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开国(2)
太宗建立清代时之意识，据《东华录》所载如此。此合后来记载，有可考证者数事：（一）太祖时已定国号为金，或称大金，亦称后金，是犹以女真先世帝号为荣，欲为绍述而已。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顾其金之改为清，意义何在？余向者持论，谓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闻者驳之，谓金清非同音字，金为侵覃韵之合口音，与庚韵之清大不同。吾以为女真何知音韵之学，从其效汉语时所肖之音，音近即取之，故效汉语呼夫人，则曰夫金，旋作福金，又作福晋。金与晋固非音韵学家所谓同音，金与晋及人字，不更相距尤远乎？而满汉译文可以相通，何必金之不可为清也？然此究为无据之空谈。近乃得一确证，满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之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文称大金天聪年，其满文即终清世之大清字样。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有确证矣。（二）太宗追尊先代。太祖本已用汗与帝并称，显祖以上，乃仅称王号。后至顺治五年十一月，始定肇、兴、景、显四祖之称。在太宗时，惟[唯]以始受明都督官职者为始祖，谓之都督孟特穆。其近代则自高祖起，为追尊所及之限，故此时所封庆王，后来所尊为兴祖，不必有何勋望。无[毋]庸疑其为建州左卫以外，别有传说。（三）当太宗时，高曾祖考，俱在四亲之内，不应祧法。其以高曾祖三世，与始祖俱安奉后殿者，以别于手创大业之太祖而已。后世乃以后殿为祧庙，此中国士大夫之礼学，实非太宗所知，顾一成不改，遂为清一代之庙制。自雍正以后，显祖以上适在可祧之列，遂以后殿为祧庙耳。（四）后殿神位，原有五座，武功郡王礼敦，俨然与四祖并尊。此亦当时草昧之制。后于崇德四年八月，退礼敦为配享之列。此惟[唯]见《清史稿·礼敦传》，而清史于乾隆间补武功郡王等列传，直以礼敦为崇德元年即配享太庙，配享则应在两庑。且《东华录》对崇德元年，亦明言配享者为费英东、额亦都两人。时但有功臣配享，未知有宗室配享也。盖至崇德四年而稍悟庙制之非，后殿乃独存四祖矣。（五）崇德建元，实是纪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聪皆尊号，非与一国臣民纪年之用。说已见前。
太宗之建清国，其动机在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玉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林丹汗为元顺帝后，居察哈尔逼明边，明谓之插汉，自以为蒙古大汗。虐视近边蒙古诸部，为诸部所不附。清于天聪八年，以兵逼林丹汗走死，逾年得其传国玺，乃定立国之计。先由诸王贝勒偕已附之蒙古部落劝进，并告朝鲜，使预劝进之列。朝鲜忠于明，不肯从。太宗既改号，首伐朝鲜，灭其国，胁其君伏罪而复置之，自是朝鲜不敢复通于明，称臣质子，永为清属国矣。明方苦于内乱。崇德二年，即明崇祯十年，既下朝鲜，明年即复入塞，明督师侍郎卢象升战死。又明年，移蓟辽总督洪承畴御清，内乱益炽。承畴与清相持于宁锦，太宗攻之累年，以崇德七年二月克松山，承畴降，遂下锦州。冬十一月，又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州县，至明年四月乃北还。时为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势力已遍及中原，明祚岌岌，而太宗以其年八月初九日庚午崩，世祖以六龄嗣位，遂为代明有国统一华夏之主。
第三节 世祖
世祖名福临，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袭父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郎同辅政。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扰，累犯关外诸城，然不能薄关门也。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师内城，帝自经。自成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启摄政王入定中原，略言：
上帝潜为启佑，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中原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我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今日当任贤以抚众，使之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往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风声翕然，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王于众论，择善酌行，闻见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于入边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
文程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摄政王时非一人，故文中累称摄政诸王。清侥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足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唯文程，降臣中唯洪承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此文为文程预定大计之始，盖犹但料明之必亡，尚未知明帝之已死也。《东华录》所载如此。清《国史》本传已修饰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虽未见初修之《太宗实录》，要知《东华录》中文程之文，必犹近原状，以其暴露清军以往之态度，尚非有成大业之志，必为后来之所讳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劲矣，招降纳叛之道得矣，唯要结关内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钞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为言，多尔衮深纳之，此为王业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丑，赐多尔衮大将军敕印。丙寅启行，十三日庚午，次辽河，已知北京破。以军事咨洪承畴，承畴上启，略如文程指，皆为清有天下之大关键。而多尔衮之能听受，则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质也。承畴略言：
我兵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诛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流寇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府库西遁，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庶逆贼扑灭，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明守边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来攻，流寇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
承畴此言，已知自成据京师，犹未料其先已东来及吴三桂导引入关，并不用马步迭代之法。悬兵度险，天之所启。事半功倍。然承畴固老谋深算、久熟内情之言也。
先是京师日危，明用蓟辽总督王永吉议，弃关外诸城，召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三桂徙宁远兵民五十万众而西，抵丰润，闻燕京已陷，不敢前。自成拘三桂父襄招三桂，而遣降将唐通、白广恩率兵向关门。三桂闻家口被掠，怒作书绝父，且急遣使至多尔衮军前乞师。多尔衮时尚未至宁远，得书即进，途次复得三桂趣[促]进之书，兼程而行，距关十里。自成以三桂抗不受招，自将精锐二十万东击三桂，又令唐通等前锋二万骑绕出关外夹攻。多尔衮逆击，败通等于一片石。翌日，师至关，三桂出迎，大军入关。自成率众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军少，不及自成之半，多尔衮命三桂兵居右，满洲兵在其左，令曰：“敌阵大，首尾不能顾，可鳞次集我兵，对贼阵尾突之，必胜。”三桂受命，先搏战当之，风沙中咫尺莫辨，力斗良久，军士呼噪者再，风旋止，满洲铁骑横跃入阵，所向摧陷，自成方挟明太子诸王于高冈观战，俄尘开，见甲而辫发者，惊曰：“满洲至矣。”遂土崩，逐北数十里，斩获数万。自成离京师，焚宫殿，载辎重西走。多尔衮令三桂及阿济格、多铎兼程追击，勿入京。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令关内军人皆剃发，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榜谕官民以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自关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窜山谷者，皆还乡里剃发迎降，用文程、承畴等言也。
五月初二日己丑，多尔衮至燕京，故明文武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多尔衮入居武英殿。盖宫殿遭焚残破，唯此殿独完也。翌日庚寅，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寇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又翌日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初六日癸巳，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初八日乙未，阿济格等报及李自成于庆都，击败之，追至真定，又破走之，近畿诸郡县皆降。二十二日己酉，葬故明庄烈帝，后周氏，妃袁氏，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并如制。先是，三月二十八日丙辰，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至是用帝礼为改葬也。至七月庚子，并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司守护焉。
霸者假借仁义，亦可与王者同功。要其优礼前代之意虽假，而于宽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图苏息，则事实不可诬也。当天命、天聪间，未尝不厚结关外之人及关内来归之人，然未能推此意于关内。观其累次犯塞，辄挟告天七大恨榜文，向关内军民布告，此于收拾人心有何益处？岂明之军民见此榜而代为不平，亦有仇明顺敌之意乎？固知天聪以前，清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崇德改元以后，亦未见若何改观。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师，居然大异于昔。多尔衮于征朝鲜时，《朝鲜实录》中载其举动，在满洲中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而其最大之献纳，莫如范文程，节录文程清《国史》本传如下：
文程从师渡辽河，吴三桂来乞师，文程曰：“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复言：“好生者天之德，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义安百姓不可。”于是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既败流贼二十万于山海关，我兵长驱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谕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惟[唯]闯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师入北京，建议备礼葬明崇祯帝。时宫阙灰烬，百度废弛，文程收集诸曹册籍，布文告，给军需，事无巨细，咸与议焉。
以上见摄政王之所行，皆文程之所议拟。其尤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则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乐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赋为祖训，为定制，此则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与契合可想也。《文程传》又言：
明季赋额屡增，而籍皆毁于寇，惟[唯]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于直省求新册，文程不可，曰：“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岂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除天启、崇祯年间诸加派，民获苏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