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海外记者笔下的中国战事(1)
1937年1月25日，美国《生活》周刊杂志报道了驻华记者斯诺，几个月前在战火纷飞中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到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们和他们的士兵。《生活》周刊还给这篇文章起了这样一个响亮的标题——《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首次亮相》。这期《生活》周刊还配发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文章，文章中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劣势装备对付蒋介石委员长的优势装备。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的。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非常的智慧和果敢，精通用兵之道，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现在，他的新首都定在中国西北的保安。”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美驻华记者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在一次日军召开的记者会上，他大声质问：“日本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个个尖锐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气得咬牙切齿，最后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
《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曾经这样报道白求恩：“从白求恩所留的发型以及短短的胡子来看，我猜想他是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的。我给他照过一张像，照片中他目光凝视，朝前挺着身子，昂着头，与列宁在芬兰火车站的样子很是相似，使人以为他也许就是在那部史诗般的俄国影他在中国拍的最好的一张。后来，尽管他也陆陆续续拍过一些照片，但他看上去面容消瘦、憔悴，像老了20岁。”
《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他的中国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38年的中国：“1938年初春，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全面秘密合作。虽国民政府以及中央各部都已迁往重庆，但蒋委员长和总部还都在汉口。周恩来不仅是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而且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硝烟弥漫的汉口仍然每天遭受着飞机的轮番轰炸，蒋介石残存的空军与苏联、意大利和美国的驾驶员组成的混合机队，时断时续地保护着这个城市，汉口变得越来越像马德里了。它是一座真正得人心的前线都城，它不像被放弃、遭蹂躏和摧残的可怜的南京那样，而是放射着一股傲然屹立坚持抗战的光辉。”
1938年，毛泽东在接受一名德国记者采访时公开表达了对美国记者斯诺的感激：“当我们正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发生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1938年4月7日，台儿庄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后，《芝加哥新闻报》驻华记者以《胜利的圣地》为题报道了这一战役：“台儿庄一战，遗下的日军钢盔满地都是，可以证明日军伤亡惨重。中国军队争相收集这种钢盔作为纪念。另有一只钢桶上写着‘内有毒气，切勿打破’，这是日军曾用毒气的铁证。”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西方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和评论。美国《华盛顿星报》评论：“中国军队在山东方面的胜利，打碎了日本40年来军事胜利的纪录，是欧战后军事史上又一伟绩！”《华盛顿日报》评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所取得的胜利，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要比日军在华作战的诸次胜利都尤为伟大，如今，日军作战不失败的信念已动摇。”英国《泰晤士报》也不得不发表社论：“最初，英军事当局对中国军队获胜的消息还尚不确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的心理正逐渐有所转变，都认为中国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中国1938年的武汉会战发表公开评价：“之前，中国军队虽奋勇杀敌，但节节败退，士兵们垂头丧气。武汉会战虽小，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一些美国军事观察员们说，一直以来，中国北方的军队被认为是封建而落后的队伍，如今看，却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一名年近六旬的北方将军，他体型肥胖，以至他的卫士不得不把他推上一个战略高地。他气喘吁吁地登上山头后，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移动一步。他就像一尊勃然大怒的弥勒佛一样站在那里，一直到中国军队安全撤退，他才又在卫士的帮助下离开那座山头，再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头。”
1938年1月，美国的一家电台这样评述美国作家赛珍珠：“她曾经生活过的南京，刚刚被日本军队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十分的悲痛。她创作的《大地》等学奖，这显然与中国抗战爆发、世界关注中国是分不开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将一直活跃在援助中国的活动中。”
1938年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记者发表了访问蒋介石的采访手记，在采访手记中，他这样叙述：“几天以前，蒋委员长告诉我，朱德将军一直是他很敬佩的指挥官，他们之间的关系甚好。他认为朱德是八路军里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这样描述1939年的重庆：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重庆这两天连续遭到日军的强烈轰炸，虽然重庆百姓对于这样的轰炸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日本不断升级的轰炸行动，却是暴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1939年夏，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将其在一家中国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报道演绎，这则报道原本讲的是一个名叫蔡黄花的中国妇女，朝坐满日本兵的戏院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日本人，然后逃走了。经过白修德的演绎，变成了蔡金花是中国一个游击队的首领，领导一支巾帼英雄队伍与侵略者斗智斗勇。多家国外报刊将这个故事作为头条新闻登了整整一版，同时，都配发了“一张身着制服、年轻的中国妇女的照片，腰间还插着两支手枪”，一时间，大街小巷里开始流传“双枪金花小姐”的事迹。
1940年7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一篇有关日本侵华三周年的报道中这样描述：“蒋介石是中国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蒋介石那柔弱的神采飞扬的贤妻（即指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给中国人注入了无尽的勇气。”
1941年4月18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如是我观》一文，该文引起了全美的轰动。文中这样写道：“在过去3个月里，中国民众目睹着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却没有丝毫的退缩，而是团结一致拿起武器对抗敌人。到了今日，中国抗击外敌快有5年之久了。西方人必须改变他们对东方的观念，不应当再有谁是优秀谁是低劣的思想存在，应当人人平等，全世界各民族的男男女女大家应携手往崇高的理想迈进。我们中国的精神力量，会使我们度过最恶劣、最艰辛的岁月，希望西方各国能够了解这种精神力量的价值。”
1940年10月19日，皖南事变发生，记者斯诺在他的《复始之旅》一书中这样描述皖南事变：“对于皖南事件的具体情况我是最先知道的，是新四军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告诉我的。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蓄意已久的，这件事很可能意味着国共战事全面恢复，中国的抗日力量全面崩溃。报道一传播开来，我和同行记者们都致电询问，伦敦和华盛顿也要求立刻做出报道。然而重庆政府却坚决否认曾发生过任何事件，而且再次撤销我的记者特权。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华盛顿坚持要《先驱论坛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他的一则谈话，诬蔑我的报道纯属捏造。他竟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共产党军队。而英国驻重庆的外交官们证实新四军事件（皖南事件）是真实的，他们还向伦敦报告说，国民党已经准备对延但却声称是新四军袭击了他的部队。此事发生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暗示，如果内战重开，重庆就别再指望从华盛顿那儿得到丝毫的财政帮助。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对蒋介石的战时支援将取决于蒋能否在联合抗日方面保持某种团结。”
1940年，皖南事变的消息得到证实后，《太平洋邮报》的一把手马歇尔·菲尔德找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海明威，请他去中国报道此事。1941年5月，海明威夫妇抵达重庆。半个月后，蒋介石以私宴的形式会见了海明威，宋美龄担任翻译。在交谈中，蒋介石向海明威夫妇说：“共产党人是精明的宣传家，但没有什么战斗力，中共没有军事实力，政府也没有必要诉诸武力去对付他们。中共在美国的大肆宣传，使得美国相信中共是抗战所不可少的，相反，中共正在妨碍中国的军队。”后来海明威的太太玛莎·盖尔荷恩这样评价这次会晤：“蒋介石夫妇口若悬河地向我们做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我看得出，蒋氏夫妇害怕中国共产党人，却不害怕日本人。”
1941年5月，在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1937年随丈夫来到中国，加入中国抗日战争的行列）的带领下，海明威夫妇见到了周恩来，他们用法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几个月后，海明威夫妇回到美国，在向美国情报官员报告时，海明威的太太玛莎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为什么？因为蒋介石是一个很伪善的家伙，谈中国的民主，那是虚伪的胡说八道，是根本没有的事，人民对任何变革都会欢迎的，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而海明威在致摩根的公开信中则这样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成功地使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了共产党人的立场。”
记者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这样称赞新四军：“他们最大的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