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全球化与贸易保护的新博弈(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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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德代尔堡的市领导最近几年把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重新粉刷了一遍,喝得醉醺醺的冲浪者和吵闹的大学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海滩旁边建了不少新的咖啡馆和高端宾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现在都早已为人父母,而且有了经济能力。这个城市像一棵棕榈树一样,向钱弯曲,所有的装饰、打扫、粉刷都是为了吸引游客来到这里消费。跟世界上所有的旅游胜地一样,只要把光鲜的表面稍微褪去一点,你就能看到城市庸俗低级的一面。虽然这个城市的先辈都比较喜欢艺术画廊,但是T恤商店遍布了整个海滩,因为多数游客想买的还是T恤衫。

店主在海滩不远处的沃尔格林的药店旁边放了一个装有T恤的大箱子,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顾客购物完成后必然会经过这里,果然效果非常明显:几乎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伸手在箱子里面挑选T恤。这个箱子里面有几百件T恤衫,每件标价5.99美元,两件10美元,上面的图案以佛罗里达为主题,有贝壳、明鱼、棕榈树,非常漂亮。

我伸手进去拿出来一件T恤,纯白色,图案是一只靓丽的鹦鹉,下面写着“Florida”的字样。之后我去结账,走到太阳底下,透过包装纸看着这件T恤。

“就是你啦。”我想。

回到华盛顿之后,我从塑料袋中拿出T恤,看一看这里的商标,上面写着“雪莉制造”,在最底下写着“中国制造”。我在搜索引擎中打上了“雪莉制造”,几分钟后我就和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加里·桑德勒通上了电话。电话里他说:“欢迎您的采访,我们接待的华盛顿客人可不多。”


雪莉制衣厂位于迈阿密最原始的工业区,是一排荒凉的仓库和工厂,离机场倒不是很远。加里·桑德勒皮肤是典型的佛罗里达太阳晒黑的,非常友好。他完全没有任何矫揉造作,非常自豪自己和家人一起建造了工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自己孩子们和销售团队的照片。

加里的父亲昆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创立了雪莉时装公司,公司以自己大女儿的名字命名。最初,昆廷从独立的批发商起步,沿着海滩的商店挨家挨户地向店主兜售小饰品。他经常去纽约进货,然后回到迈阿密,在旅游旺季叫卖自己的小物件。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人们喜欢度假的时候购物,尤其喜欢买纪念品。昆廷发现热带主题的纪念品特别受来访的北方人的欢迎。

20世纪50年代,可以穿的纪念品不是很多,游客们带回家的主要是小饰品而不是衣服。但是昆廷发现他最受欢迎的商品是围巾纪念品,这是一块很小的正方形棉织品,上面画着佛罗里达的图案。跟那个年代其他做工粗糙的旅游制品一样,这块围巾在日本生产和印刷。不久以后,昆廷自己发现了,批发商面临的典型困境,那就是利润都被供应商和零售商赚去了。1955年,昆廷·桑德勒就舍弃了他在纽约的供应商,开办了自己的服装店。雪莉时装成了雪莉制造公司。

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里·桑德勒从大学退学,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并在1986年成了公司总裁。1999年中期,公司总经理一职传给了第三代人,桑德勒的外甥(雪莉的孩子)开始上任并负责公司日常运营。

现在雪莉是美国最大的T恤截图印刷商,它一直专注于旅游业,在基维斯特、佛罗里达、德纳里峰、阿拉斯加以及很多旅游胜地,包括欧洲,都有雪莉的T恤在销售。雪莉的艺术家为每个旅游市场设计不同的设计主题,这些设计最后在迈阿密的工厂里进行印刷或者绣在T恤上面。

雪莉的空白T恤(还有沙滩浴巾和棒球帽)装满了一间两层的仓库。工人们把空白的T恤从库房拿出来,然后放在像摩天轮一样的印刷机器上。他们先把每件T恤平放在轮辐的一端,然后开始转动,一共短暂停留14次。每次轮子停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同的颜色通过屏幕上的小孔喷射出来。当T恤回到轮子的原点位置时,一名工人会把T恤拉出来,然后交给另外一名工人,他会把T恤平放在烘干传送带上。下一名工人会在传送带尽头把T恤拿起来,放在第二条传送带上,进入一条通道后,再从另外一头出来时,T恤已经被叠得整整齐齐了,这件T恤就再也不是一件内衣,而成为一件纪念品了。

这些印有海滩、山川、摩天大楼和冰川的诱人T恤被堆放在了购物车中,每一件T恤最后都会有个归宿,会有人将其穿回家。沿着工厂旁边的库房走一圈就好比是一场旅行。这些T恤要去的地方可能需要你带上防晒霜,但是他们从哪儿来你可就不好猜了。

加里·桑德勒从不同的地方采购T恤,包括墨西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中国大陆、巴基斯坦、波斯瓦纳、印度、中国香港以及韩国。2008年,我再次拜访加里的时候,我了解到了T恤生意比前几年难做得多了。主要原因是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非常不稳定,美国以外市场的外包更加复杂。除此之外,经济衰落也严重地影响了旅游业,旅游业的不景气又反过来影响到了雪莉的生意。

我买的那件T恤来自中国,它很可能是在1998年年底离开上海港,几周后到达了迈阿密港,所有的费用加起来,这件T恤花了桑德勒1.42美元,包括24美分的关税。这件T恤是1998年美国服装配额体系中2500万件允许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T恤之一。它的旅行证明了打破外来阻力的经济的力量。它之所以能来到这里,是因为它打败了美国的纺织和服装业,打败了南方的国会议员,突破了一系列的关税壁垒和配额限制,这些限制非常复杂,以至于很难想象会真有人不怕麻烦从中国进口。但是加里·桑德勒真的就是不怕麻烦的人,因为不管国会、行业领导者、说客们多么努力地游说,尽管配额和关税限制,中国的T恤确实是质优价廉。

但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我问桑德勒这些T恤到底是从哪个地方生产出来的?桑德勒在自己名片盒里翻了好久,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徐兆民(音译)先生,上海针织厂”。

桑德勒说:“你给他打电话吧,他是个很好的人,他会告诉你一切的。”

“徐兆民。”我吃力地念了出来。

“不,不,”桑德勒说,“帕特里克,他的美国顾客都管他叫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徐和他的夫人接受了我的邀请,下次他们访问美国的时候会来华盛顿做客。


徐先生游走于东西两方,像猫一样具有良好的平衡能力,游刃有余。他每年会到美国两三次,见见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了解西方的时尚,把新的想法带回工厂去。尽管帕特里克很乐意把白T恤销售给像加里·桑德勒这样的老客户,但是他认为上海针织厂只卖白色T恤前途很渺茫。很多国家,甚至中国其他地区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参与竞争,他认为不久之后,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客户会从上海之外的地方采购T恤。帕特里克正努力想把价值链提升到更高一层,比如毛衣。

我们1999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帕特里克说:“来中国吧,我会向你展示一切的。”

我说我想要整个流程,他能让我看到衬衣在哪里被缝纫吗?没问题。纤维在哪里被编制的?没问题。我得寸进尺,那能看到纱锭怎么织成布的吗?纺织厂呢?没问题,他可以安排。但这还远不是开始,棉花呢?我要想讲述T恤的故事,我就得从最开始的原料为起点。我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我能去地里看棉花是怎么生产的吗?

帕特里克看了下T恤说,这恐怕有点难,棉花应该不是在上海种的。有可能是在得克萨斯。

“得克萨斯?这是什么地方,有多远。”我问道。我桌子上面有一个地球仪,我把它转到中国,“你能给我在地球仪上指一下这个地方吗?”

帕特里克笑了,他拿起地球仪,转回了原地,然后说:“这里,棉花应该是这里种的。”我跟着他的手指看了过去。

原来他指的是得克萨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