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透过历史烟尘(4)

打箭炉这个地方，虽说从元、明以来打箭炉就设厅置府，成为了一个经济繁荣地，政治文化的中心，到了清朝更有重兵驻防。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却没有修筑城墙。直到清雍正8年（公元1730年），才傍山依河修筑了三堵城墙，分别建起了东、南、北三座城门。也就在这以后，打箭炉就有了城镇的模样，于是打箭炉也就有了炉城的称谓。三座城门就是三个关卡，每座城门都有兵士把守，出城就是出关。出东门，是入川大道，出南门、北门则是通向广阔藏区的要道。离开炉城，也叫出“炉关”。

建成炉城的关卡自然称为了“炉关”，称为了“关”自然会的“内外”的区分。虽然关内、关外的说法不知究竟起于何时，不过，“炉关”的说法却找得到文字记载。据说是清朝果亲王所写的《七笔钩》一词中，起首一句便是“西出炉关天尽头”，起码从此时起，便有了“炉关”的说法。据考，这个果亲王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到达过打箭炉，对康藏地方研究的先驱者任乃强先生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记载到：“康定武侯祠有石碑，镌有前清果亲王《七笔钩》词。果亲王于雍正十二年，奉诏送达赖喇嘛自泰宁回藏，以此过炉”。任老先生也认为《七笔钩》出于果亲王笔下，近些年来，有的研究者以为，是有文人托果亲王之名写下了这篇《七笔钩》。在这里先不管《七笔钩》作者是谁的研究和争论，只是据此推论，“炉关”说法也应有三百多年的时间了。

那么，“关内、关外”这种说法的出现，也应当与“炉关”这个说法的出现相距时间不那么远。“关内”不同于“关外”，“关内、关外”的区分，首先就在于进入打箭炉这城以后，便能感受到“关内”的热闹和繁华，百业兴旺，人头攒动。而丢在身后的“关外”人烟稀少，满目空旷。区分“关内、关外”的不同，还有心理上的因素，自从打箭炉成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后，“关内”便拥有了一种比“关外”发达一些、先进一些的自我陶醉。这种影响至今还在，只不过没有人可以明说，没有人主动说出而已。

打箭炉是一个各民族杂居地，特别是商贸活动兴起后，民族成份更为繁重。其中汉族人是最多的一支。在打箭炉居住的汉人，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传统、习俗。居住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在打箭炉城里的生活。但是只要从打箭炉的南关、北关里面出去，到离开打箭炉去更远的只有藏族人居住地，环境、语言、乃至食物都不免有些生疏，自然而然感受到了与“关内”的不同。

由此可以推测，提出“关内、关外”这个说法的不应当是世代居于斯的藏族人，而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汉族人。这里的佐证是，出东关去汉族世居的地方，没有被说成是“出关、去关外”，仅是指从南门、北门离开打箭炉才被说成是“出关、到关外去”。约定俗成，在康定人的心目中，走出康定南门、北门，翻过折多山到更广阔、更遥远的藏族地区去，就是去“关外”了。1914年，一位名叫丁跃奎的人，在他的《西康行军日记》中也说：“南、北二门是进入藏区的关隘，设有关卡，出此二门即为出关”。可见，在那时，就已把“出关、去关外”界定为了从康定城出发去藏区。“关外”，在康定这个地方有着自己的解释。

有趣的是，内地的人到打箭炉来，抑或是到“炉城”来，都由东关而进，这时又有个说法，道是“入炉”或“进关”。入炉是说进入打箭炉、或进入炉城，进关也是指进入康定城。由此可见，“关”这个字在这时对于打箭炉而言，有时是被作为地名在使用的，“关”即康定城，并不是每提及的时候，都是专门指“关卡”。“关内、关外”明显地包含了“康定城里和康定城以外地区”的含义，但没有包括朝东去方向那些地域。

炉客由来

有炉客这个说法起码是在有了打箭炉这个称谓，或打箭炉已经被人叫做了“炉城”以后。显然，还没有康定这个地名问世，就有了“炉客”的这种说法。可以肯定，“炉客”一说出现比康定这个地名要久远。按照“炉客”字面推测，意思是客居炉城的人，而并非土著。从根子上说，康定也算得上是一个移民城市，因为居住于这里的人都是从远近不同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从客居到定居，其间一定有不少变化与经历，因此，“炉客”两个字实际上承载着一段历史，当年的每一个“炉客”，都有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酸甜苦辣。

自称“炉客”，首推“老陕”。“老陕”是康定人对于来自陕西地方的人们的称呼，好像只有对陕西人才这么称呼，没有听到过称“山西”人为“老山”，而对于来自江浙一带的人，则称为“下江人”。

“老陕”们到打箭炉来最先是为了挖黄金，康藏高原盛产黄金，自古以来就极有名声。有资料显示，从明朝、清朝至到民国时期一直到现代，在康藏高原上找黄金、挖黄金的记载没有间断。包括老陕在内的外来人以打箭炉为基地，然后四下寻金、挖金，围绕黄金演绎了无穷故事。

老陕们到了打箭炉才明白，黄金果然是有的，但要从山洞里、地底下、河水里弄出来并非容易事情。而挖黄金，还需有先期投入的本钱，更何况，要知道黄金在何处，即“金脉”的走向更不是随便办得到的事。乱挖一气，肯定不能挖到黄金。许多的老陕，没有从地下挖出黄金来，迫于生计不得不为一些店铺当徒弟，精明的他们却发现了在日常生活中也蕴藏着黄金。

这种黄金就在“有无”之间，把汉族地区有而藏族地区没有的货物贩运过来，又把藏族地区有而汉族地区没有的货物贩运过去，在这交易之中就有利润可赚。有些陕西人就慢慢从肩扛背背的“货郎”变成了商店老板，由小贩摇身为坐商，生意由小变大。

人数众多的陕西人到打箭炉做生意，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到了清朝年代更是成为了一道风景，他们的脚迹遍及康藏大地，涉及了几乎所有的商业行当。他们把在藏族地区也用得着的、产于汉区的日用百货运来贩卖，又把藏区的药材、黄金及土特产品贩运出去，不怕辛苦，不畏艰险。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他们以辛勤为本，诚信经营，生意大小不论，一块银元是利润，一个铜板也是利润，由少积多，渐渐成为巨商大贾。于是在“陕帮”中就有了“老炉客”和“新炉客”的说法，有了事业，有了成就的是“老炉客”，看到别人发财，新近不断加入的则是“新炉客”。有的“新炉客”随时间推移，又成为了“老炉客”。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发大财，来自陕西，一些在生意上并不如意的“炉客”，凭自己的劳力，自己的一技之长，养活了自己，或娶妻，或上门入赘，在康藏高原上安家，扎下了根。“炉客”虽不再是所谓的“客居”，但他们的后人，迄今也没忘记自己的先辈“炉客”是从陕西来的。

而当年这种情形并不只是“陕帮”中独有，从其它地方来的人也有这种情形。都是从别处来到打箭炉的人，称为“炉客”也并无不妥，渐渐，“炉客”一说，便成为了对凡是外来打箭炉的各色人等的通称。而如今的人对于“炉客”的说法已经完全陌生，那段历史已隐入沉沉的烟云之中。更少有人知晓，“炉客”其实与探险、艰苦、跋涉、开创、开发，顽强、拼搏等词句相联在一起。“炉客”这两个字不仅是历史，而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值得继承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