吃过了午饭，而且是过足了烟瘾才来的。他来到唐英的烟榻边，唐英懒懒地坐起身来，用下巴示意傅德铨坐。早有人为傅德铨端上一杯茶来，送茶来的人退出去后，傅德铨才开了口。

他压低嗓门，说，昨晚回去就没有睡好。有句话，除非你永公这里，我还没地方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