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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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24)

推求以上诸风气,或者因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对于某种科学特别喜欢,弄得窄,有似显微镜看原始动物。欧洲方面应该如此,因为大题目让前人做完了,后学只好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原不问其重要与否。这种风气输入中国很利害。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大家都往这方面发展。这固然比没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不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做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这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寅 社会科学史的做法(略)

卯 自然科学史的做法(略)

己 文学史(略)

庚 美术史(略)

第五章 文物专史做法总说

本来想在这一学年内讲完《历史研究法》,现在只讲了一半,时间不许再讲下去了。本来想把文物专史的做法都详细讲,因为有些方法还不自满,所以上文有的讲了做法,有的没有讲做法,有的连大略都不曾讲,只好待将来续补,现在总讲一章文物专史的做法,做个结束。

文物专史的工作,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和其他四种专史,人、事、地方、时代——的做法都不相同。其他专史,应该由史学家担任。文物专史,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种专门学问的副产物。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所以说,文物专史不单是史学家的责任,若是各种专门学者自家做去,还好些。譬如经济史中的货币史,要做得好,单有历史常识还不行;最少要懂得货币学、近代经济学,以及近代关于货币的各种事项,然后回头看中国从前货币的变迁,乃至历代货币改革的议论,以新知识新方法整理出来;凡前人认为不重要的史料或学说,都叙述上去,这种货币史才有精彩。货币学比较的范围不很窄,尚且应有常识做基础,非有专门研究的人不能做专史。若做中国音乐史,尤其非用专门家不行;我们外行的人若去做,用功虽苦,还是不了解,许多重要的资料,无法取去。又如做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做。他们对于历代文学流派,一望过去即知属某时代,并知属某派。譬如讲宋代诗,哪首是西昆派,哪首是江西派,文学不深的人只能剿袭旧说,有文学素养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书法史,写字有趣味的人,书碑很多,临帖就知其真伪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随便拿个碑版来,不必告诉时代给我,不必有人名朝号可旁证,我都可以指出个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做书法史,也非有素养不可,否则决难做好。关于文物专史,大概无论哪一部门,都是如此。所以做文物专史,不可贪多,想一人包办是绝对不成的。只能一人专做一门,乃至二门三门为止,而且都要有关系因缘才可以兼做。如做美术史,顺带做书法史、雕刻史,或合为一部,或分为三部,还勉强可以做得好,因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关系;但必须对于三部都有素养的人,才可以做得好。想做文学专史的人,要对于自己很喜欢的那部分,一面做史,一面做本门学问,历史是他的主产物,学问是他的副产物。研究科学的人固然也有不作历史研究而能做好学问的,如果对于历史方面也有兴味,学问既可做好,该科学史也可做好。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一方面要有历史常识,一方面要于历史以外有一二专门科学,用历史眼光把中国过去情形研究清楚,则这部文学专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不贪多,一面治史,一面治学,做好此种专史时,可以踌躇满志。至于其他如人的专史,事的专史,则一个人尽可以做许多。这是讲做文物专史的先决问题,一须专门,二须不贪多,实在也只是一义。

其次,关于搜集资料,比其他专史困难得多。其他专史虽然也不单靠现存的资料,但其基本资料聚在一起,比较的易得。如做一人的专传或年谱,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资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资料可以得着;和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范围相当的确定。无论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复杂,做专史或年谱都可以开出资料单子,很少遗漏。至于事的专史,在公文上、传记上、文集上,资料的范围也比较的有一定。文物专史则不然,搜集资料,再困难没有了。若是历代书志有专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门,前人做过许多工夫的,比较的还有相当的资料,但仍旧不够。即如经济之部,各史“食货志”及“九通”关于食货一门,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资料,但总不满足,非另求不可。书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难,若没有又如何?如书法,绘画,在史书中,毫无现存的资料。现在讲画史的,虽有几本书,而遗漏太多。做这类专史,资料散漫极了。有许多书,看去似没有关系,但仔细搜求,可以得许多资料。如讲经济状况,与诗歌自然相隔很远,其实则不然。一部诗集,单看题目,就可以得许多史料。诗是高尚的,经济是龌龊的,龌龊状况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许多状况,正史中没有而诗集中往往很多。做经济史,不一定要好诗集。诗虽做得不好,而题目、诗句、夹注,往往有好料。诗与经济相隔这么远,尚有这么多史料;所以做文物专史,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资料。不过也不是凡有资料都可以用,须要披沙拣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费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没有关系。预备尽生平的心力,见到资料便抄下来,勤笔勉思总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床上看书,看见了可用的资料,折上书角,不能写下来,另日著书要用这种曾经看到的资料,大索天下,终不可得。所以此类工作,须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烦。记下一点资料,固然没有用处;记得多了以后,从里边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来。顾亭林做《日知录》,旁人问他近来做了几卷,他说别来数年不过得了十余条,抄别人的书如收罗破铜烂铁,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谨取,如上山开矿,所以很难。顾氏做《日知录》的方法,起初看见一条,札记了若干年后,陆续札记了许多相类的资料,加以思想,组织为一条。我们做文物专史,非如此耐烦不可。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死了以后,遗稿流传出来,一张一张的纸片,异常之多,都是在什么书看见了两句,记出来以后,又加上简短的按语。新近广东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实则他一生的纸片,不知有好几百万张。我正打算设法找来,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学的方法。我们认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关于文学专史方面的,非做此种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制成极精的蜜糖,才是有价值的著作。文物专史之所以难做,这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