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在哪里

我们不禁要问，竞争在哪里？它与印度还有中国有何特别联系？为什么这些18世纪还是世界上棉花产量主导的国家会被美国远远甩开。

正如图2-1所示，最初，当美国棉花产量开始剧增时，其他国家的棉花产量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水平。所以说，美国的棉花生产者并不是依靠低成本和高效率来打压竞争对手的。相反，老牌产棉国照旧做着之前的生意，但一如既往并不代表这就够好了。

伴随着新型纺纱机的产生的和迅速扩大的消费群体，英国的棉花需求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这种增长并不是稳定的需求增长，也不代表那些老牌产棉国的收益能继续维持下去。英国工业革命如一道“闪电”般出现在棉花的传奇事迹里，它就像轧棉机、棉铃象甲虫和黑奴解放运动一样改变了一切。1860年，英国每年能消费超过10亿磅的棉花，这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世界棉花产量的总和。

爆炸式的需求增长需要有爆炸式的供给做出回应。问题是，为什么爆炸式的供给增长会出现在美国，而不是那些自从有了棉花贸易就是世界主要棉花生产国的国家呢？而当我们发现英国花了很长时间想要摆脱对美国棉花过度依赖而产生的风险时，美国棉花产业的成功就越发耐人寻味。

简单地说，在当时，印度或中国产业的棉花以及其他产业里，现代市场还没有开始发挥作用。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所说，想要了解经济史中某个事件在某个地点和时间为何发生或为何没有发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想想谁是受益者。如果印度或中国的棉花种植者能够通过提高生产力、改善棉花质量，以及将棉花卖给英国的纺织厂来获利的话，他们就会这样做。然而，看上去他们并不能由此获利，其中风险太大，而收益微乎其微。资本主义奖励好想法、改进和原创的模式在亚洲地区根基尚弱，还未成熟。

首先，那里没有财产权，或者说，正如17世纪在印度生活的法国人弗朗索瓦·伯尼尔所写的，那里没有你我之分。没有使人们愿意改进过时的方法、加强学习、扩大种植面积、不断完善的激励因素。雇农受统治者支配，而统治者通常不在农场里，并且经常变化。伯尼尔写到，即便农民创造了一些财富，也要将这些财富藏起来，以免被敲诈或被查获。

文化层面上，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统治中国的清朝对西方所有的事物展现出厌恶的情绪，并因此拒绝做出整体的调整或改变。换而言之所有中国的“伊莱惠特尼式”的人物都没有尝试的理由。

当然，从表面上来看，美国棉花产业成功超越印度和中国好像应归功于奴隶制度。1853年，一位观察家断言：美国棉花种植者的“优越感”来自他们“通过家长式管理的家庭奴役制度得到的廉价且可靠的劳动力”。当然，是奴隶制度使美国的棉花种植园能够生产如此大量的棉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制度下，同样也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被迫无偿劳动却不敢反抗，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从未被组织起来生产大量的棉花以供出口呢？

因此，尽管通过奴隶制度，美国种植园主避开了劳动力市场风险，但它还是无法解释为何其他国家没能抓住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会。财产权、激励措施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的东西，是支撑工厂式棉花生产的必要体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今，管理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也仍是许多贫穷的产棉国要面对的挑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所有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贝宁的“伊莱·惠特尼”们，仍然没有找到尝试发明新方式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