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中国人的迷惘(11)
如果对方汇报了，那么又有以下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领导认为他能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做得完全正确，非但没批评他、没处分他，反而当众表扬了他。并且强调在特殊情况之下，既要保障“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也要兼顾人民群众之方便；另一种可能是，领导既没对他进行警告、批评乃至处分，也没表扬，什么态度也没有，将事情压下了；第三种可能是，对那位“放行”的小武警战士进行严肃甚至严厉的批评，给以处分，为的是惩一儆百。
三种可能中，最大的可能是哪一种呢？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第三种情况。
交通管制是为了什么？为了确保首长们的车辆通行时绝对安全。确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怎么才能做到？那就必须提前戒严。身为武警战士，执行的正是戒严任务，那你为什么还要违反命令放人过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顺着这一种思想惯性思想下去，会思想出各种各样后果严重的“万一”来。
总而言之，若不处分，行吗？
结果小武警战士的命运就注定了特值得同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有人同情他，那同情对他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尤其是，如果他的直接领导是一位新上任的领导，那么采取最后一种态度的可能性几乎会是百分之百。不一定坚持给予处分，但批评和警告是绝对免不了的。
新上任嘛，来日方长，不重视执行命令的严肃性还行？
于是，会释放一种信息——为了确保“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特殊情况的，一切人的一切要求、请求，不管听起来、看起来是多么的应该予以方便，那也是根本不能给予方便的……第二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会很小。有的前提必是——那个小武警战士的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心想多大点儿事呢，一直对下属要求严格，这一次就别太认真了吧，于是息事宁人地“嗯嗯啊啊”地就过去了。又于是，那小武警战士侥幸避过“一劫”。这种结果，只能是恰逢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连即将晋升都会是另一种结果。让我们假设他的直接领导者是位排长，他听了一名战士的汇报，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态度呢？那么，态度无非两种——一种是自己行使批评警告的权力，事后却并未向上一级领导汇报；一种是既然实行了批评警告，作为一种擅自违反保安命令的现象，自然还须向连长汇报。而一旦由排长汇报给了连长，再由连长汇报给了营长，那一件事，极可能就成为全团进行职责教育时的反面典型事例了！
可是依我想来，它多么应该成为这样一件事啊——当大娘讲完自己要过桥的理由之后，小武警战士礼貌地说：“大娘，我在执行任务，不能搀您上桥了，您二老别急，慢慢上台阶，慢慢过桥去啊！”
如果当时的情况竟是这样，那么周围的人自然也就不会七言八语地训他了，内心里必会觉得到一分这社会的温暖了。那老大爷，自然也就不会郁闷到极点地哼出那么一声了。
明明可以这样的，为什么就偏偏没这样呢？
想到这里，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的概率几乎为零。
并且接着做如是想——即使我是那位小武警战士的排长、连长或营长，我内心里本是要这么表态的——他做得很对啊！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应兼顾到人民群众的方便，希望大家以后向他学习！
可是，我真的敢将内心里的这种态度变成既欣慰又热忱的话语说出来吗？
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我会顾三虑四。
如果，我的话传到了我上级的耳中，他们根本不认同我的思想呢？
或者更糟，我的战士们接受了我的思想，在某一次执行“交管”任务时，遇到类似情况，也好心地放行了，结果出事了呢？比如正值“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过，被好心放行的人，从怀中揣出什么标语，“唰”地从桥上垂将下去；又比如，看去那么温良的大娘或大爷，一旦上了桥，却要往桥下跳呢？当下社会矛盾多多，谁也没法预知别人是否纠结于什么矛盾之中！……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那“万一”一旦发生，一名小排长兜得住其重大责任吗？
从那日以后，我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所一向秉持的——要用人文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创作，以包含人文主义元素的作品影响人们，进而改变社会风气的坚持，好生的灰心丧气。
并且，感觉到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因为我为之再三思想的这一件事，“大公仆”们肯定从不知晓。
“人文”之社会元素是什么？
以最具体、最起码的理解来说，无非便是人人都较自觉地使我们每个人天天生活其中的社会大家庭里增添一些能使人心暖和一下的想法和做法而已。
“人文”之社会元素在哪里？
它首先在人的头脑里，体现为一种思想；随之要注入人的心里，体现为情理；再之后变为言行，体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可要使我们国人的头脑里也有几分“人文”思想，怎么就这么难呢？
试问诸位读者，如果你是那位小武警战士，你当时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他的领导，你听了汇报之后，又会如何表态？
而同样值得同情的，我认为也包括“大公仆”们。
因为我相信，他们如果预先知道，或事后知道，由于他们的出行，一位大娘憋了一泡尿，却不能赶紧过一座跨街天桥回家上厕所，他们要不生气才怪了呢！
但他们预先当然不会知道。
事后当然也不会知道。
在中国，“人文”二字的朴素原则，正是被如此这般地解构的。
好比从前中国孩子用几块石子就可以在地面上玩的游戏——“憋死牛”……
11.一位“城管局长”的自白
读罢《我是城管》，头脑中依次而迅速地产生两种联想。
首先联想到的是两部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和《撞车》；随之联想到的是——《我是城管》如同一份起诉书。
看过《撞车》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大获好评的美国电影，获奖多多。在我的印象中，《警察局长的自白》则似乎是美国与意大利合拍的。即使我记错了，对于这篇评论也无关紧要。
《警察局长的自白》塑造了一位依法办案的警察局局长。但是在他任警察局局长的那一座城市，依法办案谈何容易？因为他所面对的，除了以正派公民甚至优秀公民的姿态招摇过市的黑恶势力的利益追逐人物；还有与黑恶势力相勾结的政府官员们、商业老板们；他们所雇用的打手们、杀手们；俨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实际是他最阴险也最危险的敌人的检察官。
而他是孤独的。
在斗争中，他起初还有忠诚的属下可倚重，但他们后来不是被杀害了，就是被收买了，背叛了。最终，他成了孤家寡人。
结局是，绝不放弃使命的警察局局长被陷害入狱，并被预先以囚犯身份潜伏狱中的杀手杀死……在这一部电影中，主要情节也与城市管理有关。具体而言，与有限的城市土地所日愈升值的金钱交易有关。
如上所述，《警察局长的自白》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悲剧现实主义电影。
我之所以立刻就联想到了这一部电影，乃因周亚鹰的《我是城管》，字里行间也充满了现实批判性，对城市管理的忧思以及清醒、理性并且富有建设性的构想；因问题成堆而感到的焦虑；因有时陷于几乎无能为力而感到的孤独与愤懑，还有对于乏“城市意识”可言的形形色色之人的失望。
然而有一点却肯定是不同的，即电影中的警察局局长的孤独是宿命般的不可逆转的孤独。而身为县级市城管局局长的周亚鹰的孤独，却不过是一时的，是一心想要尽快解决问题而愿望与现实难以同步所产生的孤独感。从本质上说，那还不是真的孤独。因为县委书记，县长都支持他，当然也意味着县委、县政府是支持他的。有了这一种支持，县委县政府的职能部门是尽量配合他、协助他的。他的属下也是完全服从他的指示与调遣的。只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难处。
故也可以说，周亚鹰同时又是幸运的。简直还可以说是有力量的、强大的。以更长远的眼光看，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提高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尤为重要，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各级领导不重视“城管”部门的工作是会酿错误，犯错误的。也就是说，亚鹰同志这位“城管”局长的工作将来必会受到更多方面的重视，更大力度的支持。全中国各级城市，包括他所在的那一县级城市的城管局，也肯定会更受重视，获得更有力度的支持，绝不会相反。
故我送他两句毛泽东当年赠柳亚子的诗，以解其郁闷，消其孤独感——“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再谈我的第二种联想《撞车》——这部电影的地点背影是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众所周知，美国是移民国家，纽约是世界上移民特征最显著的城市。而在《撞车》中，分单元呈现了一些平常日子发生在纽约的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事。那些事起初看似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寻常磨擦，一方或双方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个人之生计、生活问题所造成的不良情绪影响而遭遇在一起了，结果使双方的不良情绪互相刺激，于是强烈，于是升级，于是形成敌对心理。美国又是一个私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的国家，所以感觉被严重伤害的一方，每会情绪失控，最终选择以开枪讨回公正。
我非常欣赏这一部电影的编创构思。深刻而理性。最终一切危险矛盾，皆由人之情绪的调整而止于尸横两处，血溅数尺的悲剧发生之前。
我认为，在中国，类似《撞车》中的情节的事，几乎每天都上演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而在那类事中，尤以“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为最经常。也可以这么说，双方几乎每天都发生行为“撞车”。如果一方或双方那时都受不良情绪之困扰、影响，不良冲突往往呈现街头，甚至会演变为流血场面。
亚鹰在《我是城管》中，对此点多有描写，真实可信，此不赘述。
我建议亚鹰自己先看一看《撞车》，也让自己笔下的城管队员们看一看，讨论一番。
我觉得，中国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体现为一种中国之当下宿命。是中国之当下宿命，将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以无形的不可抗力似的强力挤压到了一起，想不被“矛盾化”是不可能的，想杜绝冲突也是不可能的。故我进一步认为，对于城管一方，同样是宿命性的角色。对于被管理者，尤其为了生计而心生对抗情绪的被管理者，境地也是宿命性的。
既然矛盾冲突是宿命性的，也就只有尽一切可能不使矛盾升级，不使冲突激化。
城管是执法一方，因而体现为强势一方。哪怕强势一方有百种道理，一旦执法行为稍显过激，舆论也断不会倾向于城管一方。所以，忍往往被视为城管人员素质的高标准。但不能指望每一名城管队员都是大肚弥陀。即使极善于忍的城管队员，也有一忍二忍三忍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我是城管》中，对忍也是有保留看法的，并讲述到了一些以“智”实现管理目的之方案。
我认为“智”在城管队员的素质标准中，理应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培养。“智”加上“仁”、“诚”，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也许会一定程度地改变。作为城管局局长的周亚鹰，事实上已在尽量发挥自己智性管理的能力了，比如他对广告牌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很智慧地作为了一番。但依我想来，何不在必要之处，留下几块城管可以对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进行温馨提示和教育的宣传栏？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是多么需要教育无须多论，由城管部门担负起教育的义务责无旁贷。周局长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值得赞许，但设想一下，若能与小摊小贩们也定期举行见面会，听听他们为生计所迫的苦楚，帮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生计困难，那效果会是怎样的呢？
最后我来说说，我为什么对《我是城管》有种起诉书般的印象？
因为，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自我（也代表城管队员们）辩护和指控般的意味。
这不是否定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是《我是城管》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成功之处。我是认可并喜欢这一点的。该自我辩护时，为什么不呢？理直气壮有什么不对呢？
中国之发展太快，尤其近二十年，所谓城镇化、城市化的速度突飞猛进。小镇恨不得一两年内就变成县城；县城恨不得一两年就变成地级城市；而地级城市也都各有扩大规模、增加人口的强烈冲动。
但许许多多小镇、县城、地级城市并没有做好突飞猛进的种种准备。急迫地一心要脱胎换骨变为城里人的农民，其实也没有做好意识转变的准备。
于是两种冲动，即城市本身的发展冲动，与农民急迫地要变为城里人的冲动，将城管队员与农民推到了几乎只有互相“战斗”的“前线”。
对急于变为城里人的农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为了生计而进城占道摆摊的农民，是无奈的。
对城管队员们，则是无辜且委屈，没辙的。
谁之过？
不能说是发展之过。
只能说是速度之过。
一言以蔽之，都是速度惹的祸！
但起诉“速度”没有用。它既不应诉也不辩护，更不会现形于法庭，与“城管”部门对簿公堂。
再一言以蔽之，“城管”干部和队员与严重缺乏“城市意识”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战斗”，是极“中国特色”的一场“战斗”，也必将是一场“持久战”。
而我真心希望中国像周亚鹰这样的“城管”局长多起来，那么，“武斗”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由“文斗”而文明理论，互相理解、体恤的好现象就会多起来！
周局长，向前看！
明天风光无限好，你的家乡城的人们会因你的努力而感激你的！