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1)

“中国的史学要发展，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这是1993年3月，黄仁宇先生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赠书时，在他的那本《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的扉页上所题的赠语。

有意思的是，在黄仁宇先生的题赠下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句话：“又何止是中国的史学？”尽管这位同学乱写乱画的习惯实在不敢令人恭维，但他的反问倒也不乏深刻。

在以下的各专题中，将按照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详细讨论他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如果说前面的两个专题是高屋建瓴地鸟瞰，那么以下的各专题则是追根究底地剖析。两方面的内容各有精彩之处，都需要很好的理解。

周公摄政：确立中国的封建制度

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

——黄仁宇《李悝》

前面已经说过，黄仁宇先生并没有分出专章来分析周公。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点地提到他呢？原因很简单，周公实在是太重要了。黄仁宇先生虽然没有专门讲他，但在很多地方，却屡屡暗示他的地位。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由于周公创造的“井田制”和“宗法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而这正是第一帝国，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这种重要性，我们是无法忽视的。

周公是武王的二弟。武王有五个弟弟，分别是管叔、周公、蔡叔、霍叔和康叔。武王夺取商王朝的政权后，大批分封子弟。其中，管叔、蔡叔等人均被分封到外地，而唯独周公没有分封。这主要是由于在武王看来，诸弟之中，只有周公最贤能，所以留在身边，辅佐政务、统筹大局。

但是，周武王在夺取政权的第二年就病死了，刚刚建立的西周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按照当时的继位方法，要么是“父死子继”，要么是“兄终弟及”。立贤的例子，不是没有，但绝非常态。这样一来，如果传弟，则应传给管叔；如果传子，则成王尚幼。无奈之中，周公开始了摄政生涯。

这时，管叔等人对于王位传承心怀不满，又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之心，于是联合了商纣王之子武庚等人，起兵反周。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及时做好了安定内部的工作，便亲领大军东征。他首先集中兵力诛灭了武庚，又杀死管叔，流放蔡叔，消除了叛乱的中心势力，经过3年苦战，相继平定了东方诸侯。这次战争的规模，相较于武王伐纣，要大得多，战斗也艰苦得多。经过这次战争，西周的灭商事业才最终宣告完成。

周公对于成王的教育，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这其中就有关于桐叶封地的故事。据说有一天，成王和一位堂弟玩耍时，正巧有一片梧桐叶从树上掉下来了，成王一时高兴，对这位堂弟说：“我把梧桐叶作为你的封地封给你了。”但过后成王也就忘了。不料周公听说了这件事，对成王说，“君无戏言”，说出去的话，一定要执行。结果这位堂弟被封到“唐”，也就是现在太原地区。关于这件事，文学家王安石还曾撰文对周公进行批判，认为没有必要对小孩子说的每句话当真。不过我想，让成王从小学会说话算数，虽然对于国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尚书》中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礼作乐说是在六年有失牵强外，其余大抵是正确的。

周公于摄政7年后，将国家大权归还给成王，以表明自己甘心摄政，而没有想到要篡权的意思。这就是以后历代权臣总想以“周公”自命的原因。后人还曾写过一首诗，大意是如果周公在还政之前去世，或者王莽在篡位之前病死，就会出现“一生真伪有谁知”的尴尬局面。当然，历史也并不是如此这般的随意。周公对周朝的贡献虽大，但他的子孙却并不能从他那里继承多少好处。他临死之前，将召公推荐给成王，结果在他去世后，召公家族的人掌握了国家大权，势力压倒了周公子孙。

前面已经说过，周公是“井田制”的开创者。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井田制是什么样的呢？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制，古代的垦田相当有限，一般说来，都大致集中于都邑的周围。这些开垦出来的田地，大都土地肥沃，并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非常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标准的井田。井田的疆界，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100亩（约合今31亩多），作为一个耕作单位，称为“一田”。这也是当时一个男子劳力所能耕种的标准。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十成”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单位的例子。

很显然，如此标准的样板，要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推行，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既然如此，那么井田制的名称得以存在，并且又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原因何在呢？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

宗法制度对于评价周公的地位也相当重要。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而宗法制的完备，正是周公摄政时期。依据宗法制度，周王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王室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权和族权。天子按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

天子之下有诸侯，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也建成新的宗庙，他们也将土地进行分封，自己则成为这一支的宗子，但相对于天子而言，则是“小宗”。同样，卿大夫也进行同样的行为。而士以下，则是一般的平民。这种层层分封，使族权和政权合一。各个阶层的人就会在宗法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位置既定，相应的等级约束及权力大小也就相应确定，于是，伦理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就建立起来了。黄仁宇认为，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统治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土地当然也不能买卖。否则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基础，封建制度也就会垮台。

由此可见，周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乃是由于他的“井田制”和“宗法制”，而确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但是，这种制度不是没有它的问题，因为它使得中国自西周时期起，就形成了一种现象，即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经年不止，亿万军民仍不能在数字上管理。

孔孟之道：从“克己复礼”到“百家争鸣”

《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

——黄仁宇《孔孟》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祖原为宋国贵族，后逃难到鲁国。他的父亲曾做过鲁国的大夫。传说孔子是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在郊外“野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时的风气还相当开放，存在着类似于现在流行于甘肃等地“花儿会”的情况。所以有时候想来，为什么后来宋代的理学家们，面对祖师爷的这段身世，居然会想出那种“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口号，也真是有点莫名其妙。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中年以后，还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后升任司空、司寇（主刑狱官，其职责是驱捕盗贼和据法诛戮大臣）等职。这其中，最有名的事，就是他上任不到7天，就诛杀权臣少正卯，大快天下人心。去职后，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晚年又回到鲁国。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

前面已经说过，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也就是说，尽管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的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一切事情，仍以道德的名义进行，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还没有揭掉，所以孔子对当日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

相对于后来的孟子，孔子就会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

由于孔子一生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所以花了大量的力气来探究夏、商、周三代变革的历史，得出了“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结论，意思是说，三代的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的方面没有改变。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周王朝也将百世不替地延续下去，周天子的权威必须恢复，诸侯、大夫等人的僭越应该结束。

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又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在孔子看来，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也就是“正名”，乃是达到天下有道的有效手段。那么，怎样实现“正名”呢？孔子认为，不能单靠政治手段，也就是说，要在“刑”、“政”之外，借助于“德”和“礼”，而且要把后两者视为首要的统治手段。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治刑罚的手段来统治人民，只能免于犯罪，却没有自觉惭愧之心；如果用道德和礼教来引导人民，人民不但自觉惭愧，而且会真心归服。

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就犹如北极星受众星拱卫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